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辞海》 |
| 释义 | 《辞海》《辞海》是一套兼收语言条目和百科条目的大型综合性辞书，1915年由中华书局开始策划，1936年成书，之后历经多次重大修订。《辞海》目前由上海辞书出版社负责编纂出版。《辞海》以其专业的队伍、严谨编纂作风著称，其知识性和准确性极高，是中国最权威的工具书之一。 § 简介 《辞海》 《辞海》是中国最大的综合性辞典。《辞海》是以字带词，兼有字典、语文词典和百科词典功能的大型综合性辞典。 辞海二字源于陕西汉中著名的汉代石崖摩刻《石门颂》 。 皇皇巨著《辞海》是一个世纪、几代学人千锤百炼的结晶。《辞海》最早的策划、启动始于1915年。时中华书局主持人陆费伯鸿先生决心编纂集中国单字、语词兼百科于一体的综合性大辞典，其宏博气势，令人钦敬。并取“海纳百川”之意，将书名定为《辞海》。 老《辞海》自1915年秋启动后，至1928年止，时作时辍。1928年起专聘舒新城先生担任《辞海》主编，终于在1936年正式出版了《辞海》两巨册，声动全国，名重一时，成为中国出版史上永久载入的一件大事。 解放后，毛泽东于1957年9月在上海正式决定修订老《辞海》，《辞海》从此迎来了第二个春天，开始了第二次创业。 1958年5月，中华书局辞海编辑所成立，1959年夏辞海编辑委员会成立。 § 编撰历程 《辞海》 《辞海》最早的策划、启动始于1915年。时中华书局主持人陆费伯鸿先生决心编纂集中国单字、语词兼百科于一体的综合性大辞典，其宏博气势，令人钦敬。 并取“海纳百川”之意，将书名定为《辞海》。老《辞海》自1915年秋启动后，至1928年止，时作时辍。1928年起专聘舒新城先生担任《辞海》主编，终于在1936年正式出版了《辞海》两巨册，声动全国，名重一时，成为中国出版史上永久载入的一件大事。 解放后，毛泽东于1957年9月在上海正式决定修订老《辞海》，《辞海》从此迎来了第二个春天，开始了第二次创业。1958年5月，中华书局辞海编辑所成立，1959年夏辞海编辑委员会成立。1960年3月，《辞海》试写稿问世，11月，在初稿基础上，形成《辞海》二稿。1961年10月，按学科分类编排的16分册试行本在内部出版发行。1963年4月《辞海》（未定稿），在内部发行。 《辞海》在时代嬗变之间进入了全新时期。1979年三卷本的《辞海》正式出版，五千多名专家用二十余年完成了夙愿，向国庆三十周年献上一份厚礼。以增新、补缺、改错为总方针，1989年版的《辞海》出版后，江泽民欣然题词，对辞海精神作了高度概括和总结。 § 历任主编 1.舒新城（1893～1960） 湖南溆浦人。1917年毕业于岳麓高师，次年受聘为福湘女子学校教务主任。1920年在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与毛泽东相识。1923年由恽代英等介绍，加入“少年中国会”。后赴沪任中国公学中学部主任及南京东南大学、成都高师教授等职。著有《留学史》、 《教育思想史》等。1928年任《辞海》主编。 2.陈望道（1891～1977） 浙江义乌人。日本中央大学法法科毕业。1920年翻译出版《共产党宣言》，与陈独秀等发起组织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曾任《新青年》编辑。后在上海大学、复旦大学任教。建国后，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文教委员会会副主任兼文化部长、复旦大学校长、华东行政委员会高教局长、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常委、民盟中央副主席兼上海市主任委员。著作有《修辞学发凡》、《陈望道义集》等。1961年被任命为《辞海》主编。 3.夏征农 （1904～2008） 江西丰城人。