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话本 |
| 释义 | § 简介 话本 宋代“说话”（说书）人的底本。也称为“话文”或简称“话”。“说话”就是讲故事，类似现代的说书。随着宋代城市经济的发展，城市居民的结构也发生了变化，不仅有众多的官吏和士兵，还聚集着大量的商人和工匠，形成了一个新的市民阶层。各种民间伎艺都向城市汇合，以适应新的城市居民的文化需要。北宋东京、南宋临安等大城市里，有着数十座称为“瓦舍”或“瓦子”的综合性的游艺场，每座“瓦舍”中，又有若干座“勾栏”（类似后代的戏院），分别上演杂剧、诸宫调和“说话”等各种伎艺。南宋时，“说话”通常分为“小说”、说经、讲史和合生四家。“小说”又称“银字儿”，专讲短篇故事，题材非常广泛，举凡爱情、公案、神怪，以及历史故事等，几乎无所不包。讲史，专说历史故事。说经，包括“说参请”、“说诨经”，专讲宗教故事。合生，也作“合笙”，滑稽而含玩讽的称“乔合生”。有人认为可能是两人演出，一人指物为题，一人■应命说咏，据说与起令随令相似，形式灵活，似乎并无故事情节，近似现代的相声。此外，还有“说诨话”（说逗笑的话）、“商谜”（猜谜）。由于合生、说诨话和商谜等无话本传世，其演出形式与作品内容已无从确知。 话本的作者几乎都是无名氏，创作后又经不断补充润饰，多数经过文人加工。“小说”家所用的话本，都是短篇故事，通常即称为“小说”，如《新编小说快嘴李翠莲记》等，见于记载的篇目达一百四十多篇，现存不过二三十篇，散见于《京本通俗小说》、《清平山堂话本》诸书。长篇的讲史话本，一般称为“平话”（“评话”），如《新编五代史评话》等，传世的还有《大宋宣和遗事》、《全相评话五种》等。 话本的语言以白话为主，融合部分文言，间亦穿插一些古典诗词。作为一种新的文学体裁，语言生动、泼辣，富于表演力，作品的主角多为手工业者、妇女、市井商人等，为新兴的市民阶层所喜闻乐见。对后代的通俗文学和戏剧、曲艺等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鲁迅说：“这类作品，不但体裁不同，文章上也起了改革，用的是白话，所以实在是小说史上的一大变迁。” § 名称说法 如元稹诗注所说的《一枝花话》和敦煌写卷《庐山远公话》、《韩擒虎话（原卷写作“画”）本》。话本（见宋元话本）在宋代逐渐盛行，开始有刻本流传。话本一般指小说、讲史、说经等说话人的底本，但傀儡戏、 影戏、杂剧和诸宫调的底本， 也称作话本（据《都城纪胜》及《西厢记诸宫调》）。后来还有人把明清人摹拟话本而写的短篇白话小说也称为话本。又有人只把小说家的底本称作话本。话本多数以叙说为主，中间穿插一些诗词，也有以唱词为主的。明代人则称为评话或词话。元代以前的话本留存不多，讲史家的话本一般称作“平话”，如《新编五代史评话》等，传世的还有《大宋宣和遗事》、《五代史平话》、《全相平话》；小说家的话本多称作“小说”，如元刻本《新编红白蜘蛛小说》(现存残页)和清平山堂刻本的《六十家小说》等，见于记载的篇目达一百四十多篇，现存不过二三十篇，散见于《京本通俗小说》、《清平山堂话本》诸书。还有称作“诗话”的，如《大唐三藏取经诗话》。话本本来是说话人演讲故事的底本，往往只是略具梗概的提要，编印成书，就成为一种通俗读物，形成一种特殊的体裁和风格，代表中国白话小说的一个发展阶段。明清人摹仿话本体裁而写作的短篇白话小说，近人称为“拟话本”；讲史类的作品则称为“演义”。 § 话本的来源 由讲唱艺术到话本 从上古时代开始，广大民众就利用劳动的余暇时间，口头讲述神话、传说与故事，以满足文化生活的需要。公元八世纪的唐朝中期，随着城市人口的增加，在民间叙事文学的基础之上，陆续产生了一些讲唱艺术。唐朝讲唱艺术有讲经、论议、变文、说话、俗赋、词文等，每一种都形成了特定的体制。其中「说话」一词乃是讲故事的意思，这种艺术形式以散说与念诵为主，以歌唱为辅，后代称做「说书」。 现在不少人笼统地把讲唱艺术称做「说书」（或称「说话」），但严格说来，说书只是讲唱艺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另外还有些单纯唱曲的讲唱艺术，不能纳入说书的范围。 讲唱故事整理出版 宋元时代的讲唱艺术，枝繁叶茂，蔚为大观。广大群众聆听民间艺人讲唱之余，还希望借助书面形式阅读这类故事。 