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白苏斋集 |
| 释义 | § 《白苏斋集》 是明代后期杰出的文学家袁宗道的诗文合集，全书共二十二卷。他因喜好唐代白居易、宋代苏轼的诗文，将自己的书室取名为“白苏斋”，因而用作集名。现存的明代刊本，未署年代，大约是刻于天启年间。现在有上海古籍出版社点校本。 袁宗道（公元1560—1600年），字伯修，号石浦湖北公安（今属湖北）人。万历十四年（1586）会试第一，选庶吉士，授翰林编修，曾任太子朱常洛（后为光宗）讲官，官至右庶子。他与弟宏道、中道齐名，并称“三袁”。由于他们是公安人，因而称他们的文学流派为“公安派”。现在的荆州古城东南城墙上，有三座身圆顶尖的砖塔，形如竖立的三管巨笔直刺青天，这是人们为了纪念公安“三袁”的，名叫“三管笔”。 一般认为宗道的才华不如两个弟弟，但“公安派”的文学主张，首先是由他提出来的。其主旨是反对当时文坛上盛行的模拟和复古的风气，主张以文学抒写个人的真实感情，不拘泥于前人的法度。而袁宏道（中郎）在《叙小修诗》中，首次提出的“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文学主张，成了“三袁”文学革新的旗帜。当时三袁身处明代万历年间，宦官专权，朝政日非，矿监税使遍布各地，民怨纷起。同时自明代中叶以后，随着手工工商业的萌芽，思想领域中日益滋长着带有民主色彩的进步思想，与封建统治阶级的传统说教格格不入。 三袁兄弟均与当时具有叛逆精神的杰出思想家李贽有交往，他们的思想虽然远远不如李贽尖锐激烈，惊世骇俗。但明显受到李贽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传统观念，寻找自己的生活道路和志趣，因此他们对仕途的看法和追求自由，放情山水的处世态度，带有要求个性解放的积极意义，同样反映在他们的文学创作，文学主张中，这些归根结蒂都表现了晚明个性解放的社会思潮。清代将三袁文集一概查禁，主要考虑恐怕还在于此，而不在于他们的集子中有个别触犯清人忌讳（主要是轻蔑异族）的字眼。 在文艺思想上，袁氏兄弟是很有革新精神的。他们在文学史上的重要贡献之一，是他们在文学理论上提出的创见以及积极从事革新的功绩，这已为文学界所公认。明代诗文有过两次复古运动，第一次在弘治、正德年间，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所倡导；第二次在嘉靖、隆庆年间，以王世贞、李攀龙为首的“后七子”所倡导。“前七子”的复古，原是为纠正宋明理学对文学创作的影响和反对粉饰太平、虚浮无实的“台阁体”有一定积极意义。但后来却走上了形式主义的道路。至于“后七子”的复古，强调“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大历以后书勿读”的口号，则是变本加厉地把文艺创作推向复古摹拟的歧途，危害严重，他们认为文学发展一代不如一代，甚至发展到“物不古不灵，人不古不名，文不古不行，诗不古不成”（李开先《昆仑张诗人传》）的地步。 其流弊则是剽窃蹈袭成风，毫无生气，面对这一倒退逆流，在嘉靖年间，以王慎中、唐顺之等人为代表的“唐宋派”，以及稍后的徐文长等进步作家，都曾先后揭露过当时文坛的这一严重弊端，反对前后“七子”的文学主张。但是，这些人或因带上浓厚的道学家色彩，或因理论不够系统，又寡不敌众，仍然没有动摇“七子”在文坛上的统治地位。到了万历年间，中国封建社会的土壤里已孕育和发展着资本主义，叛离封建正统，反对假道学的思想逐渐形成潮流。“三袁”继承了同时代年岁较长的进步思想家，文学家李贽的“童心说”，创造了“性灵说”。“扫时诗之陋习，为末季之先驱”（袁宏道《答李之善》）继归有光、唐顺之等人以后，向“七子”派的文学理论及其作品展开了攻击。在反对复古派和形成“公安派”的过程中，袁宗道起了创始的作用（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称“实自伯修发之”）。 袁宗道长于论文，他在《论文》（上、下）两篇中，系统地阐述了散文发展的历史以及改革的必然性，批判了“七子”字比句拟的复古倒退论。实际上，三袁从论战到文学创作都已形成了一个进步文学流派——公安派，这是一个以三袁为核心的整体。