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船政文化 |
| 释义 | § 船政文化概况 1842年，西方列强炮火轰开了福州大门。一个多世纪以来，面对血与火的洗炼，福州人沉思、探索、追求、呐喊、拼搏。 1866年（清同治五年），闽浙总督左宗棠在福州马尾创办了福建船政，轰轰烈烈地开展了建船厂、造兵舰、制飞机、办学堂、引人才、派学童出洋留学等一系列“富国强兵”活动，培养和造就了一批优秀的中国近代工业技术人才和杰出的海军将士。他们曾先后活跃在近代中国的军事、文化、科技、外交、经济等各个领域，紧跟当时世界先进国家的步伐，推动了中国造船、电灯、电信、铁路交通、飞机制造等近代工业的诞生与发展。他们引进西方先进科技，传播中西文化，促进了中国近代化进程。他们直面强敌，谈判桌上据理力争，疆场上浴血奋战，慷慨捐躯。林则徐、严复、詹天佑、邓世昌等一代民族精英和爱国志士第一次让世界了解了福州人的骨气、智慧和力量。 § 船政文化内涵及主要精神 船政文化 文化通常指人民群众在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包括社会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福建船政事业历时近百年，成效卓著、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福建船政文化既是特定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同时又给予巨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并随着物质生产的发展而发展，有其丰富的内涵和鲜明的个性。 1、中国近代史上洋务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福建船政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以富国强兵为目的，第一次引进西方科学技术的尝试，也是中国学校以西方现代科学知识教育学生的开始。堪称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2、中国官僚机构与近代工业企业、科技文化教育相结合的有机体。是中国最早最大的官办船厂和船政学堂。 3、中国近代造船工业的先驱。福建船政是当时远东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设备最完整的造船基地。 4、近代中国培养科技队伍的基地。船政学堂是中国人自己办的第一所近代性质的高等学校，也是中国第一所科技海军学校，培养了大批造船和航海以及其它相关人才。船政局产生了中国早期无产阶级和一批熟练的技术工人。 5、中国近代海军的摇篮。福建船政局制造出一艘艘兵商轮船，组建起中国近代第一支舰队；船政学堂培养了许许多多海军人才，成为北洋、南洋、福建、广东水师各级将领的供应基地，直接推动了中国近代海军的创建与发展。 6、中国航空业的摇篮。福建船政创建了中国第一家正规的飞机制造厂，自行设计制造出中国首批达到当时国际水平的飞机；创办了中国第一所飞潜学校，培养了第一批航空工程人才。 7、中国先进文化的组成部分。船政文化所体现的自立自强、开放革新、学习进取等等精神，世代传承，永放光芒。 以上仅是船政文化丰富内涵的主要体现。至于船政文化外延，更是涵盖社会政治经济方方面面，联系广泛。此次船政文化研讨会已征集海内外专家学者不少论文。还有许多问题需要不断研究、深入探讨，传承创新，更好为现实发展服务。船政文化名称，可根据不同场合和需要，冠以马尾、福州、福建或中国马尾，以区别于沪、津。 福建船政为后人留下诸多宝贵的物质和精神财富，有诸多传统精神值得发扬光大。 一、民族自强 船政文化 19世纪中叶，列强侵华势力扩张使“神威远震”的“天朝上国”向外国人屈膝妥协，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有识之士莫不为之痛心疾首，谋求富国强兵之道。