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马积高 |
| 释义 | § 生平简历 1925年11月29日出生于衡阳县金华乡桃花坪村。在其父的指导下,阅读了许多古代名作。1939年春考入衡阳县私立成章中学初中部学习。1942年考入永兴的省立三中高中部。高中二年级时，因当众斥责教官的专横跋启而被开除学籍。后入衡阳私立平智中学。日本大举进攻湘桂，衡阳城沦陷。他辗转到安化蓝田，考入省国立师范学院国文系。深受马宗霍、骆鸿凯、钱基博等老师的影响，除工诗文外，还研究经学和文字、声韵、训话学,逐渐改变原来想当作家的愿望,决定献身于古代文化的研究。他的毕业论文《荀子通论》,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古代文化的首次尝试。 1948年秋从国立师范学院毕业后，在衡阳私立含章中学任教。1951年夏，任成章中学校长。 1956年秋，在长沙师专中文科任教。1958年,长沙师专合并到湖南师院后，任湖南师院古代文学教研室副主任，中文系副主任。这期间，出版著作《关汉卿的生平和作品》，发表论文《从金圣叹谈起》。 “文革”期间遭批斗，后期参加《柳宗元诗文选》和《辞源》的修订工作。 1978年恢复中文系副主任的职务,并被评为副教授。1979年任系主任。198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85年被评为教授。他在教学与行政工作之余,潜心从事科研工作。出版了《赋史》、《宋明理学与文学》、《中国文学史话》、《清代学术思想的变迁与文学》等著作。其中：《赋史》填补了相关领域空白,受到国内外同行的高度评价,获得湖南省第一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还主编了《中国古代文学史》(共3册),发表了有关古代文学研究的学术论文30多万字。1992年以来，主持国家八五重点项目《历代辞赋总汇》的编校工作。1991年评为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并被授予人民教师奖章。1993年退休。1996年被聘为湖南省文史馆馆员。1998年获省委、省政府授予的湖南省荣誉社会科学专家称号。还曾兼任湖南文学会副会长、省古代文学研究会理事长、中国韵文学会常务理事兼赋学研究会理事长、《水浒》学会理事、省社联名誉委员等职。 2001年5月20日,在长沙病逝,终年77岁。 § 追忆马积高 早在求学北京的时候，我就知道了马积高的名字。还记得1986年报考古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的时候，我曾把马积高填写为第二志愿的指导教师。虽然我的第一志愿就被录取了，但这也可以算是我和马积高结缘的开始吧。 第一次见到马积高，是在1988年举行于湖南平江的杜甫研讨会上。马积高是湖南文史学界的招牌，围在他身边的人很多。我是一向不主动和名人打招呼的，所以没有和他交谈。但他在会议期间当场书写的那首悼念杜甫的五律，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特别是其中“可怜双鬓白，未改寸心丹”一联，既点明了杜甫的怀抱，又表达了作者对杜甫的复杂心态，让我至今不忘。1989年下半年，我又读到马积高于该年夏天游览岳阳君山时所作的两首七言绝句。其中“别有忧思无说处，也攀修竹泪潸然”两句所透出的弦外之音，让我进一步窥探到作者的深心，感觉此人不俗。 1993年10月，我应张楚庭校长之邀从国家图书馆调到湖南师范大学任教，和马积高同属一个教研室。这时，马积高刚好退休。与其他人不同，马积高退休以后几乎从不到系里露面，因此，直到两年之后，我才有了和他交往的机缘。 出于校长张楚庭和中文系主任罗成琰的厚爱，1994年刚破格评聘为副教授的我，在1995年又获得了破格申报教授的机会。收到我的评审材料时，学校举行的职称评审会只剩下了最后一天时间。为了不让我错过这次评审机会，学校决定请马积高和陈戍国两位本校教授担任我代表作的评阅人。 第二天，系里负责人事工作的秦安萍老师从马积高那里取回写好的评阅书，向我暗示马积高有想见见我的意思。我立即跑到马积高的住所，敲开了他的大门。马积高见到我说出的第一句话是：“昨天一个晚上，我非常愉快的读完了你的大作《原始儒家考述》。” 我心中不由一震。