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陈波儿 |
| 释义 | § 简介 陈波儿 陈波儿，1907年出生于广东海阳县（现潮安县）庵埠镇，家境较为殷实，父亲陈湘波是做干果批发生意的商人，经常往来于南洋潮州侨胞聚居的地方。陈波儿的出生，令陈湘波喜出望外，因为长子、长女均不幸夭折，陈波儿出生前只剩下一个小儿子。 陈波儿原名陈舜华，这个名字是按照宗谱顺序取的，至于“波儿”则是她上世纪30年代在上海自取的艺名。有人说，“波儿”这个名字是取自“布尔什维克”中“布尔”的谐音，以表示她的革命倾向。但事实上，她是尊重父亲陈湘波，才取名为“波儿”。 在父亲那里，幼时的陈波儿被视为掌上明珠，但因为她的生母是侧房太太，经常受到祖母和正房的责骂，所以陈波儿骨子里的反叛精神，早在其幼年时就已经扎下了根。 陈波儿7岁求学厦门，少年、青年时曾游学香港、上海，并东渡日本，肄业于复旦大学、中国艺术大学。陈波儿的这些大胆举动，与其二哥陈述猷经常给她讲述一些带有思想启蒙意味的故事有很大关系。所以当她看到女兵英姿飒爽的样子时，就动员街坊学堂中的小姐妹一起剪掉大辫子，当时女孩子剪掉辫子被看作是伤风败俗、败坏门风的事情，可陈波儿就这样顶着个“革命头”离家求学去了。 § 从艺之路 1928年，她进入上海艺术大学文学系读书，改名为陈波儿，经常参加革命群众的活动，随后参加党组织外围活动。1929年秋，陈波儿，参加党领导成立的革命剧社“上海艺术剧社”，在公演外国进步名剧《炭坑夫》《梁上君子》《爱与死的角逐》中担任主角，后因参与发起“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参加左翼文化活动受通缉而避居香港。 她在上海艺术大学学习时，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1929年开始从事左翼戏剧活动，同以鲁迅为首的志士仁人组织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1934年后，主演了电影《桃李劫》、《生死同心》。1937年率领上海妇女慰问团赴绥远抗日前线慰问抗日军队，演出了《放下你的鞭子》等话剧。抗日战争开始后，积极跟随宋庆龄等人参加营救“七君子”的斗争。 1934年至1938年，陈波儿先后在上海明星、电通等影片公司主演《青春线》、《桃李劫》、《生死同心》、《八百壮士》等影片。期间，她追随宋庆龄、何香凝、鲁迅、蔡元培、周恩来、郭沫若等同志，致力于爱国活动并先后加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在党的领导下，与史良、沈兹九等人率先成立全国最早抗亡组织“上海妇女界救国会”，组织救亡演出队。她率领上海妇女前线慰劳团赴归绥、百灵庙、平地泉慰问抗日前线战士；同时编导、演出多部话剧。1937年8月，她在南京由李克农、叶剑英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8年年底，陈波儿从武汉来到延安。不久，她率“战区妇女儿童考察团”离延安，渡黄河入晋察冀边区，又经山西、河北、河南、陕西，深入根据地；开展抗日民主戏剧演出活动。1940年，她率团抵重庆，广泛宣传八路军在战区及敌后抗敌及生活情况。这一行程历时一年零三个月，千辛万苦，历尽磨难，深入调查宣传群众，取得巨大胜利。 1940年，陈波儿率团返回延安，任职于中央马列学院文艺研究室，导演了《马门教授》《新木马计》《俄罗斯人》等反法西斯名剧。陈波儿 1942年，陈波儿调入中央党校，她参加5月23日党中央召开的延安文艺座谈会，聆听毛主席的讲话并与主席一起合影，她决心在艺术实践中贯彻会议精神。这一年，她与姚仲明合编合导了多幕话剧《同志，你走错了路！》，成为整风的辅导教材，演出反应极为强列。1943年12月，周恩来副主席从重庆回到延安，特意观了话剧，应周副主席之邀，陈波儿及姚仲明到周副主席的住处聆听指示，周副主席关心抱病坚持工作的陈波儿，并鼓励她导演更好的戏。 1944年11月陈波儿被评为甘宁边区甲等文教英雄、马列学院模范工作者、中央党校模范党员。随后，陈波儿相继调往重庆、南京、北平等地从事政治和社会活动，创作了电影剧本《边区劳动英雄》。 1946年，陈波儿到黑龙江的鹤岗，着手主持东北电影制片厂的创建工作，担任该厂党总支书记和艺术指导。