“师夷长技以制夷”、“欲防海之害而收其利，非整治水师不可；欲整治水师，非设局监造轮船不可”、“买船有受外国支配之弊，只有造轮船才能夺彼族所恃”、“船政之兴衰在于人才的培养”等主张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理解和接受，革新图强的呼声愈来愈高。福建船政正是在这样历史背景下创办的。船政员工以其坚韧不拔的民族自强精神，艰苦创业，开拓革新，创造了许多旷古未有的光辉业绩。不仅制造出中国近代海军的第一批军舰、组建了中国近代第一支海军舰队，制造出中国第一批飞机，而且创办了船政学堂，培养了一大批工程技术人才、社会科学人才，翻译西方小说《巴黎茶花女遗事》、西方学术著作《天演论》，极大推动了中华民族的思想解放、对外开放和中国近代化进程。 二、崇尚科学 在兴建船政之前，左宗棠就考虑如何培养人才，以应需要，建议设立“艺局”。沈葆桢高瞻远瞩认为：船政根本在于学堂，船政前途的兴衰在于人才的培养。建厂之初就创办“求是堂艺局”，不久改称船政学堂，分前学堂、后学堂。后又增设绘事院、艺圃，民国二年船政学堂分出福州海军制造学校、福州海军学校、艺圃改称福州海军艺术学校，绘事院改称绘算所。1917年设福州海军飞潜学校、后艺术学校改为勤工学校，增设福建省林森高级商船职业学校。1946年勤工、商船二校合并，改称福建省立高级航空机械商船职业学校，为中国近代的造船、航海、文化、天文、航空、铁路、机械等培养大批科技人才。1867年建成船政衙门，沈葆桢特地写了一副楹联悬挂在大门：“且慢道见所未见，闻所未闻，即此是格致关头，认真下手处；何以能精益求精，密益求密，定须从鬼神屋漏，仔细扪心来”，以此激励广大员工勤奋进取，认真刻苦学习格物致知的科学道理。船政引进西方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行政管理层层负责、处处把关，要求行政管理人员必须熟悉洋务。 三、对外开放 林则徐是我国近代史上“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左宗棠、沈葆桢等人更明白知夷才能制夷的道理，既重视社会经济的改造，更重视近代西方最新科技成就的吸收，采取“请进来，送出去”的举措，把开放意识化为扎实的行动。“请进来”就是以高价购买、引进西方先进科学技术；以高薪聘请洋教习，实行“拿来主义”。先后聘用日意格、德克碑为正、副监督，共81名洋师、洋匠。聘用过程始终在坚持“独立自主、权操在我”原则的同时，注重发挥外籍专家的作用。对表现优秀的洋教习一再续聘，而不能胜任者则断然解雇遣返。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注重与中国国情结合，有所继承和创新。“送出去”即选派留学生出国深造，从船政学堂毕业生中选出天资颖异、学有根柢者赴法、英等西方国家深究造船驶船、练兵制胜之理。学成而归，报效国家。事实说明，“拿来主义”对推动中国近代化进程起到了事半而功倍的效用。据有关资料，从1877年船政派第一批留学生至今，全国先后派遣留学生已达100多万名，遍及世界100多个国家，造就了一批批中华民族精英。 四、改革创新 福建船政创办过程，在当时传统封建制度和封闭锁国思想禁锢下，来自各方面的阻力、压力、困难可想而知。船政创业者坚持改革创新，义无反顾。“以一篑为始基，从古天下无难事；致九译之新法，于今中国有圣人”，坚定自信，催人奋进。以新知识来教育学生，更派出大批优秀毕业生到西方汲取新知。注重实践，背离传统科举制度之道，使学生学以致用，成为有用之才。以“生死以之”的决心，知难而上，排除来自统治阶级内部及英、法列强等外部的种种非议、刁难、掣肘、阻挠、破坏，克服腐败的官僚体制、经费匮乏、缺乏经验等种种困难，使福建船政取得令世人瞩目的绩效。正如光绪元年左宗棠奉命议奏所陈：“中国轮船局分设闽、沪，闽局所设船、铁诸厂，华匠能以机器造机器，华人能通西法作船主，沪局所不如”。 五、学以致用 学习新法，注重理论联系实际，讲求实效。