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茶马互市 |
| 释义 | § 百科名片 “茶马互市”起源于唐 宋，是我国西部历史上汉藏民族间一种传统的以茶易马或以马换茶为中心内容的贸易往来。 § 简介 茶马交易，最早出现于唐代，但直到宋朝才成为定制。宋朝统治阶级为什么如此重视“茶马互市”？主要原因是为了维护宋朝的边疆安全。宋朝初年，内地用铜钱向边疆少数民族购买马匹，但是这些地区的牧民则将卖马的铜钱渐渐用来铸造兵器，这在某种程度上威胁到宋朝的边疆安全，因此，宋朝在太平兴国八年，正式禁止以铜钱买马，改用布帛、茶叶、药材等来进行物物交换，为了使边贸有序进行，还专门设立了茶马司，茶马司的职责是：“掌榷茶之利,以佐邦用；凡市马于四夷，率以茶易之。”这就是茶马互市的源起。而且，茶马互市也是制约藏族的一种重要方式。由于自然环境方面的原因，藏族对茶叶十分依赖，茶能解毒去病，可以解油腻、助消化，因此，控制了茶叶的供给，就等于控制了藏族人的生活，所以，茶叶自宋以来不但成为中原王朝与西北和西南地区的藏族之间的大宗经贸产品，而且也成为与藏族之间保持友好关系的物质手段。“茶马互市” 对维护了宋朝在西南地区的安全与稳定起到重要作用，是两宋王朝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的治边政策。其次，通过茶马贸易，还满足了封建王朝对战马的需要，又为朝廷提供一笔巨额的茶利收入解决军费之需。 在茶马互市的政策确立之后，宋朝于今晋、陕、甘、川等地广开马市,大量换取吐蕃、回纥、党项等族的优良马匹，用以保卫王朝边疆。到南宋时，茶马互市的机构，相对固定为四川五场、甘肃三场八个地方。四川五场主要用来与西南少数民族交易，甘肃三场均用来与西北少数民族交易。元朝不缺马匹，因而边茶主要以银两和土货交易。到了明代初年，茶马互市再度恢复，一直沿用到清代中期，才渐渐废止。 清代，尤其是乾隆以后，“茶马互市”作为一种重要制度逐渐从历史的地平线上淡出，取而代之出现了“边茶贸易”制度。由于交通和经济的发展以及汉藏交流的增加，进入茶马古道沿线的商品种类大幅增加。藏族对茶叶的需求有增无减，同时对其他产品如丝绸、布料、铁器以及生产生活资料等商品的需求也开始增加；而内地对藏区的皮革、黄金以及虫草、贝母等珍贵药材有更大需求。这样，汉藏之间的贸易范围更加广泛，“茶马古道”沿线的民间贸易则益加繁荣。直到清文宗，地方马场奉命裁撤，各地军队所需马匹统归自购，官府设置的茶马交易随之停废，延续400余年的茶马互市交易自此终止。 § 唐五代长沙的“茶马互市” 湖南是我国古代种茶最早的地区之一。南朝时，“武陵七县通出茶”，但唐以前，湖南地区的茶叶产量甚少，主要作为药用。到了唐代，湖南种茶开始兴盛。陆羽《茶经》载：“茶陵者，所谓陵谷生茶茗焉。”可见茶陵的得名与种茶有关。中唐以后，由于荆州一带人口大量南流，又受到长江下游一带种茶的影响，湖南茶叶生产有较大的发展，长沙一带也盛产茶叶，裴休任湖南观察使时在长沙立《税茶十二法》就说明当地茶叶生产和贸易发展的程度。值得注意的是，唐代湖南茶的用途已从药用转向饮用，民间“到处煮饮”，“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换钱取饮”，以致“风俗贵茶”，这是刺激茶叶生产的重要因素。随着茶叶产量的提高，适应社会的需要，湖南在当时已出现不少名条，“湖南有‘衡山’，岳州有‘邕湖之含膏”，衡山茶?唐末诗僧齐己曾写《邕湖茶》诗赞美邕湖茶的高贵、清香，诗云： “邕湖为上贡，何以惠寻常？还是诗心苦，堪消蜡面香。碾声通一室，烹色带残阳。若有新春者，西来信勿忘。” 