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裴矩 |
| 释义 | § 基本资料 姓名：裴矩 又名：字弘大，裴世矩 性别：男裴矩 所属年代：隋末唐初 民族：汉族 生卒年：547—627 § 个人简介 裴矩：字弘大，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县)人，原名裴世矩。曾在北齐、北周为官，入隋，文帝使其南略岭南，北抚突厥。又与牛弘参定隋礼，任吏部侍郎。炀帝时，隋炀帝时任尚书左丞、吏部侍郎、黄门侍郎、右光禄大夫等职。主要经营西域。当时西域与中原来往隔绝多年，炀帝即命裴矩至甘州(今甘肃张掖)，招引西域诸国来互市贸易。 裴矩多次巡访甘州、凉州(今甘肃武威)、沙州(今甘肃敦煌)各地，与胡商接触，并招引他们到长安、洛阳贸易。裴矩根据胡商所述西域各国情况，撰成《西域图记》三卷，献于炀帝。由是引起了炀帝通西域的兴趣。 大业三年(607年)，炀帝北巡，裴矩引高昌王曲伯雅、伊吾吐屯设等入朝。大业五年(609年)，炀帝亲征，打击阻隔西域贸易的吐谷浑，拓地数千里；后炀帝命裴矩引高昌王、伊吾设等西域二十七国到燕支山(在今甘肃山丹县)参加大会；大业六年(609年)，邀西域各国派使者商人到东都参观元旦大会演，藉以夸耀隋朝之盛威。及后炀帝又遣将军薛世雄与裴矩至西域伊吾筑新城，由是隋与高昌关系更加密切。炀帝还接受裴矩的建议，派遣使者出访波斯、印度等地。 大业十二年(616年)，裴矩又随炀帝至江都。隋炀帝出巡江都，卫士逃亡甚众，裴矩竟出坏点子，向隋炀帝建议：把江都的女子征集起来，分配给卫士们“恣欲”，以稳定军心鼓舞士气。隋炀帝大喜，立即下令照办，所以以史书上称裴矩是隋之佞臣。 大业十四年(618年)，宇文化及杀炀帝后，裴矩被宇文化及任命为河北道安抚使，以裴矩为尚书右仆射。后化及为瓦岗军李密所败，裴矩亦为河北起义军窦建德俘获。复以为吏部尚书、尚书右仆射。 武德四年(621年)，建德与唐李世民战于虎牢一带，窦建德兵溃被俘，裴矩率余部遂降于唐，武德八年以太子詹事兼检校侍中，后又为民部尚书。降唐后，他似乎变成另一个人，向唐太宗提出不少好主意，谏“试赂”即其中一例。故《资治通鉴》主编司马光在追叙这段历史时，评论裴矩“佞于隋而忠于唐。”原文摘自《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二，唐纪八，高祖武德九年，即公元626年。 裴矩历经北齐至唐数朝，频易其主，但均受器重。裴短八十岁精明不减，历事诸主，均受礼遇，以熟悉故事，常受咨询。贞观元年(627)卒。 § 主要政绩 裴矩一生最重要的活动是为炀帝经营西域。当时西域诸国多至河西甘州(今甘肃张掖)与隋互市。大业元年 (605)至九年间，他至少四次来往于甘州﹑凉州(今甘肃武威)﹑沙州(今甘肃敦煌)，大力招徕胡商，并引致西域商队前往长安﹑洛阳等地，以首都贸易取代边境贸易。 裴矩深知炀帝远略野心，尽力收集西域各国山川险易﹑君长姓族﹑风土物产等资料，绘画各国王公庶人服饰形，纂成《西域图记》三卷，并别造地图，注记各地险要，献于炀帝。炀帝即将经营西域事宜悉以委任给他。 矩引致高昌王曲伯雅﹑伊吾吐屯设等入朝，并积极策划打击西域贸易的竞争者──吐谷浑。 大业四年，隋诱使铁勒攻击吐谷浑；五年，炀帝亲征吐谷浑，拓地数千里。稍后，炀帝又派薛世雄进军伊吾，于汉旧城东筑新伊吾。矩同往经略，巩固了隋与高昌的联系。 大约由于裴矩建议炀帝曾派云骑尉李昱出使波斯，侍御史韦节﹑司隶从事杜行满出使罽宾(通指今克什米尔，但隋代一度指漕国，今阿富汗加兹尼；唐代一度指迦毕试，今阿富汗贝格拉姆)﹑摩揭陀国的王舍城(今印度比哈尔西南拉杰吉尔)﹑史国(今苏联乌兹别克沙赫里夏勃兹)﹑安国(今苏联乌兹别克布哈拉)等地。 