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条 | 逼捐 |
释义 | § 简介 逼捐 网络的可怕性与积极性同时并存,正如剑有双刃,可伤人也同时会伤己,最初抵制家乐福或许可以说是表达对法国支持藏独的一种愤怒,虽然其中不免有牵强与过火之处,但毕竟在某种层面也体现出中国民众的爱国主义。但此番网络上一个关于批判国内跨国企业捐款的贴子居然能煽动出一大批网络暴民将逼捐目标指向了这些跨国企业,闹出围攻麦当劳的笑话来,又一场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开始了。网络拳民们在愤怒地对一干明星、企业家的捐款额度进行了批判之后,并且使“逼捐运动”取得一定成绩,他们志得意满,王石们终于被打败了,让他们见识到了广大中国人民的力量。 荷尔蒙仍未完全挥发,他们需要寻找下一个渲泄口,一条短信就将网络拳民们引向了那些洋企业身上。区区一个短信,一个未曾核实的短信,甚至不能证明后续捐赠的短信,于是狂热的拳民们已不再停留在网络口头批判上,他们开始投身到行动中去。他们是不可阻挡的,因为阻挡者将被视作爱国主义的对立面,各种大帽子将会落在你的头上,你将成为革命专政的对象。爱国主义如果失去了理性地思考能力,那么又与民族主义何异,中国难道还要倒退到1900年去吗? 因为中国遭了灾,所以你们必须捐,而且不能少捐,因为你们洋企业在中国赚了钱。这和乞讨有区别吗,中国什么时候沦落成了乞讨者,而且表现出的是如此强行乞讨。那些被惹恼的跨国企业们纷纷跑到商务部去报怨,他们不理解中国人为什么要抵制他们,他们在中国市场投资当然是为了赚钱,可为什么在中国赚钱就必须要捐钱,况且地震并不是他们造成的,况且他们也捐了钱做了慈善,可为什么中国人还不满意,他们在中国按规定纳了税也为中国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可中国人仍旧不满意是因为他们在中国赚了钱。在中国越来越走向世界,甚至努力举办奥运会的今天,难道我们就这样留给国外这样一个不可理解的乞讨者形象吗?[1] § 行为方式 “逼捐”的行动,通常是在网络或者传统媒体上列出捐款排行榜,然后揪出其中的“铁公鸡”来,进行暴风骤雨般的谴责和辱骂,并伴有电话骚扰,最严重的是号召民众到商家店门口抗议示威。[2] § 反对逼捐理由 反对“逼捐”有三种理由。 一是反对网络暴力,认为它是反文明的野蛮行径,通过暴力而获得“捐款”是对爱心的亵渎。 二是认为企业家的责任就是做好做大企业,通过多纳税来实现对社会的贡献。 三是李连杰说的爱心无大小,匿名捐款最好。 [2] § 企业捐款原则 国际上的很多成熟企业,长期以来已经形成了一套慈善活动的基本原则: 一、 企业家的慈善活动和企业的慈善行为分开; 二、 企业负责慈善公益的部门与营销部门严格分开,归不同的领导分管; 三、 企业的慈善行为要得到员工的支持和积极参与,很多企业采用1+1方式,即员工捐助多少,企业加倍,使慈善变为企业文化的一部分。 四、 慈善活动日常化,有长期的计划,特殊情况下追加要经过严格的程序,而不是由企业家拍脑袋。[2] § 各种观点 观点1:捐款是善行,行善应自愿,捐多捐少都该感激 伟大的思想家阿伦特在论述善行时指出,善行有一种“隐匿”性质,一旦公开化就失去了其善的特征。也就是说,行善完全是精神层面的东西,不附加荣誉、利益等。那么捐款最好匿名,所以不要搞什么企业捐赠排行榜;行善动力在于个体内在良知,价值在于真诚,所以必须自愿;既然是自愿,那么就有“不捐亦可”的意思,如果捐了,就是做好事,那么善小也是善,应该感激。 观点2:企业追求利润就是最大的社会责任 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说过,企业的主要社会责任,那就是为股东负责,遵守法律,赚取利润。国内经济学家如张维迎也曾写长文,结合中国实际对此阐释。因此跨国企业总部考虑全球股东的利益而不愿意捐款,这也符合西方商业伦理的观念。国内万科补捐1亿,也有持股人表示不满。但这里有个悖论,不热心慈善,影响企业形象,遭到消费者抵制,则何谈为股东负责、赚取利润。 