从这期间至新中国成立，她创作的电影剧本和辅导、监制的电影有《桥》、《中华儿女》、《钢铁战士》、《赵一曼》、《无形战线》、《白毛女》、《翠岗红旗》等26部故事片。 1949年，陈波儿先后被选为全国妇联执行委员、全国文联委员、第一届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表、全国电影工作者协会常务委员、文化部电影艺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1949年底陈波儿奉命调到北京，担任了电影局艺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艺术处处长。1950年由她直接领导并提出编创建议，完成了26部国产影片。这些影片的问世和在国内外的放映，给新中国电影事业奠定了一个初步基础，新中国电影以一个崭新的面貌出现在世界人民的面前。这是她丰富的经验、实干精神和领导者的才能与气魄结出的硕果。电影局在陈波儿的领导下，筹备表演艺术研究所(是现在北京电影学院前身)，陈波儿任所长，王逸任副所长。表演艺术研究所的成立，是1950年7月，在西四石老娘胡同4号，一所三进的大院里。经过紧张的筹备后，1950年9月举行了开学典礼。陈波儿建立的表演艺术研究所，开启了人民电影教育事业的新纪元。 陈波儿的办学步骤是极其认真严肃、思考周全的，首先是筹备组的组成人员配制得当，二是从招生到教师聘任、教学安排也都十分明确细致，虽是初创阶段，但实施过程都有条不紊。当时参加筹备组的谢铁骊、王庚尧、巴鸿三人各有所长。谢铁骊在部队文工团工作了l0年，编导演方面都有经验，又做过戏剧教员，巴鸿在华南和香港长期从事戏剧和电影工作，王庚尧在北京生活多年，风土人情熟悉。在随后逐步建立的教师队伍中，她先动员邀请了田汉、曹禺、阳翰笙都很赏识的演员唐远之、成功演过《赵一曼》的石联星等来任教，分配学过声乐的吴青主管语言课教学，又把有艺术组织能力的孙月枝、董克娜调来任辅导员等，形成一整套教学、行政、思想生活管理的班子。 陈波儿在组织教学中请了大量专家和学者来讲习所授课。据学员印质明回忆："来讲课的课客座教授有：讲《社会发展史》斐文中，讲《政治经济学》的金克木，讲《民间文学》的老舍，讲《电影特性》的史东山、蔡楚生，讲《乐理》的何世德，讲《作曲》的郑律成，讲《声乐》的盛家仑，讲《民间舞蹈》的吴晓邦，讲《体育修养》的马约翰，讲《吐字归音》的魏喜奎等。" 1951年11月9日，陈波儿在上海与编、导、演、创作人员座谈作讲座时心脏病突发，经同济医院抢救无效，翌日逝世。13日，北京举行了追悼陈波儿大会，陈波儿被称为人民艺术家。 § 主要作品 陈波儿 《街头人》 《放下你的鞋子》 《保卫芦沟桥》 《同志，你走错了路》 《伤兵》 《劳动的光辉》 《马门教授》 《俄罗斯人》 《边区劳动英雄》 《保卫延安》 《皇帝梦》 《民主东北》 《桥》 《中华儿女》 《白毛女》 《钢铁战士》 《赵一曼》 《青春线》 《梁上君子》 《炭坑夫》[1] § 果敢无私的革命战士 1935年，《电通》创刊号的封面人物为陈波儿。 在出演电影和话剧之外，陈波儿还积极参加革命活动。1935年，在宋庆龄、何香凝的支持下，她与史良、沈兹九、胡子婴等成立“上海妇女救国会”。在这些组织中，陈波儿充分发挥自己的文学才能和艺术专长。在报刊上撰写文章，在集会上演讲，在戏台银幕上担任角色，积极宣传抗日救国主张，抨击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争取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营救被逮捕的革命者。 同年，陈波儿主演了反映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影片《生死同心》，片中，她准确地把握了人物的性格特征和思想发展轨迹，创造了一个正直、爱国的小资产阶级女青年的鲜明形象。此外，陈波儿还与宋庆龄、胡愈之等16人联名上书至江苏省高等法院，要求释放因宣传抗日救国而被捕的“七君子”，否则，与“七君子同罪同罚”。陈波儿的杰出表现，得到了妇女领袖宋庆龄、何香凝的赞扬。宋、何曾对人讲，文艺界众多女星中，她们最赏识的就是陈波儿，她热情积极、果敢无私、才艺超群。基于此，何香凝还专门找来陈波儿商量，要她组织“上海青年妇女俱乐部”，将全上海妇女界的人士团结起来，壮大抗日力量。 