为了给我写评阅书，他竟然一个晚上没有睡觉。然而，年逾古稀的马积高却一点倦意也没有。他就像见到一个早已认识的朋友一样，和我就广泛的学术问题交换了意见。临别的时候，他说：“近世以来湖南的大学者，都是从外边回来的。”他说这句话的声音很轻，但给我的感觉真可谓如雷贯耳。我这才明白他要见我的原因：既是一种期许，也是一种重托。 当时湖南师范大学还没有教授资格的评审权。在省人事厅组织的教授资格评审会上，我因资历不够而没有通过。但马积高和陈戍国熬夜写出的那两份评阅书还是起了作用，学校领导决定将我“低资高聘”为湖南师范大学教授。 当时，我还不满30岁，而马积高已70岁了。 有了愉快的第一次会面，我心中便不断产生拜访马积高的冲动。 马积高的专业虽然是中国古代文学，但和当今中国被归类为“专业技术人员”的一般学者不同。他不但十分全面地掌握了中国文史哲各领域的学识，对西方哲学和文学也有着相当准确的了解。而且，他也不是一个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学究。对当代国际局势与当代中国社会思潮的变迁，他同样有着浓厚的兴趣。尤其重要的是，在他生命深处还埋藏着一颗中国传统士大夫“济世安民”的责任感和英雄心。因此，和马积高交谈的时候，我有一种放松而又振奋的感觉。特别是每当我心情烦躁的时候，到马积高家中海阔天空地谈论一番，我就会从世俗的纷争中暂时超脱出来，找回一种得其所哉的感觉。 当时，马积高正在从事《清代学术的变迁与文学》一书的写作。他对我说，不该将这个选题申报国家社科基金的，惹来不少不必要的麻烦，诸如申报进度和申请评估之类。不过，除了这一不快之外，他对自己写作的这部书是很满意的。他在前言中说： 现在大家都很忙，出书又很不容易，还是节省一些相同的话，多说一点自己的一孔之见好。一孔之见未必对，当然也不免浪费纸墨，浪费自己及别人的精力，但从主观上说，毕竟是尽了一点心意。不过，这只是我写本书时的一种意愿。实际上，本书引用常见的材料和吸取别人研究的成果是很多的。又因精力不济，时作时辍，思虑不周或参杂水分的情况也是有的。曾欲痛加删削，又怕本书的大旨不能表达，踌躇不能下手。然学术本公器，即使有大才，离开常见的基本事实和已有的研究成果也不能前进一步，何况我呢？只好听之任之了。 自得之情，可谓溢于言表。如果没有高屋建瓴、后来居上的自信，从马积高的口中是不可能说出如此“谦虚”的表白的。那么，马积高本人所看重的“本书的大旨”是什么呢？他在前言中提到的两句话可以借来回答这一问题，那就是：“中国向何处去？中国的文化向何处去？” 在这部书之前，马积高已出版了《赋史》和《宋明理学与文学》两书。《赋史》的出版时间较早，并且在学术界造成重大反响，文史界的后生小子因此习惯于将马积高当作赋学权威看待。其实，从马积高涉猎的学术领域和取得的学术成就来看，辞赋研究只是其中很小的一个部分。而且，这部分研究成果所展示的，也仅仅是马积高学术成就的一个小小的侧面——作为文体学家的一面。《宋明理学与文学》虽然在所谓的学术界没有《赋史》那么大的反响，然而在我看来，它比《赋史》更加显现出马积高的才情与个性。如果说《赋史》是高水平的学者之作的话，那么，《宋明理学与文学》则是有学问的才子之作。书中对袁宏道等执着真性情、追求真自由的知识分子的同情式解读，不但达到了前人从未达到的深度，而且也是马积高本人价值观的表现。 《清代学术的变迁与文学》就题材内容而言是《宋明理学与文学》的姊妹篇，但需要处理的材料更加复杂，写作的难度更大。不过，由于有了《宋明理学与文学》的写作经验，马积高在写作《清代学术的变迁与文学》时，思路放得更宽，文笔放得更开了。如果说《宋明理学与文学》是有学问的才子之作，那么，这部书则更像一部有学识、有才情的思想者之作。 马积高最后撰写的一部学术著作是《荀学源流》。他对我说，它之所以要在身体已经十分衰弱的情况下写这部书，是因为有位“国学大师”正在大讲特讲“天人合一”是中国文化的最高传统。他想提醒人们，中国除了“天人合一”，还有“天人相分”的传统。这一提醒背后的寓意是：中国是应该回到天理治国的老路，还是应该继续解放思想。所以，我在马积高去世后所作的挽联中特地提到了这部书。 学风纯正而思想活跃，功底扎实而目光敏锐，在从容不迫的论述中流露出雄深雅健的骚心史笔。这是我对马积高学术著作的评价。在当代学人中，能够达到这个境界者不多。 马积高学术成就的取得与学术品格的养成，除了天资与勤奋之外，我认为主要得益于两者：其一、马积高出身贫寒，待人谦和却心性高傲，一直怀着追求进步和改变命运的强烈愿望；其二，马积高幸遇名师，他大学时就读的国立蓝田师范学院是日寇侵华期间组建的一所临时大学，云集了包括后来成为他岳父的骆鸿凯在内的不少全国一流学者，这使他的学术事业有一个很高的起点。