| 词条 | 《收获》 |
| 释义 | § 概述 《收获》 《收获》在1957年7月24日由巴金和靳以创刊，是新中国第一本大型文学双月刊杂志，属于中国作协主管。创刊之后，靳以负责具体事务，巴金侧重组稿。1960年5月，我国处于三年困难时期，《收获》被迫停刊。1964年，《收获》复刊，由上海作协主管，仍为双月刊，由巴金担任主编。1966年5月，《收获》因文化大革命被迫停刊。1979年1月，文化大革命结束，《收获》再次复刊。 《收获》“发刊词”提及刊载的作品，应符合六个“有利于”的政治标准及呼吁作家“不仅应该是有灵魂的人，而且应该成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以作品来建立和提高人民的灵魂”，提倡作家可以选择不同的风格，不同的体裁，不同的形式，甚至不同的流派。今天读来，仍颇有现实意义。 《收获》创刊号上的作品掷地有声。被誉为“民族魂”、现代文学旗帜的鲁迅，于1924年7月在西安讲学时的《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记录稿，作为创刊号的开篇，颇有深意。“长篇小说”有作家艾芜的《百炼成钢》、康濯的《水滴石穿》；“剧本”有剧作家老舍的《茶馆》；“童话”有著名儿童文学家严文井的《唐小西在“下一次开船港”》；“诗”有著名诗人冰心的《我的秘密》、作家严辰的《苏联行》；“短篇小说”有作家沙汀的《开会》、刘白羽的《我们的早晨》；“电影文学剧本”有作家柯灵的《不夜城》，以及巴金的《和读者谈谈“家”》等大家力作，夺人眼球。 《收获》是新中国第一本大型纯文学杂志，其视点敏锐，注重观念的更新，有一定理性思辨色彩、深邃的人文精神，能够传递丰富的文化感悟，深为人们喜爱。当代文学史上有影响的作家，几乎均与《收获》有过亲密合作，如冯骥才的《啊！》《神鞭》、王蒙的《活动变形人》、柳青的《创业史》、金敬迈的《欧阳海之歌》、谌容的《人到中年》、陆文夫的《美食家》、叶辛的《磋砣岁月》、苏童的《妻妾成群》、路遥的《人生》、王朔的《动物凶猛》、莫言的《师傅越来越幽默》、周梅森的《国家公诉》、余华的《活着》等都在《收获》杂志上与读者见面。 《收获》是几代人的文学图腾，《收获》是一根标杆，《收获》是中国当代文学的简装本。[1] § 大事记 《收获》 1957，“老作家的新收获” 《收获》的创办是由时任中国作协负责人的刘白羽提议的。刘白羽曾回忆，“三十年代的《文学季刊》就卓然不群……我们为什么不恢复这样的刊物，由巴金、靳以来编……我说服了中宣部的领导，但是领导同志说：不一定都在北京，上海从前就是文化中心，可以在那里出，更何况巴金、靳以都在上海。”钟红明还补充说，当时许多老作家都创作了大量作品，发表的刊物却很有限，所以急需这样一个大型的载体；《收获》刊名的原意，即为“老作家的新收获”。 于是，《收获》成为一个独特的文学刊物：中国作协主办，编辑部却设在上海，有上海和北京两个编委会。肖元敏和钟红明介绍，1957年7月24日出版的创刊号由钱君匋先生设计，封面采用厚重的紫红色，字体则不是美术字体，创刊号厚达328页。 创刊号《发刊词》的第一句话是：《收获》的诞生，具体实现了“百花齐放”的政策。而第一期的带头文章，是未发表过的鲁迅的《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艾芜的长篇《百炼成钢》和康濯的《水滴石穿》、老舍的三幕话剧《茶馆》、柯灵的电影剧本《不夜城》。 此后，这个时期的《收获》刊发了如《大波》、《上海的早晨》、《野火春风斗古城》、《平原枪声》、《创业史》、《山乡巨变》等长篇小说和《林则徐》、《蔡文姬》等剧本。 1959年11月，主编靳以先生因病去世。1960年5月，《收获》停刊，理由是“三年自然灾害”。不过，钟红明说，自然灾害是一个原因，当时还是《收获》读者的现任主编李小林回忆，她看到纸张都慢慢变黄了，因为纸的质量越来越差。但当时政治上也是很敏感的时期，后来人们评价说当时的《收获》是“统一战线的体现”，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解释了停刊的原因。 