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温病条辨》 |
| 释义 | § 著作简介 《温病条辨》 《温病条辨》为清代吴鞠通所著，成书于1798年。 此书为温病学的重要代表著作之一，共六卷，系清·吴瑭撰，嘉庆三年(1798)完成，前后化了六年时间。刊行之后，为医家所重，乃致翻刊重印达五十余次之多，并有王孟英、叶霖等诸家评注本，或编为歌诀之普及本。今之温病学教材，取该书之说亦最多。 《温病条辨》为吴瑭多年温病学术研究和临床总结的力作。全书以三焦辨证为主干，前后贯穿，释解温病全过程辨治，同时参以仲景六经辨证、刘河间温热病机、叶天士卫气营血辨证及吴又可《温疫论》等诸说，析理至微，病机甚明，而治之有方。例如书中归纳温病清络、清营、育阴等治法，实是叶天士散存于医案中之清热养阴诸法的总结提高。而分银翘散作辛凉平剂、桑菊钦作辛凉轻剂、白虎汤为辛凉重剂，使气分病变遣方用药层次清晰、条理井然。叶天士之验方，在吴瑭手中一经化裁，便成桑菊饮、清宫汤、连梅汤等诸名方。足知吴瑭此书，不是仅仅为纂集而撰，实是经心用意，为学术理论升华之作。 此书为论述温病之专著。全书共六卷。卷首，引《内经》原文计十九条，以溯温病学说之源。卷一，为上焦篇，论述各种温病的上焦证。卷二为中焦篇，论述中焦的各种温病及寒湿证的证治方药。卷三为下焦篇，阐明了温病下焦证的证治方药。卷四为杂说，设短篇论文十八篇，分论与温病病因、病机、诊断、治疗、善后有关的问题。卷五为“解产难”。卷六为“解儿难”，结合温病理论研讨产后调治、产后惊风、小儿急、慢惊风和痘症等。 § 贡献 该书在中医发展史上居重要地位。其学术贡献主要为：一、使温病学成为一门具有完整理论体系的学科；二、提高了中医临床诊治温热疾病的水平；三、补充了《伤寒论》之不足，使中医内科有关时病辨证论治的内容大致完备；四、吴氏汇八纲辨证、卫气营血辨证、三焦辨证、脏腑经络辨证于一书，且未舍去六经辨证，故为融会中医辨证理论提供了门径。[1] § 内容摘要 《温病条辨》 秋感燥气，右脉数大，伤手太阴气分者，桑杏汤主之。 前人有云： 六气之中，惟燥不为病，似不尽然，盖以《内经》少秋感于燥一条，故有此议耳。如阳明司天之年，岂无燥金之病乎？大抵春秋二令，气候较夏冬之偏寒偏热为平和，其由于冬夏之伏气为病者多，其由于本气自病者少，其由于伏气而病者重，本气自病者轻耳。其由于本气自病之燥证，初起必在肺卫，故以桑杏汤清｢气分之燥｣也。 〔桑杏汤方〕辛凉法。 桑叶一钱，杏仁一钱五分，沙参二钱，象贝一钱，香豉一钱，栀皮一钱，梨皮一钱。 水二杯，煮取一杯，顿服之，重者再作服（轻药不得重用，重用必过病所，再一次煮成三杯，其二三次之气味必变，药之气味俱轻故也）。 感燥而咳者，桑菊饮主之。 亦救肺卫之轻剂也。 〔桑菊饮方〕方见前。 燥伤肺胃阴分，或热或咳者，沙参麦冬汤主之。 此条较上二条，则病深一层矣，故以甘寒救其津液。 〔沙参麦冬汤方〕甘寒法。 沙参三钱，玉竹二钱，生甘草一钱，冬桑叶一钱五分，麦冬三钱，生扁豆一钱五分，花粉一钱五分。 水五杯，煮取二杯，日再服，久热久咳者，加地骨皮三钱。 燥气化火，清窍不利者，翘荷汤主之。 清窍不利，如耳鸣目赤，龈胀咽痛之类。翘荷汤者亦清上焦气分之燥。 〔翘荷汤〕辛凉法。 薄荷一钱五分，连翘一钱五分，生甘草一钱，黑栀皮一钱五分，桔梗二钱，绿豆皮二钱。 