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吴子》 |
| 释义 | § 简介 《吴子》 《吴子》，中国古代著名兵书，《武经七书》之一。相传战国初期吴起所着，战国末年即已流传。《汉书.艺文志》称“吴起四十八篇”，《隋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均载为一卷。今有《续古逸丛书》影宋本及明、清刊本，存图国、料敌、治兵、论将、应变、励士六篇，分上下两卷。《吴子》是中国古代文化中的一份珍贵的遗产，该书所论及的一些军事理论和方法，对战国以后的历代军事家均有较深的影响，至今仍有较高的科学价值。 § 概述 《吴子》是中国古代著名兵书之一。 吴起题名作者吴起为战国时卫国左氏（今山东定陶西）人，曾师事左丘明的弟子曾申。他初为鲁将，后为魏将，因率兵击秦并参加攻取中山之战，被荐为西河郡守。魏武侯时，吴起甚有声名，后受大臣王错排挤，去魏入楚。楚悼王任吴起为令尹进行变法，楚因而强盛一时。悼王既死（前381），宗室大臣作乱，吴起被攻杀于治丧之所。吴起不仅是先秦时代著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他的兵书在战国和西汉时十分流行。《韩非子·五蠹》说：“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也称“吴起《兵法》，世多有”，其影响几乎和《孙子兵法》相等。《汉书·艺文志》兵权谋类著录《吴起》四十八篇（杂家类也有《吴子》一篇，未注撰人名氏），而《隋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所录则仅一卷。宋《郡斋读书志》著录“唐陆希声类次”《吴子》三卷六篇，篇目已同今本。可见今本《吴子》乃是后人整理过的一种删节本。 现存宋版《武经七书》本、影宋本《孙吴司马法》本《吴子》凡上下两卷，包括《图国》、《料敌》、《治兵》、《论将》、《应变》、《励士》六篇。全书多采用魏文侯、武侯与吴起问对的形式，共三十三章。章与章不相联属，与《六韬》相似，其中部分语句并与《六韬》相重。该书不象《孙子》十三篇条理分明、言简意深。清姚际恒《古今伪书考》、郭沫若《述吴起》都断定其为伪作。但明胡应麟《四部正伪》则认为该书虽“未必起自著，要亦战国人掇其议论成篇，非后世伪作也”。《吴子》一书旧有魏贾诩注和孙 注，均早佚。现存注本有金施子美《武经七书讲义》和明刘寅《武经七书直解》等。 该书战国时代即已流传，《汉书·艺文志》著录“吴起四十八篇”,后多佚失。《隋书·经籍志》等公私书目有一卷、二卷(上、下卷)、三卷等不同记载。今有《续古逸丛书》影宋《武经七书》本及明、清刊本等传世，仅存《图国》、《料敌》、《治兵》、《论将》、《应变》、《励士》6篇，近5000字。 § 成书疑问 《吴子》是中国古代一部有名的军事著作。 魏武帝吴子二卷司马法三卷《吴子》继承和发展了《孙子兵法》的有关思想，在历史上曾与《孙子》齐名，并称为“孙吴兵法”，因而为历代兵家所重视。现有日、英、法、俄等译本流传。但对它的成书年代和作者，历来就存在种种不同的说法。 一种观点认为，《吴子》是战国初名将吴起所著。司马迁《史记·孙子、吴起列传》指出，西汉前期，吴起所作兵法所在多有，颇为流行。班固《汉书·艺文志》著录有《吴起》兵书48篇，其中多为后人附益之作。其本人所撰即《隋书·经籍志》所著录的《吴起兵法》一卷，也就是今天传世的《吴子》。 另一种观点对今本《吴子》即《吴起兵法》表示怀疑，认为《吴子》书中的许多内容不像出自战国初年人之手，可以断言这是一部伪书。有人根据今本《吴子》的笔调风格，指出此书是西汉中叶人托名吴起而写成。又有人根据今存《吴子》提及汉代流行于西域和塞北的“笳”，和西汉后期才出现的真正的“马鞍”，认为今本《吴子》可能成书于西汉后期。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今本《吴子》的基本思想应出自吴起。此书是由吴起后学记录、整理和增补成书，又经过汉人的修订删补，才以今天的面貌流传于世。这种说法应与事实相去不远。[1] § 主要内容 《吴子》是中国古代颇有影响的一部兵书。 