1964，“大毒草” 1964年1月，在大家的呼吁和努力下，《收获》复刊，但换成了由上海作协主管。这个时期发表了《艳阳天》、《欧阳海之歌》、《大学春秋》等作品。 这段简短的历史却更加惊心动魄。在1962年5月上海第二次文代会上，巴金发言说自己这些年来“讲得多，写得少，而且写得很差”，并且做了《作家的勇气和责任心》的谈话。当时主管上海市宣传的张春桥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对巴金不枪毙就是政策，枪毙与不枪毙就在一线之间。”但巴金和靳以开启了《收获》的追求：创建一股百花自由竞放的阵地，多出作品多出人才。即使在压力重重下，在“文革”中，战战兢兢，依然初衷不改。 “《收获》虽然只是一本文学期刊，但她的发展历史也是时代的晴雨表。”肖元敏说，看当时杂志的目录，很多都是直接转载的政论性文章，“杂志都排好了，上面就下一道命令，让你发社论。看目录就可以知道当时办杂志的压力和发作品的无奈。没有办法。” 随着周而复在《收获》上发表的《上海的早晨》被四人帮批为“大毒草”，一批在这一时期登上《收获》的作者被打倒，《收获》也没有逃离历史的厄运。1966年“文革”开始，5月，《收获》被迫停刊，编辑部成员都被下放。 1979，“新生” 第三个《收获》从1979年1月开始。但其复刊号的总期数为15期，和“文革”前的14期是首尾相连，而1957年《收获》的那18期《收获》，则不被纳入它的总期数内。 有人据此发出疑问：它们难道不是一家吗？难道《收获》的历史并没有50年？钟红明说她也很纳闷当时为什么把期数写成了“15”，可能是失误，但三个《收获》为一家是毋庸致疑的。因为1960年第一次复刊时，主编没变，编辑部成员也没变，只是主管单位变成了上海作协。 但1979年再次复刊时，主编还是巴金，编辑部成员却全换了。肖元敏回忆，当时是萧岱、吴强(《红日》作者)、李小林等人。萧岱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著名诗人，当时已经70多岁了。 但《收获》很年轻。”在《收获》50年纪念特刊的目录上方，巴金的亲笔字迹很醒目：“《收获》是向青年作家开放的，已经发表过一些青年作家的作品，还要发表青年作家的处女作。” 这是《收获》的“新生”，从此，一部当代文学史就和《收获》紧密联系在一起。1979年时，现任《收获》副主编的程永新在上海附近一个农场工作，在农场看到了《收获》复刊后的几期。“那几期上面，有冯骥才的《啊！》、从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那时候的作品非常有影响力，也不知道是谁买的，反正大家都在传看，我看到的时候，连杂志封面都没有了。”而在肖元敏的记忆中，冯骥才、史铁生、从维熙、张抗抗等“新时期文学”的代表人物，都在《收获》上集体亮相。1980年评选的“首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中，有6篇作品发自《收获》，占总获奖篇目的1／3以上。 1988，传奇 上世纪80年代末的那场先锋文学浪潮，更是《收获》历程中不得不说的故事。钟红明说，几天后即将出版的2007年第5期《收获》上，就是“向80年代致敬”的纪念专刊，因为那个时代最有才华的作家，写出了他们成名并流传至今的作品。那个时代的文学盛况和作家质量，是《收获》也是中国文学的传奇。 钟红明介绍说，上世纪80年代中叶开始，小说的叙事和语言中都崛起了新的美学原则，以前所未有的姿态进行了叙事革命、语言实验和生存状态3个层面的探索，对文坛形成强烈的冲击。这批作家的共同特点是寂寂无名屡屡碰壁却才华横溢。肖元敏说，当时还有别的刊物问自己：余华的作品能发吗？他吃不准。她的回答是：“反正我们已经定了要发了。”而格非刚刚大学毕业，他拿着自己的小说冲进了编辑部，程永新接待了他，他从此成名。 一连串的名字首先出现在这一时期的《收获》杂志上，1988年、1989年《收获》的两次青年文学专号隆重推介先锋作家群，马原、余华、苏童、格非等非凡的想象力和精妙的叙述语言，打开了中国文学另一扇宽广的大门。 