水二杯，煮取一杯，顿服之，日服二剂，甚者日三。 〔加减法〕耳鸣者加羚羊角、苦丁茶。目赤者加鲜菊叶、苦丁茶，夏枯草。 咽痛者加牛蒡子、黄芩。 诸气膹郁，诸痿喘呕之因于燥者，喻氏清燥救肺汤主之。 喻氏云： 诸气膹郁之属于肺者，属于肺之燥也。而古今治气郁之方，用辛香行气，绝无一方治肺之燥者。诸痿喘呕之属于上者，亦属于肺之燥也。而古今治法，以痿呕属阳明，以喘属肺，是则呕与痿属之中下，而惟喘属之上矣。所以千百方中，亦无一方及于肺之燥也。即喘之属于肺者，非表即下，非行气即泻气，间有一二用润剂者，又不得其肯綮，总之《内经》六气，脱误秋伤于燥一气，指长夏之湿，为秋之燥，后人不敢更端其说，置此一气于不理，即或明知理燥，而用药夹杂，如弋获飞虫，茫无定法示人也。今拟此方，命名清燥救肺汤，大约以胃气为主，胃土为肺金之母也。其天门冬虽能保肺，然味苦而气滞，恐反伤胃阻痰，故不用也。其知母能滋肾水清肺金，亦以苦而不用。至如苦寒降火，正治之药，尤在所忌。盖肺金自至于燥，所存阴气，不过一线耳，倘更以苦寒下其气，伤其胃，其人倘有生理乎？诚傲此增损以救肺燥，变生诸证，如沃焦救焚，不厌其频，庶克有济耳。 〔清燥救肺汤方〕辛凉甘润法。 石膏〔二钱五分〕，甘草〔一钱〕，霜桑叶〔三钱〕，人参〔七分〕，杏仁〔七分泥〕，胡麻仁〔一钱炒研〕，阿胶〔八分〕，麦冬〔二钱不去心〕，枇杷叶〔六分去净毛炙〕。 水一碗，煮六分，频频二三次温服。痰多加贝母、瓜蒌。血枯加生地黄。热甚加犀角、羚羊角，或加牛黄。 § 凡例 《温病条辨》 一、是书仿仲景《伤寒论》作法，文尚简要，便于记诵，又恐简则不明，一切议论，悉以分注注明，俾纲举目张，一见了然，并免后人妄注，致失本文奥义。 二、是书虽为温病而设，实可羽翼伤寒。若真能识得伤寒，断不致疑麻桂之法不可用；若真能识得温病，断不致以辛温治伤寒之法治温病。伤寒自以仲景为祖，参考诸家注述可也；温病当于是书中之辨似处究心焉。 三、晋唐以来诸名家，其识见学问工夫，未易窥测，瑭岂敢轻率毁谤乎？奈温病一症，诸贤悉未能透过此关，多所弥缝补救，皆未得其本真，心虽疑虑，未敢直断明确，其故皆由不能脱却《伤寒论》去蓝本。其心以为推戴仲景，不知反晦仲景之法，至王安道始能脱却伤寒，辨证温病，惜其论之未详，立法未备；吴又可力为卸却伤寒，单论温病，惜其立论不精，立法不纯，又不可从。惟叶天士持论平和，立法精细，然叶氏吴人，所治多南方证，又立论甚简，但有医案，散见于杂症之中，人多忽之而不深究。瑭故厉取诸贤精妙，考之《内经》，参以心得，为是编之作，诸贤如木工钻眼已至九分，瑭特透此一分作圆满会耳，非敢谓高过前贤也。至于驳证处，不得不下直言，恐误来学，《礼》云: 事师无犯无隐，瑭谨遵之。 四、是书分为七卷，首卷历引经文为纲，分注为目，原温病之始。卷一为上焦篇，凡一切温病之属上焦者系之。卷二为中焦篇，凡温病之属中焦者系之。卷三为下焦篇，凡温病之属下焦者系之。卷四杂说救逆、病后调治；俾学者心目了然，胸有成竹，不致临证混淆，有治上犯中、治中犯下之弊。卷五解难产；专论产后调治与产后惊风。卷六解儿难；专论小儿慢惊风、痘症，缘世医每于此症惑于邪说，随手杀人，毫无依据故也。 五、《经》谓先夏至为温病，后夏至为病暑。可见暑亦温之类，暑自温而来，故将「暑温」、「湿温」，并收入温病论内，然治法不能尽与温病相同，故上焦篇内第四条谓温毒。暑温、湿温不在此例。 