1936年11月，驻绥远前线的傅作义部队攻克被日军占领的百灵庙，胜利的消息传到后方，使广大人民群众欢欣鼓舞。为扩大影响，中共上海地下组织动员各界人士慰问前线将士，陈波儿是第一个响应这一号召的社会活动家。她以“青年妇女俱乐部”的名义，组成上海妇女儿童慰劳团，开赴抗日前线，先后会见聂荣臻、贺龙、傅作义、汤恩伯、宋哲元等国共将领，并在百灵庙前亲自与著名演员崔嵬合演《放下你的鞭子》，受到前方将士的热烈欢迎。 《放下你的鞭子》描写“九一八”事变以后，一对逃难入关的父女以卖艺为生，女儿饿得晕倒在地，老父用皮鞭抽打，迫她卖唱。观众中一工人十分气愤，夺下老父手中的鞭子，并加以指责。老父痛说当亡国奴的艰难岁月，全场感动。陈波儿饰女儿，崔嵬扮老父，两人的表演感情真挚细腻。此剧是一出街头剧，自编出来后未曾在前线演出，陈波儿首次把它带到抗日前线，轰动全国，意义非同凡响。此后，全国各地进步文艺工作者纷纷将此剧搬到街头、前线，激发了军民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增强了抗战信心。 “七七”事变后，陈波儿参加了抗日演剧队，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介绍陈波儿入党的是叶剑英和李克农。早在若干年前，陈波儿就向党组织表达了入党的殷切愿望，但当时的上海地下党负责人潘汉年告诉她因工作需要，要求她暂留在党外。这样，陈波儿入党时间就比同时期的王莹迟了几年。抗日战争爆发后，陈波儿遵从党的指示，奔走于南京、武汉、延安、重庆之间，为文艺事业呕心沥血，她参演了著名抗日剧目《保卫卢沟桥》。翌年，她出任中华全国电影抗敌协会理事，因主演以上海“八一三”抗战为题材的影片《八百壮士》中的童子军旗手杨惠敏而闻名全国。1940年，她第二次奔赴延安，进入马列学院学习。当时延安每上演一部戏剧，都可以见到陈波儿的身影，其中比较出名的有《延安生活三部曲》、《马门教授》、《新木马计》等。而影响最大，成为解放区代表作品的是《同志，你走错了路》和《边区劳动英雄》。 《同志，你走错了路》是陈波儿与其他同志合作改编的话剧，由她担任主要导演。该剧根据山东纵队的真实故事改编而成，描写八路军某部联络部长对国民党右派只讲联合不讲斗争，给革命事业造成严重危害，多数八路军干部、战士予以抵制，与联络部长展开斗争，在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的事业，同时也挽救了联络部长的生命。陈波儿在编导的过程中充分走群众路线，大胆改革，精益求精。时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的东北将领吕正操主动请缨，出演剧中国民党参谋长一角，由于他有过战斗经历，表演时惟妙惟肖，为该剧增色不少。该剧演出后轰动整个陕甘宁边区，周恩来、陈云、彭真都亲自观看演出，并给予陈波儿不少鼓励，同时将该剧列为延安整风的辅助教材。该剧的演出，为反对王明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投降路线，起了很大的作用。 《边区劳动英雄》以边区群英大会上表彰的一位英雄模范人物为素材，描写主人公早年从外地逃荒到陕北，在新政权的领导下翻身。在延安大生产运动中，主人公响应党的号召生产致富的经过。陈波儿在编写这部剧本的过程中，匠心独运，力求通过主人公漫长的人生经历，反映出在共产党领导下的陕北土地革命、红军北上抗日、边区大生产运动的生动革命历程。当时中央领导同志获悉这部作品的创作过程，都给予热忱的支持和充分的肯定。虽然因电影器材的短缺以及胡宗南部队进攻延安，影片没有拍摄完成。但该部作品成为解放区第一个电影剧本，陈波儿成为我国第一个电影女编剧而载入史册。 § 为国为民的艺术家 陈波儿 1946年春，陈波儿率延安电影团经过艰难险阻到达东北兴山（现鹤岗市），参加东北电影制片厂的组建工作，该片厂是中国共产党组建的第一个正式电影制片厂，陈波儿担任该厂党总支首任书记兼艺术处长。 东影成立初期的代表作品就是由陈波儿具体组织领导拍摄的影片《民主东北》。这是我国纪录片的划时代之作，不仅规模宏大，而且出品迅速。从1947年5月到1949年7月，共拍摄了30多万英尺的新闻素材，剪辑成十多辑影片，平均每两个月就有一辑成片。