这一时期的《收获》成为新人亮相并为文坛瞩目的最重要的舞台，许多作家的处女作和成名作刊发在《收获》上。苏童说：就像梨园艺人忘不了初次粉墨登场的舞台，他至今难忘屡次投稿碰壁后，《收获》给他的知遇之恩，或许是提前了一两年，或许是在关键的时刻把他推上了文学舞台。余华说：“我和《收获》有着唇齿相依的关系，我有三分之二的作品都是首先在《收获》上发表的。如果我新创作了什么作品，第一个想发表的地方就是《收获》。” 此后，《收获》刊发了大量在当代文学史上引起重大反响的作品，《浮躁》、《活着》、《九月寓言》、《丹青引》、《许三观卖血记》……王安忆超过20次登上《收获》，代表了她各个时期的变化。 2007，涨价？ 人们能记得1988年“先锋文学”的耀眼，却可能忽略了《收获》经营的暗淡。这一年，《收获》是借债度日。自1986年第1期开始，《收获》率先作出面向市场的抉择，自负盈亏，没有拨款。而巴金一直不愿意让文学沾染商业的因素，所以《收获》也不刊广告。两年后，纸张价格猛涨，还没摸着市场脾气的《收获》亏损严重，连发工资都成问题，于是分别向上海市作协和上海市文化基金会借钱，一共借了20多万元，才勉强渡过难关。 现在，《收获》的发行量稳定在12.3万份左右，依然是文学期刊的佼佼者，是中国作家们的必读杂志。它还获得上海市著名商标，是纯文学期刊中获此称号的唯一一家。只是，昔日韶华不再，阅读《收获》逐步成为了一种特定人群的特定品味。 一般而言，一本文学期刊发行5万份左右就能自负盈亏，《收获》的日子并不算难过。但肖元敏和钟红明还是感到压力重重：“今年国家大量关闭小纸厂，纸张又要涨价，我们该不该涨价呢？从读者角度考虑，能静下心来看文学作品的一般不会很富裕，什么都涨了，我们再涨，流失这12万多读者，就很难再回来了；从我们的角度，不涨价压力实在太大了。我们很犹豫。一个品牌倒下来，再起来就比登天还难。” [2] § 封面设计 《收获》 抗战时期，身在重庆的靳以主持《国民公报》的文艺副刊《文群》。《文群》被迫停刊以后，靳以曾经想以“文群”为名创办一份大型刊物，终于未能如愿。在靳以的书桌抽屉里，一直保留着当年请钱君匋篆刻的“文群”印章。 靳以创办《收获》的时候，再次请来钱君匋设计刊物的封面。钱君匋最初的设计稿采用宋体字作为素材，占去了杂志封面的绝大部分空间，封面的底色，从杂志顶端以极浓的暗红色开始，越往下越淡，淡到最后不能再淡告终。巴金和靳以对这个设计都拍手叫好。但是由于印刷条件的限制，钱君匋的这一创意并没有在刊物上得到体现，《收获》创刊号的封面一色到底，没有任何变化。这个设计一直用到“文革”停刊为止。 1979年，《收获》第二次复刊以后不久，《收获》再次请钱君匋设计封面，钱君匋以“198”的年代字样反复排列，作为设计的底纹，铺满整个封面，以集鲁迅所写的“收获”用黑色压在“198”的底纹上，这个设计用了一年。 鲁迅所写的“收获”刊名后来更换过一次。有人提出《收获》封面上鲁迅的字体与原件不符。由于《收获》的刊名是用手工描画的，越到后来，字体走样走得越厉害。后来替换了标准的鲁迅体，用到现在。 复刊后的《收获》内文开始配有知名画家画的插图，贺友直为陈白尘的话剧剧本《大风歌》作了插图，吴祖光的五幕话剧《闯江湖》的插图作者则是丁聪。《收获》的版式设计别具匠心，每篇作品附加的饰图也力求精致新颖。在小说的开头和结尾，请篆刻家刻篇名印章，作为装饰，代替“头花”和“尾花”。1994年第4期发表了万方中篇小说《杀人》，没有用传统的宋体字制作标题，而是请书法家张森写了隶书，“杀人”两个大字占了整整两页。 § 其主编 《收获》创始人巴金、靳以在创刊的日子里。靳以、巴金的合作开始于１９３０年代创办《文学季刊》 两个主编 1956年，中国作协党组副书记刘白羽在中宣部的一次会议上建议出版一个大型的刊物，以改变当时文学刊物多以地名命名的单调局面。刘白羽参照的样本是1930年代郑振铎、靳以办的《文学季刊》。随后举行的中国作协会议，正式决定创办这本新的刊物，主编由巴金和靳以担任。 1957年7月24日，《收获》创刊，这是一本70万字、320页的文学双月刊，定价1元4角。冰心曾经建议刊名为《创作》，靳以最终还是定名《收获》，意在表明社会主义文艺到了一个收获的季节。