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谭植棠 |
| 释义 | § 简介 谭植棠 姓名：谭植棠 生卒：1894—1952 籍贯：中国(广东省高明) 谭植棠（1893—1952）明城镇濠基村人，别字仙槎，曾用名昌泰，化名谭天。1917年夏，考入北京大学。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影响下，接受社会主义思想。1920年回广州，与陈独秀、谭平山、陈公博等创建共产党广东支部。 1923年6月，谭植棠受命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帮助改助国民党。1924年后，历任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第一、二、三届教员，主讲《中国革命问题》，后任该所第四届主任，次年9月，任国民党中央农民组织干事。 1925年6月，省港大罢工爆发。时，谭植棠任中共广东区委国民运动委员会书记，联络各界发起成立“广东各界对外协会”，作为支援罢工、反帝斗争的行动机关，并任协会主席。他多方奔走，忘我工作，积劳成疾，以致在一次大会上慷慨讲演时吐血昏倒。 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谭植棠遭国民党特务追捕，潜回家乡养病。因辗转医疗，同党组织失掉联系。至1937年，才与中共高明县组织接上联系。之后，以做生意为掩护，参加了陈旺等领导的抗日救亡活动，资助抗日武装斗争，并于1944年底，利用联宗会的形式发展抗日力量，被国民党县政府派警围捕，后化装离开高明。 1949年，谭植棠到东江游击区，在东宝行政督导处担任财经科长。是年冬，经周恩来同志审理，并以中共中央名义批准恢复了组织关系。1946年，奉命到香港，先后在中共驻港办事处、驻港统战委员会和中共南方局担任统战工作。他利用老同事、老朋友的关系，同许多知名人士接触，做了大量的团结、争取工作，推动了在港民主人士于1949年9月回到北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建国后，谭植棠由中共中央华南分局派住肇庆担任西江行政专署工商科科长兼贸易、粮食、百货3大公司经理。在1952年春的“三反”、“五反”运动中，受到错误处理。5月，因旧病复发，病逝于广州。1979年9月27日，中共肇庆地委作出决定：撤销1952年6月30日对谭植棠的错误处分，恢复党籍，恢复名誉。[1] § 经历 1893年，广东省高明县（今佛山高明区）明城镇濠基村，乡绅谭超喜得长子嫡孙。谭家在当地属大户，有数百亩田地和一家米店。为了祈求孩子安定长寿，家人将其乳名取为“亚定”。“亚定”就是谭植棠。 幼年时，谭植棠酷爱读书，祖父要求他辍学做掌柜，谭植棠毅然拒绝，后考入广东高等师范附属中学。 1917年，谭植棠考入北大文科，与他同行的是族叔谭平山。谭植棠从小热爱习武，曾准备投军报国，但因体质不合格，后来改学历史，而谭平山学的是哲学系。相对于哲学系而言，历史系的学生思想并不十分激进。相反，在新文化运动中，谭植棠所在班级很少有参与白话文革新的学生。谭植棠是个例外。 这源于谭平山和陈公博对他的影响。他们是广东同乡，同年考入北大，住同一个宿舍。 陈公博与谭植棠相交甚笃。其在《我和共产党》中提及谭植棠：“至于植棠倒是朴实无华，忠于待人，信于所守，他是学史地的，因平山的关系，我才认识他。我对于植棠的印象和交谊都比别人为深，至今怀念斯人，犹恋恋不释。” 通过两位好友，谭植棠接触到了《新青年》、《每周评论》等进步书刊，李大钊发表的《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接受了社会主义思想。 谭植棠手迹 参加“五四运动”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一直闷头读书的谭植棠开始变得激进起来。五四当天，他与谭平山一起游行到天安门前。火烧赵家楼时，谭平山怕他体单力薄吃亏，让他不要乱跑，谁知谭植棠却跑到队伍前面，带头挥旗子。 5月6日，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宣告成立，谭植棠负责学生联合会的宣传工作。同学评价他“性格沉稳，宣传鼓动能力极强”。 事后，谭植棠在给广州同学谭天度的信中说：斯时的北大，乃是中国革命青年的熔炉。 1920年3月，他与谭平山、陈公博在北大创办了《政衡》杂志（月刊），评论时政，权衡社会利弊。