以陈波儿为主，参与编导、摄影的还有袁牧之、钱筱璋，徐肖冰等十几位同志，他们在艰苦的条件下作出如此重大的贡献，源于陈波儿及其战友们在战争年代经历的血与火的洗礼而迸发出来的革命热情和对时代负责的强烈责任感。 《民主东北》真实地记录了战争岁月中那些叱咤风云的场面。《四下江南》、《东满前线》、《收复四平》等片体现陈波儿和其他编导善于选取最具表现力的角度，将战场的变化以及正义力量的胜利情景客观地表现出来。《解放东北的最后战役》、《毛主席阅兵》等片，既是革命精神的升华，又是记录珍贵历史瞬间的凝固画面，显示陈波儿在处理壮观恢宏场面方面的非凡能力。陈波儿对中国电影事业具有孜孜不倦的热情。她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在拍摄其他片种时，也作了积极的探索。她编导了我国第一部木偶片《皇帝梦》，影评界称该片的出品，使陈波儿成为我国第一位女导演。 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主席交办拍一部电影，揭露反动会道门“一贯道”的罪恶，让人民群众擦亮眼睛。任务落在女编剧颜一烟的肩头。陈波儿为能及时拍出影片，她与颜一烟一同研究资料，采访相关人员；一起研究提纲，商议人物，谋篇布局，共同完成了剧本。可最后，她执意不肯署自己的名字。颜一烟坚决不答应，无奈之下，陈波儿署了个“夏幼虹”的名字，但稿费分文不要。颜一烟也将稿酬悉数捐献给了国家。 1950年，中国第一次参加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讨论参赛影片时，有的权威人士反对《中华女儿》参赛，理由是：这“不是艺术片”。激辩中，陈波儿指出，人民电影是穿开裆裤的时候，虽然还不尽如人意，可这毕竟是拓荒之果。她说：“《中华女儿》讲的是抗联战士‘八女投江’的悲壮故事，再现中国人民气壮山河的抗日决心和视死如归的民族气节，这难道不真实、不感人吗？”最后她愤而说道：“如果像《中华女儿》这样的影片都不准参赛，我们何以向党和人民交代，那我这个艺术处长就只好辞职！”在陈波儿的力主之下，影片得以参赛。 在电影节上，《中华女儿》大获好评，荣膺电影节“自由斗争奖”，此乃新中国电影在国际影坛摘得的第一顶桂冠。陈波儿1949年秋调入北京后，在她的组织调动下，仅一年新中国就拍成了《赵一曼》、《钢铁战士》、《翠岗红旗》等26部故事片和一批新闻纪录片，显示了新中国革命文艺的旺盛生命力。 陈波儿具有远见卓识，她关心人民电影事业的未来，为培养新一代电影事业的人才，1950年，她倡议创办中央电影学校(现北京电影学院前身)，亲自制定教学方针，配备工作干部，并抱病到表演班上课，关心同学们的学习、进步。1950年，在她的倡议下，中国第一所电影艺术干部学校成立。无可否认，陈波儿是新中国电影教育的奠基人。 § 心脏有疾英年早逝 更多的时候，陈波儿是以女战士的姿态出现在人们的眼前，关于她的情感经历，人们知之甚少。陈波儿的第一段感情应该从同在上海艺术大学学习的任泊生谈起，可以说他是陈波儿人生旅途中的引路人。任泊生出生在越南，父亲是越南华侨商人，资产丰厚。两人相爱后去了香港，举行了婚礼，不久生下儿子任克，后又生下第二个儿子，但小儿子在两岁多时，患急病夭折，这对陈波儿的打击很大。 甚为想念朋友的陈波儿在香港生活了三年多之后重新回到上海，参与电影拍摄。在拍摄《桃李劫》时，她与袁牧之合作配戏非常默契，渐生情愫。拍摄结束后，两人又在“明星”二厂合作出演了《生死同心》。陈波儿与袁牧之虽然有感情，但是因为当时社会状况很不稳定，陈波儿并未同丈夫任泊生离婚，两人也一直保持着朋友关系。后来，陈波儿携子任克去了延安，和丈夫任泊生分开。直到1946年，陈波儿去重庆走访老朋友时，得知任泊生已另娶妻，感情上备受打击。1947年的夏天，陈波儿终于与袁牧之结婚。 早在1943年，陈波儿导演话剧《同志，你走错了路》时就已经发现了心脏病，并且两次晕倒在排练场。解放初期，陈波儿为了筹备自己倡导的表演艺术研究所(即北京电影学院前身)费尽心力，那时候她的身体已经相当糟糕。1951年她去广州谈珠江电影制片厂暂时停建的事情，事情办完后，她去家乡接来母亲一同离开广州奔赴上海。在火车上，她对妈妈说：“从今以后，我不离开你。”到了上海后，陈波儿在与专家会谈时突然心脏病发作，从此再也没有醒来。那一年，她只有44岁。