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裘维裕 |
| 释义 | § 人物简历 裘维裕1891年 生于江苏省无锡。 1916年 毕业于上海工业专门学校电机系。 1916—1919 年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学习，获电机科硕士学位。 1919—1920 年在麻省理工学院研究院工作。 1920—1923 年在纽约爱迪生电厂工作。 1923—1927年 任上海南洋大学电机系教授。 1928—1948年 任上海交通大学物理系教授、系主任。 1930—1950年 先后任交通大学科学学院（1937年更名为理学院）院长、理学院院长、教务长和教务委员等职。 1950年4月13日 逝世于上海。 § 生平概况 江苏无锡裘维裕，字次丰，1891年生于江苏省无锡。1916年毕业于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交通大学前身）电机系。旋以优秀成绩考取庚款留美，进入麻省理工学院，获得电机科硕士学位。1919年在该校研究院工作一年，后转到纽约爱迪生电厂工作。1923年回国，任交通部南洋大学（1927年后改称交通大学）电机系教授，担任直流电机课程。1924年为加强基础课教学转教物理学，直到1950年。在20多年的岁月中，他为交通大学的发展，特别是在教学改革和理学院、物理系的建设中，倾注了大量的精力，培养了许多优秀人才。 在20年代以前，国内只有几所工科大学，其中以南洋大学和北洋大学的历史最为悠久。当时中国自然科学领域中的高级人才极少，学校的教师不少是从欧美各国聘请的外籍专家。数学、物理学、化学等课程对工程技术人员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但学校对这些基础课教学还缺乏必要的重视。这样就必然影响培养学生的质量。有鉴于此，交通大学从20年代初开始，决定对这些基础课程进行教学改革。 裘维裕和周铭等正是这一改革的有力推动者和积极参与者。他们认为，大学教育不应强调职业训练，应强调的是基础科学的教育，培养学生用脑用手的能力。他们参考麻省理工学院等的有益经验，结合中国当时的实际情况，对基础课程作了重大调整，把数学、物理学、化学三门课程定为两学年的课程，并将物理学的课堂讲授和实验分别设课。讲课共4学期，每周4节，实验也是4学期，每周3节。共排出了60个实验，各系科都相同。 这在当时国内工科院校中是仅有的。鉴于交通大学当时从事基础课教学的师资薄弱，本国教师胜任的更少，他们两位都改行从事物理教学。裘维裕主持一、二年级的全部物理学讲授。一年级讲授力学、分子物理学和热学，二年级讲授电学、光学。开始时原子物理学内容还很少，30年代以后才逐步增加。后来还单独由许国保开设近代物理课程。自裘维裕取代外国教授担任交通大学的物理课后，不再采用美国一年课程的教材（DUFF物理学），而由他自编英文的讲授纲要。此纲要用英文打字，书名《大学物理纲要》卷Ｉ和卷Ⅱ，由当时在交通大学附近的苏新书社印行。这份纲要字数不多，学生听课时仍须记笔记，但内容比较丰富，如力学部分就比现行力学教科书内容丰富得多，包括了流体力学等内容。而且密切结合工程实际，包括了一个当时的工程技术人员应当掌握的各方面的物理知识，以及有关的测量、测试方法和技术，其内容每年都不断有所修改和更新。这份纲要在当时曾使用多年，在国内产生了颇为深远的影响。 § 教学严格 上海交通大学裘维裕一直担任讲课并指导实验。他重视教学方法，讲课内容虽多，但听课者不感困难。对学生要求严格，决不容许草率马虎，必要时还进行严厉批评，同时又耐心指导，关心备至。当时交通大学的物理课被一些学生誉为“霸王课”，听过他讲课的学生往往多年不忘，普遍反映从裘先生的教导中得益匪浅。他在其主持的教学工作中，还培养了不少具有高水平教学能力的中青年教师，如赵富鑫、沈德滋、许国保、任有恒等。通过这些教师的继续努力，进一步建立和扩大了物理师资队伍，对1949年以后工科高等学校的巨大发展起了重要作用。