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茅于轼 |
| 释义 | § 个人简介 茅于轼 茅于轼1929年1月14日出生于南京的一个书香世家。他的父亲是中国早期从海外留学归来的著名铁道机械专家茅以新，而桥梁专家茅以升，则是他的伯父。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1946年，他考入了交通大学机械系，主攻铁道机车。 1950年毕业后，在齐齐哈尔铁路局当火车司机，后被提升为技术员、工程师，并于1955年调到北京铁道科学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从事机车车辆性能研究。 1958年，茅于轼被划为右派，下放至山东农村劳动。 “文革”中，他再次受到冲击，被抄家、批斗甚至殴打，最后发配至山西农村接受劳动改造，直到1978年才获平反。12年劳动实践和潜心研究后，他于1979年推导出择优分配原理。 1981年，他参加了美国经济学家克莱因在北京的计量经济学研讨班，正式接触到现代经济学，并大量阅读西方经济著作，不断完善自己的构想。1985年，他写出《择优分配原理———经济学和它的数理基础》，这部被称为重新构造了整个微观经济学的著述奠定了他作为经济学家的地位。 20世纪80年代初，茅于轼申请调入社科院数量技术经济所，但遭到拒绝，因为他不是学经济出身的。 1985年，他终于被调到社科院美国研究所，主攻美国经济和中国经济。他认为，在社科院美国所的10年是自己进步很大的10年。 随着中国经济市场化脚步的加快与深入，茅于轼开始写起了散文、随笔，向大众普及经济学知识。 1986年，他作为福特基金会资助的学者，在哈佛大学进行了为期一年的访问研究。1993年出版的《生活中的经济学——对美国市场的考察》。之后，《谁妨碍了我们致富》、《中国人的道德前景》、《现代经济学前沿专题》等相继出版，一发而不可收。 1993年，茅于轼从社科院退休，与其他4位经济学家共同创办天则经济研究所，并担任首任所长。“天则”语出《诗经》“天生民，有物有则”，取意为“合乎天道自然之制度规则”。天则所定期举行学术讨论会，请国内外有创见的专家学者讲演，进行讨论和批评。天则所旗下聚集了张曙光、盛洪、樊纲、汪丁丁等一批实力派经济学家，而且“已经走出了一条民间开展学术研究的道路”。 2012年3月29日，83岁的中国经济学家茅于轼获得美国智库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颁发的2012年“米尔顿·弗里德曼自由奖”。“米尔顿·弗里德曼自由奖”创立于2002年，每两年举办一次，是以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米尔顿·弗里德曼的名义颁发。该奖旨在表彰那些对自由意志主义运动有重大贡献的人士。 § 曾任职务 茅于轼 亚洲开发银行注册顾问 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能源工作组中方专家 太平洋经济合作委员会能源组国际顾问组成员 LEAD国际培训项目中国国家理事会成员 China Economic Review顾问编辑 中国能源研究会副理事长等职务。 中旭商学院（中旭文化网）[1] 高级讲师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 1987年-1994年非洲能源政策研究组顾问。 1989年China Economic Review 杂志, 顾问编辑。 1990年《科技导报》编委。 1987年《改革与战略》杂志(广西)顾问。 1990年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访问高级讲师。 1990年： 亚洲开发银行注册顾问。 1991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顾问。 § 主要著作 一个经济学家的良知与思考（1）《一个经济学家的良知与思考：当前社会问题随笔》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1月 （2）《财富是如何创造的》郑州大学出版社，2006年01月 （3）《生活中的经济学：对美国市场的观察》上海三联书店， 1993年 （4）《美国人口的分布和流动及地区经济发展》发表于《美国研究》1988年第一期。（获中国社科院优秀论文奖） （5）《环境收费制及价格系统：中国的经验》发表在《环境收费制国际经验交流会论文集》1993年在英国出版(英文) （6）《中国的交通业及其能耗》(英文)，加拿大国际发展研究中心 （7）《经济改革对能源业的影响》(英文)，加拿大国际发展研究中心 （8）《温室效应的经济后果》《科技导报》，1989年第二期 （9）《伦理学·环境·经济学》(英文)，1993年在意大利《Bioethics》出版 （10）《中美的环境问题及其国际合作》《美国研究》，1991年第三期。 （11）《环境伦理的演进：中国人的看法》(英文)，《第二次国际伦理与环境政策讨论会论文集》 （12）在非洲能源政策研究组上的一系列演讲，包括：“煤与天然气”； “将中国煤炭技术引进非洲”；“环境审计简介”；“能源单位及其相互转换”； “发展型煤政策的逻辑构思”；“煤炭市场的供需特点”；“能源政策与气候变暖”(英文） （13）《中国的能源政策及其国际背景》《经济研究参考资料》， 1987年174期 （14）《中国发展再生能源的社会经济条件》(英文)，第六届国际能源会议论文，1993年 （15）《环境经济学中的三个基本问题》《经济研究》，1982年8月 （16）《中国能源政策研究报告》1983年 § 语录 1.经济学是一门伟大的科学，它能够帮助我们合理利用资源，使用一定的投入得到最大的产出。靠经济学的指导，人类社会变得越来越富有。经济学发展的二百多年中，社会财富成百倍地增加，教育得以普及，寿命得以延长，人类真正走进了不愁匮乏的时代。大家都认为经济学造福于人类，功莫大焉。 2.真正的经济学家都是自由派，你主张计划经济，那么你根本就不懂经济学。真正懂得经济的，都是赞成自由的。 3.过去我们把富人打倒了，全世界都是穷人造富人的反，可是把富人打倒了，一小部分穷人变成了富人，世界上还是分穷人和富人，然后历史重新再来一遍。但是我们过去是造富人的反，全部人都变成穷人。 4.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危险就是贫富差距的扩大。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建立保护财富的体系，保护穷人和富人的财产。穷人的财产虽少，但对之性命攸关；而保护富人的财产，就是鼓励穷人争取成为富人。如果富人的财产得不到有效保护，那就没有人敢做富人了；只有富人队伍扩大了，社会才更稳定。 5.要补助，就只能补助穷人，而不要补助全社会。现在的政策好多都是这样的，富人搭了穷人的便车，穷人的声音很响亮，很有力，富人说，我也赞成，但是最后谁得到的好处最多？是富人。 6.为什么孟加拉可以，中国却干不成？现在小额贷款不允许吸收存款，这肯定要改，我是看准了。宪法都改了几回了，法律为什么不能改？我相信不是我错了，是法律错了。 7.读书让精神丰厚，让心灵充盈，让思想纵横捭阖。不囿于一门学术，穿越壁垒，拓展视野，终成大家。 § 个人主张 茅于轼中国人的道德前景 “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从个人动机来说是高尚的，但在普遍意义上看，提倡这种行为并不能达到提高社会道德水平的目的。“私”是人类本性，也是市场机制运行的基础。市场经济社会的道德前景并不暗淡，重要的是肯定私利，反对特权，保护个人财产，使私心从破坏力变成创造力。 政治改革 政府和民众的关系要有一种新的调整和定位。从制度框架看，市场经济是基于公平竞争和自由选择之上的社会形态，它要求每个人在社会中有同等的权利和地位，民主政治是其中不可缺少的环节；从资源配置和经济改革效率的层面，政府职能是提供公共物品，民众的义务是依法纳税，两者之间必须建立一个开放、竞争的公共物品市场，才能实现资源配置最优的一般均衡。 政治改革不应当是个敏感话题，如此，不利于改革深入和全民参与，公民应当可以用客观、和平、建设性的论调，对“一切敏感问题”发表看法。当政治改革遇到挫折的时候，一方面政府要保持灵活务实的态度，要承认人权、清除特权；另一方面，民众要依法捍卫自己的权利，严肃地承担自己的法律和道德义务。 快乐学 追求快乐是人生的最高准则，财富不是。快乐是衡量个人生活和整个社会环境好坏的惟一和无上准则。助人不要给人带来负担，争取自己的快乐的同时给别人快乐，要增加快乐的总量，要不折不扣地进行帕累托改进，即确实没有任何一个人不快乐，而至少有一个人更快乐。 一个社会要有宽容精神，也要有批评，从善意出发的批评就是二者的结合。“以直报怨”是化解一切矛盾应有的态度。以直报怨包含两重意思，一是要直率地指出对方的错误，用适当的制裁对待破坏规则的人；二是要让他有改悔的机会，惩罚中有爱心。 慈善看法 2011年3月茅于轼与《中国慈善家》出品人商玉生畅聊慈善时表示，慈善则是利他利己的。只要真正帮助了贫困的人，就算有其他目的也没关系。没理由要求做慈善的人有多崇高。“把做慈善的要求提得太高有什么好处？大家都不敢做慈善了，最后倒霉的是谁？穷人。”茅于轼认为，慈善事业发展到今天，已不同于传统意义的“施舍”。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需要有专业的慈善机构，利用最有效的方法做慈善。所以，慈善是一门专门的学科，它作为一个社会部门，需要有专家和专业机构去操作。 不要拿我交的税款去建航空母舰 2011年3月24日，茅于轼撰文说：我在这儿表达，我不愿意用我交的税款去建航空母舰。当然这是我个人的意见，不一定别人也这样看。我想说明我的理由，供大家参考。一般人看来修建航空母舰有利于增强国防力量，是很必要的。但是这种想法有点一厢情愿。