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清史稿》 |
| 释义 | § 成书背景 赵尔巽 中华二十六史最后一史是《清史稿》，为近代人赵尔巽所撰。赵尔巽，生于公元1844年，死于1927年，字次珊，奉天铁岭（今辽宁铁岭）汉军正蓝旗人。同治进士，入选翰林院。任监察御史时，以直言极谏著称。以后曾任地方官，从知府、道台、按察史、布政史升任湖南巡抚。公元1903年，调京署理户部尚书。第二年任盛京将军。1911年第三次出任东三省总督时，恰逢辛亥革命爆发。由于赵尔巽善于随机应变，被拥为奉天都督。1914年袁世凯窃据政权，为捞取资本，收罗清朝遗老，设立清史馆，任总裁，负责纂修清史。 中华民国三年（1914年）袁世凯政府设立清史馆纂修《清史》，任命赵尔巽为馆长，缪荃孙、轲劭等为总纂，金兆蕃、张尔田等为纂修。1919年缪死，由轲劭继之。其下有提调、协修、校勘等，多达百人以上，知名人士多被网罗在内。主事者皆以清代遗老自居，和较有进步思想者很难合作，故馆中实际工作人员不及半数，而且常有变动，最后只剩下十几人。加上当时军阀混战，政局多变，经费不足，纂修工作流于半停顿状态，未能定稿成书。到1926年，大革命形势发展迅速，修史者与北洋军阀政府虽派系不同，但都属于封建统治阶级，他们对于大革命的胜利发展，深感恐惧，于是由袁金铠建议刊行初稿。84岁的赵尔巽病得要死了，急于想见到《清史稿》编印出来。在北洋军阀的支持下，取得了一笔经费，于是袁金铠总理发刊，金梁任校勘事宜，将底稿略加刊定，即以《清史稿》的名义刊行。仓促行事，随校随印，希望在北洋军阀政府颠覆之前出齐。书未印成，赵尔巽便死去，馆中也无人主事，印书的事全在袁金铠和金梁二人操纵下进行。《清史稿》从1927年8月间开始付印，到1928年夏全部印成。《清史稿》起于明神宗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太祖努尔哈赤在赫图那拉（今辽宁新宾）建国称汗，终于宣统三年（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建立民国，共有296年。但一般是世祖顺治元年（1644年）清军入关算起，到1911年武昌起义为止，只有268年。全书共536卷，为中国正史中卷数最多的一种。 《清史稿》在1928年完成时刊印了1100部，其中四百部由经办金梁运往东北发行，称为“关外一次本”。后来史馆人员发现金梁对原稿私自做了改动，他们不同意，于是把北京的存书又做了一些抽换，这批书被称为“关内本”。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时，有人将“关外一次本”又印过一次，内容也有所改动，称为“关外二次本”。“关外二次本”内容上也有改动，总卷数减为 527卷，删掉《公主表》的序和《时宪志》中7卷《八线对数表》以及张彪附传，还对《赵尔丰传》进行了压缩，增补了一些人物的传记。“关内本”与“关外一次本”的主要区别，在于“关内本”把《清史馆职名》一分为二，参加工作未竟其事的人，单独开列排在终事人后面，对具体人事名单加以订正；消除了金梁写的《校刻记》，抽换了《艺文志》的序，删去了志中经部易类64种，删除列传266之《张勋传》（附张彪）和《康有为传》，将卷259的6人卷记中劳乃宣、沈曾植二传移补在该传，并且改写了两人的传论。同时两种版本在文字上也颇有异同。中华书局1977年印刷的《清史稿》，是以“关外二次本”为工作本，加以分段标点，凡是篇目内容有不同的地方，都加以说明并且印出不同文字，而对清朝避讳的字也都尽量改回，对史文的一些脱、误、衍、倒和异体、古体字等，也都做了校改，应该是比较好的一种版本。