靳以认为，长篇小说、话剧、电影剧本在正式出版和上演之前，发表在刊物上，可以得到读者来自不同方面的意见，有助于作者进一步修改。 《收获》创刊时是中国作协的刊物。由于靳以不愿去北京，编辑部就设在上海，编好了刊物以后再送到北京出版发行。由于很多著名作家居住在北京，北京东总布胡同22号成了《收获》驻京办事处。 《收获》创刊号上有靳以执笔、巴金共同署名的发刊词：“《收获》的诞生，具体实现了‘百花齐放’的政策，《收获》是一朵花，希望它成为一朵香花……有利于社会主义祖国，是人民的有益的精神食粮。”发刊词用了相当多的篇幅写到了毛泽东提出的六大标准：“我们的刊物和所刊载的作品，应该符合毛主席所提出来的六大标准：一、有利于团结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二、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在这个明确的政治标准之下，作家可以选择不同的风格、不同的体裁、不同的形式，甚至不同的流派。 “作家不仅应该是有灵魂的人，而且应该成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以作品来建立和提高人民的灵魂。”原本第一期没有发刊词，杂志编完之后，纸型从上海寄到北京，正在北京开会的巴金突然收到靳以寄来的发刊词，巴金在文章中回忆道：“我一看便知道是为了‘六大标准’。‘六大标准’的发表无疑是一件好事。可是我却感到一点紧张，我似乎看到了一顶悬在空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今天翻看三十年前的表态文章，我还仿佛接触到两颗战栗的心和两只颤抖的手。我们就是这样熬过来的。” “反右”中，指责《收获》最多的罪名是“同人刊物”、“独立王国”，靳以和巴金都不是党员，是不要党的领导。第２期《收获》发表了巴金、靳以联合署名、靳以执笔的《写在“收获”的时候》：“在反动派残酷的统治下，我们所编辑的‘文学季刊’、‘文季月刊’和‘文丛’都先后被扼杀了。那时，我们不仅失去了编辑的自由，和许多作家一样，甚至失去了写作的自由；可是在今天，党信任我们，给我们勇气和力量，中国作家协会给我们任务，编一个大型的文学刊物，和其他的兄弟刊物兴起社会主义竞赛，这就足以证明一个文学工作者和编辑人作者，在解放前后的天地悬殊的遭遇了。”文章还对施蛰存和王若望的批评给予了回应，将《收获》与“同仁杂志”的指责划清界限。 《收获》创刊后不到半年，靳以就和大部分作家一样，被要求上山下乡到工厂农村深入生活。身患心脏病的靳以不得已选择了国棉一厂，每天上午在国棉一厂清花车间体验生活，下午赶回编辑部看稿写作。 政治风云的变幻，让靳以倍感压力。《收获》创刊时原来有13个编委，后来艾青被打成右派，很快就被调整出了编委会。靳以排定了1958年第3期稿子，正准备签字付型时，突然收到一位作者所在组织的来信，信中说这位作者有“问题”，不同意发表他的作品。靳以只得赶紧换稿。1958年第3期发表的方纪小说《来访者》遭到了严厉批判，编辑部被要求表态，在第４期杂志上，靳以增辟了“读者论坛”，刊登了两篇批判《来访者》的读者来稿，又由罗荪写了评论文章，才躲过一劫。 靳以于1959年11月因心脏病发作去世，年仅50岁。在去世之前数月，靳以终于如愿入党。由于靳以很早去世，在《收获》创刊40年时由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收获》选萃1957－1997”中，附录里的“历届负责人名单”独独遗漏了靳以，主编巴金的名字旁成了一片空白。原来是出版社一位年轻编辑在校对时，不知靳以是何许人，未和《收获》联系，就自作主张，删去了靳以的名字。 § 相关评论 50岁《收获》再现名家手迹 多少年来，在《收获》的背后始终有着一个高大的身影，那就是巴金先生。谈到与这份杂志的关系，他不断重复的话是:我只是《收获》的挂名主编，当初答应做主编也不过替老朋友靳以助阵而已。在这样的轻描淡写中显示出的是一位杰出作家的为人本色，也让我们看到了他对待朋友的纯净之心。