因为这假定别的国家不相应修建航空母舰，听凭中国加强国防，他们自己不加强他们的国防力量，这才有道理。如果别的国家因为中国加强了国防，他们也加强自己的国防，双方加强军备的效果就是彼此抵消。剩下的唯一后果就是浪费了各自的国力。事实上世界上的大国正在走上这条路。各自扩军，彼此抵消，造成巨大浪费。[2] 炮轰耕地红线 茅于轼 根据2008年12月25日《每日经济新闻》报道，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日前在其主持的“粮食安全与耕地保护”课题学术成果发布会上指出：一、现代中国，基本上不会发生粮食安全问题；二、粮食安全与耕地保护没有必然关系；三、18亿亩耕地红线没有必要。[3] 茅于轼在会上指出，中国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曾经发生严重的饥荒，但是现在的情况已经完全不同于五十年前，国内国外的条件和环境全都变了。国内已经解决了粮食的生产和分配问题；国外有足够的粮食生产和全球化的市场。发生饥荒的可能性即使不等于零，也是微乎其微的。“可是我们的粮食政策还立足于饥荒随时随地都可能发生的假定上。”[4] 茅于轼称，特别值得担心的是把粮食安全和保护耕地面积联系起来，要求确保18亿亩耕地不许突破。我国改革以后的三十年人口增加了45%，粮食产量增加了60%，而耕地是减少的。可见耕地和粮食产量之间没有直接的关系。 茅于轼指出，目前保护耕地面积政策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房地产的价格大幅度上升。价格上升并不是钢筋混凝土贵，也不是劳动力的工资高，而是土地供给有限。另外一个长远的后果就是延缓了我国城镇化的进程。几亿人口要进城不可能不占用农地。 针对“是不是中国已经不存在粮食安全问题、也不存在耕地保护问题”的疑问，茅于轼认为，在市场经济的自由交易、要素替代的机制下，在国家粮食库存和外汇收入充足的情况下，基本不会发生所谓的粮食安全问题。在现代中国，粮食不安全或大饥荒的事例只发生在经济不自由的计划经济时期。无视耕地作为一种农业要素具有可替代性，并将它与粮食产量——乃至粮食安全绝对地“捆绑”起来，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经验上都是缺乏根据的。政府划定的耕地红线注定是要被突破的，而且原有的21亿亩红线已然被破，这条红线束缚的只是中国的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进程。[4] 呼吁发500元大钞 2011年6月14日，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发出三条微博呼吁我国发行500元大钞，称由于缺乏大面额钞票，会带来许多不便乃至相当大的经济损失。茅老微博一出，立即引起博友热议。 目前我国最大面额的钞票是100元，因为缺乏更大面额的钞票，带来了许多不便乃至相当大的经济损失，这些损失包括查点钞票张数的劳动量比之面额500元的劳动量增加4倍；携带和存放钞票占用的空间相应增大，甚至增大了被盗失窃的危险。此外，交易中钞票磨损的数量也大大增加，从而加大了印制钞票的开销。这一笔开销由中央银行(人民银行)负担，最后间接地由百姓的税赋来承担。总而言之，面额太小，增加了交易费用。粗算下来每年直接间接损失之和约为10亿到20亿元之间，并不是一个小数目。 茅老言论一出，立即引起微博网友热议，三条微博共收到超过600条评论。不过随着支付观念的改变，电子化支付越来越成为日常生活的主流，越来越多的人更认同非现金付款方式，认为使用银行卡、储值卡等支付，不但使得支付便利，还能减少假币、残币等问题。因此，茅老的观点反而得到赞同的声音较少。 抨击保障房制度 6月28日消息据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报道，6月关于保障房的话题很热，先是住建部通报，1到4月，保障房开工率约30%，开工率严重不足。然后，首份《中国房企社会责任百强榜》告诉我们，百强房企中有七成在过去的4年间没有参与到保障房建设。在此背景下，茅于轼接受记者采访表示，住房保障的初衷应该是增加社会公平，维护低收入群体的住房权，但现行的住房保障制度没有缩小反而扩大了收入差距，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社会的不公平，这种缺陷集中表现在产权性质保障房尤其是经济适用房方面。经济适用房的保障对象现在是错误的，经济适用房的名义保障对象是城市中低收入家庭，而从各地的实践来看获得经济适用房的往往是中高收入甚至是高收入的人员。目前最需要保障的对象是农村进城打工人员和城市最低收入家庭。在更低收入家庭没有获得保障之前优先给予中等收入家庭保障违反了起码的公平正义原则。[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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