于是，一些下层文人把艺人所讲的故事内容记录下来，并整理出版，像《碾玉观音》、《错斩崔宁》一类话本，就可能吸收了讲唱艺人中「小说家」的创作成果。 其他的取材来源 还有一些下层文人，按照讲唱艺术的格式，改编史书、文言小说或其他前人著作，如话本《老冯唐直谏汉文帝》取材于《史记??冯唐列传》；话本《蓝桥记》则是唐代文言小说《裴航》的删节本。 另外，像《西湖三塔记》、《刎颈鸳鸯会》、《花灯轿莲女成佛记》等话本，则可能来源于陶真、鼓子词或宝卷。 总之，「话本」是由讲唱艺术衍生出来的一种文学体裁，它与讲唱艺术一脉相承，并且保留着十分清晰的讲唱艺术痕迹。 通俗小说的先驱 中国通俗小说的萌芽 中国文言小说以唐传奇文为成熟的标志。而中国通俗小说则形成于宋、元、明时代，但其起源可以追溯到唐朝中期。敦煌遗书中的《庐山远公话》、《孔子项托相问书》、《叶净能诗》、《李陵苏武执别词》，以及原题已经佚失的韩擒虎故事、唐太宗入冥故事与秋胡故事等，应当看作是通俗小说的萌芽。 通俗小说的先驱 明朝嘉靖年间以前出版的宋元短篇话本，包括《红白蜘蛛》以及《六十家小说》中的宋元作品，虽然从总体上看还相当粗糙和幼稚、不成熟，但已完成了从民间艺人口头创作向文人书面文学的过渡，它们乃是短篇通俗小说的先驱。 《京本通俗小说》与《三言》中的宋元作品，已经由明朝文人作了较多的加工润饰，描写很细致，人物个性鲜明而充实，甚至有了单独的环境描写与心理刻划。这些作品包含着文人较多的独立创作成分，它们与明朝后期产生的短篇话本相似，可以称作成熟的短篇通俗小说。 § 发展演变 “说话”的本义是口传故事。口传故事的传统，可远溯至上古神话传说，那时尚未产生文字，神话及传说只靠口耳相传。后来，人们以“话”代指口传的“故事”。隋代笑话集《启颜录》载，杨素手下散官侯白，以“能剧谈”而得到杨的器重，杨的儿子玄感曾对侯说：“侯秀才，可以（与）玄感说一个好话。”这是目前所知关于“说话”的最早记录。唐郭湜《高力士外传》也提及“说话”：“每日上皇与高公亲看扫除庭院，芟薙草木，或讲经、论议、说话，虽不近文律，终冀悦圣情。”可见唐代宫中已有“说话”活动，它是取悦皇帝的一种方式。至于宫中“说话”的内容，尚不得而知；不过，唐代民间“说话”，有讲三国故事的，有讲士子与妓女爱情故事的，其名目仍可见文献之中。 宋代的“说话”，上承唐代“说话”而来。又因城市经济的繁荣、瓦舍勾栏的设立、说话艺人的增多、市井听众的捧场，民间说话呈现出职业化与商业化的特点。当时的“说话”，有“四家”之说，名有门庭，自成路数。“四家”的名目，据宋耐得翁《都城纪胜·瓦舍众伎》载，是小说、说经、讲史、合声（生）。后一种以演出者的敏捷见长，如“指物题咏，应命辄成”之类，与以叙事取胜的前三类显然有别。小说，以讲烟粉、灵怪、传奇、公案等故事为主；说经，即演说佛书；讲史，则说前代兴废争战之事。可见，所谓说话的家数，是以故事题材作划分标准的。 随着说话活动的日益兴盛，在书场中流播的故事越来越多，而以口传故事为蓝本的文字记录本，以及受说话体式影响而衍生的其他故事文本等，也日见其多。后世统称为“话本”。 “话本”的称谓，可能在唐代已经出现。今存宋元话本常出现“话本说彻，且作散场”之类套语，可见“话本”含有故事文本之义。而套语的出现，也说明“话本”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格式化”。大体而言，传世宋元话本可分为三类：一是叙事粗略文字粗糙的说话艺人的底本，如《三国志平话》等；一是以说话艺人口述故事为主要内容的记录整理本，文字通顺，描写细致，叙事周祥，可能出自当时的读书人或书会先生之手，如《错斩崔宁》、《碾玉观音》等；一是文人依据史书、野史笔记、文言小说等改编而成的通俗故事读本，如《宣和遗事》等。 现存宋元小说话本的数量难以确定；又因其文本几乎仅见于明人刻印的集子，连元刻本也极为罕见，所以对其时代归属，也有不同的看法。然而，依据《醉翁谈录》、《也是园书目》、《述古堂书目》等文献对宋元小说话本的记载，再与明人刻印的有关作品相互参证，下列作品是比较可靠的宋元小话话本：《张生彩鸾灯传》（见《熊龙峰刊行小说四种》）；《风月瑞仙亭》、《杨温拦路虎传》、《西湖三塔记》、《简贴和尚》、《合同文字记》、《柳耆卿诗酒玩江楼记》（以上见《清平山堂话本》）；《宋四公大闹禁魂张》、《张古老种瓜娶文女》（以上见《古今小说》）；《错斩崔宁》（又题《十五贯戏言成巧祸》）、《闹樊楼多情周胜仙》（以上见《醒世恒言》）；《碾玉观音》（又题《崔待诏生死冤家》）、《西山一窟鬼》（又题《一窟鬼癞道人除怪》）、《定山三怪》（又题《崔衙内白鹞招妖》）、《三现身包龙图断冤》、《万秀娘仇报山亭儿》（以上见《警世通言》）等。