哪怕老朋友靳以已经去世多年，但谈到《收获》，巴金必然首先想到他。在今年第四期《收获》上，有一个小细节很让人感动。那是《收获》创刊30周年(1987年)时冰心的一段题词，她谈到对《收获》的喜爱，其中有一句话原文是这样写的:“因为《收获》是我的好友巴金创办的，我一看到《收获》就想起巴金一家。”现在刊出的手迹中，两处“巴金”前面分别加上“靳以”的名字，而最后“一家”两个字也划掉了。这三处改动分明不是冰心的笔迹，仔细辨认原来这是巴老的改动！ 虽然巴老不曾参与到杂志的具体编辑工作中，但这位从未领过工资的“挂名”主编，却对《收获》一直非常关心，哪怕在多病的晚年，自己阅读困难的情况下他还是不断听身边的人读《收获》，余秋雨、李辉等人的专栏，还有一些小说，他都认真地读完了。对于《收获》的编辑而言，巴金是这份杂志的灵魂，是将五四新文学精神带到这份杂志中一面旗帜。这样的影响是虚的，也是实实在在的。巴金也会如同当年拍板鼓励靳以消除顾虑推出曹禺的《雷雨》一样，在一些重要时刻和关键作品上给予编辑部以明确的支持。著名作家从维熙就曾满怀深情地回忆起上世纪八十年代，他的中篇小说《远去的白帆》在被其他杂志拒绝的时候，是巴老亲自拍板让《收获》发表了它。他也谈到《大墙下的红玉兰》在《收获》上发表后遭到一些思想保守的人的批评，而此时巴老鼓励编辑部要“百无禁忌更进一步”，“因而使当年的《收获》，成了历史新时期解放思想的一面文学旗帜。”他还举了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的例子，“也是在《收获》死而后生的，这又是巴老在文学新时期勇往直前、义无反顾的一个佐证。” 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例如贾平凹的长篇小说《浮躁》在《收获》发表后，上海当时一位主要领导在一次干部万人大会上，点名批评了这部作品，编辑部的同志感到压力很大，巴老得知此事后，立即阅读全文，他说:我觉得这部作品没有什么问题。时间也证明了这一点，《浮躁》还在国外获了大奖，也被文学界公认为是反映城乡时代变迁的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巴老简短的一句鼓励，给编辑部的是做好工作的更大的信心和动力，《收获》副主编萧元敏就曾说过:“巴老在时，他是我们的主心骨；有了他的护佑，我们的勇气会更大一些。现在他不在了，他的精神始终在激励着我们，如何选择，如何取舍有时却会变得难以想象的艰难，但无论如何我们不能偏离前辈们创建的这个圆心和跑道。” 巴老不是一个喜欢张扬的人，他对作家和杂志的支持常常是那种春风化雨、润物无声。老作家陈荒煤写了散文《梦之歌》，以此抒发内心积郁的情感，原来并不打算立即发表。但巴老了解陈荒煤的心境:新时期以来，荒煤一直支持和鼓励青年作家的写作和探索，然而，他的做法一度不被人理解甚至遭人非议。巴老没有多说什么安慰他的话，只是指示《收获》立即发表荒煤的这篇散文。得知这一情况，荒煤很激动，1984年3月1日给巴金的信上说:“我的散文《梦之歌》，原未打算就发表。没想到，却得到您的鼓励，认可。既然您批准了，就稍作修改寄小林发表吧。”“我很高兴，到今天为止，您还鼓励我写点东西！”同日给李小林的信上他又写道:“文化部整党仍在进行中，大部时间都去开会。我今年也七十一了，总想挤点时间写点东西；但实在是疲劳不堪。”“此篇原不准发，既然你爸爸觉得还可以，就发吧。我觉得大概不致被认为有污染吧。”荒煤的感动不是毫无缘由的，他也一定会想起50年前，作为一个无名的投稿者巴金将他的作品看后又交给靳以决定在《文学季刊》第三期发表，从此将他领入文坛的往事。想不到，年逾古稀，巴金还在背后默默地支持着他！ 有了陈荒煤、从维熙、贾平凹这样的经历，我们才能够体会到青年作家李洱这段话的分量:“对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的中国文学甚至中国文化，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如果没有巴金，其情形都很难想象。