曾参加南昌起义，1928年起曾任复旦大学青年团支部书记，江苏省团委宣传部秘书，《海上青年》杂志主编，1933年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历任新四军政治部统战部副部长兼民运部长，苏中军区军政委员会秘书长、一师调查研究室主任，苏中第四专员公署秘书主任（党组书记），苏中公学教育长、政治部主任、校长，华中建设大学副校长，山东省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济南特别市委宣传部部长、常委及市委副书记，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宣传部副部长、部长及山东分局委员，中共山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副书记、书记处书记，中共济南市委第四书记(主持日常工作)，中共华东局宣传部富部长、部长，复旦大学党委第一书记，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全国第一届人大代表，中共八大代表、十二大列席代表，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共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特邀代表，上海市文联主席，上海市社联名誉主席，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副主任，《辞海》主编。1928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征农文艺创作集》、《征农文艺散论集》、《征农诗集》等。 4.陈至立 历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上海市委副书记、国家教育部长、国务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2009年任《辞海》主编。 § 1999年版《辞海》 《辞海》 1999年版《辞海》与1989年版相比，具有“六新”，即：新词目、新解释、新情况、新规范、新数据和新图片。 新词目 6000条新增的词目除了一些原来漏收的词目外，大部分是近十年来新出现的词语。如“邓小平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知识经济”、“因特网”、“DNA疫苗”、“智能卡”、“超级市场”等。 新解释 对一些重要的新提法，除在新增条目中援引外，在其他相关条目中也注意援引。如“资本”条，原来只有原始涵义，在新版中加上二义，即社会主义经济中所用的“资本”和会计学上的“资本”。 新情况 对中国行政区划变动、国际上政治地理变动的有关条目都作了修改。如：重庆市改为直辖市后，“重庆市”、“四川省”两条及原属重庆市的县、市条目都得改。如：苏联解体后，与此相关的许多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以及地理上的条目也都作了较大的修改。 新规范 近年来，无论在法律方面，还是行政方面、科技方面等，都出现了许多新的规范。以法律来说，刑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等都作了重大修订；以科技来说，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订委员会陆续公布的学科名词就有40本之多；国家技术监督局公布了新的《量和单位》。《辞海》中有关条目，都按照新的规范行文。 新数据 人口数、产量数和各项经济值、动植物数、卫星数以及一切涉及到数据的条目，凡有新的资料均予更新。如太阳系原发现2958颗正式编号的小卫星，现修订为发现7000多颗。 新图片 随文附图共16000余幅，比1989年版的3300幅增加385％，而且，其中绝大多数是彩色照片。 封面将江泽民总书记1998年12月7日亲笔题写的“辞海”书名以大号字体印金置于正中稍偏上的位置，作为主要视觉焦点，同时衬以厚重的深红底色，表现出一种华贵、庄严、端庄的气质。 新的设计 除配置大量的彩色图片外，并将必须配置的黑白线条图和倾泻结构式加上色块，全书图文并茂，色彩缤纷，在形式上更具现代感。 《辞海》是以字带词，兼有字典、语文词典和百科词典功能的大型综合性辞典。1999年版《辞海》是在1989年版的基础上修订而成，所收单字，由16534个增加到19485个，所收词目，由120000条增加到122835条。全书篇幅比1989年版增加约400万字。