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诗话 |
| 释义 | § 释义 诗话词目：诗话 拼音：shī hùa 基本解释 1. [notes on poets and poetry]∶评论诗人和诗篇的著作 《随园诗话》 2. [notes on classical poetry]∶旧时有诗有话的小说,可以说唱 《唐三藏取经诗话》 详细解释 1. 评论诗歌、诗人、诗派及记录诗人故实的著作。 宋 许顗 《彦周诗话》：“诗话者，辨句法，备古今，纪盛德，录异事，正讹误也。” 清 章学诚 《文史通义·诗话》：“诗话之源，本於 钟嵘 《诗品》。” 朱光潜 《＜诗论＞抗战版序》：“诗话大半是偶感随笔，信手拈来，片言中肯，简炼亲切，是其所长。” 2. 说唱文学的一种。属于“词话”系统，其体制有诗也有散文。诗即通俗的诗赞。 鲁迅 《中国小说史略》第十三篇：“﹝《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三卷分十七章，今所见小说分章回者始此；每章必有诗，故曰诗话。”[1] § 简介 中国古代诗歌理论批评的一种形式。诗话的萌芽很早，象《西京杂记》中司马相如论作赋、扬雄评司马相如赋；《世说新语》的《文学》、《排调》篇中谢安摘评《诗经》佳句，曹丕令曹植赋诗，阮孚赞郭璞诗，袁羊调刘恢诗；《南齐书·文学传论》中对于王粲、曹植、鲍照等一系列作家作品的评论；《颜氏家训》的《勉学》、《文章》篇中关于时人诗句的评论和考释，都可以看作是诗话的雏形。钟嵘的《诗品》，过去有人看作是最早的一部“诗话”著作，清人何文焕编印《历代诗话》即以此书冠首,但严格地说,它还不是后世所说的诗话。唐人大量的论诗诗，如杜甫的《戏为六绝句》、《偶题》，李白、韩愈、白居易等的论诗诗等，则是以诗论诗的一种形式。唐代出现的《诗式》、《诗格》一类著作等，更进一步接近了后世所说的诗话。 § 起源与发展 诗话正式出现在宋代。第一部诗话是北宋中叶欧阳修的《六一诗话》。在这以后，诗话成为评论诗人诗作、发表诗歌理论批评意见的一种广泛流行的形式。据郭绍虞《宋诗话考》，现存完整的宋人诗话有42种；部分流传下来，或本无其书而由他人纂辑而成的有46种；已佚，或尚有佚文而未及辑者有50种，合计138种。 宋代诗话的发展，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早期的诗话以记事为主,不过不同于一般的记事笔记,它所记的都是有关诗人和诗作的琐事轶闻。欧阳修在《六一诗话》自序中说：“居士退居汝阴，而集以资闲谈也。”就说明了它的宗旨在于集琐事，资闲谈。司马光的《温公续诗话》也同样如此。后来，诗话的范围不断扩大，除记事外，逐渐增加了考订辨证、谈论句法一类的内容。南宋初许在《彦周诗话》自序中说：“诗话者，辨句法，备古今，纪盛德，录异事，正讹误也。”就是对当时诗话内容的概括。诗话的再进一步发展，是越来越多地谈论有关诗歌创作和诗歌理论问题，加强了它的理论批评性质。这方面成就较高的诗话有张戒的《岁寒堂诗话》、姜夔的《白石道人诗说》、严羽的《沧浪诗话》等。特别是严羽的《沧浪诗话》，不仅对当时江西诗派“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的流弊进行了尖锐的批判，而且提出了作者对于诗歌创作的比较完整、系统的纲领性意见。其中如“别材”、“别趣”说，“兴趣”说（见兴趣说），“妙悟”说等，都有很高的理论价值，对后世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 明清时期曾有不少人对宋代诗话持否定态度，认为诗话兴而诗衰。