唐代湖南茶叶生产这一发展趋势，到五代时达到鼎盛。茶叶成为南北贸易的重要商品，形成了以长沙为中心的湖南经济区。马殷在占据湖南后，采取了听民摘山、“听民售茶北客”的宽松政策，大力鼓励农民种茶，让农民自采自制，卖给北方客商，官府坐收茶税。马殷每年向后梁王朝贡茶25万斤，此外还有大量的茶叶贸易，这说明当时的茶叶产量相当大。 茶叶生产的发展，促进了当时茶叶贸易的发达。唐代已出现“茶马互市”这种贸易方式，即用茶叶去换回北方的战马，以及纺织品等。《税茶十二法》就鼓励茶农种茶，茶商贩运，政府实行用茶叶与西北少数民族交易换马的办法。五代马楚时，则在全国许多地方设立了商业货栈——回图务，承担起“茶马互市”的中转作用。史载：马殷采纳大臣高郁的建议，在京城（开封）至襄、唐、郢、复等州设置“邸务售茶，利几十倍”。《十国春秋·楚世家》也记载：908年（梁开平二年），马殷奏请梁朝在汴、荆、襄、唐、郢、复州，设置“回图务”，目的在于“运茶河之南北，以易缯纡、战马”。由此可见，“邸务”即“回图务”，它既是茶叶北销的转运站，又是茶叶的直接销售点。茶、缯纡（纺织品之类）交易对象主要是中原地区，茶、马交易主要对象是北方少数民族。交易方式是易货、贸易并举，而以后者为主，即卖出茶叶后，再就地买回缯纡、战马。马楚在茶马交易上获利甚丰，“于中原卖茶之利，岁百万计”。可见制茶业、贩茶业的发达是马楚经济的重要特点。 茶马互市，以茶易马的贸易，推动了湖南特别是潭州、衡州等商业城市的商品流通和商业的发展，使长沙茶得以从“丝绸之路”输往世界各地。此外，长沙、衡州一带的茶叶还通过灵渠运往岭南，直至越南等东南亚地区，即“虽远至交趾之人，亦常食之”。 § 茶马互市简史 茶马互市是以官茶换取青海﹑甘肃﹑四川﹑西藏等地少数民族马匹的政策和贸易制度。 其雏形大约起源于公元5世纪，南北朝时期，唐代时逐渐形成了规则。隋唐时期，互市有专门的政府机构，如隋代设有“交市监”机构管理包括民族间贸易之事宜。唐代初期沿用隋代的“交市监”互市管理机构，唐太宗贞观六年（632年）将交市监改名为“互市监”。武则天垂拱元年（685年），曾经一度改称为“通市监”，但是不久又恢复为“互市监”。机构的多次调整，表明最高决策者对民族互市的重视以及对理顺互市管理渠道的积极态度。 有唐一代，“荼”去一划，始有“茶”字；陆羽撰写经典著作《茶经》而标志着出现了茶学；茶始征收税，意味着有了比较系统的茶政；茶叶开始销边，开始了茶马互市。 茶马互市完善于宋朝.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年），在秦州（今甘肃天水）与成都（今四川成都市）分别置专署，主管卖茶与买马。嗣后以买茶本为换马，以合并为宜，乃于元丰四年（1081年），改称都大提举茶马司，设置于成都,以专切提举陕西买马监牧、兼同提举成都府利州秦凤熙河等路等场公事。太平兴国八年，正式禁止以铜钱买马，改用布帛、茶叶、药材等来进行物物交换，为了使边贸有序进行，还专门设立了茶马司，茶马司的职责是：“掌榷茶之利,以佐邦用；凡市马于四夷，率以茶易之。”这就是茶马互市的源起。而且，茶马互市也是制约西北少数民族的一种重要方式。在茶马互市的政策确立之后，宋朝于今晋、陕、甘、川等地广开马市,大量换取吐蕃、回纥、党项等族的优良马匹，用以保卫王朝边疆。 南宋时陕西诸路大都被金兵占领，又改称都大主管成都府利州等路茶事、兼提举四川等路买马监牧公事。南宋时，茶马互市的机构，相对固定为四川五场、甘肃三场八个地方。四川五场主要用来与西南少数民族交易，甘肃三场均用来与西北少数民族交易。 元朝不缺马匹，因而边茶主要以银两和土货交易。茶马互市中止。 明洪武四年(1371)﹐户部确定以陕西﹑四川茶叶易番马﹐于是在各产茶地设置茶课司﹐定有课额。