《吴子》全书分为《图国》、《料敌》、《治兵》、《论将》、《应变》和《励士》等6篇。 《图国》篇主要论述了战争观问题。它认为，战争起因于“争名”、“争利”、“积恶”、“内乱”和“因饥”。因此，战争可以分作禁暴救乱的“义兵”，恃众凌弱的“强兵”，因怒兴师的“刚兵”，弃礼贪利的“暴兵”和国乱人疲，举事动众的“逆兵”。按照战争性质的不同，它认为可以用礼驾御“义兵”，以谦逊驾御“强兵”，以言辞驾御“刚兵”，以谋诈驾御“暴兵”，以权力、权变驾御“逆兵”。以上说法仅就事论事，对现象作了一些分析，而未能透过现象，抓住战争的本质来论述问题，所论不免流于浅显。 该篇既反对恃众好战，也反对只重修德，而废弛武备。它认为只有内修文德，外治武备，才能使国家强盛。 该篇指出，要取得战争的胜利，必须修举“道”、“义”、“礼”、“仁”，用礼教育人民，用义激励人民，使人民有耻辱之心，并要亲和百姓，加强战备，选拔练卒锐士。 值得一提的是，《图国》篇发展了孙武“兵贵胜，不贵久”的思想，提出了取得胜利容易，保持胜利困难，多胜亡国，少胜方可得天下的观点。这一观点对以追求战胜为目的的种种军事理论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实属难能可贵。 《料敌》篇主要讲如何判断敌情，因敌制胜的问题。该篇先从齐、秦、楚、燕、三晋诸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地理和人民的心理、性格的不同所造成的作战特点出发，提出了与之一一相应的击破敌军的不同原则。接着，又提出在8种敌军处于困境的情况下，要抓住战机，迅速发起攻击；在另外6种情况下，则要避免与敌作战。 最后，在上述基础上，它提出了通过观察敌军的外在表现以了解其内情，审察敌军的虚实以攻击其要害的原则。这种从现象到本质，全面察明敌情而乘敌之隙的作战方法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正确的。 《治兵》篇主要论述如何治军。指出战争的胜负不是取决于军队人数的多少，而是取决于军队治理与否，即是否法令严明，赏罚必信，打不散，拖不垮。治理产生于进退有节度，饮食适时适当，人马体力充沛，足以保持旺盛的战斗力，胜任并完成其任务。此外，临阵还必须避免犹豫不决，优柔寡断。平时必须重视军事训练，包括战阵的排练、演习，矛戟弓弩等兵器和旌旗金鼓的配备使用，军伍的编制和按号令统一行动，以及战马的驯养，装备的保养和骑兵的训练。 《论将》篇主要论述将帅的重要和对将帅素质的要求。 该篇指出，将帅是全军的统帅，必须刚柔兼备。勇敢并非决定某人能否担任将帅的唯一标准，而只是将帅所应具备的品质之一。将帅必须注重和做到：治理大军就像治理小部队；出门处处严加戒备，如临大敌；临阵破敌，不怀生还之念；初战告捷，仍慎终若始，小心如初；法令简约而不烦琐。 该篇认为，将帅必须依靠金鼓旗帜和禁令刑罚来治军和指挥作战。良将应具备“威”、“德”、“仁”、“勇”四项条件，足以统率部下，安抚大众。良将还应把握战争的四个关键：即懂得使全军保持高昂的士气；懂得利用地形，据守险要；懂得使用间谍和计谋，以分散敌人的力量，制造、加剧其内部矛盾；懂得充实部队的装备，加强其战斗力。这是指挥作战的关键，是不可违背的科学规律。 该篇又指出，用兵作战的要点是必须先预测敌方的统帅，通过试探性的军事行动观察其才能，根据具体情况，因事制宜，采取相应的行动。只要做到这些，即可轻而易举地战胜敌人。 《应变》篇阐述了在不同情况下的应变之术和作战方法。该篇首先指出，在突然与敌遭遇的情况下，若我军车坚马壮，兵强将勇，全军只要听从号令，统一行动，诛杀不服从命令者，就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若敌众我寡，则应避开开阔地，抢占险阻，迎击敌军。 接着，又分别论述了在各种具体情况下的不同作战方法。例如敌军勇武善战，人数众多，又据守险要，粮草充足，就应派遣间谍了解敌情，诱敌出战，分兵合围，加以歼灭。又如敌军逼近，我军无路可走；或敌众我寡，猝然遇敌于山谷险阻之间；或遇敌于两山夹峙，进退两难的狭窄地带；或遇敌于大泽之滨，车骑不可用，舟船又没有；或阴雨连绵，车马陷入泥水中，四面为敌军所包围；或强寇突至，掠取我田野和牛羊，则应采取相应的作战方法，以战胜敌人。 