新增词目大部分是近十年来新出现的词语，如“因特网”、“多媒体”、“转基因动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等。 《辞海》附录有《中国历史纪年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简表》、《常见组织机构名简表》、《中国少数民族分布简表》、《世界国家和地区简表》、 《世界货币名称一览表》等13种。每卷书前有《辞海部首表》。索引包括《笔画索引》、《汉语拼音索引》、 《四角号码索引》 、《词目外文索引》。 § “辞海”精神 《辞海》 1989年版《辞海》出版时，江泽民同志曾题词：“发扬一丝不苟、字斟句酌、作风严谨的‘辞海’精神，为提高中华民族的文化素质而努力！”对《辞海》编纂者的敬业精神及该书的作用给予高度评价。 “辞海”精神在1915年《辞海》初筹时就已开始孕育。在中华书局词典部聚集的周予同、刘范猷、沈朵山、舒新城等先辈贤人，筚路蓝缕，究本穷源于浩如烟海的典籍之中，耗去整整21年光阴才推出了1936年版《辞海》。建国后，在对《辞海》脱胎换骨的修订中，又有多少人杰精英耗尽毕生心血，在堆积如山的《辞海》稿纸上，清晰地留着郭沫若、叶圣陶、竺可桢、范文澜、丰子恺、周培源、吴作人、王力等人的点点墨迹。在《辞海》各种版本上署名的有2000余人之多（在1979年版出版时标上黑框的主编和主要编写人就达100余人），而这只是参与者的1／3，他们的背后还有一支5000多人的队伍。 《辞海》中每一个条目，都是高度浓缩的知识。一个词条展开可写成一篇论文或出一部专著。为了让每个字表达最确切的意思，编辑部要一个一个地查核，一个一个地斟酌，有时为了一句话要在图书馆查一天，翻一叠书只为了改一个字。为了把错误降到最低限度，他们有一套严密的质量管理体系，从稿子进入建立起辑程序起，要经过23个环节，每个环节经手人都要签上大名，承担责任。1979年版《辞海》出版时，愣是为了一个错字，出版社全体人员进印刷厂把已印好的8万册书中8万个错字改过来。 是中国第一部兼有字典和百科词典性质的大型综合性辞书。选收了上起古代、下迄当今的中外大量词语，包括成语、典故、人物、著作、历史事件、古今地名、团体组织以及各学科名词术语等，是人们用以释疑解惑的具有权威性的工具书。仅从1979年版《辞海》算起，三卷本和缩印本的发行累计数已达460万部，分册发行1123万册，中国的香港、台湾还分别出版了繁体字本和缩印本，创中国大型辞书的发行纪录。 § 音序版《辞海》问世 《辞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向读者推出一套音序版的《辞海》彩图缩印本，一些专家指出，音序版《辞海》的问世不仅仅是在辞书苑里增加了一个新品种，更是给读者提供了一个高效的检索方法。 问世以来，《辞海》一直采用按部首法编排的编纂方法。早在东汉时期，许慎的《说文解字》就已采用部首法编排。中国历史上乃至现当代的许多大型工具书如《辞海》、《辞源》、《汉语大词典》等无一例外也都是采用部首法进行编排。部首法无疑是中国人的祖先发明的对汉字的一种极其科学的分类方法。但部首法就检索而言又并非是一种高效的检索体系。上海辞书出版社曾做过这样一个试验，按不同的检索体系查检同一个目标，如“周瘦鹃”，按部首法查，需约1分半钟；按《辞海》书后的汉语拼音索引查，大约花35秒；用笔划索引查，花费45秒；用四角号码查，也是35秒。部首法由于不能一贯到底，需要与按笔划数编排相结合，因而无法一次完成查检，速度慢；同时，部首法至今没有统一的国家标准，以部首法编排的一些重要辞典如《康熙字典》、《辞源》、《辞海》等其部首体系在数量、分部、顺序上都有很大不同，读者难以掌握和记忆。因此，绝大多数中青年读者在使用《辞海》时，都是用书后的笔划索引或汉语拼音索引进行查检，很少有人使用部首法。 上海辞书出版社经过综合衡量认为，汉语拼音排序在一次完成查检上虽然也有一些问题，但汉语拼音有国家统一的标准，特别是近年来汉语拼音的普及和推广，拼音字母的音节和顺序，已在大多数读者特别是年轻读者的脑中生根，对他们来说，查阅以汉语拼音顺序编排的中文词与查阅英文词典没有多大差别。因而汉语拼音排序应是目前诸多排序方式中的最佳方式。 § 相关统计 《辞海》 旧版《辞海》据书首介绍，前后共化了20年时间，积累了50万条词目，出版时从中选用了10多万条。在修编核对文献过程中曽发现《康熙字典》有4000余条错误，这是不编 《辞海》所无法发现的。