这不仅是指巴金给后来的中国文学提供了道德基石，也是指巴金以自己的伟大存在给中国文学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发展空间。经历了这个时期的文学史家当然会注意到这一点，但未来的文学史家却未必会留意。”《收获》因为“主编巴金”让人感受了一种历史的沧桑和文学的尊严，在人们的心中也有了不一样的位置。 《收获》的这期50周年的纪念号，目录的上方醒目位置刊发的是巴金先生的一段题词:“《收获》是向青年作家开放的，已经发表过一些青年作家的作品，还要发表青年作家的处女作。”这段第一次公开发表的手迹，是1979年巴老回答外国记者提问时写下的，当时《收获》刚刚复刊不久。无论在当时，还是多年后公开这段话，都表明了《收获》杂志的一贯的开放态度，那就是“不惟名家，不薄新人”。最新一期的《收获》就是最好的例子。这一期推出的主要是一组青年作家的作品，长篇小说是何世华的《陈大毛偷了一枝笔》，中短篇的作者是于晓威、丁伯刚、乔叶、须一瓜、叶弥、田耳、戴来、徐则臣等人，都不是什么文坛宿将，但却是有创作实力的青年作家。浏览《收获》50年的目录，你能够看到很多在文学界闪光的名字，但你也会发现，其中很多人在《收获》上发表作品的时候并非已经在文坛上红得发紫，包括大家已经非常熟悉了的余华、苏童这样一批当年的先锋作家。但这话或许可以这样说，是《收获》给许多优秀作家提供了展示才华的机会，通过《收获》这个舞台，他们才闪光起来了。 支持青年作家的创作，并非是没有原则的捧场，而是为他们提供舞台、创造机会，是让他们不断完美而不是昙花一现，为此，《收获》的编辑们与作者反复沟通、不断修改稿件，这成了文学界出了名的“编辑特色”。作家格非曾在14年前撰文谈到过这些:“……但是当作品寄往编辑部之前，稿件中仍会有些不尽人意的地方，这个时候，我们的心情通常比较矛盾。完成一件工作后的喜悦与轻松常使明知存有缺陷，仍然硬着头皮送往编辑部。但是，我的侥幸心理很快就会破灭。”《收获》的编辑不会将这些缺陷轻易放过的。“我的小说，比如《迷舟》，《边缘》，《湮灭》等作品都经历了这样一个修改过程。如果说我从改稿中所学到的东西往往超过创作所得，这也并非是一种夸张之语。”格非还说，就他所知，余华、洪峰、孙甘露等作家都经历过与他相似的改稿经历，在交谈中，他们曾多次谈到编辑们对刊物以及作品一丝不苟的精神给他们留下的深刻印象。都说“文章是自己的好”，都说作家们最忌讳别人动他的稿子，但也不尽然，关键是作者与编辑之间要建立起一种互信，一种坦诚的沟通，还有一点更重要，那就是编辑们的奉献精神、敬业精神也会打动作家们，同时为杂志赢得尊严。在这样一种平等、互信、开放和坦诚的气氛中，《收获》以海纳百川的胸怀迎接着每一位作者，也和每一位作者一起成长。 § 所引发的思考 《收获》 由《收获》风波引发的两点思考 一，对历史人物的重塑问题 前面谈到，对鲁迅的颠覆有学理式和非学理武（即流氓式）两种，但比颠覆更值得警惕的是对鲁迅的重塑，即根据当前的祉会变迁或个人的政治理念对鲁迅进行重新描述，以致改变了鲁迅的历史原貌。 历史有没有原貌？有人说没有。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西方有些学者就不再相信历史的客观存在和客观意义。他们认为人不能完巨准确地认识历史，或者说，人对历史的认识永远不能同历史本体达到绝对的同一；因为对任何历史的再现都无法摆脱后人价值观念的支配，以往的历史知识当中都渗透了史家的各种主观性和见解性的因素。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历史事件只是故事的因素，是通过小说、戏剧中编织情节的技巧才变成了历史。所以。历史因交家的立场不同而具有相对性，绝对永恒的历史本体并不存在。比如同一法国大革命，有人将其描绘成浪漫主义的戏剧，也有人将其描绘成令人啼笑营非的悲剧。 历史总是由历史本体和认识历史的客体两方面构成。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有两种历史：一种是曾经实实在在发生过并作为独立存在的历史，另一种是保留在记忆之中井经过后人思考和理解的历史。