由于过去中国内忧外患不断，裘维裕也和中国许多老科学家一样，回国后就很难从事当时科学前沿的研究工作。 袭维裕长期致力于教学与科研的组织领导工作。1924年即作为交通大学教务会议成员，积极推动基础课程的改革；1926年，交通大学为研究高深学术、发展科学和技术的实验而设立工业研究所，主持实验研究工作的就是化学教授徐名材及裘维裕；1928年秋建立交通大学物理系，裘维裕担任系主任，直到1948年才辞去此职。在裘维裕和周铭、胡刚复、赵富鑫、许国保、周同庆、黄席棠、殷大钧等教授的共同努力下，10余年中培养了百余名物理学者，如华中一、邬学文、吴百诗、蔡建华、陶正耀、杨恒彩等。 在基础课改革的基础上，交通大学于1930年9月11日正式成立了包括数学、物理、化学三系的科学学院（1937年9月9日宣布改称理学院），裘维裕长期担任院长职务。在这以前交通大学以工科为主，是有名的“工程师的摇篮”。裘维裕积极推动和主持科学学院的工作，正是为了“应用科学与理论科学的互相提携”，理科与工科“通力合作”。他还特别强调对学生进行科学思想的训练。1933年2月，他在《交大季刊》第10期发表《科学思想的训练，应是大学的一种使命》。文中指出：“大学的使命，并不是教授学生一种吃饭的本领或者解决学生的出路问题。大学的使命，是要养成学生一种健全的人格，训练一种相当的科学思想，有了这种训练，毕业以后，无论什么工作，就都可以担负，都可以胜任。”他指出：“大学里所读的各种科学，是给学生一种科学思想的训练。”针对当时学生只有很少时间用自己的能力来思考和判断的实际情况，裘维裕特别强调培养学生独立进行研究工作的能力。科学学院各系在他主持下，都比较重视引导学生进行自由研究。物理系开设了“实验研究”、“问题讨论”等研究课程，还设置“科学思想史”、“近代物理导引”等科学技术发展史的课程，使学生开阔眼界、活跃思想，掌握独立研究问题的方法和有关规律，发展青年学生的创造能力。这样的教育思想在当时的条件下能够提出来，是难能可贵的。 由于交通大学历史上以工科为主，主观和客观条件都决定了在建立理科系时，在培养目标、课程设置和教学方法等方面，应当充分体现“理工结合”、“理工并举”的特色，注重提高学生运用理科知识解决工程问题的能力和动手能力，在整个教学和科研中重视结合工程实际。这种培养方法是裘维裕和周铭等参照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培养方法，结合当时中国国情制定的，比较符合实际。在他们的努力下，在短短几年时间内，不仅开设了所有课程，而且当时价值几十万元的实验设备也按计划完成了装备。这在当时全国大学中是居于前列的。这些成就，加上他们在教学工作中积极树立严格的科学精神，培养学生优良严谨的学风，就逐步形成了交通大学“起点高、基础厚、要求严、重实践”的办学传统（陆定一： 《交通大学校史序》 ），使交通大学成为在国内外享有声誉的大学之一。裘维裕在这一事业中起了重要作用。 § 组织领导 组织领导除积极参加理学院与物理系的建设以外，裘维裕还付出了巨大精力从事交通大学各方面的组织领导工作。从1934年7月到1935年7月，他兼任交通大学教务长。1936年，他同时担任学校课程委员会、训育委员会、图书委员会、设备委员会、法规委员会、招生委员会、暑校委员会、奖励委员会、设置委员会等常设委员会及考试委员会的主席职务。 裘维裕还特别注意“训练人才与弘扬学术并重”，重视普及自然科学的基础理论和应用。1935年4月，在他主持下创办了学术刊物《科学通讯》 。他在《发刊大意》中指出：“本刊宗旨约有四端：一以备中学教员之顾问；二以资大学学生之参考；三以助无师自修者之研究；四则本校校友散处各地，借兹一编可相切磋，此尤本刊目的所在，通讯二字所由起。”不久，在抗日救亡运动的推动下，1936年4月交通大学学生成立国防科学研究会，他又应聘担任指导。 抗日战争爆发，交通大学大部分人员未能及时内迁。裘维裕等在上海法租界内继续办交通大学。裘维裕还曾和一些社会名流、实业家以MIT（麻省理工学院）同学会名义，于1940年夏在法租界内创办了“中国工专”，学制为2整年（不放寒暑假）6个学期。裘维裕所授物理课程仍以“大学物理纲要”为教学资料，讲课时深入浅出，引人入胜。