他在该刊发表了多篇他对俄国十月革命的向往和对新生的无产阶级政权同情的文章，逐步坚定社会主义信仰和社会革命的信念。 办报启民 1920年夏天，谭植棠从北大毕业回到广州，被聘为国立广东法政学校教员，兼授广东高等师范的课程。为唤起广大民众对革命思想的认识，谭植棠与谭平山、陈公博等反复商议，最后决定创办一份报纸。“如果我们有自己的阵地，就可以扩大宣传和影响，号召民众起来，改变目前的现状。”此后谭植棠与友人缩衣节食、私人集资，并请求家庭资助，10月，在广州市第七甫100号创办了《广东群报》，谭植棠在该刊先后发表多篇文章。经过努力，《广东群报》成为广东共产党诞生之前的一个重要宣传阵地，为广东共产党的建立做了舆论准备。 《广东群报》出版后，谭植棠立即把刊物寄到高明老家，后来还连同《青年周刊》等革命刊物寄回去。在此期间，他还经常回乡探亲，利用茶余饭后向乡亲们传播革命思想，宣传破除迷信等新思想、新文化。谭植棠是从村里走出来的大学生，读的书多，被视为“状元”，深受村民敬仰。在他的宣传教育下，乡亲们把乡间的镇海宫、白业庵里的华光大帝、十八罗汉等神像扔进池塘，并拆掉庙堂成立青年会。 回广州途中发生了一个小插曲。他们从上海转道香港。在香港那几天，陈公博把几个人的旅费花光。谭植棠对此很恼火，他负责管钱，只好向香港开金铺的亲戚借钱回家。路上，谭植棠批评陈公博摆阔浪费，“往后不是自己的钱不要随意乱花。”陈公博自知理亏，“定哥（谭植棠乳名），等我以后有了钱还你们。”后来，陈公博投靠汪精卫，在汪伪政府任上海市长期间曾邀请谭植棠，“你来上海吧，我还你半条街。”谭植棠对此嗤之以鼻，“现在的定哥还是以前的定哥吗？” 回到广州后，按照之前的约定，谭植棠、谭平山等人开始筹办《广东群报》。“如果我们有自己的阵地，就可以扩大宣传和影响，号召民众起来，改变目前的现状。”为了办报纸，谭植棠节衣缩食、私人集资，并向家里求援。 创刊过程中，谭植棠等人致信陈独秀，请他作刊首语。陈独秀立即复信，对他们的行动给予热烈支持。当年10月，陈独秀在《广东群报》创刊号上发表《敬告广州青年》一文，希望“诸君做贫苦劳动者的朋友，勿为官僚资本家佣奴”。 《广东群报》创刊后，便开辟专栏宣传马克思主义。1921年1月1日，谭植棠在《广州群报》上发表文章“最危险的―――续出的顽固党”。文章说，“可怜中国人，眼光如豆，胆小如鼠，顽固保守，不加审察，当此社会革命淘涌的时候，竟视社会主义为梦想，同盟罢工为盲动。你们须知道现在的政治不打破，无以脱自由网罗，现在的经济制度不推倒，乃难得到多数的幸福。” 谭植棠向青年们发出号召：“青年啊―――快要逃出你们的奴隶圈，做个独立的自由民；快要信仰社会主义，去实现社会的革命；不要做续出的顽固党，以阻碍社会的进化。” 创立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0年7月，谭植棠从北大毕业回到广州，与谭平山等创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不久，谭植棠被聘为国立广东法政学校教员。为唤起广大民众，他和谭平山等人集资创办《广东群报》。该报先后发表了《怎样材能够发展人类的群性？》、《率国史教育》等文章，指出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是“最凶狠最狠毒的最大恶魔“，号召广大工农民众组织起来铲除这些寄生虫，建立平等自由、共同生产、共同消费的文明的国家。《广东群报》的宣传和影响，为广东共产党的创立作了舆论准备。1920年12月，陈独秀由上海到广州与谭平山等商议建立广东共产党组织。经过酝酿，1921年3月成立了广州共产主义小组。陈独秀、谭平山先后任书记，陈公博负责组织工作，谭植棠负责宣传 工作，担任《广东群报》经理。 建党“谭氏三杰” 参与创建党组织 1920年12月，陈独秀应陈炯明之邀南下广州，担任广东教育委员会主任。陈独秀一到广州，就约谭平山、谭植棠等人商谈建党之事。 建党一事早已被提上日程。1920年8月，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陈独秀就致函谭平山、谭植棠，商约在广州建党。谭植棠回忆当时的情景时曾说，陈独秀到广州后，常向他们提出关于领导民众运动的意见，指出有组织领导比个人领导的重要。 一天晚上，陈独秀等人齐聚谭植棠家中。陈独秀指出，“我们以小集团领导民运是担负不起的，为使广东民运获得更大的发展，必须建立一个共产主义集团组织。”陈独秀问他们是否参加这个组织，谭平山、谭植棠表示同意。 