于是，“学者多舍王（世贞）、李（攀龙）而从之，目为‘公安体’”（见《明史·袁宏道传》）。至此，前后“七子”统治文坛达百年之久的局面被以“三袁”为核心的“公安派”冲破了。 《白苏斋》中大部分（卷七至卷二十二）是文。分为《馆阁文》、《序》、《志、状、祭文》、《笺牍》、《记》、《说书》、《杂记》诸类，其中《说书》类是阐述儒家经典的文章，其观点主要从王守仁学派及李贽学说中来，以禅宗思想解说，糅合儒家旧论，而反对朱熹的学说，特别强调人的本心即所谓“赤子之心”是无善无恶的，一切道德修养，都只是为了返回自然的本心，而不是在人为规范的约束下追求处于自我的目标。“赤子之心，无分别无取舍，所谓第一念也。大人事业只用第一念，有余裕矣。”情欲也是人性的自然，所以“存天理、灭人欲”之说是荒谬的，向“所谓不离情欲而证六理，正圣门为仁之真脉也。”这种思想，概括地说，是既要求承认情欲的合理性，又要求能够在不否认情欲的前提下达到一种高尚的，自然的道德境界。 在哲学上当然是一种唯心主义，但其实际意义，却是反映了明代社会随着工商业发展，市民阶层的活跃而形成的肯定人的物质欲望和本能要求的新思潮。他们提出的“性灵说”，“性”是指个性，性情，“灵”指心灵，即意念和感受。要求创作“独抒性灵，不拘俗套”（《叙小修诗》）“于物无所不收，于法无所不有，于情无所不畅，无境无所不取”（《雪涛阁集序》），可见其创作思想的核心是：创作必须“任性而发”、“情真而语直”，抒发作者内心深处的真实思想感情，做到个性化、自然化。语言运用，要求“宁今宁俗”，不袭用半句古人。与此同时，他们重视并学习民间文学和新兴的小说、戏曲。袁宏道称赞《水浒传》胜过司马迁的《史记》；王实甫的《西厢记》、高则诚的《琵琶记》等可与《六经》、《语》、《孟》相提并论。（《觞政掌故》）。 袁宗道的主要贡献，是他针对前后七子的文学复古理论，“在馆（翰林院）中，与同馆黄辉力排其说”（《明史·袁宏道传》），他先后发表《论文》上下二篇，批驳了前后“七子”及其应和者违反文学发展规律，倡导剽窃蹈袭，复古倒退的谬论，他认为作家应“从学生理、从理生文”（见袁宗道《论文》〔下〕）。作家要加强思想修养，钻研文学知识。随着时代的进步，各个时代自然有自己时代的文学创作思想和艺术风格以及那一时代的通俗语言，这就是强调要正确理解文学与时代，古与今的联系。袁宏道曾说过：“世道既变，文亦因之。”（《与江进之》），“代有升降，由法不相沿”（《叙小修诗》），认为“古有古之诗，今有今之诗，袭古人语言之迹而冒以为古，是处严冬而袭夏之葛者也。”（袁宏道《雪涛阁集序》）说的都是同样的意思。 《论文》上篇论文章主“达”，即清楚地表述心中所思、口中所说，认为“达不达，文不文之辨也”意思是说言辞能否达意，是算不算文章的区别，必须要把文章写得清楚明了，做到“口舌代心”说、写一致。古今文章不同，是由于古今语言变迁，今人视古人之文为古奥，谁又知道这在古代只是普通至极的街谈巷议呢？如果身为今人却刻意模仿古人，恰恰是违背了古人，是专求不达，作者认为：“古文贵达，学达即所谓学古也。学其意，不必泥其字句也。”下篇论写文章须写个人胸中见识和真情，所谓“有一派学问，则酿出一种意见；有一种意见，则创出一般言语”，也就是“文如其人”。如果作者脑中先就空空荡荡无一物，那“无意见”，那么行文“则虚浮，虚行则雷同矣。”他又用戏子来打比方，“惟戏场中人，心中本无可喜事，而欲强笑，亦无可哀事，而欲强哭，其势不得不假模拟耳。”自然，这样做的结果，是虽哭不哀，虽笑不喜，丝毫不能感染人。这两篇之意不很深，但文章写得深入残出，形象生动，说理十分清楚，被公认为是在中国文学史上起过重要作用的文学理论著作，至今这种看法仍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三袁的散文，突破了传统古文的陈规格局，自然地流露个性，语言不事雕琢而清新明快。其中，成就最大的要算山水游记，他们几乎游遍了祖国的名山大川，观赏考察了文物胜迹，他们对风光景物，既独具慧眼，又能妙笔生花，行文自然流畅，别具风格。我们古代游记文本以记实为主，准确生动地把客观景物描绘出来。柳宗元、苏轼的山水游记则笔端充满感情，在记实描写的同时增加了抒情性。三袁的山水游记近于柳、苏，但抒情性更为强烈，而且笔墨灵活，经常把写景、记事、抒情、议论结合在一起。