书中引用到的人名、地名及书名共有50万条。标点200余万。中国汉字包括罕见字，约7000～8000字，但修编《辞海》仍远感不够，又増铸銅模8000 余字，故一共使用了16,000余字。 1979 年版《辞海》是对1939 年版《辞海》的更新，即去掉认为“过时”的，增加新生的词条。这一减一増，在总量上与旧版《辞海》差不多。新《辞海》共收单字14,872个，词目91,706条。一般词和专科词共106,578条。没有像旧版那样说明一共使用了多少汉字，多少人名、地名、书名等的统计数字，是一种疏忽和遗憾。 在编写人员方面，对比也很强烈：1939 版《辞海》有主编 4 人，编辑 53 人，都是 各个領域的学者专家，为编《辞海》成了高水平的编辑。按10万条词目计，每位编辑平均约分摊到 2000 条的任务。 1979版《辞海》的阵容非常庞大，计有主编1人，副主编16人。编辑委员186人。分科主编125人。参加本书修订工作的主要編寫人员506人。参加本书编辑工作的部分人员46人。参加本书修订工作已逝世的编委、主要编写人112人。因其中有部分的人重复，单独以“参加本书修订工作的主要编写人员506人”一项计，是旧版编写人员的十倍！按10万条词目计，每位编辑平均分摊 210 条，仅旧版编辑工作量的十分之一 。 1999年新版的阵容较1989版更有所扩大，计有主编1人，常务副主编1人，副主编18人，1979、1989、1999三版都参加的主要编写人员84人，参加1989、1999两版的主要编写人员 221 人，参加1999 年版的主要编写人员350人，共 555 人。人数增加，相应的篇幅也增加，1979 版共 9702 页（附录在外），1999 版共 12002 页，较1989 版增加2300 页。但没有像旧版《辞海》那样详细胪列说明有关的统计数字，是一大遗憾。 § 历次版本 《辞海》1936年版两卷本（甲种、乙种、丙种、丁种） 1937年9月出版 《辞海》1936年版两卷本 （戊种）1938年6月出版 《辞海》1936年版合订本 1947年5月出版 《辞海》试写稿（供作者编纂参考）1960年3月印 《辞海》二稿样稿本 （供作者编纂参考） 1960年11月印 《辞海》试行本（16分册，另有总词目表1册，内部发行，供征求意见）1961年10月发行 《辞海》送审本1册 1963年10月印 《辞海》试排本（供内部修改使用，60册） 1963年4月出版 《辞海》未定稿两卷本（内部发行，供继续征求意见） 1965年4月出版 《辞海》分册（修订本，即新一版，28分册）1975年12月~1983年2月出版 《辞海》1979年版 三卷本 1979年9月出版 《辞海》1979年版 缩印本 1980年8月出版 《辞海》语词增补本（与《辞海》语词分册修订本配套）1982年12月出版 《辞海》百科增补本（与《辞海》百科分册修订本配套）1982年12月出版 《辞海》四角号码查字索引本 （供检索《辞海》1979年版用） 1982年8月出版 《辞海》增补本（由《辞海·语词增补本》和《辞海·百科增补本》合并出版，与 《辞海》1979年版三卷本、缩印本配套）1983年12月出版 《辞海》百科词目分类索引 1986年10月出版 《辞海》分册新二版（26分册） 1986年8月~1989年10月出版 《辞海》1989年版 三卷本1989年出版 《辞海》1989年版 缩印本1991年1月出版 《辞海》1989年版 简体字版，三卷本（与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合作出版，在香港地区发行） 1989年9月出版 《辞海》1989年版 简体字版，缩印本（与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合作出版，在香港地区发行） 1989年9月出版 《辞海》1989年版 繁体字版，三卷本（与台湾东华书局合作出版，在台湾地区发行） 1993年7月出版 《辞海》1989年版 繁体字版，10部分卷本（与台湾东华书局合作出版，在台湾地区发行） 1993年7月出版 《辞海》1989年版增补本 1995年12月出版 《辞海》1999年版 彩图本（部首，五卷本） 1999年9月出版 《辞海》1999年版 彩图珍藏本（部首，九卷本） 1999年9月出版 《辞海》1999年版 普及本（部首，三卷本）1999年9月出版 《辞海》1999年版 缩印本（部首，一卷本）2000年1月出版 《辞海》1999年版 彩图缩印本（音序，五卷本）2001年8月出版 《辞海》1999年版 普及本（音序，三卷本）2002年8月出版 《辞海》1999年版 缩印本（音序，一卷本）2002年1月出版 § 与《辞源》的异同 《辞源》 《辞源》、《辞海》是中国两部规模较大、影响很久、权威性极强的收字释词的百科辞书，是学习、科研必不可缺的重要工具书，然而不少大学生乃至研究生常常把两部辞书混淆起来，弄不清在什么情况下利用《辞源》，什么情况下使用《辞海》，对学习和科研遇到的困难不能自解，不能不说是莫大的遗憾。