1921年3月，广州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党员共有9人。书记先是陈独秀，后为谭平山，谭植棠负责宣传工作，兼任党组织机关报《广东群报》的经理。 为了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谭植棠还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及宣传员讲习所。 这个宣传员讲习所以及后来成立的“注音字母教导团”，都是广东教育委员会属下。谭植棠分别任教导主任和教员。讲课内容为反帝反封建、社会主义、群众运动、阶级斗争等。所里还设有工人夜校，并成立了机械工人学校。 积极开展农民运动 1923年6月召开的中共三大，决定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在此革命形势下，谭植棠积极投身国共合作。他先后被聘任为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教员， 讲授《中国社会发展史》等课程。并担任第四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主任，主持教务工作。自1925年起，他先后担任中共广东区委员会主席团成员、中央农民部组织干事、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等职务，在开展农民运动，培训农民运动骨干中作出了突出贡献。至1926年4月，广东建立了66个县农民协会，会员达62万多人，全省农民运动进入到一个蓬勃发展的历史新时期。 第一次国共合作后，在广州举办了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六届农讲所的负责人都是共产党员，谭植棠是第四届农讲所所长。那一届于1925年5月1日开学，9月1日毕业。原有学员98人，毕业时有51人。 1926年冬的一天，植棠在广东各界代表大会上发表讲演，遭到几个右派分子的捣乱。他怒不可揭，由于过度激动，引起肺病复发，吐血昏迷。送博济医院抢救协醒后，他向探病的战友们表示的第一句话就是“重返自己的战斗岗位”。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植棠为避开国民党反动派的通缉，离开了广州回到高明家乡治病。1937年，全国抗日战争爆发，植棠扶病参加了谭天度、李守纯等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宣传发动群众，组织青年抗敌同志会、妇女抗敌同志会，并联络社会各蚧成立高明县民众抗日自卫团统率委员会、民众抗日自卫团等。 装“死人”返乡 谭植棠患病后，国内形势发生恶化，蒋介石发动“4・12”反革命政变。广州的国民党反动派也出动大批军警，搜捕和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 党组织决定，将正在广州住院治病的谭植棠转移到东莞的一家医院。当晚，几个特务闯到谭植棠家里，在屋里搜出一条红布，上面写着“广州总工会代表会”。特务说：“这是奸党活动的证据！”并逼着谭植棠妻子罗亚女交出丈夫，逼供未果打得她口吐鲜血。此后，罗亚女得了重病，最终咳血而死。 谭植棠转诊后，广东党组织已遭到严重破坏，敌人通缉他的风声越来越紧。谭植棠的叔父谭仲珊又赶到东莞把谭植棠接出来，先转到澳门，然后让他隐蔽在一口棺材里，雇一条船，采取“活人死运”的方法，安全返回家乡。 三谭纪念馆 从此，谭植棠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回乡后，谭植棠深居简出，在房里待了两年，病才养好。平日里，一身农民装扮的谭植棠常穿个木屐在门口溜达，木屐磨穿了也不换。谭植棠精神稍好后，就给乡亲们讲革命故事和先烈事迹。等到谭植棠与党组织联系上后，他周围的这些乡亲多数都参加了革命。 隐乡十年宣传革命不止 1926年冬身患当时的不治之症——肺结核，正在广州的博济医院住院治病。根据当时形势，组织立即决定让谭植棠转到东莞县石龙镇一家德国人开办的医院。当晚，国民党特务就闯到谭植棠家里，在屋里搜出一条红布，上面写着“广州总工会代表会”。特务于是说：“这就是奸党活动的证据！”并逼着谭植棠妻子罗亚女交出丈夫，逼供未果打得她口吐鲜血。此后，罗亚女得了重病，又担忧丈夫生死，最终疴血而死。 