大业十四年，反贼宇文化及弑炀帝，任裴矩为尚书右仆射。化及败，矩转事窦建德。建德败，矩降唐。武德八年以太子詹事兼检校侍中，后又为民部尚书。裴矩八十岁精明不减，历事诸主，均受礼遇，以熟悉故事，常受咨询。贞观元年(627)卒。[1] § 职务概述 隋炀帝时：裴矩曾任尚书左丞、吏部侍郎、黄门侍郎、右光禄大夫等职。 被宇文化及任命为：河北道安抚使，尚书右仆射 归唐后：裴矩曾任民部尚书，内史侍郎、吏部侍郎。 § 主要著作 隋炀帝时，命其赴张掖，主管与西域各国开展贸易之事。裴矩在与外商往来中，调查了西域各国政治、经济、文化、交通、山川、河流、特产、民情风俗等情况，著《西域图记》三卷。详细记述了西域四十四国之事，列出以敦煌为总出发点到达西海（今地中海）东岸的三条大道路线。可惜原书已佚。现仅存书序，记述了自敦煌至西海(今地中海)的三条主要路线，是关于中西交通的重要史料。 裴矩所开列的中道与南道，越过葱岭、分别到达波斯和拂蒜（古代罗马帝国）等西亚、欧州各国，亦即历史上有名的“丝绸之路”。为发展中国和西域各国的友好往来，做出不可抹灭的历史功绩。 此外，裴矩还着有《开业平陈记》十二卷﹑《邺都故事》十卷﹑《高丽风俗》一卷，与虞世南共撰《大唐书仪》十卷，均佚。 § 历代评价 1、佞臣裴矩 有人根据裴矩在隋而佞在唐而忠的事实，断言，裴矩是一个复杂的历史人物。隋炀帝爱听奉承话，这个裴矩就千方百计地溜，舔得对方痒酥酥的，忘乎所以，就信口开河夸他几句：“大识朕意……非奉国尽心，孰能若是。”主昏臣佞，这当然也是自然的。然而当他降顺了唐以后，伶俐的皮毛使他很快发现，唐太宗和隋炀帝不是一路人，唐太宗为了那帝位的巩固，善纳人言，“导之使谏”，这裴矩又看准了风向，发挥了他的天才，摇身一变，成了常常“犯颜直谏”的诤臣。同样受到唐太宗的夸奖：裴矩这样干下去，国家“何忧不治”！—又博得一个“能臣”的荣显。 大奸似忠！裴矩这种娴熟技艺不仅骗过了当年的皇上，也骗过了后世某些历史学家，认为他的前佞而后忠完全是皇帝逼出来的，仿佛与其个人品行无关。例如，司马光就认为裴矩根本就是一个忠臣，只是由于皇帝的好恶才因此变忠变佞了似的。窃以为，此说法不仅抬高了裴矩，而且也太夸大了两位皇帝的威力。忠佞都是由其本质决定的，皇帝的好恶原本只是一个外因而已。但是如果裴矩能以死进谏呢？恐怕历史得改写。 唐太宗患官吏受贿，秘密派左右向官吏行贿，以试验其是否受贿。有一个刑部司门令史接受一匹绢的贿赂，唐太宗要杀他。民部尚书裴矩提出：“受贿当死。然而行贿呢？恐怕不符合以德教化、以礼规范行为的准则吧！”唐太宗很高兴，召集五品以上官员，说：“裴矩当官力争，不看我脸色行事，都这样，何愁国家不治。” 司马光评论说：“君明臣直。裴矩在隋炀帝面前是个佞臣，在唐太宗面前忠于职守，不是裴矩性格有改变。君主不愿臣下提缺点，则忠臣化为佞臣；君主喜欢臣下提批评意见，则佞臣变化为直言忠臣。可见，君主是表率，好像华表，臣下是影随。根子还在君主身上啊！” 裴矩谏“试赂”，唐太宗欣然接受，并改正了试赂的错误做法。受贿应与行贿同罪，不可以错纠错。 裴矩在隋炀帝面前是个佞臣，出了那么一个坏主意，简直是个罪人，死有余辜。然而裴矩在唐太宗面前，却提出这么一个中肯的直言批评，摆正了君臣关系，端正朝纲。同是一个人，为何表现如此不一样？是不是裴矩在品格上有什么大的变化呢？司马光的分析认为，不是裴矩品质上有什么大的变化，而是君主变了。隋炀帝是昏君，昏君出佞臣；唐太宗是明君，明君出忠臣。好比华表与影随的关系，阳光照射在华表木上，其投影必随之而变化。