六、是书之出，实出于不得已，因世之医温病者，毫无尺度，人之死于温病者，不可胜记，无论先达后贤，有能择其币窦，补其未备，瑭将感之如师资之恩。 七、是书原为济病者之苦，医医士之病，非为获利而然，有能翻版传播者听之，务望校对真确。 八、《伤寒论》六经，由表入里，由浅及深，须横看；《本论》论三焦，由上及下，亦由浅入深，须纵看，与《伤寒论》为对待文字，有一纵一横之妙，学者诚能合二书而细心体察，自无难识之证，虽不及内伤，而万病诊法，实不出此一纵一横之外。 《温病条辨》 九、方中所定分量，宜多宜少，不过大概而已，尚须临证者自行斟酌。盖药必中病而后可，病重药轻，见病不愈，反生疑惑。若病轻药重，伤及无辜，又系医者之大戒。夫古人治病，胸有定见，目无全牛，故于攻伐之剂，每用多备少服法。于调补之剂，病轻者日再服，重者日三服，甚则日三夜一服。后人治病，多系捉风补影，往往病东药西，败事甚多。因拘于药方之说，每用药多者二、三钱，少则三、五分为率，遂成痼疾。吾见大江南北，用甘草必三五分。夫甘草之性最为和平，有国老之称，坐镇有余，施为不足；设不假之以重权，乌能为功。即此一端，殊属可笑。医并甘草而不能用，尚望其用他药哉？不能用甘草之医，尚足以言医哉？又见北方儿科于小儿痘症，自一二朝，用大黄，日加一、二钱，甚至三、五钱，加至十三四朝，成数两之多，其势必咬牙寒战，灰白塌陷，犹曰「此毒未净也，仍须下之」，有是理乎？经曰:「大毒治病，十衰其六；中毒治病，十衰其七，小毒治病，十衰其八；无毒治病，十衰其九」。食养尽之，勿使过剂。医者全在善测病情，宜多宜少，胸有确见，然后依经训约之，庶无过差也。 十、此书须前后互参，往往义详于前，而略于后，详于后而略于前。再则法有定而病无定；如温病之不兼湿者，忌刚喜柔，愈后胃阳不复，或因前医过用苦寒，致伤胃阳，亦间有少用刚者。温病之兼湿者，忌柔喜刚，湿退热存之际，乌得不用柔哉？全在临证者，善察病情，毫无差忒也。 十一、是书原为温病而设，如疟、痢、疸、痹，多因暑温、湿温而成，不得不附见数条，以粗立规模，其详不及备载，以有前人之法可据，故不详论。是书所详论者，论前人之未备者也。 十二、是书着眼处，全在认证无差，用药先后缓急得宜，不求识证之真，而妄议药之可否，不可与言医也。 十三、古人有方即有法，故取携自如，无投不利。后世之失，一失于测证无方，识证不真，再失于有方无法。本论于各方条下，必注明系用《内经》何法，俾学者知先识证而后有治病之法，先知有治病之法而后择用何方。有法同而方异者，有方似同而法异者，稍有不真，即不见效，不可不详察也。 十四、大匠诲人，必以规矩，学者亦必以规矩。是书有鉴于唐宋以来，人自为规，而不合乎大中至正之规，以致后学宗张者非刘，宗朱者非李，未识医道之全体，故远追《玉函经》，补前人之未备，尤必详立规矩，使学者有阶可升至神明变化，出乎规矩之外，而仍不离乎规矩之中，所谓从心所欲不踰矩，是所望于后之达士贤人，补其不逮，诚不敢自谓尽善又尽美也。[2] § 作者介绍 吴鞠通 吴塘字鞠通，清代著名医家，江苏淮阴人。他19岁时父亲因病去世，他心中悲愤，以为“父病不知医，尚复何颜立天地间”，感到为人子而不懂得医学，就无法尽孝，于是他立志学医。4年后，他的侄儿患了喉疾，请了大夫以后，使用冰硼散吹喉，可病情反而加重了，又请来几位大夫，胡乱治了一番，竟然全身泛发黄疸而死。吴鞠通当时学医未成，深感锥心疾首，他的境遇竟与汉代张仲景感于宗族数百人死于伤寒而奋力钻研极其相似。