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翟俊杰 |
| 释义 | § 人物简介 翟俊杰 翟俊杰：1941年9月生，河南开封人，八一电影制片厂文学部主任。 [1] 1959年从开封考入西藏文工团当演员；1963年从西藏军区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表演系；毕业后入《解放军报》社当编辑，1976年调到八一电影制片厂任文学部编剧；1982年进北京电影学院编导进修班学习。开始了电影艺术之路的艰难跋涉。 1986年翟俊杰执导了影片《血战台儿庄》，这是国内第一部首次表现国民党军队正面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影片，影片采用纪实风格，强调在纪实的风格中塑造出血肉兼备的人物，逼真而充分地表现出战争的惨烈，残酷和抗战军士不愿做亡国奴，誓与入侵者血战到底的气概，是一次战争影片艺术上的突破，翟俊杰在影片中还扮演了壮烈殉国的川军战将王铭章。 《血战台儿庄》成为翟俊杰成功的起点，1988年，他编、导并出演了反映四川省攀枝花钢铁基地建设的影片《共和国不会忘记》。 1989年，中国电影史上有史以来最大的摄制组—— 《大决战》摄制组，在八一电影制片厂成立，翟俊杰奉命担任第五摄制组——国民党统帅部的导演，他认为，真实地表现出决战之际国民党统帅部的情景特别是蒋介石的形象是他这个摄制组的主要任务，为此，他负出了艰辛的工作。影片公映后，国民党统帅部特别是蒋介石的形象刻划得到了专家和观众的好评，这部影片的成功再次证明了翟俊杰卓越的艺术功力；后又拍摄了《金沙水拍》、《长征》等电影和电视连续剧《赵丹》等。 翟俊杰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军衔，他是中国电影基金会副会长、中国电影家协会理事、中国夏衍电影文学学会理事、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影导演协会会员、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2005年12月，获国家人事部和广电总局授予的“国家突出贡献电影艺术家”荣誉称号。 翟俊杰创作拍摄或创作发表的电影剧本有《望海寺之梦》（合作）、《风雨人杰》等。与人联合编导了电视剧《深深的爱》；创作上演的话剧剧本有《台湾儿女》等，发表散文、报告文学、理论文章数十篇，出版了散文集《艺术的翅膀在古城起飞》。 § 代表作品 《血战台儿庄》 《共和国不会忘记》 《大决战·辽沈战役》（上、下） 《大决战·平津战役》（上、下） 《大决战·淮海战役》（上、下） 《长征》 《金沙水拍》 § 获奖情况 《血战台儿庄》，获1987年第10届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第七届金鸡奖最佳故事片提名和广播电影电视部优秀影片奖；他因在影片中兼饰王铭章一角获金鸡奖最佳男配角提名。 1988年与田军利合作编剧，他独立执导并主演的故事片《共和国不会忘记》获第十二届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第九届金鸡奖最佳故事片提名、最佳编剧提名、广电部优秀影片奖、第一届中国电影节纪念奖、冶金部“钢花奖”。 