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孙文学说》 |
| 释义 | § 概述 《孙文学说》序(1)孙中山一生着述颇丰，而哲学专着只有《孙文学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但由于中国资产阶级本身的软弱和妥协，革命的果实被帝国主义、大地主、大买办的政治代表袁世凯所篡夺。辛亥革命失败后，为了反对帝国主义支持的军阀统治，以孙中山为首的民主革命力量，领导和发动反袁斗争和护法运动，但屡遭失败。为了总结中国长期民主革命的丰富经验和失败的教训，探讨继续前进的道路和方法，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孙中山于1918年写成《孙文学说》，即巨着《建国方略》的第一部分《心理建设》。 § 作者简介 孙文（1866年11月12日－1925年3月12日）， 字载之，号逸仙，谱名德明，幼名帝象，是近代中国的民主革命家，中国国民党总理，第一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文流亡日本时，曾化名中山樵，故后人惯以中山先生相称；其后此称谓便逐渐演化成具体的尊称孙中山先生，或直呼为孙中山。 孙中山 1940年（民国29年），民国国民政府通令全国，赞扬孙氏“倡导国民革命，手创中华民国，更新政体，永奠邦基，谋世界之大同，求国际之平等”，尊称其为“中华民国国父”。孙文被中国国民党尊为“永远的总理”；中国共产党则称他为“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在中国大陆也有人称他为“现代中国之父”，而民间普遍称他为“中国国父”。 § 主要内容 《孙文学说》前有自序，继分八章；第一章：以饮食为证；第二章：以用钱为证；第三章：以作文为证；第四章：以七事为证；第五章：知行总论；第六章：能知必能行；第七章：不知亦能行；第八章：有志竟成。《孙文学说》 《孙文学说》吸取了西方机械唯物主义和自然科学知识，宣传进化论的自然发展观，认为自然界和人类都是一个由低级到高级不断发展进化的过程。认为世界的进化分为三个时期：其一为物质进化时期，其二为物种进化时期，其三为人类进化时期。“物质进化”是指宇宙的形成和发展。孙中山以中国传统的作为宇宙本体的“太极”概念当作西方19世纪自然科学界提出的物质性的“以太”的译名，认为物质进化是由于以太运动而产生电子，而形成元素，而聚为物质，而形成地球的不断前进的过程。这种看法坚持了宇宙本源问题上的唯物主义，又超出了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的水平。“物种进化”是指生物进化的阶段。孙中山把细胞理论和生物进化论结合起来，认为整个动植物有机体，以至于人类，都是由细胞即“生元”发展而来的，按其所固有的变化能力和进化规律，经过物种的生存斗争，自然选择，新陈代谢，不断由简而繁地发展。这种对生物发生和发展的解释是唯物主义的进化论的观点。 为解释精神意识的来源问题，孙中山提出“生元有知”，认为生元是有“知觉灵明”的，这一提法模糊了生物和人类的本质区别，把作为物质高度发展的神经系统和人脑才具有的知觉和思想归结为一切细胞都具有的属性，是机械的形而上学的观点。“人类进化”是指人类从动物界脱离出来以后的发展过程。孙中山认为，人类进化的目的是解除世界上存在的各种痛苦，实现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他反对把“物竞天择”的原则应用到人类社会，旗帜鲜明地反对社会沙文主义，有非常积极的现实作用。但他把人类进化的原则说成是“互助”，则是一种历史唯心主义的观点。 § 重要意义 《孙文学说》最重要的是提出并系统论证了“知难行易”的认识论学说，这也是孙中山哲学思想的最精彩部分，即他的进化论的唯物主义知行学说。孙中山认为，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之一，是一些革命党人思想保守，意志衰颓，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道路、方略产生了严重的怀疑和动摇，因而引起革命队伍分化。这些人的理论依据便是“知之非艰，行之惟艰”的传统理论，他们认为孙中山的理想太高，在中国行不通，百般抵制孙中山提出的许多革命主张。保皇党人也是受了这种思想的影响，因而反对革命。可见这种学说在当时已经不同程度地成了反动派、资产阶级右派、改良派和革命队伍中的蜕化分子用以反对革命的理论基础。“知之非艰，行之惟艰”的原意是“知”并不难，问题的关键是把“知”见诸“行”，知之是为了行之，知而不行是最大的祸害，是在知先行后的前提下强调知行一致，反对知行分离，有一定的合理因素。但“知易行难”的思想却被封建统治阶级及其思想代表奉为永恒不变的绝对教条，成为保守、盲从、因循守旧的封建意识形态。孙中山认为他在革命实践中遇到的最大的思想理论上的祸害就是这种思想及其与之相近的王守仁的“知行合一”学说。