最后，该篇对攻破敌国城邑后的行动准则，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它主张在攻占敌国城邑后，应入居其宫室，任用其官吏，没收其器物。军队所至之处，不得砍伐树木、侵入房屋、强取粮食、滥杀牲畜、烧毁其积聚，以示无残民之心，并应招降、安抚其人民。 《励士》篇主要讲述如何激励士气。该篇认为，国君必须做到：发号施令而人人乐闻，兴师动众而人人乐战，交兵接刃而人人乐死。这就是孙武所说的使人民与国君同心同意。而要实现上述目标，就应尊崇有功，论功行赏，优待战死者的家属，激励无功者立功受奖。[2] § 军事思想 《吴子》是在封建制度确立后， 《吴子》战争和军事思想有了显着发展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这时，军队成分的改变，铁兵器和弩的广泛使用以及骑兵的出现，引起了作战方式的明显变化。它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的战争理论、军队建设和作战指导方面的观点。 《吴子》主张“内修文德，外治武备”，把政治和军事紧密结合起来，所谓“文德”，就是“道、义、礼、仁”，并以此治理军队和民众。认为“民安其田宅，亲其有司”，“百姓皆是吾君而非邻国，则战已胜矣”，强调军队、国家要和睦。所谓“武备”，就是“安国家之道，先戒为宝”，必须“简募良材，以备不虞”。它把战争区分为义兵、强兵、刚兵、暴兵、逆兵等不同性质，主张对战争要采取慎重的态度，反对穷兵黩武。 它主张兵不在多，“以治为胜”。治，就是建设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居则有礼，动则有威，进不可当，退不可追，前却有节，左右应麾，虽绝成陈，虽散成行，……投之所往，天下莫当。”要求选募良材、重用勇士和志在杀敌立功的人，作为军队的骨干，并“加其爵列”、“厚其父母妻子”；对士卒的使用要因人而异，使“短者持矛戟，长者持弓弩，强者持旌旗，勇者持金鼓，弱者给厮养，智者为谋主”，以发挥各自的特长；按照同乡同里编组，同什同伍互相联保，以对部众严加控制；采取“一人学战，教成十人；十人学战，教成百人……万人学战，教成三军”的教战方法，严格训练；明法审令，使“进有重赏，退有重刑，行之以信”，做到令行禁止，严不可犯；将领必须与士卒同甘苦，共安危，奖励有功者，勉励无功者，抚恤和慰问牺牲将士的家属，以恩结士心，使其“乐战”、“乐死”；要“任贤使能”，选拔文武兼备、刚柔并用、能“率下安众、怖敌决疑”的人为将。 它强调料敌用兵，因情击敌。针对齐、秦、楚、燕、韩、赵六国的政治、地理、民情、军队、阵势等不同特点，提出了不同的作战方针和战法。例如：对齐作战，“必三分之，猎其左右，胁而从之”；对秦作战，先示之以利，待其士卒失去控制时，再“乘乖猎散，设伏投机”；与楚作战，则“袭乱其屯，先夺其气，轻进速退，疲而劳之，勿与争战”；同燕作战，则“触而迫之，陵而远之，驰而后之”和“谨我车骑必避之路”；与韩、赵作战时，则“阻阵而压之，众来则拒之，去则追之，以倦其师”。 它还强调“审敌虚实而趋其危”。指出有八种情况，不需再卜问吉凶，即可向敌进击，在十三种情况下要“急击勿疑”，旨在乘隙蹈瑕，不失战机；又列举了不需占卜即可决定不与敌作战的六种情况，要“避之勿疑”。并进一步指出“用兵之害，犹豫最大；三军之灾，生于狐疑”。它还注重“应变”，提出击强、击众、谷战、水战、围城等具体战法。它最早对养马和骑战做了专门的论述。 《吴子》颇受历代军事家、政治家的重视。约成书于战国的《尉缭子》已多处引述其用兵、治军的言论。唐初，魏徵将《吴子》的一些内容收入《群书治要》。宋代则正式将其列入《武经七书》。其后研究、注释该书者众多。《吴子》于唐代传入日本，后又传入欧洲。现有日、英、法、俄等多种译本流传，在世界军事思想史上占有一定地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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