他执导的故事片《惊涛骇浪》获“华表奖”优秀导演奖、优秀影片一等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第二十二届“金鸡奖”最佳故事片奖、最佳导演提名，第一届解放军文艺大奖； 故事片《共和国不会忘记》获第九届“金鸡奖”最佳故事片提名、最佳编剧提名，第十二届“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冶金部“钢花奖”，第一届中国电影节优秀影片纪念奖； 故事片《长征》（上、下集）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华表奖”优秀影片奖，第二十届“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故事片《大决战》（三部六集）获第十二届“金鸡奖”最佳故事片奖、最佳导演奖，第十五届“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解放军总政治部艺术贡献奖；故事片《血战台儿庄》获第七届“金鸡奖”最佳故事片提名，第十届“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故事片《金沙水拍》获第三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国产优秀新片纪念奖； 故事片《挺立潮头》获1997年度“华表奖”评委会特别奖； 故事片《我的法兰西岁月》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第十一届“华表奖”优秀影片奖； 故事片《我的长征》获第十二届“华表奖”优秀影片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第二十六届“金鸡奖”评委会特别奖、最佳故事片提名、最佳导演提名； 电视连续剧《七战七捷》获第十四届“飞天奖”二等奖，第八届解放军“金星奖”二等奖，南京军区优秀电视作品奖； 电视连续剧《西藏风云》获国家民委、广电总局、文化部、中国文联第八届“骏马奖”最佳导演奖和电视剧特别奖，中央电视台首届“观众奖”优秀导演奖，第十九届“飞天奖”特别奖。 另外，他执导的故事片《飞越飞越》，数字电影《心灵的天空》，电视连续剧《冰糖葫芦》、《赵丹》、《咱老百姓·电梯上的故事》、《眉开眼笑》等都获得一致好评。 翟俊杰深知自己肩负的重任和使命。他说，我是个军人，是军旅导演，接触的战争题材、重大的革命历史题材较多，越是这样，越要拍得好看，要不断创新、开拓、超越、突破。 § 长剑如虹——铸造红色军魂 翟俊杰 看过翟俊杰导演过的电影，也在各种媒体刊物上读过有关翟导的文章。一直以为这位被圈内圈外人誉为“将军导演、主旋律导演、红色导演、硬汉导演”的翟俊杰一定也是人如其“名”，但直到真正与翟导交谈，才发现他电影之外的另一面——时尚“老”先生。 其实，翟俊杰对这个“老”字很不满意，他说，如果不是有人特意提到年龄，他常常忘记自己已经是66岁的“老”人了。翟导很幽默，他说自己有选择性失忆症，从来不记得自己的年龄。“不记得”不是刻意地“忘记”，或者避讳提到年龄，而是根本就没有“老”的感觉，最多也就算是个“老”年轻。翟导说自己最大的优点就是“高兴”，一句话，就是“老来不识愁滋味”，这也是翟导“不老”的秘诀之一。 [2] “时尚”是翟俊杰“不老”的另一个秘诀。翟导掰着手指地列举时下年轻人所喜爱的各种生活与娱乐的时尚品牌：登喜路、BOSS、资生堂、硬石、钱柜……其熟悉程度不亚于任何一个时尚青年。但是，翟导对时尚却另有自己的见地：时尚绝不是奢华。 时尚是艺术的色彩 《大决战》 在翟导眼中，时尚是一种社会现象，是对生活的美化，是社会文化的一部分，是社会精神的一种表现，所以时尚不仅仅属于“小”年轻，同样属于组成社会的“中”年轻和“老”年轻。 作为一名有50年军龄的导演，翟俊杰身上散发着军人所特有的气质——英雄主义。他说这是军人的时尚，并且把这种时尚尽显在他的电影作品中。