个别人如袁枚甚至认为宋代诗话简直不屑挂齿，题诗谓“我读宋诗话，呕吐盈中肠。附会韩与杜，琐屑为夸张”(《题宋人诗话》)。但这实际上是不公正的。宋诗话中津津乐道地记述“点铁成金”、“夺胎换骨”、“以禅喻诗”等说法，以及其他方面的琐细杂事,固然为数很多,意义不大，但它毕竟保留和记录了那个时代关于诗歌创作问题的许多直接间接的史料，其中也不乏理论批评方面的精辟见解，这些，还是应当予以肯定的。 诗话在宋以后，继续有所发展。金元两代，除元好问的《论诗绝句》外，较有价值的是王若虚的《滹南诗话》。明代诗话中，李东阳的《怀麓堂诗话》、谢榛的《四溟诗话》、王世贞的《艺苑卮言》、王世懋的《艺圃撷余》、胡应麟的《诗薮》等，也都有一些较好的见解，曾程度不同地对诗歌创作发生过影响。 清代诗话在理论批评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首先是王夫之的《薑斋诗话》，其中对于诗的情与景互生互藏的辩证关系，对于诗的“体物”、“会景”与生活积累的关系，对于诗的“意”和“势”的关系及“咫尺写万里”的特点等等，都有精湛的论述和独到的见解。叶燮的《原诗》，不仅具有严整的理论体系，对诗歌与现实,诗歌与时代发展的关系，诗歌本身的发展规律,作家所必须的“才、胆、识、力”诸条件等等，都有系统的、精辟的论述;而且在对于诗歌的特点,及其与理论著作区别“定位”与“虚名”的关系等等方面的论述，识见更加精辟。王士禛的《带经堂诗话》反映了他的神韵说主张，但理论价值远不及《薑斋诗话》。袁枚的《随园诗话》卷帙浩繁，代表着明代公安派的性灵说在清代的余响。其中对沈德潜强调封建纲常的格调说大加讥贬，具有一定的反封建礼教的意义。它并且针对以翁方纲为代表的提倡学问诗等主张，强调诗歌创作要出自真感情，有不少可取的意见。其他如赵翼的《瓯北诗话》、潘德舆的《养一斋诗话》等，也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近代林昌彝的《射鹰楼诗话》反映了反帝爱国的时代精神，梁启超的《饮冰室诗话》大力地鼓吹“诗界革命”并保留了许多关于“诗界革命”的史料，都曾起过积极的历史作用。 明清时期，词话、曲话等形式也在诗话的影响下发展起来，例如李渔的《李笠翁曲话》，况周颐的《蕙风词话》，陈廷焯的《白雨斋词话》，近代王国维的《人间词话》等，其中《李笠翁曲话》和《人间词话》，在理论上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前者对戏曲创作中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较好的或精到的分析,是戏曲文学理论方面的代表性著作；后者则在一些问题上颇有创见。此外还有总论诗、词、曲、赋、文的，如刘熙载的《艺概》，也颇多创见。这些词话、曲话的出现，进一步丰富了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形式。 § 特点 诗话、词话、曲话等的一般特点是：多数并不以系统、严密的理论分析取胜,而常常以三言五语为一则,发表对创作的具体问题以至艺术规律方面问题直接性的感受和意见。而它们的理论价值，通常就是在这些直接性的感受和意见中体现出来的。 § 承传 一、中国古代单部诗话的承传 1、“论诗及事”诗话之体的承传 “论诗及事”是我国古代诗话的本色体制。这一体制最早由欧阳修开创。欧阳氏晚年致仕之余，创立了“诗话”这种文学批评的体式。其《六一诗话》共28 则，形式上为漫笔散条，条与条之间各自独立，长短不一，富有弹性，并不一定存在内在的关联。欧阳修在《诗话》题序中曾言：“居士退居汝阴而集，以资闲谈也。”