观点4:捐款造势纯属炒作,完全是营销手段 王石为他轻率的言论付出了代价。诚恳的道歉和追加的巨额捐赠在短时间内无法根本难以修补多年经营的良好形象受到的伤害。 王老吉因为他们的一掷千金获得了公众的满堂喝彩,他们也许还能在一段时间内享受成功的营销战术赢得的销售业绩。但当人们的情绪随着时间的流逝归于平静之后,是否在利用公众情绪进行有违道德标准的行为,将是一个他们需要一直面对但却不好回答的问题。 观点5:不管那么多,灾民得到更多捐款才是硬道理 一方面,有些网友为“逼捐”洋洋自得,认为各企业纷纷追加捐款正是自己舆论施压的功劳;另一方面,还是以王老吉为焦点,首先大家不认为王老吉初衷就是炒作——“你花1亿炒一个试试”,退一步,“即便炒作又如何,反正灾民真真实实得到了1个亿”。很多人认为:“人家已经出了钱,出一下风头又有什么呢?你以为钱是这么好赚的吗?你是灾民你还能这么说吗?” 观点6:主流民意:捐款数额论英雄 总的来看,大家似乎心里有个标准,比如大的跨国企业,似乎至少捐1千万才是合适的,捐多了褒奖,捐少了贬损。对国内企业,则更不客气——“你的钱是有原罪的”。这些成了网上主流民意。质疑王老吉的帖子,一般都被劈头盖脸辱骂。如果这不是人为操控,则可见民意一斑。[2] § 毒化慈善 正当善良民众踊跃捐款出力之际,出现了一个令人寒心的现象,一些身居言论渠道因而对舆论颇有影响力的媒体人士,拿着先行做出捐款的企业家名单和捐款数额,去百般催逼其他企业家,要求他们做出同等比例的捐款,他们计算着企业的销售额、利润、资产额、高管年薪等等指标,算计着每个企业应该捐多少,然后用这指标去评价每个企业家有没有、有多少良心。这种催逼逐渐升级直至发展为一场充斥了谩骂和攻击的网上群众运动,更荒唐的是,这些被催逼的企业家实际上早已做出了数额不小的捐款,有些还制订并实施了自己的救援计划。 逼捐不仅在道德上站不住脚,而且对慈善业非常有害,会毒化慈善业健康发展所需的文化和舆论环境。逼捐者用以支持其行为的理由是可以逼出更多的捐款,事实上帮助了受助者,但牺牲整个慈善发展环境去换取一时的捐款增加,无异于杀鸡取卵。激励人们行善的最重要动力,来自于善行抚平行善者对他人痛苦的恻隐之心后带来的欣慰感和旁人对其善行的赞誉所带来的荣誉感,而逼捐将从四个方面同时打击这两个慈善的心理基础。 首先,对于被逼者,逼迫之下的捐赠带不来丝毫欣慰,更谈不上荣誉,只有尴尬、委屈和反感。原本,他可能只是选择不参与这次慈善活动,或者选择低调的、私下的、难以为公众所见的方式来参与,甚至他只是还没想好该以何种方式参与,或者还没准备好可以用来宣布的援助计划。所有这些都不能证明他没有慈善精神,更不能证明他不会在过去和将来积极参与慈善。然而逼捐却很可能真的让他对慈善活动心灰意冷,未来在可能的情况下尽量回避。 其次,对于被逼捐者用作榜样的先行捐赠者,逼捐将把他们置于不义之地。本来,这些善人的巨额捐赠完全是出于自己的价值取向和荣誉感,或许他们会希望自己的行动具有某种感召力,但极少会有以此向旁人施压的意图。当巴菲特做出370亿美元巨额捐赠的壮举时,绝没有施压旁人的意思,他说:“如果你想捐款,这完全是你个人的事情,应该自己体验,很多人在体验之后会改变想法,对于慈善事业,在任何时候都应该忠实于自己的想法。” 第三,一旦逼捐的氛围形成,任何人捐出善款时,旁人都无从判别,他究竟是出于慈悲还是仅仅屈服于舆论压力?这样一来,即使没有直接受逼,捐款人将再也得不到他应得的自豪和荣誉。如此,整个慈善业所赖以存在的心理基础便不复存在,其对慈善业的打击将是毁灭性的。 最后,逼捐也将把受助者置于不义之地。慈善受助者不是乞丐,他们中多数不愿被当成乞丐对待,如果他们知道大量善款都是逼捐逼来的,他们接受善款时将作何感想?这种感受之下他们是否还愿意接受捐助?接受了之后心理会不会留下阴影?慈善活动一旦沦入这种气氛中,慈悲、怜悯、温情、感恩这些本应充满这一活动的美好情感将被置于何地? 慈善业在中国仅只初具雏形,还时常遭受运作不规范、透明度不够、核查机制不健全等等缺陷的困扰,现在它又要面临逼捐风潮的打击,实在前景堪忧。逼捐者有他们的言论自由,但那些希望慈善业得到持续健康发展的善良人们,理应发出他们的声音,去谴责这种对慈善业釜底抽薪的恶劣行为。