很多观众都说，在看翟俊杰导演的电影时，内心总是能够随着电影剧情发展和人物命运变换而产生一种强烈的情感，这种情感不仅来自影片中宏大的战争气势、惨烈的战争画面，更来自于影片中所表现出来的英雄主义精神。从《我的长征》走到《血战台儿庄》、从《大决战》进入到《共和国不会忘记》，这种情感他是以自己的作品跟随着中国革命的进程，穿越了历史时空，展现了中华民族不朽的坚韧精神。观众在影片中重新走过、重新感受、重新读解这段红色历史的进程。 翟导说：他最喜欢的颜色就是红色，红色代表了激情。毫无疑问，这种激情在翟俊杰导演的内心已经化作一柄无形的艺术长剑，成为他创作的源泉和力量，任他在艺术创作的天地间当空挥舞，气势如虹。 但是，红色并不是翟俊杰导演唯一喜欢的颜色，他同样喜欢蓝色、绿色、粉色、紫色甚至是黑色。在翟导的眼中，生活本来就是五彩斑斓、丰富多姿的。 时尚是军人的灵魂 都说军人与时尚无关，翟俊杰却不这样认为。军人可能没有流行的服装，没有高档的用品，没有奢华的生活，这些表面上的生活时尚元素并不能涵盖时尚的全部。翟导认为，军人也是时尚的，军人的时尚跨越了其表象的华丽，是一种精神的内涵。 翟俊杰说，自从17岁考入西藏十八军文工团穿上军装那天起，经历了1959年西藏平叛中的找部队、送伤员、押俘虏、掩埋战友、开荒种地之后，在内心已经深深地种下了两个字——军魂。 当翟导拍摄《惊涛骇浪》时，他把“军魂”这两字表现在一场没有硝烟的抗洪抢险战场上，呈现在浮雕般的群体英雄形象中。影片中的林伟群在奋战了几天几夜之后，最终倒在泥水里，一只蚕豆大的青蛙蹦上他的胳膊，他睁开眼睛，淡淡一笑，一缕鲜血从嘴角流下……。 翟导说，这是生命的一笑，表现了一个军人对生命和美好生活的渴望，而片中另一位牺牲的英雄魏老兵每次途径家门都因时间紧而没有探望瞎眼的奶奶，他会给奶奶按三声喇叭，告诉奶奶自己一切都好。当战士们把他的遗体运回村子，都不知不觉地都按起三声喇叭，一辆、两辆、三辆……喇叭声连成了一片。 翟导说，在他影片中就是要把军人最生动最动人的东西表现出来。 时尚是生活的阳光 翟俊杰特别喜欢“阳光”这个词，对于一个导演来说，“阳光”就是时尚。翟俊杰成为自己“艺术时尚观”的实践者，他不断地在艺术创作过程中发掘新的视角，引起观众对历史、对事件的重新思考。 从1994年起，翟俊杰三拍长征—— 《金沙水拍》 、 《长征》 、《我的长征》，三拍三新，从伟人的命运到恢宏的事件，再到一个普通战士的经历，翟俊杰赋予长征全新的视角。每当谈到长征这个题材时，翟俊杰总是激动地说：“长征是一段很神秘的历史，我每一次接近它都会有一种别样的感受，或是激动，或是震撼，每一份感受都是迥异的。但唯一没变的是长征中红军的那份坚定不移的信念，每次都让我感动。如果没有信仰，二万五千里长征是不可能走下来的，而我们现在的社会需要的正是那么一份信仰。” 在翟俊杰的电影作品中总是能够看到“阳光”的态度，一种积极的、向上的、充满青春的心态。当他把《我的法兰西岁月》定位青春偶像片时，很多人不理解，甚至担心。但是翟导却说：伟人也曾经年轻，他们不仅是国家的领导人，也应该是现代年轻人的偶像。因为从伟人身上，我们更能够感受到“阳光”的精神，成为现代年轻人的青春偶像。他在影片中设计了很多符合现代年轻人的审美情趣细节：当饥肠辘辘的邓小平游走在巴黎，街道上两旁的面包房飘出诱人的烤面包香气，邓小平手里握着周恩来给他的十个法郎，却舍不得去买一块面包，于是他决定到新婚不久的蔡畅大姐家蹭饭，正撞见新婚夫妻热烈相吻的情景。观众看到这里都会心地笑了，就连“老同志”看后也都认为这个情节非常真实。 翟俊杰不仅在艺术上始终保持着年轻的创作心态，而他对年轻人的创作热情也始终给予积极的鼓励，他常说要理解年轻人的另类，要给予他们一个宽容的创作空间，因为他们对时尚最敏感，汲取最快。虽然有时候难免会产生一种偏激，但是艺术创作原本就是在失败中采集果实，获得经验的。对于来求教的年轻人，翟导总是给予热情的帮助和指导，他说艺术创作是一条艰苦的道路，要耐得住寂寞，要通过不懈的努力和不断地追求。 