[1]是书一反前此论诗之作多重品评、格例、作法的惯例，而创立了漫谈式的论诗体制，这开后世文人谈艺论诗之新风。 欧阳修之后，司马光最早承传了“论诗及事”的诗话体制。其《温公续诗话》小引中言：“诗话尚有遗者，欧阳公文章名声虽不可及，然记事一也，故敢续书之。”[2]此时，刘敛《中山诗话》亦承此体制，沿袭闲谈记事之习。刘＠(27)本人以博学名世，这更促使了其驰骋记事之笔。 “论诗及事”的诗话体制延展到北宋中后期，诗话家们在闲谈记事的同时加大了对炼字炼句和用事考据的述说，这使初期轻松诙谐的诗话叙述话语有所变化，但并没有改变记述诗人轶闻轶事的路子。诗话家们的诗学见解往往如吉光片羽似地穿插在整个随笔体式之中。许ｙǐ＠①《彦周诗话》曾总结说：“诗话者，辨句法，备古今，纪盛德，录异事，正讹误也。若含讥讽，著过恶，诮纰缪，皆所不取。”[3]许ｙǐ＠①之论是在新的形势下对诗话“以资闲谈”记事之体的扩展，它拓展了诗话“入话”的范围，扩大了诗话的内容，并且提出了撰写诗话应有严肃认真的态度，将诗话“论诗及事”之体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一时期，承传“论诗及事”之体的诗话著作主要有：文莹《玉壶诗话》，王得臣《麈史》，赵令畴《侯鲭诗话》，陈辅《陈辅之诗话》，范温《潜溪诗眼》，蔡居厚《蔡宽夫诗话》，李＠②《李希声诗话》，潘淳《潘子真诗话》，洪刍《洪驹父诗话》，吴＠③《优古堂诗话》，王直方《王直方诗话》，蔡ｔāｏ＠④《西清诗话》，惠洪《冷斋夜话》，佚名《漫叟诗话》，李颀《古今诗话》，许ｙǐ＠①《彦周诗话》，周紫芝《竹坡诗话》，严有翼《艺苑雌黄》，张表臣《珊瑚钩诗话》，等等。这些诗话著作虽侧重点不同，但大都能以轻松自如的笔调叙说诗人诗事，表达诗学见解。 南宋，诗话“论诗及事”与“论诗及辞”之体的分野开始凸显。此期，承传“论诗及事”取向的诗话著作仍然占绝大多数。如：朱弁《风月堂诗话》，陈善《扪虱新话》，吴聿《观林诗话》，曾季＠⑤《高斋诗话》，曾季＠⑤《艇斋诗话》，陈岩肖《庚溪诗话》，陈长方《步里客谈》，葛立方《韵语阳秋》，陈知柔《休斋诗话》，吴曾《能改斋漫录》，周必大《二老堂诗话》，高似孙《剡溪诗话》，韩＠⑥《涧泉日记》，吴子良《吴氏诗话》，赵与＠⑦《娱书堂诗话》，黄升《玉林诗话》，方岳《深雪偶谈》，周密《弁阳诗话》，等等。它们相对于同时期的少数以论理为主的诗话著作，如张戒《岁寒堂诗话》、姜夔《白石道人诗说》、严羽《沧浪诗话》、刘克庄《后村诗话》等，所记条目仍然显得比较零散细碎，内容还大多以记诗事为主。但其中也有不少诗话对诗事的记述明显体现出辩证之意，论说成分还是有所增加。 明代，诗话的现实批评性、理论阐说性较之宋元有了很大的提高，诗话“论诗及辞”体制得到很大程度的承扬。尽管如此，“论诗及事”的诗话之体续有流衍，不少诗话仍然体现出“论诗及事”的特色。此期，偏于这一体制的诗话著作主要有：曹安《谰言长语》，杨循吉《七人联句诗记》，徐伯龄《ｙｉｎ＠⑧精隽》，强晟《汝南诗话》，游潜《梦蕉诗话》，顾元庆《夷白斋诗话》，杨慎《升庵诗话》，陆深《俨山诗话》，俞弁《逸老堂诗话》，姜南《蓉塘诗话》，田艺蘅《诗女史》，闵文振《兰庄诗话》，朱承爵《存余堂诗话》，陈基虞《客斋诗话》，李春熙《道听录》，王兆云《挥麈诗话》，朱孟震《玉笥诗谈》，李贽《文字禅》，江盈科《谐史》，陈懋仁《藕居士诗话》，谈迁《枣林艺篑》，等等。 清代，诗话创作的理论色彩进一步增强，诗话“论诗及辞”发展到了极至高度。但此时，浓郁的朴学风气影响到诗话创作，使“论诗及事”之体诗话仍然占有相当的比重。