正所谓：“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兵随将转”。裴矩从历次经验中了解到唐太宗是个欢迎提意见的人，只要意见提得对，提得中肯，不仅不会打击报复，而且还会对提意见的人表扬，甚至提拔。正因为如此，裴矩何乐而不为呢！ 2、被遗忘的隋朝才俊裴矩 裴矩是隋朝重要的顾问大臣之一，他是出色的外交家，战略家，同时也是个地理、民族问题专家。（著名玄幻武侠《大唐双龙传》中武林第一人石之轩就是以他为原型） 裴矩是今之山西省人，起初他担任了一些次要职务，之后他被派往广州地区平定叛乱，他远征告捷，并在战后的安抚工作中表现突出，因而得到赏赐和擢升。从此他开始负责隋帝国北部和西部边境事务，在这里他面对帝国的最大外部威胁——极盛时期的突厥帝国，他奉命计划和执行遏制突厥人的军事和外交活动。 裴矩不愧是出类拔萃的外交家和战略家，他仅仅运用传统的计谋，而不是庞大的军事行动，就让突厥实质上分裂为东西两大汗国，这个盛极一时的草原帝国在内耗中被严重削弱了。这一成就被证明是扎实和持久的，东西突厥之后再没有统一，并在大部分时间确实处于敌对状态，很多年之后唐朝的辉煌胜利便直接得益于裴矩的成就。 裴矩还是一个不知疲倦的地理学家和人种学家，炀帝即位后，裴矩成了他在边境问题和国外民族方面的主要顾问，在履行职责时，裴矩前往今甘肃省的边境贸易站，在那里收集关于亚洲腹地的情报；经过认真研究，他向主公呈献《西域图记》，书中描述了中国西面约40 个“国家”的特点，同时概略地叙述了通往“西洋” 的主要贸易路线。《图记》附有详图。在对待西域问题上，他的政策性建议是使用和平方式——主要是中国的财富和威望——以尽量争取这些民族或尽量影响它们的代表人物。 裴矩的一大失误在于他推动了炀帝对高丽进行军事冒险的野心，这之所以说是失误，是因为它的结果是灾难性的，被认为是造成隋帝国崩溃的主要原因之一，宋朝历史学家司马光等遍著的《资治通鉴》对裴矩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卒令中国疲弊以至于亡，皆矩之唱导也。”。 然而把责任都推到裴矩头上是有失公正的，作为一个对外战略制定者，裴矩的理论是合理的，高丽地区是农耕地区，其国民是“开化”的，是容易并入帝国的。但军事上的低能，组织上的混乱，让远征高丽变成一场灾难；另一方面，炀帝杀掉了被证明是隋朝最能干的大臣高颖（高颖是个天才型的人物，他的才能丝毫不逊色于管仲和商鞅，是隋文帝开皇之治的实际执行者，初唐的官员对高颖推崇备至，唐太宗也称赞他“公平正直，尤识政体”）帝国已经没有坚强实干的行政工作负责人，国家行政已经失控，国家的资源被浪费和滥用以致过度消耗，对外实行积极干预扩张政策的基础已经失去。 裴矩只是对外战略的制订者，他专长是外交，他把时间都花在帝国西，北部的地理、民族问题的研究上，而的对帝国内部状况的急转直下是不甚了了的，因此裴矩的失误仅在于他低估了高丽的反抗力量。而高丽的抵抗力量之强是值得钦佩的，伟大的太宗皇帝在位时期发动的意在征服她的战争也未尽全功。 对于裴矩的人品，透过模糊的史料我们可以说，他似乎是一个比较正直的官员。隋书评价他“学涉经史，颇有干局，至于恪勤匪懈，夙夜在公，求诸古人，殆未之有。与闻政事，多历岁年，虽处危乱之中，未亏廉谨之节，美矣。” 因为裴矩才能卓越，成绩斐然，他所制定实施的外交政策影响深远，竟也引起外国学者的关注，甚至出现了一些介绍他生平的外文专著。反到是国人对他知之甚少。[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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