时尚是家庭的和谐 在翟俊杰的家里有两条充满情绪的语录——丈夫语录：旅馆到处是我的家，我的家是我的招待所；妻子语录：我是自带工资的保姆。这两条语录把翟导家庭生活中夫妻间的幽默诙谐描绘得淋漓尽致。 翟导对子女可谓是“以情为宽，以教为严”，子女都子承父业先后走上了艺术创作的道路。翟导告诫子女们：世界上只有艺术是靠自己的努力才能获得成功的。值得欣慰的是，孩子们都学有所成，在艺术领域闯出了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 在翟导的家中有一段感人至深的往事：翟导的妻子也是一位军人，当年，女儿出生还不到三个月，为了工作，妻子不得不给孩子断奶，一面是乳房肿胀难耐的妻子，一面是嗷嗷待哺的孩子，作为丈夫和父亲，心情真是难以言表。一年半后，儿子出生不到两个月，夫妻俩再一次经历了同样痛苦。一天，在妻子服过药之后，用吸奶器把妻子最后的乳汁用三个小瓶封装起来留作纪念。二十多年后，原本洁白的乳汁变成了血一般的红色！ 当女儿结婚时，翟导对女儿说有一份礼物做儿女的一定要收下，他拿出那个密封的小瓶，并且告诉女儿瓶子里装的是她母亲二十八年前的奶水时，女儿跪下了。原来，我们就是喝着母亲的鲜血长大的，我们每一天的变化，都是父母的心血。 翟导说他虽然“家”总是成为他的“招待所”，但是他还是努力在“招待所”营造出和谐、平等的气氛，决不搞家庭“一言堂”。 时尚是传统的美德 翟俊杰在艺术界是出了名的孝子，曾经当选过演艺界“十大孝子”。他说：我这个年龄回家还能叫声妈，真是莫大的幸福。由于工作原因，当父亲去世时，翟导没有能够陪伴在父亲身边，内心深感遗憾。因而，他现在时常带着母亲一起拍片，母亲成为他作品的第一个鉴赏者。他说，母亲的爱是伟大的，究竟有多伟大，我们常常说不清。如果我们把这种爱量化，在我们的一生中，母亲为我们切过多少次菜、做过多少顿饭、和过多少次面、洗过多少次衣服……我们是否真的能够量化母亲的爱呢？ 在翟导的家中有一个房间取名“亲情居”，这是属于母亲和他的房间，里面放有浸透了家庭浓浓氛围的物件和家具，是他与母亲对父亲与丈夫的回忆。 言传身教，翟导很欣慰自己的儿子也能做到“孝”为先。儿子在病床前照顾奶奶时曾这样说：食物是一种物质，吃到肚子里经过吸收消化，转化成为另一种物质，即排出的粪便，我们小的时候父母为我们擦洗过，现在父母老了，我们怎么就做不到呢…… 翟导说：亲情是发自内心的，当所有人都永远记得父母的养育之恩，永远在心里保存一份真诚的爱，该是多么美好的事情。对于影视创作者来说，一个虚伪的人、一个不孝的人，怎么能够在银幕上创作出感人至深的人物和作品呢？根本不可能！一个连自己应做的角色都做不好，是不会创作出充满感情的艺术作品的。 百善孝为先，这是传统，是礼仪，更是时尚，源自亘古，流向未来。 § 著名导演翟俊杰候选“演艺界十大孝子” 入选理由：他是大导演，是演艺界公认的大孝子，更是一位六十余岁的老人。他把尽孝和幸福联系在了一起，他的孝道事迹震撼人心。他用他的行为和率真的人生态度诠释了孝道文化的魅力！ 人物故事： “我今年63岁，我的老母亲86岁，我这样的年纪，回到家，还能喊一声妈，这是多么幸福的事啊。”大导演翟俊杰动情地说。 在电影界，大导演翟俊杰的孝顺是出了名的。他工作很忙，但只要有可能，总要回家陪陪母亲，陪母亲说话，给母亲洗脚，剪剪手指甲、脚趾甲。他不但自己这样做，还把这项工作交代给弟弟妹妹，传承给孩子。当有人以赞叹的口吻说起这些事时，翟俊杰却很不以为然。他说，“我做的一切确实算不了什么。当老鸟老得在窝里不能出来找食时，小鸟还知道叼个小虫子反过来喂老鸟，何况我们人呢？” 在拍摄《大决战》的日子里，翟俊杰的父亲去世了。由于工作太紧张，翟俊杰当时未能在其眼前。失去父亲后，翟俊杰总觉得人生苦短，自己只剩下一个老母亲了，便想尽一切办法，尽可能多地陪陪母亲。