此外，近年发现元代“福建建阳书坊所刊刻”的《新编红白蜘蛛小说》残页，是如今仅见的元刻小说话本，《醒世恒言》的《郑节使立功神臂弓》是其增订本。至于故事题材流行于宋元后经明人搜集整理、增删加工的作品，在明冯梦龙的“三言”等集子中应当还有一批。 宋元小说话本有一定的体制。 其文本大体由入话（头回）、正话、结尾几个部分构成。入话是小说话本的开端部分，它有时以一首或若干首诗词“起兴”，说风景，道名胜，往往与故事的发生地点相联系，或与故事的主人公相关联；有时先以一首诗点出故事题旨，然后叙述一个与些题旨相关的小故事，其行话是“权做个‘得胜头回’”，实则这个小故事与将要细述的故事有着某种类比关系。显然，入话的设置，乃是说话人为安稳入座听众、等候迟到者的一种特意安排，也含有引导听众领会“话意”的动机。正话，则是话本的主体，情节曲折，细节丰富，人物形象鲜明突出。正话之后，往往以一首诗总结故事主题，或以“话本说彻，权做散场”之类套话作结。 小说话本的题材内容， 如宋罗烨《醉翁谈录·小说开辟》所言：“有灵怪、烟粉，奇传、公案，兼朴刀、杆棒、妖术、神仙。”但若就旨趣而论，不管是何种题材，都往往以爱情或公案作为叙事的“兴奋点”。爱情故事，在当时很受欢迎，所以，艺人的素质，着重表现在“烟粉奇传，素蕴胸次之间；风月须知，只在唇吻之上”。所谓烟粉、风月，是男女交往故事的代称。在礼法森严的封建时代，男女之间的“窃玉偷香”，是一种挑战礼法、追求自由的大胆行动，艺人们以此作为表演内容和体现水平的标志，恰好说明这个时代创作的趋向。 宋元小说话本中的爱情故事，又往往突出女性对爱情生活的主动追求。像《碾玉观音》中的璩秀秀，出身于贫寒的装裱匠家庭，生得美貌出众，聪明伶俐，更练就了一手好刺绣。无奈家境窘迫，其父以一纸“献状”，将她卖与咸安郡王，从此，正值豆蔻年华的秀秀，身入侯门，失去自由。其后郡王府失火，逃命之际，她遇见了年轻能干的碾玉匠崔宁；秀秀见他诚实可靠，便主动提出：“何不今夜我和你先做夫妻？”而胆小怕事的崔宁却不敢应允。秀秀道：“你知道不敢，我叫将起来，教坏了你。你却如何将我到家中？我明日府里去说！”秀秀素知崔宁的为人，这番话明显是要激发他的勇气，让他与自己一道挣脱束缚，寻求美好的生活。又如《闹樊楼多情周胜仙》，写周胜仙初见范二郎，便暗中喜欢，独自思量：“若是我嫁得一个似这般子弟，可知好哩。今日当面挫（错）过，再来那里去讨？”为了捕捉这难得的机缘，她敢想敢做，主动接近范二郎。显然，璩秀秀和周胜仙的行动，与“诗礼传家”的闺秀们大相径。作者对她们的肯定，实际上表现出平民百姓对封建传统的轻蔑。 小说话本的另一突出内容是公案故事。宋元时代，官府昏庸、吏治腐败现象的日趋严重，是导致大量公案产生的主要原因。它反映出民众对不公平、不合理现象的关注，以及对生存权利、社会治安的深重忧虑。像《错斩崔宁》，讲述由一想命案引发的一段冤情，就颇有典型意义。作品中的刘贵，酒后失言，致使其妾陈二姐有以为丈夫要卖掉自己，连夜逃走；结果，醉而未醒的刘贵被小偷谋财害命。案发后，涉嫌杀人在逃的陈二姐与她刚在路上结识的崔宁双双被捉拿归案。当地府尹不堪察案情，不听陈崔二人的申辩，滥用酷刑，屈打成招，造成冤案，致使无辜者人头落地。小说中有一段议论，很能反映当时的人对这件冤案的看法：“这般冤枉，仔细可以推详出来。谁想问官糊涂，只图了事，不想捶楚之下，何求不得？…… 所以，做官的切不可率意断狱，任情用刑，也要求个公平明允。道不得个死者不可复生，断者不可复续，可胜叹哉！”这一番感慨，其实也是对草菅人命的官府作出的严正批判。此外，《合同文字记》、《三现身包龙图断冤》、《简贴和尚》等篇，也从不同侧面的反映民间纠纷和社会矛盾，人们还可以从中见到当时的世态民情与社会风纪。 宋元小说话本描写细致，生动逼真，字里行间留存说书艺人的风致，表现出叙事的口语化、声口的个性化、谈吐的市井化等特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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