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东方杂志》 |
| 释义 | § 简介 中国最早的杂志 《东方杂志》由商务印书馆创办于1904年3月11日，为我国期刊史上首屈一指的大型综合性杂志。初为月刊，后改半月刊，至1948年12月停刊，共出四十四卷。它忠实地记录了历史风云变迁，是名人发表作品的园地。梁启超、蔡元培、严复、鲁迅、陈独秀等著名思想家、作家都在该刊发表过文章，杜亚泉、胡愈之等出任过其主编。于1999复刊，复刊后的《东方杂志》改名为《今日东方》。 是中国近代刊行时间最长的大型综合性期刊。初为月刊。1920年1月以后改为半月刊，1947年7月后又改为月刊。1948年12月停刊。前后历时45年，共出版44卷。第 5卷以前由徐珂负责编辑。从第5卷第7期起，先后负责编辑工作的有孟森、陈仲逸(即杜亚泉)、钱智修、胡愈之、李圣五、郑允恭、苏继庼等。[1] § 历史背景 上海书店影印 创刊时，正值日俄战争，宣称“以启导国民，联络东亚”为宗旨。对外主张联日抗俄，对内提倡君主立宪。编辑内容除自撰社论外，经常选录各种报刊的时论、记事、要闻和诏书、奏折等。32开本，每本10多万字。资料性较强,近似文摘性刊物。从1911年第8卷第1期起,进行“大改良”，改为16开本，每本20万字。用洁白报纸西式装订，每期卷首都用铜版复制外国刊物上的精美图画 4～10幅。内容也有改进：取消谕旨、奏章等官方文牍，按照文学、历史、哲学、工业、商业、理化、博物等现代学科分门别类，广征名家撰述，博采东西论著,增强了刊物的学术性，逐渐成为现代化的综合性杂志。比同时期其他刊物字数多、装潢好、售价低，受到读者欢迎，销数在 1万份以上。辛亥革命后，国内外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1915年新文化运动兴起，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取得了胜利，但此刊却鼓吹所谓“东方文明”，宣扬“君道、臣节”等封建伦常，思想趋向保守。 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社会新思潮蓬勃发展。此刊从1920年第17卷第 1期起，进行了改革。提出世局更新，杂志也要顺应世界之潮流。刊物面貌有较大改变，科技方面的文章减少，社会科学的论著增多。另辟“世界新潮”“时论介绍”“读者论坛”等专栏，发表资产阶级各种学派学说,也刊登进步的政论文章。1921年以后,曾发表鲁迅的小说《祝福》和瞿秋白的政论《李宁与社会主义》等。1925年五卅运动期间，出版临时增刊，声援工人、学生的反帝斗争。1932年10月，胡愈之负责编辑后，增辟“东方论坛”等专栏，发表许多主张抗日、介绍苏联社会主义和评述国际形势、揭露德、意法西斯势力猖獗的文章，深受读者称赞。1933年 1月刊行《新年特大号》，其中有些文章对国民党的统治和社会现实进行了嘲讽，引起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的不满。同年4月后，主编几度易人。时局几经变化,刊物也时有起落。1937年“七七”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各界名流学者积极在《东方杂志》上发表文章，号召全民抗战，并系统地论述了“持久战”、“运动战”、“游击战”等战略对策,刊物社会影响扩大,销数增至五六万份。1937年冬，日军侵占上海,东方杂志社内迁。先长沙,再香港，后重庆,几经迁移，编辑出版工作大受影响,刊物质量有所下降。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1946年1月迁返上海。1948年底停刊。 