甚至在条件许可的时候，他还自费买车票，让家里人把母亲送到拍摄现场，跟他一起吃住，好让自己天天抽空陪陪母亲。翟俊杰动情地说，“有时候，我夜里拍戏回来一看，老太太一个人在床上，像小孩一样睡着了。我站在旁边，常常一看就是半天，心里特别温馨。过去是母亲站在床边，看熟睡的儿子，现在倒过来了。” § 革命电影解说 《血站台儿庄》 我是八一电影制片厂导演，是一个军旅导演，对共和国诞生以来走过的艰难的然而又是辉煌的历程感受很深，而且我也看到了我身边这些老战士、老同志们的艰苦奋斗的精神，最后支撑起来共和国大厦这样一个基石，所以有这种使命感。但是光使命感不行，我心里就想要把使命感变成艺术化的作品来呈现在观众的面前，所以说马上就要建国60周年了，1959年的时候刚刚建国10周年，感慨万千，回顾我所创作的这些电影作品能尽一点点力量我感到很欣慰。 我作为导演的身份来拍的电影就是《血站台儿庄》 ，这部影片大家都很熟悉，它写的是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正面战场抗击日本法西斯的一 段历程，但是实际上它写的是中华民族抗战，写的是中华民族的民族魂，而且是在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样一个大局下，全民团结起来，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不分阶层，只要有一点血性的都拿起刀枪棍棒和日本法西斯拼搏，写这样一段历史，这是我拍的第一个军事题材影片，也决定了我拍这样的题材比较多，因为军旅导演嘛，交付我的这方面的任务比较多，我也非常乐意完成，也很符合我50多年来的军旅生涯所对我的哺育、培养和锻炼。所以我常说我喜欢小桥流水，我喜欢非常柔美的东西，但是我好像骨子里由于是一个兵出身我更喜欢大江东去、排山倒海的气势。 如果说是幕后故事，特别是影片拍摄完以后公映后的很多事情是我始料未及的。比如到香港举行首映礼，我去了，去了以后那个热烈，所有的地铁包括建筑物上都是灯箱广告、巨幅广告，有高达三层楼高的大广告来宣传这部影片，因为香港电影市场每一周都有影片票房排行榜，我记不太清了，好像不是第二名就是第三名，而且有一次放映完了以后，灯一亮，有几个穿着西装的先生向我走来，含着眼泪，就是影片中出现的抗日爱国将领孙连仲先生的孙公子，还有因为实在太艰难了，演员到不了位了，我临时凑数演的抗日英烈122师师长王明章将军，他的夫人也在香港定居了，也去看了，那个场面掉着眼泪的时候使我心里非常感动，而且在举行记者招待会的时候，那个热烈我不但是感动，甚至有一种震撼的力量。 我觉得一部影片能发挥这样的作用是我始料未及的，甚至有的人问，你们拍摄这部影片受到什么麻烦没有？我说没有。这部影片只有在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尊重历史的思想指引下拍摄，讴歌中国人民抗击日寇。也有记者朋友问我是不是你们为了统战，我说不是为了统战，我们觉得这个题材很有意义、很好就拍了。第二天报上就登了，翟导所说的话确实认为大陆的思想解放、改革开放的这种对电影创作拍摄宽松的繁荣环境，给他们也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还有一个叫丁俊姿(音)女士和我捱着一块坐，她在旁边说她一定要到香港找我要几张票子，她要回美国去，但是她在香港转机，她一定要看。我非常非常的感动。 我在去年电影代表团到台湾，碰到台湾很多同行、朋友，像李行先生(音)、侯孝贤先生等等都是我们的好朋友。我后来听说这些台湾的电影界的朋友们跟我说的确如此，《血站台儿庄》在台湾当年放了，而且蒋经国先生看了，宋美龄女士也看了，据说有这样一句话：大陆拍这样一部影片，我们应该做何回答呢？