偏于这一体制的诗话著作主要有：吴伟业《梅村诗话》，刘廷銮《风人诗话》，施闺章《蠖斋诗话》，赵吉士《寄园诗话》，查为仁《莲坡诗话》，黄任《消夏录》，杭世骏《榕城诗话》，马位《秋窗随笔》，秦朝纡《消寒诗话》，王昶《蒲褐山房诗话》，周春《辽诗话》，计发《鱼计轩诗话》，郭ｈｉｎ＠⑨《灵芬馆诗话》，徐熊飞《春雪亭诗话》，聂铣敏《蓉峰诗话》，阮元《广陵诗事》，袁洁《出戍诗话》，沈涛《匏庐诗话》，宋咸熙《诗话耐冷谭》，王汝玉《梵麓山房笔记》，潘焕龙《卧园诗话》，莫友棠《屏麓草堂诗话》，姚椿《樗寮诗话》，谢ｋūｎ＠⑩《春草堂诗话》，方恒泰《橡坪诗话》，姚锡范《红叶山房诗话》，林昌彝《射鹰楼诗话》，于源《镫窗琐话》，蒋超伯《通斋诗话》，魏秀仁《陔南山馆诗话》，李家瑞《停云阁诗话》，王增祺《诗缘樵说拾遗》，张道《沤巢诗话》，叶炜《煮药漫钞》，徐贤杰《三山诗话》，陈作霖《可园诗话》，王ｋǎｉ＠(11)运《湘绮楼说诗》，王松《台阳诗话》，潘飞声《在山泉诗话》，赵炳麟《柏岩感旧诗话》，陈栩《栩园诗话》，王逸塘《今传是楼诗话》，瞿园居士《绿天香雪ｙｉ＠(12)诗话》，杨钟羲《雪桥诗话》，海纳川《冷禅室诗话》，顾嗣立《寒厅诗话》，毛奇龄《西河诗话》，袁洁《蠡庄诗话》，张日斑《尊西诗话》，徐熊飞《春雪亭诗话》，陶之藻《凫亭诗话》，俞俨《生香诗话》，马星翼《东泉诗话》，等等。上述诗话，大致都能将诗论义理寓于诗事的叙述考辨之中，在体式上呈现出自由灵活的特征。其中，典型的如袁枚《随园诗话》，其论诗条目多达1999条，虽阐说义理与记叙诗事并重，但在篇幅上是以后者为主的，多记述文坛掌故、诗人佳话、存录亲朋好友诗作，于述事中品藻历代诗歌，表达诗学见解。它将宋人“论诗及事”的诗话体制发挥到了极至。 2、“论诗及辞”诗话之体的承传 我国古代诗话的“论诗及辞”之体，其出现晚于“论诗及事”之体。宋代，诗话著作大多属于“论诗及事”之体，风格比较轻松自由，内容散漫不联，以述事赏鉴考证为主。但大致从北宋中后期开始，随着江西诗创作凸现于诗坛，围绕其诗歌创作，宋代一些诗话家在其著作中加重了议论化、论评性的分量，“论诗及辞”之体开始萌生。 较早体现出这一创作取向的是魏泰《临汉隐居诗话》。该书共70条，主要以“余味”为论诗标准而展开。以此为支点，魏泰批评韩愈“以文为诗”为“押韵之文”，批评西昆诗人“作诗务积故实，而语意轻浅”，批评黄庭坚“专求古人未使之事，又一二奇字，缀葺而成诗”。[4]他提出，“凡为诗，当使挹之而源不穷，咀之而味愈长”，[5]“诗主优柔感讽，不在逞豪放而致怒张也。”[6]此书也有一些述事的内容，但并不流于详述，而是在概述的基础上加以论评，较好地体现出了述评结合的特征。北宋中后期，偏于“论诗及辞”诗话之体的著作主要有：佚名《雪浪斋日记》，陈师道《后山诗话》，郭思《瑶溪集》，蔡ｔāｏ＠④ 《蔡百衲诗评》，吕本中《童蒙诗训》，吴可《藏海诗话》，叶梦得《石林诗话》，韩驹、范季随《陵阳室中语》，佚名《汉皋诗话》，等等。如：蔡ｔāｏ＠④ 《蔡百衲诗评》评议唐宋14名家诗风，皆长短并举，而以为瑕不掩瑜，“皆吾平生宗师追仰”，表现出对不同美学风格、艺术个性的充分尊重。全文评述形象生动，充分体现出民族化感性批评的特征。 南宋，“论诗及辞”的诗话之体开始张扬开来。此时，虽然偏于这一取向的诗话著作仍然不多，主要有：张戒《岁寒堂诗话》，杨万里《诚斋诗话》，姜夔《白石道人诗说》，严羽《沧浪诗话》，刘克庄《后村诗话》，范ｘī＠(13)文《对床夜语》，敖陶孙《敖器之诗话》，等等。但这些著作所述内容都具有相当的理论色彩，所持批评也都具有相当的现实针砭性，它们将我国古代“论诗及辞”的诗话之体推进到了成型阶段。如：张戒《岁寒堂诗话》，就标志着诗话之体已由初期的闲谈随笔发展成为了文学批评的一种样式。