现列表释两书的异同，如何使用便迎刃而解。 一、《辞源》是我国第一部大规模的语文词书。它始编于1908年(清光绪三十四年)。1915年以甲乙丙丁戊五处版式出版。1931年出版《辞源》续编.1939年出版《辞源》简编,历时数十载,几经修订,至1983年才完全大功告成。它凝聚了几代学者的心血,包含着全国数省几万人的辛勤劳动，工程浩繁,来之不易。 二、修订版《辞源》以旧有的字书,韵书,类书为基础,吸收了现代词书的特点,以语词为主,兼收百科,以常见为主,强调实用,是一部综合性,实用性极强的百科式大型工具书。全书共四册,收词近十万条,综计解说约一千二百万字,几乎超出了《资治通鉴》一倍. 三、修订版《辞源》的内容丰富极为充实广博。除大量的字词释义上,对于艺文,故实,曲章,制度,人名,地名,书名以及天文星象,医术,技术,花鸟虫鱼等也兼收并蓄,融词汇,百科于一炉,既体现了工具性和知识性,又兼顾了可读性。修订版《辞源》历经几代专家学者的修订,改善体例,纠谬补缺,内容更为准确精到,查用更为容易便捷,极具权威性。全书由国内最负盛名,最具实力的商务印书馆承担校审,工作上精益求精,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本书的准确程度和权威性。 《辞源》、《辞海》两部辞书各有特色，《辞源》的主要特色侧重古汉语词语的溯源及演变，注意加注反切，既反映出现代音又反映出中古音，是一部阅读古籍用的工具书和古典研究工作者的参考书。《辞海》的主要特色是介绍一般语词和现代百科语词的基本知识，只注现代音，采用简化字，适用于各行各业的普通读者。《辞源》重古，《辞海》厚今；《辞源》专深，《辞海》广博，各自适应了不同读者的要求。这也正是两部辞书的魅力所在。 § 《辞海》几次极具影响的修订 1、1936年版《辞海》，“九．一八”事变、“塘沽协定”等涉日词条，尽显民族大义 中华书局1915年编纂《辞海》的初衷，完全是为了要与商务印书馆的《词源》进行竞争。第一任《辞海》主编徐元浩是一个旧时代的知识分子，编辑了十几万字后出任上海道尹，当官去了。1928年舒新城接任。作为办过《湖南民报》《湖南教育报》的舒新城，此时已有多部研究中国教育的专著出版，眼光、视野非旧文人可比，深受中华书局的赏识，因此从财力、人力上得到中华书局的大力支持。舒新城的《辞海》编辑部一班人马先在南京、杭州办公，后在1930年入沪，不久编辑部同仁全部加入中华书局，组成中华书局词典部，舒新城以每月300元高薪（中华书局老板陆费逵月薪200元）任中华书局编辑所所长。 舒新城1928年主编的《辞海》以当时世界上最为通行的韦氏大词典为体系，收词范围一改第一任主编的做法，不仅着眼历史典籍中的旧词，而且重点是当时一些新词的收录，当时历史发生的重大事件，如“塘沽协定”“上海事变”“甲午之战”“山东问题”等均收入在内。这在当时日本、德国等列强势力极为嚣张的大时代背景下，是冒着极大政治和经济风险的，由此引发中华书局内部的一场争论。 根据后人的回忆录记载，当时中华书局内部有人对舒新城的做法持反对意见，主张把《辞海》改为只收旧词的《国语大词典》出版，并提出把《辞海》中出现的人名、地名、科学名词一概取消，省得日本人找麻烦。 舒新城坚决反对，力辩到：“即使中国亡了，关于历史上之名词，也应存在。社会科学名词决不能取消”。直到1936年12月出版前的6月份，中华书局内还有人指出“一二八”“九一八”等条目不能收，政治性条目不能解释的太详细。舒新城反对说，“我国积弱，不能与强敌抗衡，敌污我之词不与之辩论，已属屈辱，而敌人强加我之事实亦默而不提，未免不尽人情。”他还说：“辞海出版于今日，应是今日的东西，绝不能单说往事而不说今日之事，尤不能不提人人伤心之事”，又说到“再将日人近出之词典检录，即有上海事件之辞目，且叙述甚详，颠倒是非之处尤多。