不是原话吧，但是就是这个意思，感觉到如此大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来反映这样的东西。 《大决战》是三部六集的电影，所以八一厂大兵团作战用五个摄制组拍摄，预先开好协调会一块总结，我奉命担任第五摄制组，就是国民党统帅部的导演，从蒋介石一直到下面国民党统帅部阵营的历史人物都由我来拍，当时经常的俗称是三个战区两个统帅部，还有一个西柏坡的中共统帅部，三个战场齐头并进，但是是严格地开完了协调会，包括上面这个镜头怎么处理，人物左入画、右入画怎么剪接要严密衔接起来共同完成这个创作。 拍《大决战》的时候我写过一篇导演艺术总结，叫景观默场(音)，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要把当时的国民党统帅部出现的历史人物从蒋介石开始不要脸谱化，这个要实事求是，包括宋美龄不能脸谱化、漫画，那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他们应该说是很出色的政治家、外交家、军事家，这点不要回避，这是历史，只不过他们代表的利益不是人民的利益，于是最后才形成了中国两种命运的决战。 实际上这段历史写的就是三大战役，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从48年到49年这一段过程，这基本上概括了解放战场的主要场景。在创作的时候我有几次各种各样的想法，你比如说蒋介石在平津战役结束后，胜负已经完全定局的情况下，他只好退下来到了浙江，然后我记得很清楚，在浙江奉化他的故乡他去拜别母亲的墓地，在小竹筏上再游览游览家乡的景色，以后还有什么时候能再回来呢？他心里很惆怅也很凄凉的，因为战局的失意那对他是很沉重的打击，他坐在一个竹筏的竹椅子上，那个演员就在那里背着手。后来准备拍摄的时候布光很复杂，因为那是流动着的，结果那个演员下意识的一站，我说记住，把这个感觉记住，一会儿用到实拍中，他的心里何尝不是很冷、很无奈呢？ 比如在南京拍摄美军驻中国军事顾问团的团长巴达维(音)将军最后大势已去，只好离开回国了，美国当时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去送别，一个晚上，美国的军用飞机在那儿停着，我说不要正常的光源，用一种夸张的、简洁一点的光源，就是两个探照灯把这个飞机勾勒出来，因为这很符合，机场的夜航也经常用探照灯，这很符合生活真实的。但是我还觉得不满足，因为从停机坪俩人告别握手到转身到飞机很近，于是我想了半天突然之间我想到毛泽东那篇文章的标题特好《别了，司徒雷登》，那种真不想离开，但是又很无奈的必须得离开，这种惆怅，还有几分凄凉，这种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呢？我和演员、和其他主创也在研究，结果最后用升格(音)就是所有的慢动作，巴达维和司徒雷登拥抱转身朝飞机走去，包括飞机悬梯旁边的戴钢盔的士兵在夜幕的灯光下的反射，慢慢还回头看一下招招手，司徒雷登还有一点泪花，另外加上寒风还有一点飘零的落叶，我专门预备的落叶，包括司徒雷登头上的白头发一点点飘起，最后慢慢慢慢走了，不愿意走，但是又不能不走，这种东西恰恰把人物的心境，把当时这种氛围表现出来了。 回顾历史，他的确是这样子。我昨天还看了片子，我还有一些感受，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你代表的不是劳动人民，不是国家的利益，你当然要失败，于是我就想起来《血站台儿庄》，那也是表现了国民党正面战场为什么如此的英勇顽强，为什么立下不世的功勋，是为人民而战、为祖国而战、为正义而战，它是战无不胜的。