他认为，这种思想的流弊是：因为“知易”，所以就想先求知而后行，但一遇困难，就不去求知了；因为“行难”，所以不知就固然不去行，而知之又不敢行，则天下事就无可为者了。结果是，既不能求得真理，又不能有所行动。因而当务之急是从认识论的高度搞好革命党的“心理建设”即思想建设问题。 孙中山从超阶级的进化论出发，从认识的角度把人分为三类：先知先觉，后知后觉，不知不觉。先知先觉者是英雄豪杰，是支配者；后知后觉者是先知先觉的助手；不知不觉的广大人民群众则是“实行家”，只有在先知先觉者的指导下，才能奋起“竭力乐成”。这显然是资产阶级革命家所共有的唯心史观的表现，由于他们不承认人民群众是认识和改造社会的主体，所以必然无法在知行观中彻底贯彻唯物主义。从行先知后的基点出发，《孙文学说》正确提出了“以行而求知，因知以进行”，“知”和“行”“进行不息”的观点。认为人类在“行”中获得科学知识，再把“知”用诸“行”，推进“行”的发展。在“行”的基础上，人的知识随着宇宙的发展而发展，宇宙事物的发展没有止境，因而人的认识的进步也永无止境，知和行就是这样相生相长永不停息的。《孙文学说》把人类的知行划分为三个时期：不知而行时期，行而后知时期，知而后行时期。这样就把知和行的辩证统一关系机械地割裂开来，含有机械形而上学的因素。但这三个时期是与人类进化三时期：由草昧进文明，由文明再进文明，进而达到科学昌明时代紧密相连的。在具体论证这个命题时，也兼顾了各个时期知与行的关系，在每一个时期并非只有行而无知，或只有知而无行，而是知和行都进化到了一个较高的阶段，证明了人类的认识过程和人类文明进化的历史过程相一致。因此，这一理论中包含有合理的内核。 § 相关评论 《孙文学说》序(13)孙中山因为“护法”事与愿违，愤然离粤，蜇居沪上，潜心于理论建设，撰写《建国方略》。1919年5月，当《建国方略》的第一部分《心理建设》以“孙文学说”之名由上海华强印书局出版后，他便叫廖仲恺给胡适寄了五本样书，请胡适在《新青年》或《每周评论》上发表书评，“对此书内容一为批评”。胡适即于1919年7月20日印行的《每周评论》第31号上撰文介绍该书内容并作简评，写道：“这部书是有正当作用的书，不可把他看作仅仅有政党作用的书。”他针对当时社会上甚至孙的“同志党人”讥称孙中山为“理想家”、“孙大炮”，称孙中山为真正的实行家：“中山先生是一个实行家。凡是真实行家都有远见的计划，分开进行的程序，然后一步一步的做去。没有计划的政客，混了一天算一天，嘴里说“专尚实际，不务空谈”，其实算不得实行家，只可说是胡混。中山先生一生所受的最大冤枉就是人都说他是“理想家”，不是实行家。其实没有理想计划的人决不能做真正的实行家。我所以称中山先生作实行家，正因为他有胆子敢定一种理想的“建国方略”。……现在最大的危险，在于有理想的实行家太少了。现在的更大危险，在于认胡混为实行，认计划为无用。” 胡适以上对孙中山暨《建国方略》的欣赏，源于他“行事要有计划”的思想。他的这个思想在三年后的1922年更加明确，他在《我们的政治主张》中写道：“我们要求一种‘有计划的政治’，因为我们深信中国的大病在于无计划的漂泊，因为我们深信计划是效率的源头，因为我们深信一个平庸的计划胜于无计划的瞎摸索。”一个月后他对此更有详细的阐述，他在《努力周报》的《这一周》时评栏目中这样写道：“计划是预先认定一个目的，推想出如何可以做到那目的的历程，然后把那推想出的历程定为进行的步骤。计划的功效，全在分期克日，步骤分明；只要继续做下去，一点一滴的积起来，总有成效可观。我们对于无论谁来组织的政府，第一个要求就是‘有计划’！国家是一件重器，政治是一件绝大的事，没有计划是不行的，没有计划的人是不配干政治的！”见到《每周评论》上胡适的书评，孙中山大喜过望，这从廖仲恺致胡适的信中可以看出：“中山先生在《每周评论》上读尊著对他学说的批评，以为在北京地方得这种精神上的响应，将来这书在中国若有影响，就是先生的力量。”[1] § 哲学影响 孙中山《孙文学说》是中国哲学史上第一个出于革命需要而探讨知行问题的。他为革命力辟传统的“知易行难”说之非，主张“知难行易”，要人们敢于行，积极投身革命实践，这对鼓舞革命党人的斗志，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知难行易”的知行观的提出，展开了中国近代认识论上的革命，把中国唯物主义的知行观推进到一个新阶段。同时也应指出，从纯粹的理论角度看，知和行的关系不是用难易所能衡量和说明的，因而用“知难行易”来解释知行关系并不是很科学的。 《孙文学说》奠定了三民主义的哲学理论基础，建立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进化论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和认识论。由于时代的限制，孙中山当时所论证的仍然没有超出旧三民主义的范畴，但他的进化论的唯物主义思想，是新三民主义的哲学思想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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