我以立场不同，绝不能将日人的污蔑之词一一抄入，替政府增罪名，替强邻造反证。但中华民国国民之观点万不可移动”（资料详见《中华书局大事纪要》，第143页，中华书局，2002年5月1版）。舒新城的这些观点与主张，现在看来也许不足为奇，但在当时面临国破家亡的时代背景下已经很有文化知识人的铮铮骨气，而中华书局的主政者也有这种破釜沉舟的气魄，毅然于1936年12月出版《辞海》上册，1937年又出版了《辞海》下册。 在初版的《辞海》里，一大批政治词目收入其中，保持了中国人的立场。如“塘沽协定”词条称：“日军自九一八（参阅九一八之役）起，侵占我国辽、吉、热、黑四省后，又陆续向关内进兵，威胁平、津……”；“山东问题”词条称：“民国四年，欧战初起，日本以对德宣战为名，占领胶州青岛以及胶济路……”。这些词条，适应了当时国家民族救亡图存的民族大时代气氛，《辞海》一出版，即获得社会广泛的赞誉。 同时，由于中华书局的《辞海》晚于商务印书馆《辞源》的出版，借鉴和吸收了《辞源》优缺点，能够在《辞源》的基础上取长补短，后出转精。如《辞源》引书不注篇名，常为论者诟病，《辞海》则引书举作者、书名和篇名，比《辞源》完备。因此《辞海》的销量远远超过了《辞源》。 《辞海》先以预约销售方式发售，分为甲乙两种16开本，分别用圣书纸、道林纸印，定价为24元、20元；为了便于携带，还出版了32开缩印本，同样用两种纸印，定价为12、元、10元，为丁戊本。在1936年12月出版前就预约售出了三万余部。1938年，又印32开次道林纸本称戊种，定价6.5元，丙丁戊三种缩本于1941年印有25开报纸本。据估算，从1936年到1949年解放前14年间，《辞海》的各种版本销量累计应超过100万部。 2、1957年版《辞海》，毛泽东大力支持，但“硬伤累累” 建国后的中华书局，舒新城依然任编辑所所长和总经理之职，在1949年5月，曾对1936年版的《辞海》写过一个“辞海增补本的编辑计划”，但一直到1951年退休也没有实现。 在舒新城退休6年后的1957年，毛泽东在上海会见了一批上海的文化名人，并在9月17日晚上单独接见了舒新城，舒新城借机向毛泽东提出了编辑《辞海》修订本和百科全书的建议。毛泽东当场就表态：“我极为赞成，到现在我还只能利用老的《辞海》《辞源》，新辞典没有。你的建议很好，应写信给国务院”，“我这就写信给人大常委，请其转达有关部门”，毛泽东又勉励舒新城到：“你应挂帅在中华书局设立编辑部，以先修订《辞海》为基础，然后再搞百科全书”，毛泽东鼓励舒新城“一定要干”。 第二天，舒新城向上海的国家出版局和上海市为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传达了毛泽东谈话内容和意见，同时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上海市委很快确定了工作的方针“又通到专，又小到大，又近及远，自己动手”，在人力、物力上“百位干部，百万元经费，五年时间”。经过7个月的筹备，1958年5月中华书局辞海编辑所成立，66岁的舒新城再次出任主任。1959年成立《辞海》编辑委员会，成员有吕叔湘、陈望道等一大批学者和夏征农、陈翰伯、罗竹风、巢峰等一批政界、出版界官员组成，可谓当时中国出版界最为豪华的阵容。舒新城此后一直担任《辞海》主编，直到1960年11月28日去世。 1957年版《辞海》，按照舒新城对1936年版《辞海》的“剃、梳、篦、增”四字修订意见，强调应使“外行看得懂，内行说不错”，“有意识地选择政治上能鼓舞人或生活上有意的事例作证”的目标、原则，直到1960年3月，《辞海》试写稿问世，11月，在初稿基础上，形成《辞海》二稿。1961年10月，按学科分类编排的16分册试行本在内部出版发行。1963年4月《辞海》（未定稿）在内部发行，1965年公开发行。 根据上海辞书出版社在1949——2009年间总销量超过600万部的统计推算，《辞海》（未定稿）版在1963年开始内部发行至1979年间17年间，发行册数至少超过了100万部。 今天看1957年编纂的《辞海》，书中留下了浓厚的历史时代色彩，虽然有最高领导人毛泽东的明确指示，有上海市政府充沛的人力、物力支持，但现在看来，反而不如1936版的《辞海》客观、理性。舒新城在1960年3月就开始住院，基本不去做具体工作，可能未看到大部分条目，但1927——1936年间编纂《辞海》时体现的尊重历史事实的文化气节一点也不见了，却是一批中国最有权威的文化知识分子在政治威权面前的集体失声。 