参考书目：丁守和主编：《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第 3辑，人民出版社，北京，1983。 § 历史悠久 信誉卓著 《东方杂志》创刊号 商务印书馆创建于1897年，至今已走过111年的历程，它的创立标志着中国现代出版业的开始。极盛时期，所出书刊占全国60%以上。《东方杂志》是商务印书馆继《绣像小说》之后创办的第二种杂志，其历经清末、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各个重大历史时期，紧跟时代的脉搏，忠实地记录了我国近现代发展的历史轨迹，成为了近现代史的见证，被称为“中国近现代史的资料库”“杂志界的重镇”“杂志的杂志”。[2] § 包罗万象 气势恢宏 该刊初期是一种文摘类性质的刊物，后经几次大的调整和改革，逐步成为以时事政治为主的社科类综合性刊物。先后辟有社说、时评、选论、谕旨、内务、外交、军事、教育、财政、实业、交通、商务、宗教、杂俎、记载、文件、调查、附录、译件、小说等栏目。 中国最早的杂志上海书店影印最初为月刊，中途改为半月刊，后又恢复为月刊。创刊时为24开本，后改为16开本。共计44卷，819期/号，813册，含3种增刊，30种专号、纪念号，21种专辑、特辑。 § 数字出版 引领潮流 商务印书馆突破传统纸质图书的限制，建设《东方杂志》数据库，提供真正的原版数据信息，实现目录的检索，并进一步实现全文的检索，同时提供原版原式《东方杂志》的按需印刷业务，建立一个学术交流门户网站。 《东方杂志》数据库将44卷819期/号全部数字化，形成文章库、图片库、广告库等，用户可对约30000篇文章、12000多幅图画、14000多则广告。 § 生存环境 《东方杂志》 从政治变动方面来看，《东方杂志》生存的45年，正是中国政治变动最剧烈的时期。《东方杂志》创办之初，正值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政府行将崩溃的巨变时刻，当时清政府的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在强力镇压了维新变法运动、遭到帝国主义列强发动八国联军入侵的沉重打击之后，不得不在1901年被迫宣布实行所谓的“新政”，在政治、文化、教育等制度层面进行改革，以图避免覆亡的命运。从新闻事业的角度来看，清政府实施的“新政”，为新闻传媒提供了记录传播素材；其开放了“言禁”和“报禁”，则在名义上给予了民众自由创办报刊的权力，客观上有利于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所以从1901年到1911年之间，国内各地新创办的报刊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涌现. 《东方杂志》就出现在这个新闻事业创办高潮中的1904年。7年后，腐朽的清政府在武昌起义的枪声中土崩瓦解，结束了其267年的统治。在革命引发的社会动荡中，《东方杂志》曾停刊了将近5个月，随着中华民国的创建，《东方杂志》也恢复了出版。在随后袁世凯制造的“癸丑报灾”中，由于出版于新闻传播活动相对自由而反动势力较小直接干预的上海租界内，并未受到直接波及。此后一直到30年代，《东方杂志》处于较正常的发展轨道上。虽然后来的北洋军阀及国民党的初期统治都有钳制新闻事业的种种行为，但从总体上看，《东方杂志》处于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中。随着日本侵华脚步的步步紧逼，上海成为日寇的重点进攻区域，在1932年“一·二八”事变中，商务印书馆遭到日寇的野蛮轰炸，《东方杂志》被迫停刊8个半月。在全民族的抗日战争中，《东方杂志》与大多数中国报刊一样，经历了辗转各地、艰苦生存的境遇。