安全返回家乡的谭植棠，从此他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虽然是秘密回乡，但这位共产党革命英雄的归来已为村里人所知。回到乡间后，谭植棠深居简出，等身体稍好一点，便和堂兄弟一起做生意度活。虽然联系不上组织，但这期间，他仍然不忘做群众工作。 乡间盛传谭植棠当时是用棺材伪装成“僵尸”逃过军警检查的。如此神秘的革命人物，自然引来了不少青少年前来拜访。 据谭植棠当时的邻居谭扬回忆，谭植棠精神稍好，就会给子侄、兄弟、乡亲讲革命故事和先烈事迹。当时谭扬年纪小，经常跟大人到他家里去。村里的年轻人常常来听这些新鲜事，并拿出来议论，从中接受了不少新思想。 抗日战争时期，谭秀华、谭秀馨、谭志英等多名子侄在谭植棠革命思想的影响下，先后参加了“青年抗敌同志会”和“妇女抗敌同志会”，有的还在抗日救亡中锻炼成长为中国共产党员。 陈仕金在回顾谭植棠的革命思想实践的文章中称，谭植棠对于我们继承先辈敢于探索真理，勇于革命实践的革命精神，激励人们奋发进取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谭氏三杰：谭平山、谭植棠、谭天度塑像 舍小我做好统战工作 1944年底，谭植棠在谭天度的介绍下前往东江抗日游击区，担任东宝行下督导处财经科长，满怀革命的热情参加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得到党组织的肯定，于1945年冬，经分管华南工作的周恩来同志的亲自审理，终于恢复了党籍。 1946年，党组织派谭植棠到香港开展国民党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当时8岁的儿子谭汉威跟随其到香港学习和生活。在谭汉威回忆中，父亲一心为党、一心为人民，忙碌的工作常让他把家庭私事置之度外。 谭植棠在港做统战工作期间，按规定因工作需要车费是可以报销的，但他从不浪费组织一分一毫，能省则省。曾在当时与其共事的同族兄弟谭健回忆，有一次跟着谭植棠与革命团体联系工作，从旺角到深水埗防毒面具厂，又到九龙城，整天奔波，也不搭车、不吃小吃、不上茶楼。 谭植棠生活简朴，平常衣着就是一身土布唐装。有一次，为了统战工作访问国民党大人物蔡廷锴，谭植棠穿起一套年轻时代的旧西装，谭健对他说：“穿这套衫很不舒服吧？”他笑着说：“为了工作，不这样怎能见得大人物呢？”谭健当时觉得他的那套旧西装还是寒酸，但谭植棠却认为这已经是一套礼服了。 1949年3月，谭植棠肺病复发，经组织批准前往澳门医治，期间，他边治病边进行统战工作。 在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感召和谭植棠等多名同志的辛勤工作下，1949年9月，在港民主人士都派代表到北平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廉洁为公 1950年1月，谭植棠由中共华南分局派往肇庆担任西江行政专署工商科科长兼贸易、粮食、百货三大公司经理。他抓紧集中培训经济干部，并在仅有二三千元作为开办费的艰难条件下，他依靠党的方针政策，以身作则，带动干部群众，仅用两个月的时间就建立起三大公司，为西江地区的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此时，他并没因身为三大公司的经理，而改变了艰苦奋斗的作风。按照当时国家工作人员供给制规定，他可以享受“吃小灶”的待遇，但他坚持和普通干部职工一起在大饭堂吃“大灶”。有亲友劝他为子女积攒点钱，他说：“子孙不如我，要钱做什么？子孙胜过我，要钱做什么？”并经常教育子女做人要有骨气，不要依赖别人的恩赐。 在1952年春“三反”、“五反”运动中，谭植棠被错误地定为“阶级异己分子”，清除出党。同年6月26日在广州含冤逝世。临终前留给儿女的遗产有5件―――一本自己装订的《毛泽东选集》、自传一份、私章一枚、旧绒衣一件、须刨一个。 27年后，1979年9月27日，中共肇庆地委作出决定：撤销1952年对谭植棠的错误处分，恢复政治名誉。谭植棠获平反，错误处分被撤销，党籍恢复。 [2] § 个人荣誉 1949年后，任广东西江专署工商科长、西江贸易土产公司和粮食公司经理等。是近代“谭氏三杰”之一。 § 个人影响 § 人物评价 § 相关内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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