当时中国工专学生王诚果等因散发爱国传单、沿马路张贴爱国标语等抗日活动受到日伪当局注意，并在敌伪《新申报》上登出他们的名单，要求他们去自首。裘维裕得知此事后，立即同意王诚果等2位同学更改姓名，把他们保护起来。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于1942年8月，汪精卫伪政权强行接收交通大学，裘维裕当时虽然经济条件十分拮据，仍断然离校，誓不与汪伪合作。他和当时坚拒教席的五位教授被称为“反伪六教授”。租界被日军侵占后，中国工专也被迫停办，幸好只剩最后一学期实习课没有上，学校和裘维裕等帮助同学提前毕业（从毕业照片上可数出当时的师生至少有47位）。此后裘维裕曾到南洋仪器厂工作一年。该厂被兼并后他又去中国科学社（该社隐藏了交通大学物理仪器的一部分）办公，经济上更加困难，但他仍和社会进步人士联系在申报馆地下室开设讲座为社会青年服务。他自己讲物理，其他老师讲电工等。对裘维裕在抗战期间的表现，交通大学校长吴有训在《悼裘维裕先生》一文中赞扬他“高风亮节”。 § 晚年奋斗 《电学与磁学》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裘维裕挺身而出，首先赶到学校，保护及协助接收残存的仪器设备，使之不再遭受损失。在他的带动下，在上海的交通大学师生员工纷纷回校投入各项工作。结果，仅仅经过两个月，就因陋就简地复课了。抗战胜利后，裘维裕仍担任理学院院长兼物理系主任，并被选为教授会理事。虽然健康情况下降，常苦于高血压，但仍坚持上课，并为上海中学开设物理实验而不断努力。1948年，因工作需要，曾一度兼任化学系主任，而先后辞去物理系主任和理学院院长职务。这一阶段，他还和钟兆琳教授等一起利用业余时间，主编了电机工程手册，于1947年由上海龙门书店出版了裘维裕翻译的《直流电机》和《电力传输》2个分册（整个手册有十几个分册，由万国函授学会编辑）。在此之前，1945年10月上海科学图书仪器公司出版了裘维裕翻译的《交流电学》和《电学与磁学》 。以上图书在当时由于抗战而使技术交流中断甚久的情况下，成为很受电工界人士欢迎的读物。裘维裕不畏强暴，关心和爱护进步学生。1948年隆冬，国民党军队包围交通大学，要进校内搜捕学生，裘维裕和其他教授手挽手一字排开，站在校门口和军警对峙。后来军警以武力冲进校内抓走了十几位学生。裘维裕在冲突中背部和腿部被枪托击伤，但他不顾伤痛和高血压症，不顾师生们的劝阻，在服下降压药后和几位教授赶到当时的上海市政府，找市长吴国桢交涉，最后使同学们得到释放。 裘维裕长期担任中国科学社、中国物理学会上海分会、中国电机工程师学会上海分会的理事。自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上海分会成立起，他一直担任理事长，直到因高血压病休养为止。他对科学团体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30年代初，他作为中国物理学会物理学名词审查委员会委员，为审定物理学名词术语做了许多工作。 1949年春，裘维裕与上海科技界吴有训、侯德榜、茅以升、吴觉农、吴学周、张孟闻等组织上海科学团体联合会，宗旨是团结组织上海科技人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和社会主义建设做好准备。1949年5月上海解放，裘维裕热情地迎接了新的伟大事业。尽管体力日衰，仍然出任交通大学校务委员兼理学院院长，并担任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筹备委员，积极从事各项社会工作，号召青年学习政治及技术，响应人民政府的号召参加祖国建设。裘维裕由于辛勤工作，积劳成疾，突发脑溢血症，1950年4月13日2时15分，于上海中山医院逝世。[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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