清·光绪帝大婚图 《清史稿》依据的资料十分丰富，因为清朝自己编辑的史籍多而全，私人有关的清史著作也应有尽有，没有遭到什么大的损失。一般说，这些资料来源可分为实录、国史、诏书、典志、传记、纪事六个方面。 清朝编实录4374卷，计有《太祖实录》13卷、《太宗实录》68卷、《世祖实录》147卷、《圣祖实录》303卷、《世宗实录》159卷、《高宗实录》1500卷、《仁宗实录》374卷、《宣宗实录》476卷、《文宗实录》356卷、《穆宗实录》374卷、《德宗实录》561卷、《宣统政记》43卷。史料还是十分完备的。如《清实录》是清代官修的，在实录编成以后，用汉、满、蒙三种文字各缮写五份，分别储藏在北京的皇史宬、沈阳清宫、乾清宫、内阁实录库等处。雍正时，曾下令篡改太祖、太宗、世祖三朝实录，到乾隆初期即告完成。以后各朝实录大都有过改动。今存《清实录》与最初版本相比，已不是本来面目。太祖、太宗和世祖三朝实录的最初版本，已在内阁大库中发现，这个版本尚能保存清朝开国初年的事实真相。宣统朝因溥仪当时尚在，所以没有实录，其在位三年政事被编入《大清宣统政纪》。1932年辽海书社出版了《宣统政纪》。同时，伪满政府曾将清太祖到德宗11朝实录，连同《宣统政纪》一并影印，共计122 函1220册。资料虽然齐备，可是时逢战乱，编修工作时断时续，仓促成书，从未进行过一次总审阅，加上纂修者当时也认为本书反正是“史稿”，并非定本，用不着认真讨论，可以等待将来修正，所以更没有去进行仔细推敲校对便仓促付印。因此，《清史稿》存在着剪裁不当、体例不一、前后矛盾、繁简不均、文理不通等严重缺点，至于时间、事实、人物、地名的差误、遗漏、颠倒等现象就更为严重。[1] § 内容精要 《康熙南巡图》第九卷局部《清史稿》本纪25卷，记载12个皇帝。在各本纪中，以乾隆的本纪分量最重，为书6卷，占本纪部分的四分之一。应该指出的是，当时编修清史的多为旧文人，不少还是顽固的清朝遗老，所以即使在辛亥革命之后，他们写书时仍对清朝皇帝大加歌功颂德。 《清史稿》有志135卷，分为16目。它的志与《明史》15志比较有不同的地方，如把《五行志》改为《灾异志》，把《历志》改为《时宪志》，还将《仪卫志》并入《舆服志》，新增加了《交通志》和《邦交志》。《地理志》分量最多，有书28 卷。《艺文志》四卷，分经史子集四部，完全按照《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名称次第进行编排。新增加的《交通志》记载了当时的铁路、轮船、电报、邮政等四个方面的内容，反映了近代交通情况。《邦交志》是以前史书所没有的，主要记载了近代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外交关系。 《清史稿》有表53卷，分为10类。这部分内容大都是吴士鉴、吴廷燮、刘师培等撰写，还算是编得不错的。其中《大学士》和《军机大臣》二表，相当于《明史》的《宰辅表》。《部院大臣》相当于《明史》的《七卿表》。《疆臣年表》记载各省总督、巡抚和各边关将军都统的更替；《藩部表》记载属国的事情；《交聘表》记载当时中外使节的往来；而这些，又都是以前史书所没有的。 《乾隆南巡图》《清史稿》有列传316卷，分量相当大。类传有《后妃传》、《诸王传》等14目，共为62卷；其余均为诸臣传，共有254卷。类传中的《畸人传》，是根据阮元的《畸人传》以及后来的《续编》、《三编》而成，有书2卷，记有数学家梅文鼎、李善兰等人的事迹。列传中的材料，多采用清朝国史馆所修纂的《国史列传》，现在该书仍在，改称《清史列传》，所以这部分史料价值不大。