首先是重视新知育才，船政学堂先后开办制造（造船）、绘图（设计）、艺圃（技工）、驾驶、轮机、电讯等专业，形成比较完整的教育体系。学制造者学法文和造船需要的基础数学、物理、解析几何、微积分、机械学以及重学、水力学、材料力学、制造、制机等课程。学驾驶者学习英文和驾驶需要的算术、几何、代数、三角、航海天文、航海理论、地理、驾驶学、御风、测量、演放鱼雷等；学管轮者另授汽理、行船汽机、机器画法、机器实习、修定鱼雷等。艺圃是专门培养初级技术和管理人员的技工学校，艺徒半工半读，主要学习语文、算术、几何、机械作图等。同时，重视实践，如学驾驶者在理论学习三年后经考核转入练船，实践科目有航海术、炮术、指挥等航海技能。先后配置“福星”、“建威”、“扬武”号等练船专供学生实习，洋员教其驾驶，由海口、近洋而远洋，“凡水火之分度、礁沙之夷险、风信之征验、桅柁之将迎，皆令即所习闻者，印之实境，熟极巧生”。学用结合使船政学生基本掌握了制造、航海技术，因而在大批洋师匠如约回国后，船政“可不用洋匠而能造，不用洋人而能驾”。 六、追求卓越 以育才为例，主要包括：（1）精选生员。每次招生采用“广报精收”的办法，考选十分严格。（2）严选教师。学堂开办初期“延致熟习中外语言、文学洋师”，请了不少外籍语言、专业教师。1879年后逐渐改由最优秀的留学生如严复、郑清濂、魏瀚等担任。要求为师者不单在课堂上“授道解惑”，更在思想的品德、志向、学问、作风、仪表、体魄、奉献等诸方面作出好榜样。（3）严正风纪。对学生思想教育抓得很紧，管理极严。学生稍有违规，小则记过，大者斥革；每三月一考，成绩一等赏银，三等记惰，两次三等责戒，三次斥出，学员淘汰率极高。（4）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锻炼相结合。对实习课的要求也十分严格。因此，船政学堂生员勤奋学习、刻苦钻研蔚为风气。一位参观过船政学堂的法国工程师赞叹：“他们把敏捷的思维、坚韧不拔的精神、永远渴望成功的思想，全都用在学习上，这体现了中国人的特点”。即使到了国外留学也依然如此。如1877年首批12名留英海军生，留学三年全都成绩良好，令外国士官生吃惊。结业评结中：严宗光（严复）“考试屡优”，蒋超英“造诣最深”，刘步蟾、林曾泰“成绩优异”，何心川、方伯谦、林永升、叶祖珪、萨镇冰“于行军布阵及一切战法无不谙练”，黄建勋、林颖启、江懋祉“专心学习”，1879年先后学成归国，服务海军建设。 七、爱国忘我 这不仅表现在船政创业者恃“生死以之”精神开拓革新、艰苦创业，更表现在历次抗击外来侵略者战斗中以大无畏的爱国主义精神奋勇杀敌、视死如归。1874年沈葆桢亲率福建舰队赴台，在日军武装侵略面前以坚定的爱国精神与坚强的武装实力，逼贪得无厌的日侵略军退出台湾，保卫了中华民族的尊严并开始了台湾的近代化进程。1884年甲申中法海战，船政学生参战25人中捐躯18人；水师牺牲的6位舰长中有5位是船政学堂毕业的青年人；留学归来的船政学堂毕业生杨兆楠、薛有福、黄季良等一批参战青年也在战斗中献身。1894年甲午中日海战中船政学堂毕业生为国捐躯的不少，如邓世昌、林永升等管带（舰长）。值得一提的是甲午战败，清廷李鸿章等为寻觅可以为已脱罪卸责之说词，改写战报，捏造战情，罗织在前方浴血奋战之下属以代罪。这方面已有不少史实记载及研究资料为含冤者辩诬，“官书多妄，野史多诬”之说法可谓入木三分。1938年抗日战争在保卫武汉大会战中，中山舰（原名“永丰”）官兵与敌机奋战到底，16名将士壮烈殉国。舰长萨师俊在指挥台中弹，在自己腿被炸断、手臂重伤的情况下仍坚守岗位继续指挥，高呼：全舰官兵努力杀敌，誓与本舰共存亡！他们大义凛然、浩气长存，不愧为民族的脊梁，永远值得后人怀念。 八、当好表率 福建船政的创办者尤其是首任船政大臣沈葆桢，精明干练，处事果断，以身作则，公正廉明，成为僚属的楷模。他的过人之处在于 （1）具有强烈的爱国心和责任感。处处表现以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为重，坚定走民族开放和民族自强之路，没有顾及个人宠辱得失。 （2）在艰难的环境中埋头苦干。务实开拓，有胆有识，奖惩严明。 （3）严守中华传统美德，廉洁自律、光明磊落，令人景仰。