吴鞠通发奋读书，精究医术，终成温病大家，是温病学派的最高成就。 他曾在北京检核《四库全书》，得见其中收载了吴又可的《温疫论》，深感其论述宏阔有力，发前人之所未发，极有创见，又合于实情，便仔细研究，受到了很大的启发。他对叶天士更是推崇，但认为叶氏的理论“多南方证，又立论甚简，但有医案散见于杂证之中，人多忽之而不深究。”于是他在继承了叶天士理论的基础上参古博今，结合临证经验，撰写了《温病条辨》5卷，对温热病学说做了进一步的发挥。 他认为温病有9种，吴又可所说的温疫是其中最具传染性的一种，除此之外，另外还有其他八种温病，可以从季节及疾病表现上加以区分，这是对于温病很完整的一种分类方法。书中创立了“三焦辨证”的学说，这是继叶天士发展了张仲景的六经辨证，创立卫气营血辨证方法之后，在中医理论和辨证方法上的又一创举。“三焦辨证”法：就是将人体“横向”地分为上、中、下三焦。上焦以心肺为主，中焦以脾胃为主，下焦包括肝、肾、大小肠及膀胱。由此创立了一种新的人体脏腑归类方法，此法十分适用于温热病体系的辨证和治疗，诊断明确，便于施治。而且确立了三焦的正常传变方式是由上而下的“顺传”途径，“温病由口鼻而入，鼻气通于肺，口气通于胃，肺病逆传则为心包，上焦病不治，则传中焦，胃与脾也；中焦病不治，则传下焦。始上焦，终下焦。”因而，由传变方式也就决定了治疗原则：“治上焦 如羽，非轻不举；治中焦如衡，非降不安；治下焦如沤，非重不沉。”同时，吴氏对《伤寒论》的六经辨证，同样采取了积极采纳的态度，认为“伤寒六经由表入里，由浅入深，须横看；本节论三焦，由上及下，亦由浅入深，须竖看。”这些理论，虽然从立论方式和分析方法上有所不同，但实际上仍是对叶天士的卫气营血辨证法的继承，并对其进行了很大的发展，尤其是在对疾病变化的认识上，是可以权衡协调的，二者并无矛盾之处。同时，三焦辨证法也完善了叶天士卫气营血说的治疗法则。叶氏的《温热论》中没有收载足够的方剂，而吴鞠通的另一重大贡献，就是在《温病条辨》当中，为后人留下了许多优秀的实用方剂，象银翘散、桑菊饮、藿香正气散、清营汤、清宫汤、犀角地黄汤等等，都是后世医家极为常用的方剂。现在临床上使用的方子，《温病条辨》方占十之八九。 吴塘对中医学的贡献，在于对中医立法上的革新和理论上的完善，尤其对于温热性疾病的治疗，他对于理论的发挥和留下的诸多方剂，可以说使得中医的基本治法在外感病和热性病方面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在划分中医“四大经典”的时候，有一种划法，就是将吴氏的《温病条辨》与汉代的《黄帝内经》、《伤寒论》和《神农本草经》并列为中医比读的“四大经典”。可见该书在中医理论发挥上的重大意义。吴鞠通，是中国医学史上不可多得的具有建设性的代表人物之一。[3] § 作用举例 《温病条辨》 在临床应用古人成方时，历来有两种看法：一种是原方原药不作更动，对号入座。一种“古方新病不相能也”，主张在原方基础上加减药味及剂量，以适应现有病情症状变化的需要。笔者从临床观察体会，两者皆有至理。如 现有病证与古人方剂所主病证相符合，即用原方无须增减。如伤寒表实证，头痛，身痛，腰痛，骨节疼痛，无汗而喘即可用麻黄汤原方。唐宋时期的《千金方》、《肘后方》、《外台秘要》、《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普济本事方》等皆是辨病选方，现在日本用经方研制的葛根汤冲剂，小柴胡汤冲剂，桂枝汤冲剂，也是原方原量。