所谓鲁迅研究，就是作为认识主体的研究者跟作为客体的鲁迅之间进行的精神对话———这种主体与客体之间相互作用的连续不断的过程，也就是’现在”和“过去”之间的永无止境的交流过程。 因为鲁迅研究者总是在现的现刻进行他的思考和判断，他的学术活动不能不受到现时兴趣的推动和生存环纪的制约，因而使鲁迅研究无法避免其当代性。但从另一方面看，鲁迅又是一个在中国近现代确凿存在的而不是向由虚构的人物，尽管对他的认识可以不断深化，而他的生平史实却具有无法改变的客观性。对于越优秀的鲁迅研究者，翔实可靠、逼近历史的史料就具有越重大的意义。所以，我认为不应该改变作为历史人物的鲁迅的“本相”，使鲁迅成为当代标准的载体，使鲁迅研究成为研究主体的想象活动。鲁迅在他的学术生涯中，一贯直视史料的确凿性，反对以论代史、以主观意识改变客观存在。比如，鲁迅并不同意日本评论家鹤见佑辅的某些见解，但仍客观地将其作品译介到中国。他说：“因为我的意思，是以为改变本相，不但动不起作者，也对不起读者的。”（（（思想·山水·人物》题记》）不改变事物的“本相”，这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 目前改变鲁迅“本相”的“重塑”现象有多方面的表现，把鲁迅描绘成中国最彻底的自由主义者即为一例。事实上，一被意义上的“自由”眼有着特定政治内涵的“自由主义”不能混同。自由主义（liberaliam)观念有从古典向现代演化的历史过程，因此要对它作出简易的理论界定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不过，自由主义毕竟有其基本原则和鲜明标帜。作为一种以个体主义为根本特征的社会价值观、自由主义的总纲领是维护生产资料私有制。在自由主义营垒之中，有人主张对私有制进行放任，也有人主张对私有制进行干预，双方无论分歧多大，都强调财产权限生命权、目由权共同构成了人权的基石。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在引进自由主义理论体系的同时，还积极主张在政治上移植西方多党制，以此作为个人造本自由的保障。他们反对暴力革命，谋求改良渐进，因而只能在部分知识分子中拥有市场，始终未能成为激励劳苦大众为争取自身解放和社会进步的思想旗帜。鲁迅虽然崇尚个性，主张独立思考，独立判断，但他并不认同“以众虐独”的西方民主制，尤其反感自由主义者口头上鼓吹宽容而在实际上并不宽容的行为方式。他甚至明确表示，歌德“自由与平等不能并求，也不能并得“意见要比自由主义理论更有见地（参阅鲁迅：《（思想·山水·人物）题记》）。因此，要把自由主义大师的纸冠截在鲁迅头上，他一定会毫不犹豫地亲自撕毁。 二，全球化背景下文化选择的趋利避害问题 由于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交通快捷，远程交流实现，人类村会逐步由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过渡，广定无垠的世界紧缩成为“地球村”。特别是近二十年来，以发达国家为主导，以跨国公司为主要动力，世界范围的产业调整加快了速度，越来越多的国家进入同一世界币场，产品生产阶段的可分性与经济发展的相互依存住日趋加强。在这样一种国际背景之下，文化与经济的关系愈趋密切，从而由经济霸权衍生出一种文化霸权。西方文化通过因特网、多媒体和遍及全球的传播媒介渗透到世界的各个角落。均衡的文化双向交流还只是一种理想化的境界而远未成为事实。美国总统克林顿宣称，21世纪全球化即21世纪美国化。美国式的生活方式业已成为世界时尚的参照系。价值观念输出，成为了美国全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出西方强势文化的一种霸权心理。他们深深懂得，在错综复杂的国际斗争中，谁家的文化成为主流文化，谁就将导终成为赢家。 总之，我们的学术研究应该与时俱进，与世仅进，但也应该像鲁迅在《拿来主义》一文中强调的那样，拿来时要“有辨别”，不能“口无遮拦”把人家”抛来”的东西，不分有益、无益、有害统统一口咽下。 