该书批评的现实性和理论色彩明显增强，几乎无闲谈记事的成分，它以正统的儒家文艺思想为宗，倡导儒家诗教，重情志而归于无邪，以韵味微婉、“正而有礼”为上，以不识“风雅之旨”为下，提出“诗人之工，特在一时情味”，所以不能事先“预设法式”。张戒极力反对苏黄 “用事押韵”，归结其为“诗人中一害”，认为只有使“苏黄习气净尽，方可以论唐人诗”[7]攻击苏黄不遗余力，高倡“诗妙于子建，成于李杜，而坏于苏黄” [8]。严羽《沧浪诗话》，则将宋人“论诗及辞”的诗话之体推向了颠峰。全书由诗辨、诗体、诗法、诗评、诗证五个部分构成，从内容到形式都呈现出一个完整的体系。“诗辨”是全书的理论总纲，高标体制、格力、气象、兴趣、音节，“以汉魏晋盛唐为师”，提倡诗有“别材”、“别趣”，强调要通过“熟参”而达“妙悟”，倡导“入神”之境，主张“以盛唐为法”，反对“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9]“诗体”主要探讨古代诗歌体制与诗歌流派的发展演变； “诗法”论诗歌创作的技巧与法则；“诗评”着重品评以唐诗为主体的历代诗人诗作；“诗证”则对作品、选本及字句真伪、舛讹进行辨证和考订。整部诗话，体现出强烈的现实批判精神、卓然一家的个性气质、超然远迈的理论勇气及识见过人的认识水平。 金元时期，诗法著作兴盛而诗话著作很少，仅有韦居安《梅＠(14)诗话》、吴师道《吴礼部诗话》、陈秀民《东坡诗话录》、王若虚《滹南诗话》等数种。其篇幅与理论价值远不能与宋代诗话相比，然而，他们在创作取向上大多承传了“论诗及辞”的路子。 延展到明代，则多数诗话沿袭了“论诗及辞”的“话体”取向。着重论述诗学见解，评骘诗人诗作，不再以记事为主、“以资闲谈”，而是论诗谈艺，将诗话拓展为了发表自身诗学见解的有力工具。如：瞿佑《归田诗话》，周叙《诗学梯航》，朱奠培《松石轩诗评》，沈周《吟窗小会》，徐祯卿《谈艺录》，李东阳《怀麓堂诗话》，都穆《南濠诗话》，陈沂《拘虚诗谈》，徐献忠《唐诗品》，徐泰《诗谈》，刘世伟《过庭诗话》，田艺蘅《香宇诗谈》，谢榛《四溟诗话》，皇甫＠(15)《解颐新语》，王世贞《艺苑卮言》，顾起纶《国雅品》，谭浚《说诗》，王世懋《艺圃撷余》，胡应麟《诗薮》，汪时元《竹里馆诗说》，冒愈昌《诗学杂言》，江盈科《雪涛诗评》，胡之骥《诗说纪事》，赵宦光《弹雅》，郝敬《艺圃伧谈》，谢肇ｚｈｅ＠(16)《小草斋诗话》，林希恩《诗文浪谈》，邓云霄《冷邸小言》，许学夷《诗源辩体》，支允坚《艺苑闲评》，叶廷秀《诗谭》，赵士ｚｈｅ＠(17)《石室谈诗》，张蔚然《西园诗麈》，陆时雍《诗镜总论》，等等，便是其中的佼佼者。之中典型的如：胡应麟《诗薮》，约20万言，是一部篇幅宏大、内容繁富的诗话巨著。全书共四编，其中，内编六卷，以体为序，分论古今体诗；外编六卷，以时为序，分论自周至元诗；杂编六卷，分遗逸、闺余各三卷，是上两编的补遗；续编二卷，论明当代诗作。全书体系庞大，批评诗人诗作，论说诗歌义理，结构清晰，眉目完整。 清代，诗话创作登峰造极，诗话著作更加富于理论性、系统化，“论诗及辞”的创作倾向体现得甚为明显。此时的诗话创作，在整体水平上，已进入到诗话之体发展演变的高级阶段。很多诗话以卓迈的批评个性，突出的理论建树，为中国诗话史增添了光辉。此期，大体可框入这一体制的诗话著作主要有：宋徵璧《抱真堂诗话》，周容《春酒堂诗话》，贺贻孙《诗筏》，王夫之《姜斋诗话》，贺裳《载酒园诗话》，吴乔《围炉诗话》，徐增《而庵诗话》，毛先舒《诗辩坻》，叶矫然《龙性堂诗话》，叶燮《原诗》，王士ｚｈēｎ＠(18)《池北偶谈》，田雯《古欢堂集杂著》，宋荦《漫堂说诗》，张谦宜《＠(19)斋诗谈》，顾嗣立《寒厅诗话》，赵执信《谈龙录》，田同之《西圃诗说》，沈德潜《说诗ｚｕｉ＠(20)语》，薛雪《一瓢诗话》，乔亿《剑溪说诗》，黄子云《野鸿诗的》，袁枚《随园诗话》，洪亮