又特设茶马司于秦州(今甘肃天水)﹑洮州(今甘肃临潭)﹑河州(今甘肃临夏)﹑雅州(今四川雅安)等地﹐专门管理茶马贸易事宜。茶马司初设令﹑丞。十五年改设大使一人﹐副使一人。三十年又改设秦州茶马司于西宁(今青海西宁)。茶马互市再度恢复。 明初还曾设金牌信符﹐作为征发上述少数民族地区马匹的凭证。明朝的茶马政策有着明显的政治目的。由于茶是边疆少数民族生活的必需品﹐因此明统治者严格控制茶叶的生产和运销﹐并严禁私贩。以茶易马﹐在满足国家军事需求的同时﹐也以此作为加强控制少数民族的重要手段和巩固边防﹑安定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策略。后来随着内地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交流的发展﹐民间往往突破明朝政府的禁令进行贸易。永乐时﹐明政府一度稍弛禁令﹐听凭商人与少数民族市马。但为时不久﹐又严加申禁﹐并恢复已废的洮州茶马司﹐设立甘肃茶马司于甘州(今甘肃张掖)。成化时﹐民间茶马贸易日趋频繁﹐巡茶御史屡出﹐茶多私运出境﹐而马至日少。于是弘治时被迫开放商营贸易﹐召商中茶。弘治三年(1490)出榜招商﹐给引于产茶地方收买茶斤﹐运赴指定茶马司﹐六分商卖﹐四分入官。此法一行﹐私茶出境一发不可遏止﹐好马尽入民间商人之手﹐而茶马司所得却只是中下等马匹﹔明朝官员将吏为了牟取私利﹐有的故意压低马价﹐以次茶充好茶﹐有的用私马替代番马﹐换取上等茶叶﹐致官营茶马贸易更加衰落。正德时宠信西藏番僧﹐特许西藏﹑青海喇嘛及其随从和商人例外携带私茶﹐明朝茶马贸易制度崩坏日甚。此后明廷虽时下禁私茶之令﹐又曾欲复金牌信符之制﹐但民间茶马贸易愈益兴盛﹐雅安﹑打箭炉(今四川康定)等地成为汉族和少数民族人民互市贸易的繁华场所。这种贸易往来﹐不仅促进了内地与青海﹑甘肃﹑四川﹑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的交流﹐对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也起了积极作用。 清初又曾于陕、甘二省置御史专管其事，通称茶马御史。康熙四年（1665）在云南西部增设北胜州马市，至康熙四十四年（1705）才予废止。乾隆以后，“茶马互市”作为一种重要制度逐渐从历史的地平线上淡出，取而代之出现了“边茶贸易”制度。由于交通和经济的发展以及汉藏交流的增加，进入茶马古道沿线的商品种类大幅增加。藏族对茶叶的需求有增无减，同时对其他产品如丝绸、布料、铁器以及生产生活资料等商品的需求也开始增加；而内地对藏区的皮革、黄金以及虫草、贝母等珍贵药材有更大需求。这样，汉藏之间的贸易范围更加广泛，“茶马古道”沿线的民间贸易则益加繁荣。直到清文宗，地方马场奉命裁撤，各地军队所需马匹统归自购，官府设置的茶马交易随之停废，延续400余年的茶马互市交易自此终止。 § 洞市茶马互市与万里茶路 自湖南长沙府安化牛田保上中下三区,脚挑马驮集中于牛田驿今洞市 ，用竹排木排顺麻溪于麻溪口入资水,然后用船顺资水，经益阳，经湘阴，一百二十里入洞庭湖；一百三十里，经岳阳府巴陵入长江，经临湘，湖北武昌府嘉鱼，江夏，四百二十五里达汉阳府汉阳县汉口镇。计一千一百里许。或自湖南长沙府安化牛田上中下三区,脚挑马驮集中于牛田驿今洞市 ，用竹排木排顺麻溪于麻溪口入资水,然后用船顺资水，经益阳，经湘阴，一百二十里入洞庭湖；过洞庭四百二十五里集中于长沙靖港入湘江.