应该指出，诸臣传的最后一传是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军领袖洪秀全的传。把《洪秀全传》摆在吴三桂、耿精忠、尚之信等曾反叛清朝统治的“三藩”之乱之后，其态度和目的可想而知。编修者们作为清朝遗老，对于忠于清室的臣民，绝对称扬备至。《清史稿》中，《忠义传》长达10卷书，叙述人物达400人之多，其中不少人是忠于清室的臣民。该传的最后一名是清末民初著名学者王国维，他虽然在学术上成就很大，但思想顽固，常以清朝遗老自命。1924年冬，遇上冯玉祥驱赶溥仪出宫，王国维誓死以身殉清，最后因悲伤怨愤不能自已，于1927年5月3日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一个死于清朝灭亡后16年的人物， 《清史稿》还把他列入清史的《忠义传》，可见编史者的用意。相反，对于反对清朝政府的革命者， 《清史稿》却大肆进行诬蔑诋毁。如诬蔑革命党人徐锡麟、秋瑾等的反清活动为“叛乱”，视明末义师为“土贼”，称太平天国起义军为“粤匪”，诋毁辛亥革命为“倡乱”。如此这些，都说明《清史稿》的编撰者们的立场完全是站在清朝统治者一边的。正因为这样，此书刊行出版以后，立即受到舆论的抨击。当时故宫博物院曾对《清史稿》列举了19 条罪状，请求禁止其刊行。但禁止了一段时间以后，到抗日战争时期，又开始流行。 § 思想倾向 清·陈字·仕女图 由于参加修史的人多是清朝的“遗臣”，因此书中贯穿着反对民主革命，颂扬清朝正统的思想。例如诬蔑明末农民起义军为“土贼”，称太平军为“粤匪”，视辛亥革命为“倡乱”。而对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和清朝统治者的反动行径却多处隐瞒，倾向性错误显而易见。对此，连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人员都极为不满。1929年12月14日，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列举了十九条理由，呈请政府下令禁止《清史稿》发行，其中有；反革命、蔑视先烈、称扬诸遗老、鼓励复辟、反对汉族、为满清讳等内容。所以，思想观点与立场错误实是此书的主要问题。同时，由于《清史稿》是众人编纂而成，编写时彼此缺少照应，更因时局动荡，仓促成书，未经主编总阅审定便“随修随刻，不复有整理之暇”，过于粗陋。因此，体例不一，繁简失当，史实之中也有不少错误。 自1914年设立清史馆起，历时十四年修成。先后参加缩写的有柯劭忞等一百多人。本书体例一如历代的正史，分为本纪、志、表、列传四个部分，共五百二十九卷。然而，《清史稿》修纂时，纂修者多为清室遗老，眷恋清朝的心态甚重，故书中很多反对革命、诬蔑先烈、谀扬清朝之词，政治立场有很大问题。其次，当时清朝的档案尚未清理，修史者只能根据原国史馆中的稿件和有关史籍，不能直接利用原始档案，故价值较逊。再次，《清史稿》成书时，国民党的北伐军即将入北京，仓猝付印，未能对全书统一修改和认真校勘，故史实、人名、地名、年月日的错误遗漏比比皆是。赵尔巽在《发刊缀言》中指出，本书是“作为史稿披露”的“急就之章”，“并非视为成书”。《清史稿》出版后之翌年，即1929年，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呈文国民党行政院，建议禁止《清史稿》的发行，《清史稿》遂成禁书。易培基在呈文中说：此书“系用亡清遗老主持其事，……彼辈自诩忠于前朝，乃以诽谤民国为能事，并不顾其既食周粟之嫌，遂至乖谬百出，开千百年未有之奇……故其体例文字之错谬百出，尤属指不胜屈。