左宗棠在后来致总理衙门书中称：“闽局之有成，赖幼丹（沈葆桢，字幼丹）中丞清强忠实，能得华洋之心，总司其上，而朴干之官绅员弁分效奔走于下”。语不惊人，却道出了领导者当好表率的十分重要作用。 § 船政文化的局限性 由于清廷本身只愿意在“技”或“器”的层面上回应海上文明的挑战，导致了它所辖制下的福建船政文化自身在“政”和“教”的层面的现代化变革受到严重阻滞。清廷担心政制的变革将导致王权的瓦解，所以不愿意在“政制”层面上向现代转型以回应海上文明的威胁；另一方面，中国的广大士绅骨子里固守中国本土文化的优越感，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想法沁入骨髓，所以在文化价值理念等“教”的层面上也难于回应海上文明的挑战。 福建船政文化究其政治层面和精神层面而言，没有也不可能越出清廷所规制的君权至上的专制政教之雷池一步，这是船政文化的局限性所在。即便如冯桂芬，在《采西学议》里还说道：“如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不更善之善者哉？”然而，仅仅局限在追求“富强”的“技”的层面对海上文明进行回应，这对中国社会近现代化的变革是远远不够的。当时的有识之士也看到了这一点。主张变法的王韬说：“福州前时所制轮舶，悉西国古法耳，不值识者之一噱。他处所造机捩，转动之妙，不能不赖乎西人之指授。--------今日我国之急务，其先在治民，其次在治兵，而总其纲领，则在储材。诚以有形之仿效，固不如无形之鼓舞也；局厂之炉锤，固不如人心之机器也。” 王韬认识到，马尾船政局等在“技”的层面上回应海上文明本身就有局限，因为所有的“技”都由“西人指授”，用今天的话说，洋教习们掌握着核心技术，中国学来的永远是人家二流或三流的已被淘汰的“技”，这样中国永远跟在海上文明的身后亦步亦趋，永无出头时。中国的“急务”是要致力于培养出有自主创新变革能力得人才。那么，如何改变唯“技”是求的局限性呢？王韬和冯桂芬一样认为“技”的回应只是“末”，关键应该在“内本”——“政”和“教”上有所作为。但王韬所理解的“政”与“教”依然是持守中国本土的。他在《洋务》中说：“练兵士，整边防，讲火器，制舟舰--------所谓末也。 至内焉者，仍当由我国之政治，所谓本也。其大者，亦惟是肃官常，端士习，厚风俗，正人心而已。两者并行，固已纲举二目张。而无如今日所谓末者，徒袭其皮毛；所谓本者，绝未见其有所整顿。-----由本以治末，洋务之纲领也，欲明洋务，必自此始。”无论冯桂芬还是王韬，此时都还不能深入思考为什么中国社会现实的“政”“教”状况与孔子以来所主张崇尚的“政”“教”理想之间悬如冰火两重天？然而，正如前文所述，尽管福建船政文化自身无法直接促成中国社会“政”与“教”的根本性现代变革，但它却为中国社会随后而来的现代转型造就和储备了导夫先路的杰出人才。 § 福建船政文化精神遗产的现代警示意义 每一代人都将成为过去。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事功作为。福建船政文化所造就的民族精英都飘零在了历史的风雨中。然而，他们的精神遗产至今仍可为国人汲取养分的至少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其一、勇于担当的责任意识和牺牲精神。福建船政培养的学生大多摆脱了科举文化的束缚，其中一些学业优异者被清廷选派留学英法等国，他们不但具有广阔的国际视野，更具有强烈的为中华民族复兴而勇于担当的责任意识和牺牲精神。福建船政培养出的近现代海军人才“大多具有爱国主义思想。他们中的不少人为了捍卫祖国尊严，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林庆元《史稿》P470）1884年中法马江海战，壮烈牺牲的福建水师中多船政学生；中日甲午海战中壮烈牺牲的邓世昌、刘步蟾、临泰曾、林永升、黄建勋等，也都是福建船政的学生。严复临终还遗嘱“中国必不亡”。这种责任意识和牺牲精神今天依然是中华民族变革图强的根本动力。 其二、稳健变革的精神。