同年11月13日，在首都电影院举行了陈波儿追悼会，邓颖超宣读《悼念陈波儿同志》的悼词，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田汉泣读了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祭文，称陈波儿是“有着卓越才能的电影艺术家”。 1950年，陈波儿倡议创办中央电影学校(现北京电影学院前身)，亲自制定教学方针，配备工作干部，并抱病到表演班上课，关心同学们的学习、进步。同年，在她的倡议下，中国第一所电影艺术干部学校成立。无可否认，陈波儿是新中国电影教育的奠基人。 § 评价 1939年，陈波儿与朱德合影。 陈波儿，留在人们心中的印象是如此的深刻。列宁装，把那副娇小玲珑的身材衬托得阳光而精干；红袜子，张扬着特有的浪漫气质；特别是那张脸庞上，永远洋溢着乐观的微笑。这位曾掌管新中国电影工作的领导，毫无官气，更像一位亲人、一位大姐。 陈波儿对同志情暖如火，在原则面前，却意志如铁。1950年，我国第一次参加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讨论参赛影片时，有的权威人士反对《中华女儿》参赛，理由是：这“不是艺术片”。激辩中，陈波儿指出，人民电影是穿开裆裤的时候，虽然还不尽如人意，可这毕竟是拓荒之果。 她说：“《中华女儿》讲的是抗联战士‘八女投江’的悲壮故事，再现中国人民气壮山河的抗日决心和视死如归的民族气节，这难道不真实、不感人吗？”最后她愤而说道：“如果像《中华女儿》这样的影片都不准参赛，我们何以向党和人民交代，那我这个艺术处长就只好辞职！”在陈波儿的力主之下，影片得以参赛。在电影节上，《中华女儿》大获好评，荣膺电影节“自由斗争奖”，此乃新中国电影在国际影坛摘得的第一顶桂冠。 大多数观众以为，陈波儿只是主演《桃李劫》、《生死同心》、《八百壮士》等影片的大明星。其实，她在电影方面的功勋与建树，远不止于此。早在延安，党的第一个电影厂——延安电影制片厂，就是在她的奔波与呼吁之下建立的。其开山作《边区劳动英雄》，她是编剧，也是张罗奔波的制片人。后因国民党反动派进攻延安，剧中主人公的原型吴满友成为叛徒，影片无奈停拍。 新中国刚刚诞生，她又奉调进京，担任初创的电影局领导工作，领导电影人拍摄出《赵一曼》、《白毛女》、《钢铁战士》等26部故事片，奠定了人民电影宏伟殿堂的基础。同时，她思谋新中国电影事业的长远发展，为培养人才，不仅苦心经营电影剧本创作所，培养编剧，而且，还创建表演艺术研究所，即后来的北京电影学院。陈波儿不仅是人民电影事业披荆斩棘的开拓者，也是一位高瞻远瞩的领导者。 陈波儿是一位符合时代要求的“明星”，是一位革命文化运动的坚强战士，一位忠于党的文艺事业的好战士；陈波儿是中国人民电影的第一位女编剧、女导演，她是新中国电影的创始人和奠基者之一，她为新中国电影事业的开创与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陈波儿不仅是电影战线的女杰，更是抗战时期的巾帼英雄。她曾组织并率领上海妇孺前线慰问团，赴绥远前线，慰劳抗敌守土的将士；她曾率领敌后妇孺考察团，由重庆出发，取道延安，辗转晋西北、晋察冀各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从事妇女运动和敌后戏剧活动。其间，她历经险阻，多次穿越日寇封锁线，置生死于度外。[2] § 大事年表 1907年：生于广东海阳县（现潮安县）庵埠镇。 1929年：参加上海艺术剧社。 1934年：与袁牧之共同主演《桃李劫》。 1935年：主演《生死同心》，创造了一个正直、爱国的小资产阶级女青年的鲜明形象。 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抗日剧目《保卫卢沟桥》的首演。 1938年：到达延安，从事戏剧、电影的创作和组织工作。 1940年：导演了反法西斯名剧《马门教授》，筹划组织了《保卫延安》等文献纪录片素材的拍摄。 1946年：参加东北电影制片厂的创建工作，任“东影”中共总支书记兼艺术处处长。 1949年：调北京任中央电影局艺术委员会副主任兼艺术处处长。 1950年：在她的倡议下建立了中国第一所电影艺术干部学校。 1951年：11月9日因心脏病突发在上海去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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