吉《北江诗话》，赵翼《瓯北诗话》，翁方纲《石洲诗话》，李调元《雨村诗话》，冒春荣《葚原诗话》，黄培芳《香石诗话》，余成教《石园诗话》，马星翼《东泉诗话》，延君寿《老生常谈》，俞俨《生香诗话》，潘德舆《养一斋诗话》，方东树《昭昧詹言》，王寿昌《小清华园诗谈》，张维屏《艺谈录》，陆蓥《问花楼诗话》，何曰愈《退庵诗话》，吴仰贤《匏庵诗话》，李少白《竹溪诗话》，钟秀《观我生斋诗话》，施补华《岘佣说诗》，李慈铭《越缦堂诗话》，朱庭珍《筱园诗话》，孙雄《眉韵楼诗话》，袁嘉ｇǔ＠(21)《卧雪诗话》，由云龙《定庵诗话》，宋育仁《三唐诗品》，陈衍《石遗室诗话》，等等。如：叶燮《原诗》，分内外两编，共四卷，取名“原诗”，即在表明探求诗歌艺术本原之意。此书内编阐述诗歌艺术的源流本末、沿革因创、正变盛衰的基本原理及创作规律；外篇通过具体的鉴赏与批评；来论证自己的诗学宗旨与艺术主张。沈珩《原诗序》曾概括道：“内篇标宗旨也，外篇肆博辨也，非以诗言诗也。” [10]《原诗》在理论的系统性、逻辑性及现实的指导性上，都达到了前此诗话未曾有过的高度。 二、中国古代诗话汇编的承传 1、分门类编之体的承传 我国古代分门类编之体的诗话汇编，最早出现于北宋。佚名《唐宋分门名贤诗话》是其中最早的一部。在体例上，它首开分门辑录之体。该书二十卷，现存十卷，共录诗话295则。此书作为第一部分门类编的诗话汇编，二十卷共分34类（门），包括：第一卷品藻，第二卷鉴诫、讥讽，第三卷嘲谑，第四卷纪赠，第五卷知遇、不遇，第六卷激赏、聪悟，第七卷豪俊、轻狂，第八卷迁谪、闲适，第九卷登览、隐逸，第十卷咏古、感兴，第十一卷题咏，第十二卷离别、幽怨，第十三卷伤悼、图画，第十四卷谶兆，第十五卷诗卜、纪梦，第十六卷神仙、道释，第十七卷伶伦、鬼魅、正讹，第十八卷笺释，第十九卷杂记，第二十卷乐府、四六。它开创了我国古代分门类编的诗话汇编体制。 之后，阮阅《诗话总龟》和魏庆之《诗人玉屑》，踵其事而增其华，将由《唐宋分门名贤诗话》所开创的分门类编诗话汇编体制创造性地继承发扬了开来。阮阅《诗话总龟》是最早承传分门纂辑体制的诗话汇编本。该书分前、后两集，各为五十卷。阮阅取此书名表明其意在汇总诗话。与佚名《唐宋分门名贤诗话》一样，阮阅亦采用分门纂集前人成说的办法，几乎没有自己的论议。该书首次大量地将有关诗话材料搜集起来分门编纂，以便于检索比较。之后，魏庆之《诗人玉屑》在编排的形式体制上，兼取《诗话总龟》和《苕溪渔隐丛话》之长，体制更趋精严。其卷一至卷十一专收诗学理论，意在指示作诗门径，共分为诗辨、诗法、诗评、诗体、句法、口诀、初学蹊径、命意、用事、押韵等40门。每一门下，又分若干小目，如卷六命意门，下列：总说、以意为主、先意义后文词、古诗之意、晦庵论诗有两重、有浑然意思、诚斋论句外之意、意在言外、有不尽之意等25目，排列大致有序。卷十二以后按时代评论古今诗人诗作，意在提供创作的规范，共分60余门。该书也系辑录前人论诗之语而成，自己并不直接发表意见，但能“博观约取”，“尽择其精而录之”，有较高的理论价值。 元代，分门类编的诗话汇编之体续有流衍，主要体现在王构所编《修辞鉴衡》上。该书共两卷，上卷论诗，100余则；下卷论文，80余则，编排按内容分类标目，资料多采自宋人诗话及笔记杂著，于每条下注明出处。此书保存了不少珍贵的诗话文献。 明代，承传分门类编之体的诗话汇编著作主要有：单宇《菊坡丛话》和王昌会《诗话类编》。如：王昌会所编《诗话类编》，共三十二卷，重在掇拾古今诗坛嘉语，加以分类，凡29目，包括：体格、名论、帝王、忠孝、节义、夙慧、科第、神仙、鬼怪、方外、宫词、闺秀、妓、题咏、考订、品评、诗赏、诗遇、诗穷、诗弹、诙谐、感慨、谶异、事逸、吊古、哀挽、梦幻、规讽、杂录等。