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斐德”的意思、由来-中文百科全书

词条

魏斐德

释义

§ 基本资料

姓名：魏斐德 (Frederic　Wakeman，Jr)

性别：男

生卒：1937年12月－2006年9月14日

国籍：加拿大和美国双重国籍

§ 个人生涯

魏斐德

一、地方世界主义者（A Provincial Cosmopolitan）

1937年12月，魏斐德出生在美国堪萨斯州堪萨斯城。母亲有苏格兰-爱尔兰血统，加拿大与美国双重国籍，是个虔诚的长老派教友（Presbyterian）。外祖父在密苏里州拥有几家面粉厂。外祖母也是虔诚教徒，她带着童年魏斐德每星期天上三次教堂。父亲弗里德里克·魏克曼（Frederic Wakeman, Sr.）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是一名出色的小说家。祖父上过神学院，在被授予圣职前夕突然宣布自己是无神论者，然后去了堪萨斯州东部一个煤矿小镇当报纸编辑。曾祖父做过印度代理商。魏克曼家族是17世纪后期由英国约克郡移民美国的。魏斐德有弟妹各一，弟死于越战。

出生不久，魏斐德随父母到了纽约，父亲在那里一家广告公司工作。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父亲去海军服役，魏斐德则与母亲住在密苏里州外祖父家。1944年，开始写小说，全家又回到纽约。在发表了两部成功的小说之后，父亲有了足够的钱，决定带全家周游四海。魏斐德的少年时代就在四处周游中度过。他先后在加州、墨西哥、古巴、百慕大、法国上过中小学，最后在佛罗里达完成中学学业，毕业论文写的是拜伦与希腊革命。在国外上学的经历给了他学习多门外语的机会。到中学毕业时，他的法语、西班牙语、德语都已相当好。

魏斐德认为父亲对他的教育远远超过他去过的任何一所中小学。在他还很小的时候，父亲就指定他精读古希腊、古罗马里史学家的著作，然后又让他通读吉本、卡莱尔、斯宾格勒和汤因比。他经常被要求在餐桌前汇报读书心得。11岁他在古巴的时候，父亲给他读的莫里孙（Morison）写的哥伦布传记令他着迷，读了好几遍。然后父亲亲自驾船带着全家重新驶过传记中叙述的一段精彩航程，使魏斐德对传记和航程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在哈佛大学读本科的时候，魏斐德开始学习俄语，而他的专业是欧洲历史与文学，侧重文学。他重点研习十九世纪法国文学，毕业论文是关于法国的自称先知先觉者（religious illuminati）。魏斐德后来认为文学分析精微细致的特点对他后来的历史研究很有帮助。但当时他还没想当历史学家，他想当小说家。在大学里他写了三部小说，其中前两部是高度自传性的，没有发表。第三部，《皇家棕榈大道17号》（17 Royal Palms Drive），大学毕业后以Evans Wakeman笔名发表。这部小说加州大学各图书馆都没有收藏，但销数达十万，超过他后来写的任何一本史学名著。

从哈佛大学毕业后，魏斐德去巴黎政治学研究所攻读苏联研究与政治理论。在选修一门有关东南亚的课程时，他被越南的一个民间教派吸引。这一兴趣很快把他引向对中国民间教派的关注。与此同时，一个名叫门德（Tibor Mente）的法国记者写的几本有关中国的书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就这样，在巴黎从事苏联研究的魏斐德被中国吸引，从此不能自拔。

1960年，魏斐德本来可以回哈佛跟费正清搞中国研究，但是他去了伯克利加州大学跟费的学生列文森（Joseph Levenson）读博士，因为他听说费对学生约束很严，而列的风格比较自由。为了完成伯克利东方语言与东亚历史系的博士课程，他需要学习中文和日文。虽然他有非凡的语言天赋，这两门语言却让他感到十分困难。在伯克利的第一年，他每天只睡两个小时。