此书若任其发行，实为民国之奇耻大辱”。 《清史稿》的编纂者明确站在清朝一边，反对辛亥革命，故而对清末革命活动少写或不写，如兴中会、同盟会的成立、民报的出版、辛亥前的起义活动，几乎全都没有记载，看不出清朝是怎样被推翻的。即使有一点记载，也语含贬抑，如写武昌起义，“八月甲寅，革命党谋乱于武昌，事觉，捕三十二人，诛刘汝夔等三人……丙辰，张彪以兵匪构变，弃营潜逃……嗣是行省各拥兵据地，号独立，举为魁者，皆称都督”，寥寥数十字，修史者反对革命的立场十分鲜明。对革命中牺牲的烈士，目为“匪党”。对于孙中山当选临时大总统这一重要史事，该书称：“甲戌各省代表十七人开选举临时大总统选举会于上海，举临时大总统，立政府于南京，定号曰中华民国”，故意不写孙中山的名字，使人不明白临时大总统是谁。孙中山是推翻清朝的革命领袖，《清史稿》中“孙文”的名字仅一见。光绪三十年“五月丙戌，懿旨特赦戊戌党籍，除康有为、梁启超、孙文外，褫职者复原衔，通缉监禁编管者释免之”（《德宗本纪二》）。这是慈禧太后下旨赦免戊戌党人时，特别指名康、梁、孙三人大逆不赦，这才提到孙文的名字。 相反，该书编纂者对对抗革命者则大加歌颂表扬。《清史稿》卷469，为恩铭、端方、松寿、赵尔丰、陆钟琦等一批被革命者击毙的督抚写传记，或称“不屈遇害”，或称“骂不绝口”，或称“忠孝节义萃于一门”，篇末论曰“或慷慨捐躯，或从容就义，示天下以大节，垂绝纲常。庶几恃以复振焉”。这些吹捧之词，反映了修史者拥护清朝、反对革命的遗老心态。 《清史稿》记述李自成、张献忠、南明、白莲教、太平天国等史事时一概称“匪”、“逆”、“寇”、“贼”，立场亦极为鲜明。《清史稿》记载民国以后的事，不用民国纪年，而用干支纪年。如民国元年称“壬子年”，民国二年称“癸丑年”，民国三年称“甲寅年”，表示不承认中华民国，不奉民国正朔。《清史稿》是民国政府出钱聘请撰修的，他们竟然诬蔑辛亥革命，反对民国。所以易培基在请封禁《清史稿》的呈文中说：修史者“若在前代，其身必受大辟，其书当然焚毁。现今我政府不罪其人，已属宽仁之至，至其书则决不宜再施行海内，贻笑后人，为吾民国之玷，宜将背叛之《清史稿》一书永远封存，禁其发行”。 § 失实之处 众所周知，在晚清时期，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清朝丧权辱国。《清史稿》却为清朝讳，往往轻描淡写，语焉不详。如鸦片战争后签订南京条约，《宣宗本纪》中仅书（道光二十三年）“八月戊寅，耆英奏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各海口，与英国定议通商”。寥寥50字，只提到五口通商，而对于关系重大的割让香港、协定关税、赔偿军费烟费等均未提及。 《清史稿》的编纂者由于知识结构的限制，对外国情况不了解，故而对域外的记述错误也很多。如说“俄国界近大西洋者，崇天主教”（《邦交志一》），其实俄国近波罗的海，距大西洋甚远，信仰东正教，而非天主教。又晚清洋务运动中，设工厂，开矿山，建铁路，造轮船，开始启动中国近代化的步伐。《清史稿》仅立《交通志》以概括当时的工矿交通建设，而对当时规模巨大的上海制造局、福州船政局、汉冶萍企业、开滦煤矿、基隆煤矿、大生纱厂、华盛纱厂等均视而不见。这些企业标志着中国近代化的艰难起步，《清史稿》全无记载，实为重大的遗漏。 新疆于光绪九年建行省，台湾于光绪十一年建行省，这几乎是众所共知的。而《清史稿·地理志》却说“穆宗（同治）中兴以后，台湾、新疆改列行省”，把台湾、新疆建省的时间，提前到了同治时。