收录较广，然缺点在不注出处，又不分人言已言，不便于辨析使用。 清代，分门类编之体的诗话汇编著作较多，主要有：马上ｙǎｎ＠(22)《诗法火传》，吴景旭《历代诗话》，伍涵芬《说诗乐趣类编》，张宗ｎａｎ＠(23)《带经堂诗话》，喻端士《谐声别部》，张象魏《诗说汇》，蒋澜《艺苑名言》，张承燮《小沧浪诗话》，等等。如：吴景旭所编《历代诗话》，共十集八十卷，编排以时为序，十集依次分论《诗经》、楚辞、赋、古乐府以及汉魏六朝、唐、宋、金、元、明各朝诗人诗作，每朝一集，唯金元合集，另辟一集专论杜诗。该书每条各立标题，先引原诗或旧说，然后杂采诸书加以考订辨正，采书范围不限于诗话著作，往往能钩贯众说。伍涵芬所编《说诗乐趣类编》，荟萃历代名家诗话，以“门”为单位而类编之，有41门之多，如“体格门”以各体作法为主，“雅什门”专集有本事之诗，“警句门”汇录佳句隽联等，不一而足。张承燮所编《小沧浪诗话》，全书四卷，共分19目，分别为：诗教、性情、辨体、古诗、律诗、绝句、乐府、咏物、论古、取法、用功、商改，章法、用韵、用事、下字、辞意、指疵、发微。它将上自欧阳修《六一诗话》，下迄洪亮吉《北江诗话》等49种诗话的有关内容分目辑录。 2、据人而编之体的承传 我国古代较为成熟的第一部据人而编的诗话汇编之著是胡仔《苕溪渔隐丛话》。此书多方面承传了前人诗话编纂体制，然又有创造性发展。胡仔不满意阮阅《诗话总龟》分门纂集的体制，认为那是“未知诗人之旨”，所以改为“以年代人物之先后次第纂集”，如前集卷一、二立目为国风、汉魏六朝，卷三、四为五柳先生，卷五为李谪仙，卷六至十四为杜少陵等。有些无法归入诗人名下的内容，则从事类立目。这样以时为序，以人为目，以事类作补充的办法，较之其以前的诗话汇编更为科学。胡仔此书博采诸家诗话，前集六十卷，采录诗话33种；后集四十卷，采录诗话31种。它广采“元ｙｏｕ＠(24)以来诸公诗话”，弥补了阮阅《诗话总龟》因成书时间早而造成收书的不足。与前人不同的是，胡仔除收集别人诗话外，自己也述事和论评，本人诗话条目多达400余条,将“他评”和“己评”很好地结合了起来。之后，蔡正孙《诗林广记》亦创造性地承传了据人而编的诗话汇编体例。该书前后集各十卷，把选诗与论诗很好地结合了起来。前集选晋、唐诗人 30人，后集选北宋诗人29人，共选诗和附诗671首，引诗话等资料书约170余种。这些资料附在作者和诗篇之后，蔡正孙又往往加入本人的评述，对后人了解诗人诗作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据人而编的诗话汇编著作在明代主要有：俞允文《名贤诗评》，郭子章《豫章诗话》，周子文《艺薮谈宗》，等等。如：俞允文《名贤诗评》，全书二十卷，仿蔡正孙《诗林广记》体例，但收录更广。选诗上自汉高祖《大风歌》，下迄宋末，自谓“声律之变，上下千余载，可概见矣”。评语取六朝以来诸家之说，“诸贤姓氏下，各系以总评，或援据其事迹，或模拟其情趣，或形容其梗概”，“至一篇互有品题，一句各有褒贬，人不一评，评不一语，并载”。[11]书中引用资料近 100种，如《诗眼》、《高斋诗话》等，今已散佚。 清代，辑录历代文献之风盛行，这进一步促进了据人而编的诗话汇编著作的产生。此时，承传这一体制的诗话汇编著作主要有：裘君弘《西江诗话》，郑方坤《全闽诗话》，陶元藻《全浙诗话》，戴璐《吴兴诗话》，蒋鸣轲《古今诗话探奇》，梁章钜《南浦诗话》、《闽川闺秀诗话》，单学傅《海虞诗话》，张维屏《国朝诗人徵略初编》、《国朝诗人徵略二编》，沈善宝《名媛诗话》，杨希闵《乡诗摭谈》，施淑仪《清代闺阁诗人徵略》，雷ｊｉｎ＠(25)、雷ｊｉāｎ＠(26)《闺秀诗话》，雷ｊｉｎ＠(25)《青楼诗话》，李家孚《合肥诗话》，等等。之中，典型的如：陶元藻《全浙诗话》，全书五十四卷，在地域诗话汇编中篇幅最大。