与人民为敌、为战那只能归于失败，历史就是这样，我经常和这些创作朋友们说，从孙中山先生提出的联合国共，达成北伐胜利；第二次合作达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到现在回归祖国一国两制，等等这些东西，历史就是这样子，不是面团想捏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为什么要坚持历史呢？学习历史是为了指导未来，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是非常重要的原则。 [编辑本段]翟俊杰与电影《血战台儿庄》 翟俊杰经历过10年的电影编剧、电影表演的磨练，于1986年与八一厂杨光远导演合作，拍摄了他的导演处女作《血战台儿庄》。 这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第一部正面描写国民党军队为抗击日本侵略军而浴血牺牲的全景式影片。无论是就其超越了政治党派斗争历史，强调了中华民族的整体爱国的立场；还是就其超越了神圣/妖魔化思想艺术观念模式，强调了历史/艺术的真实性而言，影片《血战台儿庄》都称得上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电影界思想解放及其艺术创新的一个重要的成就标志。关于这部影片，广西厂文学部主任陈敦德在与导演杨光远对话时有一段文学化的总结：“它是一种载体，能负载当代崭新的民族意识；它是一种中介，能渗透新的审美观念的创举；它是一册史诗，能熔铸新时代的恢弘气度；它更是一种呼唤，能跨越历史的鸿沟而融汇海内外炎黄子孙的心声……” 《血战台儿庄》的艺术特征，首先在于电影作者明智地采用了“纪实性和文献性的风格”。这一风格，不仅自然而然的应合了当年的纪实美学的时代潮流，而且也为影片所要表现的历史内容找到了一种合适且合理的叙事方法和形式。更重要的是，这种尊重历史的态度和“复制”历史的叙事策略，还可以回应某些僵化无理的非难。当然，即便如此，要讲述这段历史，不仅要有勇气，也要有热情，还要有一种对历史进行精心剪裁的谨慎态度和操作能力。我们看到，影片中不仅巧妙地写到了共产党人对这次战役的暗中支援，也巧妙地写出了国民党军队内部不同派系间的旧恨新仇和明争暗斗。 影片的另一个突出的艺术特征或成就，是其叙事结构方面的精心安排，与一般的戏剧性历史叙事结构不同，《血战台儿庄》所追求的是历史的原风貌。表面上看似就事论事的文献缝合，以便突现其中的历史真实性，而实际上，在临沂之战、滕县之战、台儿庄之战这三大战役的板块之间，隐含着作者的精心创意。这三大板块，不仅分别表现出了每一战役的具体形势和战况、战法的不同，而且在每一段落中突出一个主要英雄形象――临沂之战中的张自忠、滕县之战中的王铭章、台儿庄之战中的池峰城。从气贯长虹，到悲壮激烈，再到血肉长城，影片的气势在步步推进，而影片的主题则在层层深化。更重要的是，影片以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将军为叙事核心和推动情节的枢纽，让这一人物形象照应情节结构及其人物社会关系的方方面面，使之构成一个自然的历史/艺术叙事整体。该片在第七届中国电影“金鸡奖”评选中荣获最佳编剧奖，可谓实至名归。 影片的第三个艺术特征和成就，是着力刻画了一批爱国将领的英雄形象，李宗仁坚毅沉着的大度胸怀、张自忠不计个人恩怨的英雄风范、王铭章浴血奋战且视死如归的豪迈气概，直至无名的老兵和小兵先后与敌坦克同归于尽的壮烈行为，共同谱写出中国军人英勇抗敌的壮歌，让人心弦震动。进而，影片中的其他人物形象，也不乏可圈可点之处。蒋介石参加王铭章烈士追悼会的场景，为新中国电影中蒋介石的形象增加了一个重要的侧面。因为主动放弃守土职责而被处决的韩复榘的形象，也不再是单纯的懦夫、草包和坏蛋。