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成立于咸丰末年，而《清史稿·职官志》称“延及德宗（光绪），外患蹑迹，译署始立”。按“译署”即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之简称，这里又把它成立的时间，推迟到了光绪时。 《河渠志》记载全国河流的情况，却只记了黄河、淮河、运河、永定河四条。我国最长的河流长江遗漏失载，其他像珠江、黑龙江、松花江、雅鲁藏布江等大江大河全都不见踪影，岂不笑话！ 《天文志》只记到乾隆末年，乾隆以后一百多年无天文可查。原因是外国传教士任职钦天监期间，有天文记录，而传教士离开后，天文失载，资料空缺，故只有半部《天文志》。 《时宪志》内编入了三卷八线表，这是中学生数学教科书中的对数表，和清史风马牛不相及。修史者缺乏自然科学知识，把它塞进了《清史稿》实属不伦不类。 清朝统治期间，存在南明政权，包括弘光、隆武、永历三朝，历时十八年。又太平天国政权历时十四年。《清史稿》简单处理，南明政权只设立张煌言、李定国、郑成功三篇传记，而太平天国仅设洪秀全一篇传记。列传的设置也十分凌乱，一人立二传者共十四人（王照园、乌什哈达、马三俊、安禄、周春、乐善、兰鼎元、胡承诺、苏纳、惠伦、罗璧、阿什坦、谢启昆）。又有应立传而不立传者，如翁方纲、朱筠（后有人增补）、吕留良、谭钟麟均无传。严复是晚清著名思想家，译介西方文化到中国，影响甚大，也无专传，仅在林纾之下列有附传。《清史稿》的列女传，胪列妇女二三百人，大多是丈夫早死、守节不嫁或夫死殉节，纯属宣扬纲常礼教、三从四德的封建糟粕，更无可取之处。 《清史稿》一书记载之史事，有很多失实之处，至于人名、地名、年月日之讹误，更数不胜数。如《皇子表》载延信“雍正元年袭贝勒，寻以功封郡王。六年因罪革爵”，误。延信之最高封爵为贝勒，未封郡王。雍正三年革爵，非六年。《公主表》载宣宗（道光）第六女寿恩固伦公主，“道光十年十二月生，咸丰九年四月薨，年三十八”，误。按其生卒年计算，虚岁仅三十岁而非三十八岁。《世祖本纪一》称：顺治二年六月，“（李）自成窜九宫山，自缢死”，误。按：李自成为地主武装所击杀，非自缢。顺治二年十月“故明唐王朱聿钊据福建”，误。按：唐王名朱聿键，非聿钊。《圣祖本纪》康熙五年三月“以胡拜为直隶总督”，误。按：是年直隶总督为朱昌祚，非胡拜。康熙十七年七月，“是月，吴三桂僭号于衡州”，误。按：吴三桂僭号称帝，在康熙十七年三月，非七月。康熙十九年三月“吴丹复重庆、达州、奉乡，诸州县悉定”，误。按：四川无奉乡县，应为东乡。康熙二十九年“荣亲王常宁为安远大将军，简亲王喇布、信郡王鄂札副之”，误，常宁应为安北大将军，非安远大将军，喇布已死于康熙二十年，其弟雅布袭封简亲王，此处应为雅布，非喇布。又《阮元传》称：“集清代天文、律算诸家作《畴人传》，以彰绝学”，误。按：阮元所作《畴人传》，为记载我国历代科学家之传记，非仅记有清一代。《邦交志》载“英有里国太者，嘉应州人也，世仰食外洋”，误。按：里太国亦译李泰国，曾在中国任第一任总税务司，英国人，并非华裔，与广东嘉应州没有关系。像这类史实、人名、地名、时间的错误，比比皆是，难以缕述。汪宗衍先生详细校勘了部分《清史稿》，摘出上千条错误，集成一书，名《读清史稿札记》。他评论说“翻阅所及，凡年份、官爵、人、地、书名，误倒衍夺之处，不胜条举。史实抵牾，体例乖谬，亦多有之。”[2] |
| 随便看 |
百科全书收录594082条中文百科知识，基本涵盖了大多数领域的百科知识，是一部内容开放、自由的电子版百科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