收春秋至当朝浙江诗人1900余人，体例与《全闽诗话》相同，以人立目，人名下作小传，然后采摭有关各家诗话，全书引用著作700 余种。张维屏《国朝诗人徵略初编》，全书六十卷，系汇辑当代诗人生平事迹的大型诗话汇编之作，收录道光以前诗人近千家。按人立目，每人有生平、纪事、品评、摘句等项，而以品评为最详，所辑资料，采自诗话、方志、笔记、诗集等。清人将据人而编的诗话汇编之体广泛运用了开来。[2] § 诗话十则 １有些诗人钻进了象牙之塔，有的以专门模仿西方为荣耀，有的以不食人间烟火为超脱。我不喜欢这些现象，但它都是一种必然的存在。 甲诗人热衷于吟风弄月是人家的自由，吟弄得好也是有审美价值的；乙诗人很关心国家民族、人间苦乐，更是人家的义务责任，值得尊敬。 清一色倒是不正常的。 ２字是单字，音分四声，是汉语的大特点，大优点，它决定了汉语具有抑扬顿挫节奏鲜明的无与伦比的音乐性，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它是我们中国诗人的幸运，是我们的传家宝，是我们的看家本领。新诗完全丢掉了它，只能投降散文。 ３尽量不要使用别人已经用过的题目，因为诗贵独创，包括题目在内。 ４对于诗人、作家，什么叫淡泊名利？就是让作品说话，自己不多说话，更不要勉强别人说话。 ５有的诗并不平庸，也够奇特，题目在地上，意象在天上，用的是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语言，好像是从外星人那里翻译过来的，佳句的残片破坏了整体，想像的凌乱搅乱了感情。读起来如坠云里雾中。写这类诗的诗人，除了才华，一无所有。 ６故作高深正是一种浅薄，叫人猜不透的诗不是诗，叫人猜不透的人不是诗人。 ７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咬文嚼字成了贬义词。书呆子固然不可做，重视使用字词的准确与精炼却是非常必要的，尤其对于诗人更是必须养成的习惯。如果对于文字不嚼不咬，囫囵吞枣，拿出这样的诗文叫读者吞下，谁能不得胃病？ ８诗的分量取决于内容的重量，正如洪钟，没有重量便发不出巨大的音量。 兰州五泉山有一口古代的铁钟，重达万斤，上面铸刻着“仙闻生喜，鬼闻停凶”的字样。我们的诗歌当如此钟，敲将起来，声震八方，让人喜，使鬼惊。 ９诗，当然要突破；突破，才能向前发展。 改变颜色的临摹，迁坟般地建立新墓，对出土文物的复制，用不知所云替代一览无余，将一句一行改排为一句三行或一行三句，把雅言改成脏话，把有韵变为无韵，从外国搬到中国……都不能叫作突破。 突破不能从零开始。从零开始不是虚无主义便是无奈的自嘲。中国的诗歌可不是零！可以说它已经是一百了。我们只能从一百零一开始。对于古今中外知之甚少而醉心于突破者，徒然浪费时日，妄费心思。如果仅想博得无知者的喝彩，还不如用玩具去引逗儿童。 １０有些诗人的想像力之丰富令人惊叹，但他们卖弄想像力的做法又令人遗憾。诗人毕竟不是卖艺的，卖而弄之终不可取。比如坐在阳台上望月，若写成“长方形的梦驮着我，听一支不转动的轮子”（此乃笔者按照当前诗歌的“流行色”所撰，并非谁的诗句）倒是不“直白”，颇有想像了，但也费解了，甚至莫名其妙了。这叫不实在。诗写得华而不实，往往是由于感情不真挚，不凝重，不深沉，将语言当做了炫耀想像的工具。诗人应当尊重、珍惜自己的想像力，否则它会以油头滑脑的面目游荡在你的诗中，对你进行你也许想像不到的报复。[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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