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陈宝泉 |
| 释义 | § 说明 1904年回国后，历任天津地区各小学教务长，并创设单级小学堂，筹备天津教育博物馆。旋入直隶学校司，任职期间，拟订劝学所、宣讲所等章程，均付诸实施。1905年，任直隶学务公所图书课副课长，主编《直隶教育杂志》（此为中国近代最早的省级教育行政机关刊物），并与高步瀛合编《国民必读》、《民教相安》，由北洋官报局公开印行10万册，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另编著《国民镜》、《家庭谈话》等教科类图书多种。这些书都采用白话文，所以在民间非常流行，成为新文化运动之先声。本年底，随严修到清廷学部任职，拟订学部开部之计划，改定中等以下学堂章程，主持组织图书局和编纂教科书的工作，官阶由主事升至郎中。又曾担任普通教育司师范科员外郎。1910年，擢升为学部实业司司长。1912年7月，陈宝泉被教育部任命为北京师范大学的前身--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校长，并应教育总长蔡元培之约，出席"全国临时教育会议"，参与民国初年教育改革。 1912－1920年，陈宝泉任北京高师校长期间，上书袁世凯论述发展师范教育之切要，主持制定《北京高师规程》、《北京高师五年计划书》，将原京师优级师范学堂的英语、理化二部，扩充为国文、英文、史地、数理、理化、博物六部，增设附属中小学、教育研究科、职工养成科、体育专修科及东三省师范养成班；筹集经费，完成各科实验室、研究室、图书馆、体育馆、工业部之建设；倡设运动会、辩论会、游艺会、新剧团、雅乐团、讲演会、平民学校，引导学生全面发展，初步奠定了日后北京师范大学的规模。 五四运动时，陈宝泉与蔡元培等积极营救被捕学生。他以校长身份亲自到校门口迎接"高师八勇士"（指陈宏勋、杨荃骏、初铭音、向大光、薛荣周、赵允则、唐英国、王德润）；为了他们的安全和毕业后的出路，又亲自为他们改名字（如陈宏勋改名为陈荩民，杨荃骏改名杨明轩，初铭音改名初大告），体现了一个敦厚师长对自己学生的爱护。 他重视师资队伍建设，聘请一批著名学者来高师长教，如王桐龄、邓萃英、许寿裳、马寅初、张耀翔、经亨颐、陈映璜、马叙伦、丁文江、翁文灏、何炳松、沈步洲、陶孟和、钱玄同、黎锦熙、毛邦伟等40余人，尽一时之选。 陈宝泉管理北高师以"诚勤勇爱"为校训，采取校务公开原则。他不仅及时借鉴北大的改革经验，而且在推行学生自治和平民教育等方面成绩斐然，使北高师成为新文化运动中北大之外的又一重要阵地。陈宝泉办学有方，赢得了师生的深切爱戴，正如一位高师毕业生所说："吾师（指陈宝泉）桃李满林，铎声一振，弟子来归。"（见《张崇玖致陈宝泉书》，载《五四运动与北京高师》，北师大出版社1984年版）陈宝泉去高师校长职时，校内外群起挽留，与当时社会上一些学校驱逐校长之风形成鲜明对照。 陈宝泉在办学指导思想上能正确处理继承祖国传统和学习外国的关系，他曾在《国民镜》中鲜明地指出;不墨守唯我独尊的谬见，对于中外学问事功，其爱憎取舍，论其实不论其名。"他强调大胆学习外国，并引俗语说："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高；河海不择细流，故能成其深。国家若不取法各国，何以富强呢？"正确的态度是："取人之长，补己之短，使本国为完全独立之国。"基于这种思想，陈宝泉在执掌高师期间曾多次考察国内外教育，如1915年率北京高师附小（今北京第一实验小学）主任郑际唐、北京高师附中（今北京师大附中，俗称北师大一附中）主任韩诵裳参观江苏、浙江教育；1917年与黄炎培、郭秉文、蒋维乔等参观日本、菲律宾以及广东、香港教育；1919年与表希涛等考察欧美教育，在美时，由普名教育家孟禄等陪同参观，并邀孟禄访华。在美国，陈宝泉还热情会见了张仲述（张伯苓胞弟，后曾于1923年主持北京师大与中华教育改进社合办的"中学课程研究班"）、李建勋（后曾任北京高师校长）等留学生代表，邀请他们回国任教。 在任北京高师校长期间，陈宝泉还积极参加各种学术集会和学术团体的领导工作，由他亲自创办并担任会长的重要教育社团有：北京通俗教育研究会、北京教育学会、天津县教育会、全国师范教育研究会等职。又与张元济等发起师范讲习社，编辑出版《新体师范讲义》。1915年参与发起全国教育会联合会，以后历届年会均参与主持。1917年1月，与蔡元培、黄炎培等发起成立中华职业教育社。 1918年4月，受教育部委托主持召开全国高等师范学校校长会议；9月向教育部提交关于设立道德教育研究部的呈文，获准施行。同年在北京高师主持召开中国教育史上首次国语教科书编辑会议，与黎锦熙、钱玄同等创编国语教科书。1919年3月，教育部组织教育调查会，由陈宝泉、蔡元培等九人组成，陈分别担任普通教育调查股、师范教育调查股成员。同年，与袁希涛共同创办中华博物学会，任副会长。 1920年冬，陈宝泉调任教育部普通教育司司长。入部之初，他即向教育总长范源濂条陈各项部务改革计划和建议，深得赞同，以后历任总长也都参酌执行。1921年4月，北大、北高师等八校教职员因索薪罢课，教育总长、次长相继辞职，部中月余无长官，普通司司长陈宝泉和专门司司长任鸿隽共同维持部务，任疏解之责。同年，武昌高师因经费无着，学生200人北上请愿，部中议论纷歧，多不敢问津此事，陈宝泉出面多方斡旋，终使武昌高师得免停闭。本年夏，参与组织实际教育调查社，邀集教育界人士与孟禄召开大型教育讨论会，与陶行知、胡适合编《孟禄的中国教育讨论》。会议期间，实际教育调查社、新教育共进社、新教育杂志社欲合组为中华教育改进社，三社公推陈宝泉、陶行知、朱经农、马叙伦、李建勋为社章起草员，该社成立后，陈任教育行政组审查委员。