1937年日军逼近上海时，《东方杂志》迁到了湖南长沙出版，继而在1938年又迁到香港出版，1941年11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攻陷香港，《东方杂志》再次被迫停刊，这次停刊一直停了一年半，直到1943年3月才在重庆复刊。抗战胜利后，《东方杂志》在1946年重新返回上海出版。1948年12月，随着解放战争中国民党的节节败退，《东方杂志》最终停刊。从上述经历来看，政局的剧烈变动对于《东方杂志》的生存及发展起着决定性的影响。 从经济环境来看，《东方杂志》的生存及发展也受客观经济条件的较强的制约。商务印书馆本身就是近代民族资本工商业发展的产物，是当时商业化了的出版企业。主要由商务印书馆提供全额经济资助的《东方杂志》，自然也就和民营经济有着天生的密切联系。在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民族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商务印书馆的规模也迅速扩大。在随后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大潮的洗礼下，商务印书馆逐渐顺应时代文化潮流的发展，并以严肃的文化格调，推动着国内的思想文化潮流，从而在20年代和30年代发展成为我国最大的民族资本企业性质的文化出版机构，奠定了它在我国文化出版界举足轻重的地位。商务印书馆良好的经济条件，也为《东方杂志》这份大型综合性刊物的长期出版提供了可靠的经济保证。据资料记载，商务印书馆的营业额1903年为30万元，1912年为181万元，1930年升至1200多万元，是1903年的40倍——其资本额，也由最初1897年的3750元迅速攀升，1901年为5万元，1903年为20万元，1905年100万元，1913年150万元，1920年以跃升到500万元，是1901年的100倍。” 《东方杂志》 《东方杂志》也在20、30年代逐步走向它发展历史中的黄金时期。到40年代后期，国民党政府日趋腐败没落，民营经济在威权统治下活力不再，商务印书馆在这种大势下也不能幸免，到了1948年，在经济崩溃和政治大变动的前夜，《东方杂志》终于停刊。 从社会文化环境及政府新闻政策等方面来看，《东方杂志》所面临的也是非常复杂、但总体来说比较有利于自身发展的环境。从清末到民国，王朝制度转向共和体制，各种西方社会思潮涌入中国，国人也在这种刺激下做出反应，各种新思想层出不穷，风云激荡。从西方近现代以来形成的自由主义、民族主义、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女权主义等各种社会思潮在中国均有传播流行，而国人的各种思想如文化保守主义、全盘西化论、新儒家学派等各种反应性质的思潮，也甚嚣尘上。而且随着经济及政治制度的变迁，新的社会阶层的出现，各阶层中国人的生活方式、生活观念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这种复杂的社会文化环境下，《东方杂志》周围聚集了国内大批知识阶层的精英分子，他们的思想，代表了当时最新的同时也是最复杂的思想文化潮流，也体现了国人社会生活和思想面貌的变迁。所以，《东方杂志》的内容，既受到社会文化环境变化的影响，同时也推动了这种变化。从政府新闻政策的演变来看，尽管从满清政府到北洋军阀政府、再到国民政府，新闻政策的变化复杂且剧烈，压制新闻自由的措施也层出不穷，但从基本精神上看，基本上是受西方自由主义新闻传统的影响越来越大，公众和社会团体的言论、出版、新闻自由权利的实现基本上呈现曲折前进、逐渐扩大的趋势。这一点也是《东方杂志》生存环境的重要方面。 § 历史沿革 《东方杂志》 1897年2月，夏瑞芳、鲍贤恩、鲍贤昌等人集资，在上海创办了一家民营商业性印刷出版机构，后来发展成为执中国出版业之牛耳的中国最大的出版企业商务印书馆，1902年1月，该馆所办《外交杂志》创刊。1903年12月，夏瑞芳在与日本金港堂合资后的一次编译会议上，提议由商务印书馆创办一种杂志，以加强和社会各界的联系，即所谓“与社会各界通气”，名称定为《东亚杂志》，张元济附议支持。然而由于当时德国驻沪领事馆有德文的《东亚杂志》在上海出版，为避免名称重复起见，商务印书馆所出的这份刊物就改称《东方杂志》。而最早的《外交杂志》也于1910年停刊并入《东方杂志》。所以1943年负责人王云五曾说，《东方杂志》“实为创刊最早而又养积最久之刊物”。 从出版地点来看，《东方杂志》经历过几次周转变迁，这主要是由于当时中国的政治局势变动所引起的。本来《东方杂志》的出版地长期在上海，由于日本侵华和抗战的爆发，1937年冬军侵占上海后，刊物内迁至长沙出版，1938年再迁到香港出版，1943年在国民政府的战时陪都重庆复刊，并于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1月重返上海出版，直至1948年12月停刊。 从刊期上来看，《东方杂志》经历了从月刊到半月刊再到月刊的过程。从1904年创刊到1919年的1—16卷为月刊，从1920年1月的第17卷开始改为半月刊，期间也曾因局势变化调整过刊期。从1947年7月的第43卷开始再次改为月刊，一直持续到1948年终刊为止。 《东方杂志》历史上还曾经历了三次休刊。第一次是在辛亥革命爆发的1911年，当年11月上海光复时，周边地区发生过短暂的战斗，社会动荡，时局不明，《东方杂志》于1911年12月15日暂时休刊，一直到1912年3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陈其美就任沪军都督、上海时局渐趋平静时，《东方杂志》乃于1912年4月1日复刊，休刊时间共计3个月。 《东方杂志》 第二次休刊是在1932年，当年1月28日，日军发动入侵上海的“一·二八”事变，1月29日凌晨，日机从停泊在黄浦江上的航空母舰上起飞轰炸闸北华界，宝山路584号商务印书馆及其东方图书馆（当时为亚洲最大的私人图书馆，藏书超过30万册）均被炸毁，在侵华日军制造的这一惨烈的文化劫难中，商务印书馆遭受重创，《东方杂志》“在排印中和正待付排的文稿，除事前匆促移出一部分外，都化成灰烬，……”也不得不于2月1日第29卷第3号出完后暂时休刊。停顿8个半月之久，到1932年10月16日才得以复刊。“八月一日，商务印书馆上海总馆正式复业，本志也筹备复刊，直到现在，屈指计算，东方杂志已经停刊了八个月了。经过了这八个月的惨痛的经验，现在重又和读者们见面。” 第三次休刊是在1941年12月，当时《东方杂志》在香港出版，日军于12月6日发动太平洋战争，同时入侵香港，《东方杂志》被迫在11月15日出版第38卷第22号之后休刊，一直到1943年3月15日，才在重庆白象街重新出版。“此次自停刊到复刊，中隔一年零四个月之久。 王云五在三十九卷第一号的复刊辞上，曾概略说明三次国难期间，“《东方杂志》停刊与复刊之因素：‘……近年迭遭国难，中断至再；然皆随本馆印刷力之恢复，旋告复刊。第一次因一二八事变而停顿，同年八月，本馆复业，本志不久亦复刊；第二次因八一三事变暂停，改在长沙复刊，嗣以长沙大火，工厂被毁，移香港续刊，旋兼印重庆版。第三次则因太平洋战事爆发，本馆香港工厂全部为敌人掠夺，重庆工厂又有待整理与扩充，本志遂遭第三次之停顿。谨本复兴奋斗之夙志，不因再三打击而稍懈，除自三十一年三月在渝继续出版新书外，兹于本年三月恢复本志之刊行。’” 除三次休刊之外，《东方杂志》还有两次合刊的情况。第一次是在1921年的10月20日，该期把本该9月25日和10月10日出版的第18卷的18、19号合并出版，因当时正值美国华盛顿的太平洋会议召开期间，国内各界对于会议所关涉之国际局势及中国地位问题极为关注，所以《东方杂志》把本期合刊的两号定为“太平洋会议号”，集中刊登了大量专门讨论分析太平洋会议和中国之关系的文章。 