比如当时由于彭德怀受批判，《辞海》（未定稿）就删去了“平江起义”“百团大战”等条目，在“八路军”“第一野战军”等条目中也不提彭德怀是副总司令和领导人；再如田汉受到批评，连“义勇军进行曲”也干脆不收了；当时由于林彪红极一时，所以在“湖南起义”“井冈山会师”等条目中，竟然不顾历史事实，把林彪排在陈毅之前、朱德之后，俨然成为起义和会师的领导人；因为陈独秀是右倾机会主义者，在“中国共产党”条目中就不写他是首任党的总书记，等等硬伤触目可见（详见巢峰的《忆编纂出版新辞海1979年版》，收于《我与上海出版》，第19页，学林出版社，1999年9月1版）。 3、1979年版《辞海》，邓小平亲自指示军事科学院参与审定相关词条，成为改革开放初期思想解放的第一支报春燕 1978年1月，中华书局词典编辑部改名为上海辞书出版社，由巢峰担任出版社社长和总编辑。同年10月，国家出版局向上海紧急传达中宣部的指示，《辞海》要在1979年国庆前出版，向建国三十年献礼。 巢峰在回忆当时的情景时写到：“继《辞海》的第一任主编舒新城去世后，第二任主编陈望道也于1977年逝世，主持常务工作的副主编罗竹风还在等待平反，杭苇则已调回教育局工作。众多的分科主编和编写人员下落不明。重新组织队伍、做好各种准备，即使最快速度也要三个月。作者修订、编辑加工、排、校、印、装，充其量不足九个月。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一部1200万字大辞典的编纂出版工作，谈何容易”，但这倒在其次，最为重要的是，此时正是国家改革开放的初期，许多重大的政治禁区、理论框子还没有被突破，刘少奇等重大历史冤假错案还没有结论，如：“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怎么写？文化大革命怎么写？陈独秀、瞿秋白、刘少奇、林彪、康生、谢富治等怎么写？国民党以及台湾问题怎么写？孔子、海瑞、李秀成等历史人物怎么写？美帝、苏修怎么写？”编辑部同仁经过反复探讨和争论，以历史史实为唯一原则，终于形成“《辞海》合订本处理稿件的几点意见”共八条39款，对当时的政治、理论禁区大胆突破，这就是被后来出版界称道的“辞海精神”。当时国家出版局代理局长陈翰伯把意见稿加上按语，在1979年《出版工作》上刊发。 1979年版《辞海》的历史意义在于，客观上承担了改革开放初期所需要的思想解放动员任务，成了改革开放的第一支报春燕。许多词条的注释在当时看来，都是具有突破性的。比如： “文化大革命”词条，释为“1966年毛泽东鉴于苏联叛变为修正主义的历史教训，为了反对和防止修正主义而发动的政治运动。但运动一开始就遭到林彪、四人帮等阴谋家、野心家的严重干扰和破坏。1976年10月以粉碎四人帮为标志宣告结束”。 后来巢峰对这条词目的解释，补充道：“这一释义现在看来很难令人满意，但当时有这样的认识，已明显地含有否定倾向。至于涉及文革的具体条目，在处理方法上更为大胆。文革所肯定的东西或人物，如红卫兵、破四旧、大串联、一月风暴、二月逆流、、夺权、大联合、斗批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五七干校以及康生、谢富治等等，一律不收，实质上予以否定。凡文革所否定的东西或人物，如四五运动（1976年天安门悼念周总理事件——笔者注）、瞿秋白、罗瑞卿、邓拓、吴晗、田汉、周信芳、张志新等等，则予以列目，充分肯定。刘少奇因尚未平反，暂且不予列目”； 还有“台湾问题”词条，1979年《辞海》的释义原则是：“不用‘一定要解放台湾’的口号，不用‘窃据’‘盘踞’‘尚待解放’等用语，强调祖国统一，反对台独。对台湾的经济、文化和人民生活，遵重事实，不随便使用‘残酷剥削’‘民不聊生’‘经济凋敝’等字眼”。 此外，1979年《辞海》对孔子的学术地位和成就，给予恰如其分的评价，一扫文革中“批品批孔”等胡言乱语；对文革中被捧为法家代表人物的秦始皇，一改因毛泽东十分赞赏秦始皇，就只能说好，不能说坏，批评秦始皇就等于批评毛泽东，连郭沫若的《十批评书》都受到株连的作法，一分为二，既肯定他统一六国和在政治、经济、文化上改革的功绩，又指出他焚书坑儒、严刑苛法、租役繁重，还历史本原面目（资料来源同上）。 在相关军事条目的审定方面，《辞海》编辑部请示中央，最后由邓小平同志亲自指示军事科学研究院参与审定。 