1922年，参与制定"壬戌学制"，并任中华教育文化基金委员会委员。1923年任教育部教育次长兼普通教育司司长。在普通司司长任内，他还组织了教育行政讲习会、小学成绩展览会等活动。1923年8月，参与发起中华平民教育促进总会，与陶行知等九人一起当选为执行董事。1924年，被选为中华教育改进社九位董事之一，又任该社教育行政委员会副主任、义务教育委员会副主任。1925年3月，与李大钊等受聘担任"华北六大学中文辩论会"评判员。 陈宝泉在"高师改大"的过程中也起了重要作用，早在1919年山西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年会上，他就与邓萃英联名提出了《设置师范大学案》。1922年以后，他以教育部官员身份兼任北京师范大学筹备委员；与梁启超、张伯苓等九人担任北京师范大学董事会董事；又先后任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讲师、教授。除在教育部任职外，他在北师大讲授《中国近代学制变迁史》课程，从1925年起，他整理讲义，三易其稿，编著成书，于1927年正式出版。该书准确地绘制了各个时期学制系统图，为后来的中国教育史书所取法，成为教育史研究者必读之书。 陈宝泉是我国师范教育的卓越前驱，一贯重视师范教育，尤其在高师校长任内提出的改革师范教育的意见、建议，产生了深远影响。他说，小学教师为"国民教育之母"，中学以上教师为"人才教育之母"，所以要不断提高教师待遇；师范教育须独立设置，自成系统，招生人数与中小学数量"要互成比例"；教师是神圣的职业，须重视人格修养，要有信仰。不能偏重"智"，忽视"德"；教师必须真正做到诚勤勇爱、为人师表、以身作则。 他主张资遣师范学校教职员到国外游学游历，加强教员培训，提高教员素养，认为："促进师范教育之进行，则国民教育根本自固"。1913年6月，他在北京高师学生毕业式上指出："教育为国家命脉，师范为教育胚胎"，教导毕业生要"以教育事业为第二生命，以师范名誉为无上财产"。在《北京高师毕业同学录·序》中，他指出："凡我同人，应以北京高师教育之发展为无上之目标，无论在职去职，在京在外，今日明日，共向所定之目标，加以无限之助力"。调人教育部后，他仍经常关心北师大的发展，希望师大同人明确北京师范大学在全国特殊的重要地位，"使师大之校风可以转移全国教育之风气"。北京师大对中国近现代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发挥了十分重大的作用，这与陈宝泉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他在北京高师倡导学生自治，推行自学辅导实验，强调要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传统教育的教与学是分离的，现代新教育则倡导教与学合一。1920年前后，陶行知和陈宝泉南北呼应，相继主张将教授法改为教学法。陈宝泉指出："方法由宗旨而定，今日教学法之宗旨，应力斤教员中心主义，而实行儿童中心主义，故不曰教授法，而曰教学法。"把"教授法"改为"教学法"，这是教学观念、教学思想领域的重大变革，是教学理论上的重要探索，它促进了中国近代的教学改革乃至整个新教育运动。 综上所述，陈宝泉任北京高师校长达九年之久，从校址的开辟，校舍的建筑，到教员的延聘，系科的设置，直至各种规章制度的订立，都是由他主办的，"卒蔚成此全国最大高等师范之基础"。（见《北京师大周刊》，1923年 9月 28日） 陈宝泉既是北京高师的主要创办人，又是北京师范大学的主要奠基人与创办人之一。为了表彰陈宝泉的光辉业绩，北京师大分别在不同时期建有"筱庄楼"和"筱庄斋"（筱庄是陈宝泉的字）。 1928年，陈宝泉离开教育部。1929年，任天津市政府参事、教育部名誉编审、天津贫民救济院院长，又在南开大学兼课。后任天津广智馆董事、青年会董事、铁路同人教育会副会长等职。1930年底，任河北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厅长。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打电报指责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在教育界引起很大反响。1933年拟定《河北省教育三年计划》，整顿高等教育，开办义务教育实验区。1935年7月，蒋介石政府与日寇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陈愤而辞去厅长职务。1937年七七事变后，他热情接受天津市教育局邀请，给中小学教师作报告，劝勉教育界同仁发奋图强，共赴国难。当时天气炎热，他情绪过于激动，又患高血压症，从此卧床不起，医治无效，正于天津沦陷之日逝世，享年63岁。 陈宝泉是我国教育近代化进程中伟大的爱国者和拓荒者，从书刊编辑、小学教师到大学教授，从小学教务长到大学校长，从直隶学校司、清廷学部到中华民国教育部，再到河北省教育厅，他是能够与时俱进的教育家，服务于教育界近40年，对近代中国的教育改革和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可以说，担任北京高师校长时期是他人生最辉煌的时期之一。他在北京高师的事迹和关于师范教育的真知灼见至今仍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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