《东方杂志》告诉我们民国时期中国汽车市场上的流行品牌 第二次合刊，是1937年9月侵华日军发动“八·一三”事变的时候，上海战事紧张，旋告失守，在向大后方撤退的紧张路途中，《东方杂志》坚持出版，但不能按照正常的刊期来出。“二次沪战于八月十三日爆发，所有梓版均未能由宝山路商务印书馆制版厂中取出，……数周以来，经商务印书馆惨淡经营，已将临时工厂成立，但本志已拖延两期未能出版，而临时印刷能力有限，纸张又甚短缺，不得不决定暂时办法如下：一，每两期并为一期出版，其分量与平时一期相等，俟拖延期数补齐以后，再斟酌情形，恢复原状，或酌减分量刊行。……”10月1号出版18、19号的合刊，11月1号出版20、21号的合刊，12月1日出版了22、23、24号的合刊。 除了三次休刊、两次合刊之外，还有两次增刊，分别是1925年6月的“五卅事件临时增刊”和1931年10月的“九一八事变临时增刊”。 1925年6月25日，《东方杂志》在王云五的主持下，出版临时增刊，揭露资国主义分子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行，“其时的东方杂志，为上海宝山路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设杂志之一，王云五氏系编译所所长，遂兼任该志发行人。岫庐先生仗义执言，登于大陆报上之英文撰稿，已引起共鸣，乃决定由东方杂志出一专刊，于是该志的‘五卅事件临时增刊’，就在民国十四年六月二十五日出版。” 1931年9月，驻东北日军悍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占领了东北全境，举国震惊。《东方杂志》特于10月10日出版第28卷19号时，另出一期临时增刊：“日本强占东省事件，本志因印刷需时较多，不及编入。从第二十八卷第十九号起，特另印临时增刊专在关于对日问题之言论，加入本志附送，不领取资。”临时增刊共出两期，即19号、20号各增刊一次。 § 历任主编 《东方杂志》 《东方杂志》在45年816期的历史中，先后在多位编务人员的组织下革新发展，《东方杂志》的刊物特色和这些重要编务人员的智识能力及努力创造是分不开的。这之中重要的如：徐珂、孟森、杜亚泉、陶惺存、钱智修、胡愈之、王云五等人，他们亲身见证了《东方杂志》的初创、成长、成熟和衰退，该刊所取得的重要成就和广泛影响，也都凝结着他们的思虑和辛劳。 1904年《东方杂志》创办，当时属于草创阶段的文摘性刊物，编辑人员不多，徐珂为最早的编者。徐珂，字仲可，杭州举人，长于填词，与清末著名学者俞樾有密切交往。据记载，在徐珂任编辑期间，只用几个晚上的业余时间就能完成被认为是“剪刀加浆糊”的编辑工作。 到1908年，《东方杂志》由孟森主编，从1908年8月21日出版的的5卷7号起，《东方杂志》渐变文摘性刊物的面貌，直到1911年3月25日出版的的8卷1号起在刊物面貌上完全展露新颜。孟森是阳湖人，《东方杂志》在他手里编到1909年5月14日出版的第6卷第4号，后因被选为江苏咨议局议员而无暇撰述，故自1909年6月12日出版的第6卷第5号起，由华阳陈仲逸（即杜亚泉）担任主编。 《东方杂志》自1912年7月1日出版的第9卷第1号起，署名绍兴杜亚泉主编。杜亚泉，原名炜孙，子秋帆，别号亚泉，是绍兴八股出身的秀才，但一向厌恶时文的空疏。维新时期，他自修日文，热心研究科学，曾在上海自设“普通学书室”书店，刊行新知识书籍，所编《普通新历史》颇受读者欢迎。1900年，他又自编一种科学刊物《亚泉杂志》，用“亚泉书馆”名义发行，曾受当时两广总督陶模的赏识，通令所数各地士人购读。普通学书室后因资本不继停业，1904年由蔡孑民介绍他进商务编译所当理化部长。