日本侵略军师团长坂垣征四郎、矶谷廉介及其所属官兵虽然气焰嚣张、凶狠残暴，但却明显不再似以往抗战影片中满口“八格呀路”的妖魔形象：影片中出现的一个战死的日本军官身上的一张死者与其妻女合影的照片细节，表现了中国电影作者少有的悲悯情怀。 其四，影片《血战台儿庄》不仅为历史题材影片拓展了表现空间，而且为战争题材影片的艺术处理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影片中战场情景的设置和拍摄，对色彩、烟火、灰土的灵活性使用，以及对断壁残垣、伤口血痕的多样化处理，有诸多典范性创作，由此获得了第七届“金鸡奖”的最佳烟火奖和最佳化妆奖。王铭章孤守残垣时的造型及其印在手榴弹上留下血印的情景、池峰城师长检阅一个营仅剩的6名伤兵的镜头、无名老兵就地取材制作并吹奏木口哨的场面，以及影片最后的“血肉长城”的造型及其音乐效果，堪称中国电影史上经典性的片断。 影片《血战台儿庄》的探索性、创造性和观赏性价值，是不可磨灭的。然而，要说这部令人激动的影片“无一败笔256，则未免有些过誉。实际上，影片中有一些场景细节，明显过于浪漫煽情，从而与影片的整体风格不合。其中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片中对翟俊杰导演本人扮演的川军师长王铭章自杀成仁场景的处理。虽然也有电影评论家欣赏这样的场景细节，以“纪实性和写意性的结合”为辩护词，然而无奈它却破坏了影片整体的文献性风格。正如著名电影艺术家黄宗江先生所说：“王铭章自弑一场抻的过久，有如昔日在家习见的小翟小品是夸张表演。我却力求准确地说：‘这并不是演员翟俊杰有失分寸，而是导演翟俊杰有失节奏。’”在战斗过程中，气焰嚣张的日本官兵岂能容忍一个被围困的中国高级军官从容抽烟、又从容自杀？类似的情形还有池峰城师长要枪毙擅自率兵逃离战场的营长张静波的情节，张静波自杀的场景就像是在一个舞台美术背景下的戏剧性动作。还有一个例子，是临时组织起来的战场敢死队队员们当着集团军总司令孙连仲的面，将其悬赏的银元全都抛掷在地，然后踏着这些叮当作响的银元走向战场的情形。这一情形，乍看起来让人感动且振奋，确实起到了煽情的作用，但仔细一想，银子丢到地上毕竟不符合贫穷的中国人的艰苦本色，与其领了银子之后丢在地上，何如一开始就拒绝？更不用说，如此之多的人统一行动，显然并非出自这些人的自愿，而是出于编剧或导演的人为。 在一部追求纪实性、文献性的影片中如此“写意”、浪漫和煽情，实在是自相矛盾。其原因，当还是作者心中过于强烈的塑造英雄的创作方法和理念在起作用，作者激情澎湃，忍不住要足赤加三。其实，若能将历史上的王铭章师长、张静波营长、敢死队的士兵们如何面对死亡、面对审判、面对金钱的情形真实地加以表现，不管他们的性格怎样、为人如何、对金钱的态度如何，不管这些人曾有怎样的性格矛盾和心理冲突，他们最后为国牺牲，就足以用自己的鲜血洗刷自己的一切污点，完全用不着作者人为地拔高。 关于影片最后的血肉长城的镜头，当然也有讨论的余地。鉴于这一镜头画面和音乐之间的巨大张力，以及对这一场景可以做不同角度/层次的读解，作者的这种有节制的浪漫和有依据的写意大体上应该是能够接受的。如果一定要挑剔，那就是在李宗仁的电报稿中，只有敌方伤亡的数字，却没有我方――显然会是更大的――伤亡数字。这一欠缺，使得这段“历史文献”变成了片面的表功报告，从而使得作者精心构建的“血肉长城”也就失去了可以量化的真实历史依据。从这一点说，影片《血战台儿庄》的纪实性、文献性都是不彻底的——而不彻底的原因，则正是作者无法控制的、多少有些片面的热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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