以严复、陈季同等为代表的福建船政文化的一代精英都主张中国社会必须在“技”“政”“教”多领域全方位地积极变革，以回应海上文明的挑战。然而，他们又同时主张变革必须是稳健的，而不是冒进的或守旧的，他们致力于中国社会以开放的姿态融入近现代国际社会，试图在近现代国际通行公约即国际法或中国社会本身确立符合现代文明进程的“法”的框架下有序地变革中国社会，他们对中国社会应走渐进式的法治理性变革之路的认识近一百年来多被以革命为主流的国人所误解。所幸今日中国社会已经认识到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性，因此，当此之际，更有必要重新梳理和认识以严复等人为代表的社会稳健变革的理论和思想。 其三、崇尚民众心智建设、致力于科教兴国救国的精神。以严复为代表的现代启蒙思想家高度重视中国社会的精神文化建设，认为这是复兴中华民族的根柢所在。福建船政培养出的学子多直接或间接地大力支持兴办新式教育，严复甚至说“今日教育应以物理科学为当务之急”，他认为中国社会不但要“鼓民力，开民智”，还要“新民德”，提倡应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三个层面同时推进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变革，并强调教育的现代化是确保社会现代转型的关键所在。这些理念今天仍值得我们发扬光大。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中国社会在“技”和“政”的层面对海上文明的回应都取得了或正在取得喜人的变化和成就，但是，在“教”的领域、即在全民的精神文明建设或文化价值信念的重塑层面却至今未有根本的变革，“教”的层面对海上文明回应的相对滞后已经制约了中国社会的变革和发展，这是今日国人不得不正视的一个问题。如何准确地在“教”的层面回应海上文明，以期积极地推动中国社会的变革，船政文化造就的一代精英们并没有完全找到答案。睿智如严复对此问题也时感困窘。今天，中国社会倡导“依法治国”、“宪政至上”，在宪法中确立了国家保障基本人权的原则，并启动中国社会与国际社会之间的“人权”对话；这一系列“政”的层面上的变革如何化为“教”的层面上的回应，使国人大众在日常生活的精神深处能够跟上现代文明社会的发展潮流，也是当代中国急需应对的课题。 § 船政文化研究的现状和展望 明确以“船政文化”作为研究的对象，始于近年来福建学者的努力。而这样的研究趣向又是直接与对晚清福建马尾船政局及其学堂——马尾船政学堂的研究相紧密关联的。根据中国学术期刊网全文数据库的信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以来，厦门大学的潘懋元教授等近十余位学者就“船政文化”进行了研究，他们或着眼于分析船政文化产生的社会背景即近代以来中西方冲突与交流而导致的中国社会变迁与船政文化形成的关系，或试图探讨船政文化对促进中西文化交流所起的积极互动作用，或着力于挖掘船政文化所蕴藏的民族主义精神与爱国主义精神，诸论文研究的视角多有可取之处；最近福州船政文化研究会的沈岩先生又著文《略论马尾船政文化》，对船政文化的内涵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界定。 船政文化虽然滥觞于福建船政局与马尾船政学堂，但其研究不应该局限在福建，弘通一点看，与福建船政相前后的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南洋水师、北洋海军等都应是船政文化研究不可或缺的内容，因为它们都直接关涉到了中国社会的现代化问题。因此，我们期待着除福建的学者外，全国理应有更多的学者多角度多层面地就船政文化与中国现代化这一课题展开深入细致的比较研究。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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