商务最初出版的博物、理化、算学等教科书，都由他设计编辑。在1912年7月，他开始主编《东方杂志》，“当时中国杂志界还是十分幼稚，普通刊物，都以论述政治、法令、兼载文艺、诗词为主。先生主编《东方》后，改为大本，增加插图。并从东西文杂志报章，撷取材料。凡世界最新政治、经济、社会变象，学术思想潮流，无不在东方译述介绍。而对于国际时事，论述更是力求详备。对于当时两次巴尔干战争和1914年的世界大战，在先生所主编的东方杂志，都有最确实迅速的评述，为当时任何定期刊物所不及。东方杂志后来对于国际问题的介绍分析，有相当的贡献，大半出于先生创建之功。先生在当时所撰文，多用笔名‘伧父’，间有署名‘高劳’的。” 到1919年4月，罗家伦在《新潮》杂志刊发《今日中国之杂志界》，点明批评包括《东方杂志》在内的商务印书馆几种杂志，10月，陶葆霖接替杜亚泉出任《东方杂志》主编。 《东方杂志》复刊号 到1920年8月25日起，由嵊县钱智修任主编。钱智修是前清光绪宣统时代上海吴淞复旦公学的高材生，“旧学新知，均所言同，持论亦能审慎。”“经宇先生初在‘震旦’肄业，习法文……他国学国文的湛深，以及他文章的洛阳纸贵，上海进步的报馆，都争聘他为特约撰述……他的英文，造诣都亦深湛……他主编《东方》时，该志内容日新月异，销数日广，后来增加图片及画报，更由月刊改为半月刊，取材异常丰富而谨严。他自己审阅关于国故与文学的来稿……社友的译文，他也时常与原文对照一定要它能‘信’……他对于校对亦异常注意，在每期出版前，先有一本清样出来。清样出来后他总是带到家里去费许多时间亲自过目，然后签字复印。他做事非常负责是一丝不苟的。东方杂志对外的信用，就是他以这样的办事精神，碶而不舍地造成的。”关于钱智修的贡献，《东方杂志》社在他后来于1932年离社时，曾公开表示：“在东方杂志过去的长久历史中，对于编辑撰述方面的尽力，没有一个人能像钱先生那样久，那样多。在杂志读者，无论识与不识，都已和钱先生有了文字上的契合。” 1932年元月，上海发生“一·二八”事变，商务总管理处、总厂、编译所、东方图书馆、尚公小学被日军炮火焚烧，损失巨大，董事会决定停业，解雇全体职工。商务印书馆停业期间，钱智修到政府任职，于是在8月1日复业后，原来辅助钱智修编辑该刊的胡愈之接任《东方杂志》主编。所以1932年10月16日起的《东方杂志》第29卷第4号即开始由胡愈之负责编辑工作。胡愈之（1896-1986），原名学愚，笔名有伏生、景观等，浙江上虞人。他1914年考入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1915年8月起，任《东方杂志》助理编辑、编辑，后升任主编，前后20余年。“胡氏于民国初年入商务编译所为学习员，以有志自修，学识进步甚速，经不次升擢，渐进为东方杂志助理编辑。其后一度赴法国留学，返国后，思想渐转变，然仍不甚显露。……于东方复刊时，钱君既无法返任，乃依序擢胡氏为主编……” 《东方杂志》主编 继胡愈之之后担任《东方杂志》主编的是李圣五，他是英国牛津大学毕业生，专攻国际法，于1931年返国。他从1933年4月1日出版的第30卷第7号起开始主编。到1939年2月1日的第36卷第3号起，由郑允恭继任主编。 1943年3月15日，《东方杂志》39卷第1号在重庆复刊，此号起，主编改由苏继廎担任。他是王云五的旧日学生，“好学而甚淹博，尤以史地擅长”。 《东方杂志》正是在上述历任主编的精心抚育下成长发展的，其中又以杜亚泉、钱智修、胡愈之三人主编时的特色最为鲜明。 . § 作者群体 民国版《东方杂志》 《东方杂志》的作者数目，从最初的寥寥数人，逐年递增，到新文化运动后，很长一段时期内主要作者群规模渐趋庞大，甚至仅在商务印书馆被日军炸毁的日子里有所收缩，后又走向主要作者数量的高峰，终刊时戛然而尽耐人寻味，高低峰值分别出现在1944年和1904年。