二十世纪末鲁迅研究领域的这一场风波目前是平息了。《收获》杂志又刊出了《我爱鲁迅》一类文章，更给人以风平浪静的观感，然而从社会发展和文化发展的规律来看，这只不过是暂时的现象。文坛只要有了鲁迅就永远不会沉寂。这种风波即使“外状若宁，暗流仍伏，时劫一会，动作始矣。”（鲁迅：《摩罗诗力说》）这是鲁迅的宿命，也是鲁迅研究者的宿命。好在鲁迅不会逃避更不会害怕一代又一代读者的重新审视，重新评估。《抱朴子》一书中有句名言：“沧海（氵晃）漾，不以含垢累其无涯之广。”我想，这也同样适用于鲁迅文化遗产的汪洋大海。 § 评价 《收获》 《收获》是一份承续着五四新文学血脉的杂志，五四新文学精神是它的历史传统，也是它以一贯之的品格和与其他文学杂志最为不同的精神气质。不论当今学界对所谓的“新文学”、“纯文学”的概念怎么反思，我认为这种不是将文学作为消遣，而是看重它的精神性，不媚时、不媚俗、拒绝商业化的文学精神仍然是最有意义的一种文学追求。 对于新文学精神的承续和发扬，是《收获》在酝酿创刊时有意识的追求。提议创办《收获》的人都是对郑振铎、靳以、巴金等人创办的大型期刊《文学季刊》，以及后来巴金、靳以联手编辑的《文季月刊》、《文丛》等系列期刊充满感情的人，时为中国作协负责人的刘白羽在回忆录中就明确地说想恢复《文学季刊》这样“卓然不群”的刊物，为此，他去说服了中宣部领导同意创办这样一份杂志，并明确建议编辑部设在上海，由巴金、靳以主编。从刊物的篇幅、选稿的气度、编辑风格而言，《收获》与《文学季刊》等三十年代“文”字系列期刊的确一脉相承。《文学季刊》创刊的1934年，号称中国的“杂志年”，当年定期出版的杂志约三百多种，百分之八十是文艺或半文艺性质的“软性读物”，用茅盾的话说，它们几乎全是幽默与小品的“合股公司”。《文学季刊》却不取媚市场、以纯正的严肃的创作为主打，以切实从事文化建设的决心，赢得读者的尊重和文学杂志的尊严。 半个多世纪后，《收获》也面临着同样内外交困的境况：1987年，全球性的纸价上涨，本来就微利甚至无利经营的文学刊物迅疾陷入了经济困境；九十年代以后中国文学的市场化倾向越来越严重，文人下海，休闲文学、影视对纯文学的冲击，这使得许多文学刊物被迫改刊，但在困难中《收获》没有轻言“变革”，而是选择了坚守。主编巴金非常坚定地表示:不希望《收获》做商业化的改变。他鼓励编辑部:《收获》是大有希望的，文学是大有希望的。危难时刻方显英雄本色，凭着这样的信念，《收获》一如既往地坚持自己的精神追求。我常常想《收获》真正辉煌可能不仅是发表了莫言、余华、苏童等人的那些名篇，更重要的是在这样时刻对于新文学精神坚持的象征意义，从这个角度讲，有了这种历练之后，《收获》已经不单是《收获》，而成为一个符号，它承载着作家、读者对于文学精神性追求的信心。在这一点上，《收获》一下子就在读者的心中拥有了不同的位置。记得好久，我都珍藏着《收获》的一份征订单，上面有这样一句话:在世间所有虚妄的追求都过去以后，文学依旧是一片灵魂的净土。 《收获》这样的努力，为文学赢得了尊严，也给了作家们以信心和勇气，大家相濡以沫捍卫着一种文学精神。老作家萧乾当时给主持工作的副主编李小林的信中谈到:“收到你的来信，既佩服你们坚守阵地的勇气，又为文艺前景感到忧虑。”“洁若和我近来采取用稿酬或版税来捐献。……目前浙江文艺出版社正在印我译的《里柯克讽刺幽默选》，不久可出版，共十数万字。我想把出书的稿酬(连同《堡》的——请千万勿汇)一并捐给《收获》。”“向(像)其他捐款一样，我这点心意不外乎表示对《收获》(它的前身是《文学季刊》《文季月刊》)的支持和拥护，并借此推动一下。”(萧乾1993年11月15日致李小林信，本信及下文中所引诸信均为首次公开的未刊稿。)这样的支持不在于金钱，而是道义，是一份杂志的价值观为更多热爱它的人所认同。作为文学边缘化时代中的一份文学期刊，《收获》最为难得的是能够将作家和读者的精气神儿凝聚起来，让大家为了共同的文学理想而奋斗。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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