[3] § 理性对待 切忌造谣生事 网民对善心的歌颂怎么也不为过,但他们对所谓“吝于捐款、爱心不够”者的抨击则大可商榷。说某个明星一年靠粉丝的支持赚了几千万,却只肯拿出区区十万块钱来赈济灾区;说某个富可敌国的商人捐的钱还不够买下自己的半套别墅。指责者的眼里似乎只有数字,却忽视了另外一些普遍的事实:有些名人虽然没有出现在公开捐款的报道中,但人已第一时间赶到灾区从事志愿服务。有些企业虽然由于一时困难捐款数额不大,但用实物捐助或者组织募捐的方式,在抗震救灾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看似出钱少的未必真的出钱少,出钱少的未必就贡献小,出钱出力少的爱心也未必就少。仅仅以钱数多寡,似不足为衡量爱心的依据,在掌握全面信息之时,也不宜大兴挞伐之辞。 所谓“国际铁公鸡排行榜”,虽然其情可嘉,但也反映出指责者们易冲动、非理性的特征。过去几天,一条消息通过网络和短信的方式四下流传:某些如雷贯耳的跨国企业在中国大发其财,当中国人民遇到巨大困难时,却一毛不拔或者敷衍其事。这条信息引发了大面积的义愤。后来,商务部出面辟谣:被指为“一毛不拔”的企业都有很大捐赠,“一般都在千万以上,只有极个别的捐了200万、300万”。 传言和真相南辕北辙,这种没有事实依据却又以极富杀伤力的语言罗织的罪状,是对出钱出力的跨国企业及其员工的巨大伤害。对于第一个编造流言的人,已经不能用“关心灾区情切,希望筹得更多善款”的美丽借口来解释其动机,因为以爱心为出发点的人是不会存心作伪的,更不会去伤害其他有爱心的人。在传播这个流言的人中,相当一部分被义愤遮蔽了探求真相的双眼。虽然不能要求每个人都像记者一样以核实信息为己任,但一个有责任心的人总该在指责别人之前动用常识判断一下事实。不加任何核实,闻讯就开骂,这种举动是极其轻率,也是极其不负责任的。 切记“君子动口不动手” 汶川震后两周,中国普通民众对死难同胞的悲悯之情演变为企业界头顶的巨大压力,许多捐赠较少、行动较慢的企业遭到网民激烈的攻击。 中国现代化百年进程行至今日,大部分民众的产权观念依旧淡漠,无法理解恪守西方商业伦理的跨国和本土精英们的行为,也不愿尊重全球化时代的商业游戏规则。这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表现,而是中国和西方价值观冲突的体现。 跨国公司进入新中国30年来,尽管已经深深融入中国经济,对中国市场的认识、中国人消费习惯的把握有了丰富的经验,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还远远不够。 “在中国发大财而又不捐款的国际铁公鸡排行榜:可口可乐、肯德基、麦当劳、诺基亚、LV、大金、宝洁、摩托罗拉。如果你有良心,共同抵制,相互转发!”这是广为流传的铁公鸡排行榜的其中一个版本。5月19日,许多中国人都收到了这条短信。“铁公鸡排行榜”的版本几经更替,最初的帖子现已无从查找。南方周末记者通过搜索引擎发现,最早的榜单出现于 5月 14日一个名叫PHPWindBoard的技术论坛中,肯德基、麦当劳、三星电子、森马集团、摩托罗拉与诺基亚赫然在列。帖子末尾,帖主还号召大家不断更新。 这个帖子的信息并不准确。彼时距汶川地震发生已过两天。5月12日地震当晚,百胜餐饮集团(肯德基母公司)已决定捐款300万元。5月14日,麦当劳宣布捐款100万元。5月15日,三星电子向红十字会捐款3000万元,据公关经理周先生介绍,三星管理层在5月13日就做出决策,捐款后,消息在新浪、搜狐的主页上挂了一天,“很醒目”。 但就在当日,流传最广的“铁公鸡榜”版本出笼,排在第一位的就是三星,后面分别是诺基亚、大金、LV、可口可乐、麦当劳、肯德基。帖主还呼吁,“通报这些公司,不是让大家去消费,而是要铭记心中:这是没有良心的企业!是中国人就不要给他们赚!!” 不过,这一帖子没有迅即流传。5月19日,“铁公鸡榜”突然像发生核裂变般爆传于各大论坛、聊天室、MSN及QQ,据称转帖还有奖,“转发30个以上网友,你将会被腾讯公司列为爱心,你的名字将会变为红色”。