《辞海》1979版由于客观上适应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思想解放的舆论动员的大背景，因此图书一出版，即受到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获得了巨大成功。定价为55元人民币的《辞海》三卷本销售了62万套，《辞海》缩印本（定价22.2元）的销量更高达298万部，为上海辞书出版社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 4、《辞海》的新世纪 根据《辞海》10年一修的方针，1989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开始着手修订时，主持上海工作的江泽民已任中央总书记，良好的政治氛围是1979年版《辞海》修订时无法比拟的。1989年版《辞海》改由德高望重的夏征农先生担任主编，除了财力、物力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外，江泽民还多次打电话给夏征农先生，询问修改情况，并为1989年版《辞海》题词：“发扬一丝不苟字斟句酌作风严谨的‘辞海’精神，为提高中华民族的文化素质而努力”，对辞海编者的精神风貌予以褒扬和倡导。 《辞海》1979年版和1989年版都按学科推出了“分册”，这是与1936年版、1957年版的最大不同。据上海辞书出版社的统计，截至到1989年，《辞海》整套发行量已近600万套。与此同时，“分册”的市场表现也不可小觑，1979版的20本分册和1989版的26本分册都得到读者青睐，20多年间这两版的分册总销量高达1123.7万册。应该说《辞海》在85年历史上，1979——1989年20年是最辉煌的历史时期。 到了1999年，再次修订《辞海》时，依然由夏征农先生担任主编，除内容大量增补修订，还新增彩图本、普及本、缩印本，并再次邀请江泽民同志题写书名。 但1999年版的《辞海》遇到的最大问题是盗版，与前几版所遇到的问题有本质不同，它昭示了时代文化活动的一个重要转变——文化政治到文化生意。 2000年4月，上海辞书出版社的发行员接连发现山东、安徽、北京、河北、陕西等地出现装帧质量极其低劣、错页、漏页的仿冒品。据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年统计，各种仿冒品《辞海》的每年销量超过了六十万余套，2003更达到了上百万套。上海辞书出版社曾在2000年开价15万元悬赏举报者，在公安机关的追剿下，破获了不法书商与陕西汉中印刷厂、山东东营新华印刷厂勾结在一起，分别盗印《辞海》5000套和缩印本5000册，被称为全国图书市场第一大案。 2009年版的《辞海》修订工作，早已于2005年11月启动，至今已经到了最后收尾期。今年5月9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至立继舒新城、陈望道、夏征农之后，担任《辞海》第六任主编。据初步统计，即将出版的2009版《辞海》，总条数近十三万条，比一九九九年第五版新增8%；其中新增一万多条，词条改动幅度超过全书的三分之一；删去条目约七千条；第六版总字数约1950万字，比第五版增加约一成。与历次编纂方法相比，此次《辞海》编纂充分利用了计算机和数字化技术，建立了全文检索数据库以及质量技术保障系统，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和书稿质量。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新版《辞海》除了出版主体版本彩图本(音序)以及普及本、缩印本等纸质版本外，还计划推出具有无线上网功能的《辞海》手持阅读器及网络版。具有80多年历史的《辞海》，几代人精心经营的纸介载体，开始迎来了数字化、网络化出版的变革，以比缩印本、简写本、学科分册更方便、更快捷的知识服务方式——数字化手持移动终端，开启了新一轮生命周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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