而其中的很多作者，是伴随了《东方杂志》前后大半的成长岁月，并屡有数量不菲的撰译；也有很多是历史上各个领域内的著名人物，他们的声名之远播，对于其自身和《东方杂志》，都是一种成就。这些人当中有著名翻译家林纾、傅东华，哲学家张君劢、梁漱溟，教育家蔡元培，著名作家茅盾、周作人、徐志摩、周建人、张资平、巴金，学者梁启超、胡适、郭沫若，历史学家陈衡哲、周谷城、岑仲勉，经济学家马寅初，社会学家孙本文，科学家竺可桢，早期的共产主义者李大钊、恽代英、瞿秋白，著名新闻活动家黄远生、邵飘萍、马星野，等等，基本上包罗当时中国各个文化领域内的精英人物。从中可以看出《东方杂志》在积聚优秀和忠诚作者群方面的成绩。 这些作者中，亦不乏社会及学界的杰出人物，他们当中有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陈独秀，国民党高官王世杰、陈立夫、于右任，著名学者陈望道、钱穆、罗家伦、高一涵，民主斗士黄炎培，社会学家潘光旦，作家朱自清、俞平伯、郁达夫、鲁迅、林语堂、沈从文、梁实秋，画家丰子恺、刘海粟，戏剧大师欧阳予倩，等等，《东方杂志》的多元和吸引力由此可见一斑。 § 读者情况 《东方杂志》 读者群方面，经过考察，《东方杂志》认识到其读者结构“大部分是在校的大学生、中学生、中小学教职员、一部分大学校教职员、军官以及公务员等。总括起来说……不是纯消费的学生，便是收入清廉的教职员、军官及公务员等。”也有人认为，《东方杂志》可以被视为是一份在商务支持下面向都市读者的“中层”刊物。 而其背景在于“一切消费都是由商务印书馆负担，专以本志为文化服务，不计赢利，不顾成本，是商务印书馆三十三年来一贯的政策。” 经过衡量教育环境和预计订户，为在订阅6万多份零售1万份左右的基础上扩大销路，曾于第31卷20号提出特价办法：“凡自本年十月五日至明年一月十五日共计三个月以内续订或初定本志者，均减收原订费百分之七十，一以优待我们多年的旧订户，一以表示欢迎新读者，这是本杂志三十多年来破例的办法，我们希望订户踊跃的增加起来，达到我们所期望的数目。” 从1932年底复刊至1938年初撤离上海之前的时期，它的发行量居同类刊物之首，最高达6万份左右，发行范围遍及沦陷区外的国内主要城市，以及美洲和东南亚的近20个城市，读者对象“党政界占十之二，高等教育界占十之三，中等教育界占十之二，其他各界及侨胞占十之三”，堪称综合性学术期刊中的佼佼者。 [3] § 评价 《东方杂志》 关于《东方杂志》，张元济，是我们走进其的一个核心人物。作为曾受光绪赏识的维新党人，26岁高中进士的张元济，因为参与变法被革职，随后他来到上海，致力于学术传播和思想教育。他引进西学，组织翻译了一批外国学术著作，如林纾的《茶花女》、严复的《天演论》；还进入商务书馆，创办《东方杂志》、《小说月报》、《教育杂志》等声明煊赫的杂志。 “本杂志以启导国民、联络东亚为宗旨”，《东方杂志》就有利用发扬东方文化和精髓，与西方对抗的姿态。《东方杂志》不仅广泛传播东方文化，还关注时事，但是，张元济，有一种所谓商人的精明，执掌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对现实和政治的了解是高于一般人的；以至于《东方杂志》既能表在其刊物思想，又不过于激进，在风云变幻中宠辱不惊，历程长远。在孟森、以及后来的杜亚泉接手下，《东方杂志》转变了以往无所不包的“大杂烩”风格，而更加关注时事变化，和学理的探讨研究，这使得《东方杂志》达到了其辉煌。 在当时变幻的历史环境下，关于这样一本延续如此长时间的杂志，不是三言两语，或者某些具体观点所能概括的，但是《东方杂志》所坚守的文化多元，以及必要之时的，具有魄力的大手笔改革，是其长时间编辑思路中的一个坚持。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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