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耶稣会士 |
| 释义 | § 耶稣会士的传教和制度 罗耀拉提倡耶稣会士成为“在行动中冥想”的人，应当在工作中、在整个世界中“找到”上帝，因此神职是他们宗教生活的基本因素，耶稣会士应时刻准备投身于传教团。于此相应，耶稣会士的祈祷时间比较灵活，也抛开斋戒等苦行活动，以使他们的神职工作更具弹性。受戒者要发神圣誓愿效忠教皇。这使他们的传教任务受教宗裁定，使修会以一种特殊的形式和教皇紧密联系。耶稣会士采取连队化组织结构，教阶分明，有总会长（general)实行集权控制，禁止成员担任教廷的高级职务。耶稣会士一向因其博学而受人尊敬，这与他们所受的严格训练分不开。成为一名耶稣会士首先要申请并通过基本素质考核而成为见习修士。两年见习修行期后进入待受神职者阶段，花3~5年研修文学和哲学，同时不断进行简单的宣誓，此后还要在特定的教廷职务上帮忙2~3年，通常是在中学任教。接着进入为期四年的神学研究阶段，结束时正式发“三绝”誓愿﹐最后才成为耶稣会最正式的成员，绝对效忠教皇和服从总会长。1773年﹐教皇克雷芒十四曾解散该会。1814年﹐教皇庇护七世又予恢复。耶稣会成立不久﹐即开始向亚洲﹑非洲﹑美洲派遣传教士。它向中国派遣传教士始于明嘉靖年间。第一个来到中国的耶稣会士方济各·沙勿略(1506～1552)于嘉靖三十年(1551)抵广东海面上川岛﹐次年卒于该岛。三十九年第一批耶稣会士抵达澳门。万历四年(1576)澳门教区成立。崇祯六年(1633)前﹐所有派往中国的欧洲诸国耶稣会士﹐均由里斯本出发﹐经澳门进入中国内地。 万历三十二年﹐中国内地耶稣会从澳门教区独立出来。四十三年经总会长阿瓜维瓦批准﹐成为独立的副省会。至明末﹐历任中国耶稣会首领和副会长的有卡布拉尔﹑孟三德﹑利玛窦﹑龙华民﹑罗如望﹑阳玛诺﹑傅泛济﹑艾儒略。自1552年至1800年﹐在华外国耶稣会士约七百八十多名﹐中国耶稣会士约一百三十多名。来华耶稣会士中﹐葡萄牙籍最多﹐其次是法国﹑意大利﹑比利时﹑德国﹑西班牙﹑奥地利﹑波兰﹑瑞士籍的。耶稣会在中国发展很快﹐崇祯十年有教徒四万人﹐康熙三十九年(1700)达三十万。康熙六年有教堂一百五十九座﹐遍布于今浙江﹑福建﹑河南﹑湖北﹑江苏﹑广西﹑广东﹑山西﹑陕西﹑山东﹑四川﹑云南﹑河北等省及北京。 中国耶稣会的开创者是意大利人利玛窦。他于万历十一年入居肇庆。在耶稣会远东巡视员范礼安领导下﹐为耶稣会在华传教需要﹐他制订了一整套入乡随俗的“调和策略”﹐主要内容包括﹕结交中国士大夫和中国朝廷﹔传播西方科学技术和其它人文科学﹔遵行儒家习俗﹐尤其赞同中国教徒实行祭祖祭孔礼仪。这一策略为后来大多数耶稣会士所执行。他们结交的士大夫﹐如沈一贯﹑叶向高﹑徐光启﹑邹元标﹑焦竑﹑沈德符﹑李贽﹑李之藻﹑章潢﹑方以智﹑何乔远﹑袁宏道﹑袁中道﹑杨廷筠等均是万历﹑天启﹑崇祯朝的重要人物与知名之士。其中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受洗入教﹐成为明末天主教三大柱石。南明时的耶稣会士中﹐毕方济与弘光﹑隆武﹑永历三帝结交﹔瞿安德在永历朝掌管钦天事﹔卜弥格曾作为王太后使节出使罗马。在中国学者与文人帮助之下﹐耶稣会士翻译﹑撰写了许多种有关天文﹑历算﹑地理学﹑物理学以及语言学的著作﹐把西方科学技术和人文科学传播到中国。其影响显著者﹐数学有利玛窦口授﹑徐光启笔译的《几何原本》﹔天文学有徐光启督领﹑耶稣会士邓玉函﹑龙华民﹑罗雅各和汤若望参加修撰的《崇祯历书》(一百三十七卷)﹔地理学有利玛窦编着的各种版本的世界地图和艾儒略的《职方外纪》﹔物理学有邓玉函口授﹑王征绘译的《奇器图说》﹔语言学有利玛窦《西字奇迹》(今改名《明末罗马字注音文章》)和金尼阁《西儒耳目资》。 对耶稣会士传播的基督教﹐明末有两种不同的看法。徐光启等认为它可以“补益王化﹐左右儒术”﹔南京礼部尚书沈漼等人则认为它“诳诱愚民”﹐“志将移国”。因而导致明末思想界护教与反教的论争。这种论争一直延续到近现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学术界从中西思想文化交流的角度﹐对明清耶稣会士的传教活动﹑成就﹑影响和作用等﹐相继发表过一些著述和评介。一般认为﹐明清传教士作为中西思想文化交流的媒介﹐在中学西渐和西学东渐活动中﹐向中国传播西方知识﹐向西方介绍中国思想文化﹐对丰富当时中国学者的知识﹑开阔中西学者的眼界﹐对明末清初思想﹑学风的变革﹐都有一定贡献和深远的历史影响。对于传教士是否向中国引入了近代科学﹐尚存在争论。有些学者认为﹐当时的传教士是“宗教反改革的先锋”﹐其学说是为“宗教反改革服务的”﹐是为反对近代思想与近代科学服务的﹐其思想体系是陈腐不堪的经院神学﹐是与近代科学和近代思想格格不入的﹐因此他们传入中国的多非近代科学﹐在思想理论上没有什么积极意义可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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