不过，除了这两者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追求新知、探索真相的天性和攀登学术巅峰的纯粹理想，这使得马积高具有一颗永远不老的心。 正是出于对知识的热爱，马积高对后学总是尽其所能地提供帮助。他的爱才护才，在湖南师范大学中文系可以说是有口皆碑。最让我感动的有这样两件事：一件是，马积高在“文革”中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的时候，曾有一个人多次举着手声嘶力竭高喊打倒他。“文革”结束后，这个人又谦恭地跑到他那里，希望跟着他作学问。马积高就像以前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无私地帮助这个人。有人批评马积高，说他做错了。马积高说：“我认为这是我的一个优点。”另一件是，马积高担任系主任期间，本系最优秀的一个研究生由于在1986年的一场学潮中有一些“过激表现”而不准留校任教，他一怒之下辞去了系主任职务。 由于码头的关系，马积高在国内学术界所占有的地位同他所取得的成就很不相称。北京某名校有一位读过《赋史》的名家曾对我说：“马积高要是在北京，就不止这地位了。”我听了心中窃笑：真把马积高看小了。马积高的志向，岂是和并世学者争高论低？遇不遇，时也。 吴龙辉 品行 他学习异常刻苦，人又极其聪明骆鸿凯教授将他招为乘龙快婿。 他思想进步，工作能力又强。衡阳一解放，他就被任命为衡阳著名的船山中学校长，年纪还不到三十！ 他课讲得好，很受学生的欢迎，很快成了湖南师范学院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的主任。 他善于钻研，又很刻苦，在科研上也做出了成绩。先是一篇为金圣叹翻案文章，发表后震动了中宣部。他们派人来了解作者的背景，发现作者只是一个三十出头的小青年，便放了他一马。马先生知道以后，吓出了一身冷汗。此后他写文章就收敛多了，没再那么冒失了。没想到此事，反倒给他增添了不小的名声！以后他又写出了一本谈关汉卿的小册子，虽然少了一些棱角和锐气，却受到读者的好评。 他独立生活能力强，干体力活的能力也不差。他：“说大可大，说小就小，提起来千斤，放下去四两！” 马先生对财物看得不重，能喝酒，抽烟也很凶，大概一直抽到临终前不久，很有点名士派头。晚年不大愿意抛头露面，游山玩水的时候也不多。 他家务活很能干，夫人视力不佳，三餐茶饭多是他做出来的。可以说他里里外外都是一把手，这在知识分子中间，不算常见。 他爱读书，爱买书，工资发下来，除吃饭、喝酒等基本需要之外，余钱多半用于买书。他对穿着不大在意，没见他穿过什么像样的衣服。 他弟子众多，声望很高。他晚年的一部《赋史》牢牢地树立了他在学术界的地位，赢得了同行们的尊重。 马先生对健身之道却不大在行，生病多年，也不认真治疗，对自己的抗病能力，过于自信。 § 部分学术成就 对心学与明代文学思潮之关系做出综合研究的主要著作有:马积高《宋明理学与文学》、韩经太《理学文化与文学思潮》、潘运告《冲决名教的羁络——阳明心学与明清文艺思潮》、左东岭《王学与中晚明士人心态》、周明初《晚明士人心态及文学个案》、许总《理学文艺史纲》、宋克夫与韩晓《心学与文学论稿》、黄卓越《佛教与晚明文学思潮》、周群《儒释道与晚明文学思潮》、夏咸淳《晚明士风与文学》等。张少康《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也列有“阳明心学与明代中后期的文艺新思潮”的专章，亦应算作综合研究。这些著作水平有高低之别，但均对阳明心学与文学思潮的某个侧面做出了较为完整的考察。一般认为陈献章是明代心学的发端，马积高是心学体系的完成。 马积高是较早关注此问题的学者，其《宋明理学与文学》一书对明代前期理学对文学的负面影响，明代中期前七子复古运动的反理学倾向，王学的分化与李贽反理学思想及其对文学的影响等，都进行了梳理叙述，可以说这是对理学（包括心学）与明代文学外部关系考察的专门之作，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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