在1950年代末，由于魏斐德掌握包括俄语在内的四种外语，中央情报局对他很感兴趣。但他还是选择以学术服务国家，并认为中国研究是美国在亚洲对抗共产主义的前沿阵地。到伯克利后，有三件事改变了他的冷战思维。第一件事，他本来十分厌倦校园辩论中那种以美国威胁为理由替卡斯特罗辩护的论调，因为他认为美国威胁论只是卡氏对内专制的借口；然而不久美国入侵古巴。第二件事，他作为伯克利的研究生在台湾学习的时候，参议员富尔布莱特（William Fullbright）发表演讲提议承认红色中国。魏斐德和其他两名在台湾的美国学生联名致信《纽约时报》，表示支持富氏意见。不料此信在台湾和美国都引起强烈反弹。第三件事，他在台湾发现一些美国官员正在为入侵越南作准备，令他为美国前途十分担忧。

在完成了有关1839至1861年间华南地区社会动乱的博士论文之后，27岁的魏斐德开始执教于伯克利历史系。至今垂四十年，著述宏富，育人无数。他曾任美国历史学会会长、伯克利加大东亚研究所所长，并在美国学术团体联合会、亚洲协会和社会科学研究联合会等机构任职，目前是伯克利历史系教授兼亚洲研究哈斯（Hass）教授。

魏斐德继承了列文森有关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的见解，即认为未来的世界历史应该是民族文化身份和普世价值的和谐共存，是地方主义（provincialism）与世界主义的和谐共存。列文森反对中国式的调和论，即那种以世界主义掩盖、消融地方主义的文化冲动。不幸的是，列文森在尚未完成展开其关于世界主义与地方主义的思辨的时候突然去世。作为曾与列文森讨论过这一专题的同事兼学生，魏斐德成为其诠释者。1992年，在他的美国历史学会会长演说《航程》中，魏斐德以自己所经历的航海，引出中国的航海历程：从郑和船队的耀武扬威，到苦力运船的惨绝人寰，——由此说明固步自封的危害。结论是地方世界主义，既保持自我，又接纳世界。可见列文森的观点已被他继承并以新的方式表达了出来。

二、史学思想

当今史学界十分重视运用社会科学的方法和理论，也注重借鉴哲学界和文学艺术批评界的理论成果。李欧梵曾经把理论比作武功，一个学者掌握的理论越多、运用得越巧妙，则“武功”越高。魏斐德反对历史学过于社会科学化，在历史叙事（historical narrative）备受攻击之际，独张叙事史学大帜。他最引以为同道的，是《上帝的中国儿子》作者史景迁（Jonathan Spence），颇有“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之慨。但是魏斐德并没有忽视理论的重要性，他对哲学社会科学界的重要理论很熟悉。对他来说，问题在于如何运用理论，即如何处理好历史叙事和理论概念的关系。借用李欧梵的比喻，不妨把魏斐德比作那样一种武功高手：年轻时显山露水，年龄越大功夫越高反而韬光养晦。最能体现魏斐德理论修养的是他用六个月时间写成的早期作品《历史与意志：毛泽东思想的哲学景观》（History and Will: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s of Mao Tse-tung’s Thought）。该书对毛泽东思想的中西哲学渊源作了全面分析，出版之后广受好评，1974年作为哲学类图书获美国国家图书奖提名。