另有陆路2线经新化至宝庆 经梅城,宁乡至长沙 万里茶路地图 麻溪洞市茶集中到汉口后，再由汉口水运到襄樊及河南唐河、社旗；而后上岸以骡马驮运北上，经洛阳过黄河，过晋城、长治、太原、大同至张家口，或从玉右的杀虎口入内蒙古的归化，再用驼队在荒原沙漠中跋涉1000多公里至中俄边境口岸恰克图, 然后由恰克图销往欧洲和远东地区。并走西口经包头、哈萨克斯坦供应当地的牧民。 然后从俄国输入的货物主要是皮毛、哈喇、呢子、毛毯、哔叽、钟表、金沙、皮毛、五金、 唐宋时期茶马互市安化古道玻璃器具等。 由洞市茶农和晋商家族共同开辟.由来 晋商是明清商帮中重要一支,其中的茶商以明茶马互市为发端,至清代日渐兴盛,成为国内主要茶叶商帮之一.湖南是著名茶叶产区,晋商在湖南安化采茶、制茶,并将加工后的茶叶运销到西北茶市,实现了一体化的经营方式,促进了国内及国际茶叶贸易的发展.随着茶叶贸易的兴盛,安化当地形成了以茶叶生产、加工及包装一体化的地区生产格局,极大地促进了湖南及安化当地经济的发展,晋帮茶商也因此获利,二者在茶叶贸易中形成了良性的互动机制. 山西茶商来安化收购黑茶，首选乔口设庄，时安化黑茶以高马二溪及六洞茶最好，即田庄乡的高家溪、马家溪及思贤溪之火烧洞、竹林溪之条鱼洞、大酉溪之漂水洞、檀香洞、黄沙溪之深水洞、竹坪溪之仙缸洞。其次是资江北岸的香炉山、黄茅冲、白岩山、黄标界、任家坪、云皮溪、湖南坡等处，质量也很有名，产量比较集中，都距乔口较近。同时，乔口地处资江江边，茶叶输出极为方便，说明晋商已具商业营销的战略眼光。步晋商之后，是陕、甘等省茶商，再后是鄂及省内商贩。 茶庄经营黑茶，开始比较简单。明朝规定茶商先向朝庭纳税，领取“引票”，凭引票来安化采购，按规定重量压成包，再运往西北销售，所以称为“引茶”，又称官茶。按制每引正茶100斤（当时1斤合596.82克，即56.68公斤）可带损耗10斤，称为“附茶”或副茶，共计110斤（65.65公斤）。运至陕西茶马司。清顺治年间（1644-1661）附茶增至14斤，雍正七年（1729）更增加到28斤，连同正茶共128斤（合76.39 公斤）。以后茶商借口茶农交售的茶叶水分，灰分过多，任意增加附茶，最后竟每引高达90公斤。左宗棠早年曾在安化小淹陶澍家中作家庭教师多年，对茶区生产、生活及茶市情况洞悉一切。同治末年（1773）出任陕甘总督以后，改以票代引，每票40引，正附茶为3205.5公斤，比雍正年间的引票，茶农少交茶10%左右。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茶农利益。 洞市-安化-恰克图万里茶路地图 引茶分“陕引”、“甘引”，“陕引”色黑，叶质较嫩；“甘引”色黄，叶质较粗。清顺治时，茶商将“甘引”运至陕西泾阳委托当地茶坊加工成茯砖，数量占引茶的四分之三以上。茯砖运输、边民收藏、饮用更加方便。过去那种每包90公斤重的引茶遂成历史。乾隆时（18世纪）晋、陕茶商在安化采办“陕引”，就地加工成散茶成品，分“芽尖、白毛尖、天尖、贡尖、乡尖（即生尖）、捆尖”几种。芽尖、白毛尖为高档礼品茶。天尖以下各茶为商品茶，清末以后，只产天、贡、生尖三种。 道光元年（1821）以前，陕商托人下乡采办“陕引”，踩捆成包，叫“澧河茶”，后改称“百两茶”，踩成小圆柱形。同治年间（1862）晋商的《三和公》茶行在“百两茶”的基础上选用较佳原料，增加重量，用棕片与篾篓捆压而成花卷茶，每支净重1000两（含37.27公斤），又称“千两茶”，以边江为主要产地，在边区用骆驼运输极为方便，与砖茶一样，愈陈质量愈好，产品问世以后，深受销区欢迎。 洞市老街座子坳碑刻文字内容可以充分反映这段茶叶贸易的历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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