跟帖中不乏为“铁公鸡”辩护的声音,但板砖往往会立马从四面飞奔而来。“铁公鸡榜”还通过手机短信海量传播,从商务部部长陈德铭到正在麦当劳就餐的中学生,手机里收到了同一条信息。《南方人物周刊》主笔何三畏帮困惑的女儿询问信息发送者、成都中院的一位法官情况是否属实,对方复,“不知道,转发的”。 事实尚不清楚,愤怒已然集结。7家“铁公鸡”身后,还陆续出现了宝洁、戴尔、IBM等跨国公司的身影。 为了表示自己的愤慨,网民把热情转向了国产品牌,编出了顺口溜:以后喝王老吉(1亿元),存钱到工商(8726万元),还是用移动(5820万元),买电器到苏宁(5000万元),买保险买平安(3500万元),喝白酒喝泸州老窖(3000万元),买药修正牌 (捐助2500万元),上网用QQ(捐助2000万元),运动穿李宁(捐助1249万元),电脑买联想(捐助1000万元),洗衣机买海尔(捐助1000万元),空调买美的(捐助1000万元),开车开吉利(捐助1000万元)……如果大家都买联想,联想将在5年内超越戴尔;如果大家都买吉利,吉利将在5年内超越大众丰田。 跨国公司顿时陷入千夫所指的境地,但网民的愤怒并没有停留在口头上。 然而,跨国企业们的行为产生的正面效果远没有最初的负面信息杀伤力大。 网民对追加表示“欣慰”,5月16日在博客上批评宝洁“广告巨人、赈捐矮子”的网民老醉,5月20日又发了一篇“拔毛铁公鸡,宝洁多捐1000万”的帖子。老醉是这群网络好汉的领袖人物,许多网民甚至将5月16日谷歌捐款1700万元视作他的功劳。 随着一些网民指出“铁公鸡”们并非一毛不拔,再加上跨国公司的陆续追加捐款,网络舆论在5月19日之后不再一边倒。 但是,真正令跨国公司们始料未及的事情稍后发生了,这场斗“鸡”大会迅速地从网络和短信上的口诛笔伐转向了消费者的身体力行上。 5月20日上午10点左右,四川南充市五星商业步行街上的一家麦当劳餐厅聚集了上百人,抗议麦当劳不捐款。餐厅的门口,被贴上了超大打印版的“国际超级铁公鸡”。 在四川攀枝花、陕西西安、山西运城等城市,肯德基也遭遇了不同规模的围堵。“很多餐厅不得不暂时停业。”百胜餐饮集团中国事业部副总裁王群说。从上传到网络的现场照片看,有人将榜单做成标语,贴在麦当劳的橱窗上,并注明,“凭你的良心,互相抵制!向灾区的遇难同胞默哀。” “逼捐”也有正当性 捐款“并不是比富”,这话的确有一定的道理。因为,捐款出于自愿,是不应该接受道德“审判”的。但这是有前提的,即捐款对象仅仅是一些普通的百姓或企业。对于一些名人或名企业来说,在特殊时期,捐款则是他们理应承担的一项社会责任,是必须接受公众监督的。 事实上,不管是名人还是名企业,因为他们比普通人或普通企业占有更多的社会资源,当然也获得了更多的收益,因此在国家危难、人民受苦时,就应站出来承担起本应承担的社会责任。从某种意义上说,“捐款排行榜”也是一种对名人、名企业的有效监督。否则,“在利益面前是名人,在责任面前是普通人”不就成了他们的遮羞布了吗? 尊重跨国企业多年形成的慈善体系 网民们很难理解跨国企业中国区的难处。“我不可能第一时间飞到芬兰去向总部解释为什么需要这么多钱。”诺基亚副总裁萧洁云说。 数十家跨国公司,无一例外表示,捐款需要与总部的沟通,而且第一笔只能根据当时的灾情确定,后续的才能就严重程度继续申请。阿斯利康的中国区高级副总裁吴浣苓告诉记者,她就是在13日先动用了100万元的应急资金,同时开始向总部申请后续的600万元。 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对企业家和明星保持一定的慈善压力,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有一个论者甚至认为,那些外国企业家在自己的国家里主动行善,但是到了中国就入乡随俗,只知道讨好官僚,对企业文化和社会责任感建树无多。这次“逼捐”让他们从高尔夫球场回到大街上,善莫大焉。[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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