魏斐德相信历史著作应该把描写特殊现象的复杂的叙事文体与包含概括性理论的分析性散文相结合。但是除了直接以思想理论为研究对象的《历史与意志》之外，他的主要史学著作都以叙事主导，只有少量直接的理论分析。他认为叙事本身具备解释功能，情节的安排材料的选择无不含蓄地体现作者的观点。魏斐德刻意追求含蓄，尽管他知道含蓄“意味着有被懒惰和不习惯的读者们忽略的危险”。这倒不是因为他有意为难懒惰的读者，而是由于他相信历史现象的具体性不可能被理论概念直接把握。他同意李凯尔特（Heinrich Richert）的观点，认为人们是通过形象而不是定义来了解历史的。概念对于人们形象地了解历史有辅助作用，如果它能够接近而不是歪曲具体的历史现实，如果它能够激发人们的想象。透过故事和细节的刻画，叙事是形象地把握历史现象的主要方法。《洪业：十七世纪中国满人对帝国秩序的重建》（The Great Enterprise：The Manchu Reconstruction of Imperial Order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是魏斐德的代表作之一，曾获美国亚洲学会列文森奖。费正清在《纽约书评》作如下评论：“对于任何对中国真正感兴趣的人来说，从现在开始魏斐德的书是他首先要读的最重要的著作之一。”该书的主题之一是“忠”，魏斐德对这一主题的处理集中体现了他的史学方法。他没有像一个哲学教授那样从理论上探讨忠的含义，而是通过叙事从形象上刻画守节死难者各不相同的悲剧故事及其背景。忠作为概念或许不难定义，忠作为历史现象则极为复杂，需要大量的叙述来提供丰富的细节。能感动读者的只能是后者。

作为叙事史学的实践者，魏斐德通过思考叙事史学与结构史学及小说的关系，来确定叙事史学的边界。他赞成斯通（L. Stone）有关叙事史学与结构史学的说法，即认为叙事是“按时间顺序整理材料，使它即使具有不同层次的附带情节，其内容的焦点仍能集中围绕一件首尾连贯的故事。叙事历史区别于结构历史的两个根本要点是，前者??而不是环境。” 魏斐德认为在中国历史研究界，结构史学是主流。受年鉴学派的影响，历史学家们捐弃了事件史的研究方法，转而注重长时段的转换，大的经济社会结构的变迁，探索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和因果性。例如，从事件史的角度来看，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结构史学家则从人口史的角度出发，认为19世纪中国的内外交困肇始于18世纪人口剧增导致的社会危机，因此近代史的开端应该提前。又如，关于中华帝国晚期停滞的原因问题，民族主义者从晚清开始就把17世纪作为停滞的开始，并认为满族入侵是停滞的主要原因。结构史学家则在宋代的文化保守主义或者10到12世纪唐宋大转折中寻找晚期帝国停滞的原因，认为从宋朝开始，中国进入一个长时段的过渡，其间只有缓慢的变迁，没有大的转折。魏斐德并不否认结构史学的贡献，但认为从叙事史学角度来看，中华帝国晚期不是一个稳定的长时段的变迁，而是充满了激变和断裂，其中汉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的斗争尤为惊心动魄。这段历史本身没有一个预先设定的故事情节，不能单纯从结构出发对历史作出纯粹的因果解释。叙事史学通过对人的活动的描写，则可以对其作出半因果性的解释。但是魏斐德承认，他对断裂、激变、灾难的强调不仅出于史学方法的考虑，而且与个人兴趣有关。在撰写《间谍大师：戴笠与中国特务机关》的过程中，他有时禁不住问自己，为什么投入这么多的精力去研究这么个反复无常的人物。回顾自己的史学生涯，他意识到自己其实一直对乱世英雄及其恶魔般的力量有特殊兴趣。那种力量就象毒蛇的目光一样，冷漠却令他着迷。

不少历史学家会十分果断地在历史和小说之间划一道分明的界限，不愿历史沾上一丝小说的味道。因为他们认为历史刻意求真，而小说故意虚构，两者不能混为一谈。魏斐德则被历史与小说之间的张力吸引，不认为两者能截然分开。历史与小说的交融体现在他的生活经历中：他的小说家父亲曾经指导他系统阅读史学经典，他本人又是由修文学、写小说转而搞历史的。这种交融又体现在他喜欢的文学与历史名著中：伟大的小说中交织着历史形象，史学巨著又往往如小说一样生动。小说家依靠想象，但他需要在事实中撷取素材，历史学家立足事实，但他需要用想象把零散的事实串成完整的故事。于是小说家和历史学家各自从自己的领地出发朝对方走去，相遇在幻想与事实、历史与虚构之间的中间地带，那便是叙事王国。这些人在叙事王国相遇之后，至少有一个人没有回到自己原来的领地，那是小说家魏斐德，他投奔历史王国去了。