但从临床角度看，单纯的病证与成方所主病证密切相对的较少。即使仲圣，对于自己的方剂也有加减变化，再取麻黄汤证为例，若在麻黄汤症中出现了烦躁，就要在原方内加生石膏一味清里热去烦躁，方名便是大青龙汤了，一个桂枝汤就化裁出几十个方剂来，可见成方加减变化应用的机会更多。 临床应用成方如何加减，《温病条辨》的五个加减正气散为我们作了示范。藿香正气散出于《和剂局方》，由藿香、紫苏、白芷、桔梗、白术、厚朴、半夏曲、大腹皮、茯苓、陈皮、甘草组成，原方为散剂，加生姜三片，大枣一枚煎服。此方主治病证为：外感风寒，内伤积滞，四时感冒。但偏于夏秋季节肠胃性感冒效果较好。症见发热恶寒，头痛咳嗽，胸闷泛恶，肠鸣腹泄，舌苔白腻者。 《温病条辨》湿温病中焦篇选用该方治中焦湿温病时，对原方增减化裁出五个加减正气散方。 一加减正气散是由“三焦湿郁，升降失司，脘连腹胀，大便不爽”而设：藿香梗9g，厚朴9g，杏仁9g，茯苓皮9g，广皮6g，神曲9g，麦芽9g，绵菌陈9g，大腹皮6g。中焦湿温，无须解表。故去紫苏、白芷；病在中焦无须上提故去桔梗、甘草；病为湿温去术之温燥；藿香用梗，取其走中不走外；加杏仁利肺与大肠之气；茵陈宣湿郁；茯苓用皮以泻湿热之胜；麦芽升脾胃之气。 二加减正气散，仍治湿郁中焦，证变：“身痛、便溏、脘闷、苔白、脉象模糊。”病机为湿郁三焦，经络受阻，脾胃升降失常。仍取正气散之藿、朴、陈、苓祛湿滞；加防已走经络中湿郁；大豆黄卷能化蕴酿之湿热；由于“便溏”不比上条之“大便不爽”故加通草；薏苡仁利小便以实大便。 三加减正气散病机为“秽湿着里，久则酝热”，症见“苔黄、脘闷”，取正气散之藿、朴、陈、苓泻湿满，加杏仁利肺气，滑石清利湿中之热。 四加减正气散，病机为“秽湿着里，邪阻气分，脾阳为湿阻而不运，症见”苔白滑，脉右缓，仍取藿、朴、 陈、苓加草果、山楂，神曲以运脾阳。 《温病条辨》 五加减正气散治“秽湿着里”，症见“脘闷、便泄”，病机为湿困中焦，脾胃不和。仍用藿、朴、陈、苓外，又选原方中大腹皮、苍术运脾气，加麦芽一味升胃气。 五个加减正气散均为“湿温之邪，蕴结中焦，脾胃气机升降失常”，所以治以祛湿除满，芳化渗泄，均用正气散为主方。但由于湿温病中的湿重、热重，在脾，在胃，在肠，在经的不同，方剂加减亦随病机有所差别。而五个加减正气散治疗各有所侧重，即一加减调升降，二加减宣经络，三加减利湿热，四加减运脾阳，五加减和脾胃之不同。所以吴鞠通在五个加减正气散方后云：“按今人以藿香正气散，统治四时感冒，试问四时止一气行令乎？抑各司一气，且有兼气乎？况受病之身躯脏腑又各有不等乎？厉观五法均用正气散，而加法各有不同。亦可知用药非丝丝如扣，不能中病，彼泛论四时不正之气，与统治一切诸病之方，皆未见轩岐之堂室也，乌可云医乎！” 吴氏此为精辟论述了用成方治病，要根据时令不同，脏腑差别，病机的变化，条分缕择，加减变化，方能切中肯綮，并纠正一方统治四时之病的偏颇。五个加减正气散虽为湿温病而设，但对临床选用成方作出了规范。我们临床依此为借鉴，对选用成方时不无裨益。[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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