在景物描写上，不是面面俱到的写实，而是用写意法摄取客观景物的神情，这样就形成了清隽流畅，自然醇美的特色，这从袁宗道的《极乐寺纪游》、《岳阳纪行》、《游西山》等可以看出，其中也时常流露出追求闲适的生活态度，如宗道的《小西天》，就写出他游小西天“如脱笼鸟”，“若归故巢”的心境。表现了他涉足山水，借物求情的写作特点，从而使他们的游记文学达到了很高的美学境界。 三袁的游记文中，固然写到名山大川的奇观胜景，捕捉其景物的某一特征；但更多的是描写各地风光的常景常情，诸如北京农家的村妇毛驴、麦浪柳花、豆棚瓜架，江南山林的水榭藕花、庭院闲话、渔歌答问，无不涉笔成趣。不求奇诡，而主淡雅；不哗众取宠，而以常情动人，是三袁游记文学的另一特色，公安派的散文，是晚明最有代表性的“小品文”。 袁宗道的《笺牍》，也是真性情流露的尺牍、传记，在给亲朋好友的书信中，真可谓“信口信腕”毫无拘束，抒发真情实感，摆脱任何俗套，字里行间洋溢着天然情趣，如《陶编修石篑》，就是很有名士个性特色的书信。 吴越间名山胜水，禅侣诗朋，芳园精舍，新茗佳泉，被兄数月占尽，真不虚此一归。而弟也，踯躅一室之内，婆娑数树之间，得意地处可说，虽居闹世，似处绝崖断壑，耳目所遇，翻助愁叹，乃知世外朋俦，甚至衣食，断断不可一刻不会也。岑寂中，读家弟诸刻，如笼鸲鹆，忽闻林间鸣唤之音，恨不即掣绦裂锁，与之偕飞。……燕中求反，亦其艰难，近又寻得一人乃谚与朴，相遇无几，又别去矣，此君气和骨硬，心肠洁净，眼界亦宽，第学问稍有异同处，家弟亟口赞叹…… 从对陶石篑南归数月游山玩水，无拘无束生活的羡慕，抒发了作者向往自然之情。特别是读袁宏道几种诗文集后的心情，更可看出他们兄弟之间文学主张的志同道合。而从对颜与朴的赞赏中，也表现了袁氏兄弟高雅脱俗的性情。文笔轻巧流畅、比喻生动形象。 袁宗道的诗大抵围绕其个人日常生活，所见所闻，及朋友交往。他似乎是一个性格比较平和的人，所以诗中很少激烈奔放的情绪，只是用浅显，亲切而又有些罗嗦的语言。记述日常生活，如《对酒》，是他在京城做官时所作，表达一种闲逸的情趣和对山林生活的向往，在当时有许多人竞相以古雅拗折的语装腔作势时，这样的诗无疑是给诗坛带来了一些新鲜的气息，更能代表其诗歌特色，是那些描写自然风光，反映风俗人情，闲适意趣的诗篇，如《归光》：旁傍青山曲，门当绿水斜。 长峦通畎浍，古木间桑麻。 吾欲学桑麻，将无逐及瓜。 还因归里日，预已惜离家。 家乡青山绿水，古木桑麻，优美古朴的的景色，诗人感到格外亲切，才刚刚回到家乡，却已有舍不得离家的惜别之情，这感情非常真挚，朴实而有新意，直抒胸臆，而独出机轴，他写的《食鱼笋》、《新野道中》、《春日闲居》三首诗，也都流露了诗人的真性情，清新活泼。 袁宗道诗歌创作思想内容的一个方面，对社会的危机、政治的黑暗、官场的腐败，人民的苦难和愿望，也有所体察。如《过黄河》，描写黄河波浪汹涌的情景：“一叶凌浩渺，沸波溅其上。鼓棹度中流，东西迷所向。雷车争砰钅訇，雪屋互排荡。”即是客观景物的描摹，也是当时危机四伏的社会状况形象化的写照。正是基于对当时黑暗现实的强烈不满，他们三袁兄弟都以风雅自命，而对功名富贵表示厌恶。表达了对上“折腰俯首”，对下征收赋税审讯囚徒的官吏生活无比厌恶，向往闲适自在，不拘世俗礼法的生活，袁宗道在同样这首诗里，就以黄河的惊涛骇浪比喻宦海的险恶：“宦海多风涛，绝胜洪河浪。”又在《将抵都门》诗中说：“只合寻鸥伴，谁令入鹭行。”《初春和陆放翁韵》中说得更坦率：“四十方强已厌官，催人头白是长安。” 袁宗道及两个弟弟——公安派的文艺思想与创作，对当时和后世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钱谦益说：“中郎之论出，王、李之云雾一扫，天下之文人才士，始知疏瀹心灵，搜剔慧性，以荡涤摹拟涂泽之病，其伟功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其诗文变板重为轻巧，变粉饰为本色，致天下耳目于一新”。三袁扫除前后七子复古主义对文坛的影响，改变诗文风尚，形成以清新轻俊为基本特征的公安体，在文学史上的这一伟大功绩，实在是功不可没的。 § 相关他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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