魏斐德把历史研究比作工艺、手艺，并自称是个工匠、手艺人。也就是说，在这门行当里经验、感觉、技巧要比抽象的理论思考更为重要。一方面，这是一种谦虚的说法，因为他不想拥有哲学家的桂冠。他认为既然一个木匠不会因为自己经常量尺寸算距离就以数学家自居，一个历史家也不必因为自己常常要用理论就以哲学家自命。另一方面，就讲究感觉技巧、重视细节而言，魏斐德的史学实践确实与优秀的手工艺有相似之处。他是公认的讲故事大师，对故事的构思、细节、措词、节奏、过渡、时态等各方面色色考究。无论是在生活中还是在史料里，他都非常善于捕捉传神的细节，每有评论，必用小故事穿插其间。从煌煌巨著到短简尺牍，魏斐德的语言总是富有个人风格，令人一读而想见其机智敏感、博学多识。

魏斐德的史学思想以其对存在与时间的理解为背景。时间是存在的结构，人类在时间中的存在通过叙事呈现于语言中。叙事是人们对往事的记忆，对过去的重述。时间永是流逝，人们的记忆通过叙事不停地重构属于他们的逝去的时间。叙事引领人们穿越时间，重新经历过去，救赎、再造过去，给生命以第二次机会。个人和他所属的群体在叙事中寻找各自的身份：如果想回答“我是谁？”“我们是谁？”这样的问题，只能通过讲述“我”和“我们”的过去。顺着魏斐德的思路，我们可以说，历史学不是一门普通的学科，而是人类的一种基本生存方式；每个人都需要获得一种关于过去的叙事以建立自我身份，因此每个人都在搞历史，历史学家只是更为专业而已。

三、上海史研究

在魏斐德的史学著作中，直接研究上海历史的有两部专著《上海警察，1927-1937》《上海歹土：战时恐怖主义与城市犯罪，1937-1941》和五篇论文。本书对这两部专著都有专节介绍。另一部专著《间谍大师：戴笠与中国特务机关》也有一部分内容涉及上海。这一系列著作通过叙述警察和特工这两种国家暴力工具在上海的活动，揭示了在特殊的国际国内环境中，国民党政府在国家建设与市民社会发展两方面双重失败的过程和原因。它们是以叙事史学的方法，将人物研究与制度研究相结合的典范之作。

§ 个人评价

家庭背景、少年经历、外语才能、中国史研究、遍天下交友，魏斐德一直处在与多种文化的交流对话中，他无疑是一个世界主义者。他的言行举止、生活方式都是美国式的；他对美国政治保有高度的热诚和责任感，向来是民主党的支持者；他是一个真正的美国人，全球化背景中的地方主义者。地方主义与世界主义在他身上和谐共存，所以他是地方世界主义者。所谓和谐，并不意味着两者之间没有矛盾，矛盾始终存在。魏斐德曾经这样描写列文森：

列文森乐于享受对自己特有的过去的依恋。但是如果排斥性地执著于自己的过去，那就纯粹是乡气，那就仅仅是浪漫。他的答案是认识自己身上的人性，以类比性的历史创造一种连接，这连接能够把他特殊世界的时空带入普遍性的视野。于是波士顿犹太人列文森，可以是上海知识分子的同宗。由于他如此有意识地表明了自己的动机和假设，他发现矛盾可以激发创造，一旦你有勇气正视它们。

只要把其中“波士顿犹太人列文森”换成“中西部长老会教徒魏斐德”，这段话也可以用来描写他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