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霍维茨 |
| 释义 | § 简介 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的获得者，著名生物学家。 霍维茨出生于美国芝加哥，九年级在家里浴室里做过果蝇遗传的家庭作业。大学在麻省理工学院（MIT）学数学和经济。研究生申请时从数学经济到生物都申请了。他在哈佛大学做研究生是在华生、吉尔伯特(W. Gilbert)和维伯(K. Weber)联合指导的实验室，三人对他有不同教益：华生有极好的生物直觉、吉尔伯特会挑任何实验解释的毛病、维伯知道如何做出实验来。霍维茨单独发表4篇论文而毕业。霍维茨到英国加入布勒呐小组做博士后，开始和萨尔斯顿合作研究细胞谱系和用遗传学分析细胞谱系的机理。1977年，萨尔斯顿和霍维茨在《发育生物学》杂志报道线虫胚胎后发育的细胞谱系。1980年，霍维茨和萨尔斯顿在《遗传学》杂志报道用遗传突变的方法，发现一些控制细胞谱系的基因。1981年，萨尔斯顿和霍维茨在《发育生物学》杂志进一步分析影响细胞谱系的突变种。1983年，萨尔斯顿和其他合作者在《发育生物学》杂志报道线虫在胚胎发育期间的细胞谱系。至此，细胞谱系分析主要工作，特别是发育和形态工作，已经结束，而分子生物学工作将很快跟上。期间，布勒呐的其他助手也进行了一些重要工作，包括怀特（J. G. White）、赫吉科克（E. M. Hedgecock）和乔非（M. Chalfie）等，所有这些论文，布勒呐都没有做作者。 § 生平 1978年，霍维茨回麻省理工做助理教授、81年升副教授、86年正教授。他主要用线虫做了包括发育生物学和神经生物学的许多方面。一个重点是细胞凋亡的分子机理，他用遗传突变的方法找到关键的调节细胞凋亡的基因。诺贝尔奖委员会引用的是他的女研究生爱丽思（Ellis）和他于1986年在《细胞》杂志发表的论文。其后他实验室还发现其它控制细胞凋亡的基因。这些基因被霍维茨实验室的研究生克隆和进一步研究，主要是袁均英(1977年上海高考第一名进复旦)和Hengartner等。霍维茨实验室的研究，推动人们理解细胞凋亡的分子机理，他们的结果和其他研究哺乳动物细胞凋亡的结果对比，发现细胞凋亡在不同动物用的是同样的分子，其机理也是相同的。高等动物细胞凋亡研究领域里，英国的Wiley 和Kerr、澳大利亚的Vaux和Cory、美国的Korsmeyer等也有重要发现。细胞凋亡的生物化学机理研究的最重要突破来自于目前在得州大学西南医学中心的王晓东实验室。 布勒呐、霍维茨和萨尔斯顿三者性格不同，他们的共同点是为科学做出了创造性的贡献。远在这次获得诺贝尔奖以前，布勒呐就被许多人认为是目前还活着的最聪明的生物学家之一。他极喜欢交流和讨论科学。他认为讲话和“用交谈来做实验对科学很重要”，他和克里克有长期交流。他也很幽默，有一段时间常常写些俏皮的评论和忠告。1986年后他参与提倡进行人类基因组研究。 霍维茨不仅自己动手时做研究杰出，他从1978年以来领导的实验室，一直是生命科学界最高产的实验室之一。他有多方面的重要工作、论文很多，他实验室开创的对小RNA和对嗅觉机理的初期研究，都有在将来达到诺贝尔高度的可能。霍维茨培养了许多出色的科学家，他的直接和间接学生遍布美国主要大学和研究机构，也有在欧洲和台湾的，其中华裔的包括北大毕业的韩珉和金亦石、复旦毕业的袁钧英、科大毕业的薛定、和台湾大学的吴怡春等（其中袁钧英和薛定研究细胞凋亡）。 萨尔斯顿比较习惯于单独或和少数合作者做实验。他研究论文数量不多，最多一年4篇，有些年没有。所发表的杂志是本领域里受尊重的杂志，但不是多学科要看的杂志。他在1983年线虫谱系分析工作完成以后，有几年找下一步研究，做了一些比较初步的工作，到后来加入基因组研究，92年起领导英国剑桥的基因组中心，先和华盛顿大学的沃特斯顿（Bob Waterston）共同领导线虫基因组测序，以后他们和麻省理工的兰德(Eric Lander)是人类基因组的学术领头人，在基因组研究方面有重要贡献，如果基因组发诺贝尔奖，以前认为这三位有较大的可能。所以出现一个有趣现象：萨尔斯顿这样一个喜好自己单独研究的人，却领导起了一大群人。 布勒呐、霍维茨和萨尔斯顿虽然性格不同，他们都热爱科学。而且互相尊重。和其它领域相比，线虫领域的科学家们非常互相支持，互相帮助。开创者们的风格影响了整个领域，不仅使他们更可以从科学中得到欢乐；使他们能集中精力研究科学；也使这个领域能健康和较快地发展。三人得奖消息出来后，正在法国度假的霍维茨不多的几句谈话里，就提到很高兴他的两位朋友能得奖，且说他们都可因其它工作另外得诺贝尔奖。 霍维茨是三人中最喜好中国文化的，也是我所认识的美国非华裔科学家中最喜欢中国的，他还学了中文。他不仅在美国培养了中国留学生，两年前，他和同是麻省理工学院教授的科学家夫人康思坦丁－琶顿(Martha Constantine-Paton)一起，应中国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所长蒲慕明的邀请，担任神经所国际顾问委员会成员，为神经所发展方向、招聘、评审等献计出力。八十年代，霍维茨曾应邀去中国讲学。1998年，我请他和夫人到北京参加第一次“分子和细胞神经生物学”戈登会议。这是一个完全为科学交流的小型精英会议。霍维茨对此会的支持是美国戈登会议总部继续支持它的一个原因。2000年和今年，霍维茨和康思坦丁－琶顿两位都到上海和香港学术交流。他们不仅和一些中国科学家有良好的交往，也和研究生们有很好的接触和交往，学生们看到他们飞到中国后用许多时间积极认真地参加学术会议、学术讨论和为神经所出谋划策，他们的言传身教，使青年们看到卓有成就的科学家们的风格和他们对科学持之以恒的热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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