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王安石集 |
| 释义 | § 王安石集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临川（今江西临川）人。晚年住在半山（今南京紫金山附近），号半山老人。元丰三年受封荆国公，故称王荆公。死后谥曰“文”，故又叫王文公。 王安石生活的时代，正是北宋王朝的社会危机、政治危机不断加深、内忧外患日益严重的时代。一方面，北面的契丹（后改名辽）和西北的西夏部虎视眈眈，逼迫宋朝签订了极其屈辱的和约，每年要向它们缴纳大量的“岁币”；另一方面，朝廷为加强统治而采取的一系列中央集权措施，又带来了一些严重的后果，招致了冗兵、冗禄和皇室生活的腐化，加重了人民的负担，打击了工商业的发展，从而加剧了阶级矛盾，加深了国防危机和财政危机。因此，改革政治，摆脱财政困难，缓和危机，增强国防力量，便成为当时刻不容缓的任务。王安石便是在这一关键时候登上政治历史舞台的。 § 相关条目 王安石出身于中下层的官僚地主家庭，二十岁前，随父宦游南北各地，对民间疾苦有所体察。他很早就胸怀大志，以稷、契自期，抱定“学以致用”的目的，发愤苦读，要在世上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见《忆昨诗》）。仁宋庆历二年（1047），王安石考中进士，名列第四，比较顺利地踏上了仕途。他先到扬州任淮南节度判官，年青气锐，“每读书至达旦”（《邵氏闻见录》）。三十一岁时任舒州（今安徽潜山县）通判。以后，又当过短期的群牧司判官、常州知州和提点江东刑狱。三十九岁入京，为三司度支判官。就在这年（嘉五年，1060），向仁宗皇帝上了著名的万言书，纵论天下大事和时政的积弊，提出改革的设想（这是后来新法的雏型）。 但是书上之后，却如石沉大海，毫无反应。他知道“大事不可为”，便在母丧之后，辞官不出，在江宁（今南京市）家中收徒讲学。直到神宗登位（1067）才再出任职。由于神宗年青，富有朝气，有志于励精图治，改变宋朝积贫积弱的局面，所以很快便看中了有魄力有远见、又有比较系统的变法主张的王安石。这千载一时的际遇，把他迅速推向政治漩涡的中心，推上了历史的前台。于是，从四十八岁开始，王安石便由江宁知府而翰林学士，而参知政事，同平章事，职位越来越高，权力越来越大，终于在他主持之下，进行了一次颇具规模、影响深远的政治变革，这就是著名的“王安石变法”。 这场变法是一次激烈的斗争。革新与守旧，前进和倒退，两股势力，两种利益，两个集团，展开了殊死搏斗。在几经反复之后，新法虽然仍继续推行，王安石却在熙宁七年（1074）被迫罢相。后来虽曾一度复出，但只有短短一年，便辞官而去，并最终退出了政治舞台。晚年，他一直住在钟山（今南京紫金山），读书著述，诵诗说佛，过着半隐居的生活，但对世事并没有完全忘怀。元丰八年（1085），神宗去世，对他是个严重的精神打击。接着高后临朝，起用司马光一派观点保守的人，尽罢熙宁新法，使他忧心如焚，甚至夜不成眠。次年四月，王安石在失望、愤懑、苦痛中与世长辞，终年六十六岁。 对王安石的新法，尽管或毁或誉，有过各种不同的评价，但是对他的文学创作成就却历来几乎都是众口一辞加以赞扬。他不仅是个杰出的散文家，属“唐宋八大家”之一，而且是开一代风气的诗坛宗匠，是文学史上“宋诗”派的奠基人。王安石的散文，大致贯彻了他“以实用为本”、“务为有补于世”（《临川集·上人书》）的文学主张，多为有关政令教化之作。集中有书疏、奏状、札子、论议、书启、记序等体裁，其中以政论文、书札序跋文、记叙文、小品文几类比较重要。 政论文大都体现作者的改革观点，直接为变法服务，有强烈的现实性和战斗性。长达万言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针对赵宋王朝面临的内外矛盾和统治危机提出了陶冶人才以更革法度的系统政治主张，是最早展示王安石全部变法路线的宏文。嘉六年写的《上时政疏》，从分析前代的政治事件中总结出历史教训，建议仁宗正视宋廷的政治危机，更革“因循苟且逸豫而无为”的积习，及早实行“众建贤才”、“大明法变”的方策。应神宗询问所写的《本朝百年无事札子》，在回顾了北宋建国百年以来的历史状况之后，着重剖析了“累世因循末俗”之积弊，敏锐地指出了表面承平的局势下所隐伏的种种危机，深刻阐明了变法改革的紧迫性。《上五事札子》是总结新法实施情况的一封奏章，它肯定“和戎”、“青苗”已取得成效，说明“免役”、“保甲”、“市易”正待展开，至关利害，强调能否“得其人缓而谋之”，乃是后三项新法成败所系。这些政论都紧密联系王安石的政治实践，是为推行新法制造舆论而作的，具有刻至、朴挚、峭厉的特色。 王安石的书札文，议政论学居多，长于说理，而感色彩不浓。如《答司马谏议书》、《答吕吉甫书》、《答姚辟书》、《答曾子固书》或申论变法，或探究学术，都表现出理直气状，果毅不挠，而能简当精警地阐明个人见解，可否判然，决不含混调和。另有一些叙旧写怀，陈述身边琐事的章札，如《与王禹玉书》、《答孙少述书》、《回苏子瞻简》，也能运笔自如，略展心曲，惟大都意淡言简，涵蕴不露，很少淋漓酣畅的感情渲染。他的序跋文字，评论经籍文章，时有所见，文风也很谨严。如《周礼义序》、《诗义序》、《书义序》、《老杜诗后集序》、《张刑部诗序》等，均辞气高古，笔力俊拔，体现了王氏散文的特色。 王安石的记叙体散文不多，但颇能别开户牖，引人瞩目。《游褒禅山记》结合记游华山，阐述治学之道在于不避险远；《越州余姚县海塘记》通过记谢景初筑海堤，说明为吏治邑，应当急民之急；《伤仲永》借早慧儿童变为庸材的事例，强调后天教育是成才的关键；《芝阁记》写珍贵的灵芝在不同时期，或增声价或遭遗落，感叹人才进退的机缘，常常出于偶然。这些文章立意深远，卓有识度，不专主叙事，而在于借题发意，因事明理。写法上由事件生发见解，叙述与议论相结合，颇有引人入胜之效。 警策精练的小品文，是王氏散文中的妙品。它常以极简当的议论，一语破的的断语，撰写一种别具心眼的识度和见解。如《读孟尝君传》，不满百字，却以斩钉截铁的笔力，一下把“世皆称孟尝君能得士”的旧案，翻转过来。篇幅虽小，却几经打转，文势不平。《知人》则裁剪王莽、杨广、郑注的历史故事，说明奸佞善于矫情伪装，以假象迷人，从而论证知人之难。全文只有一百多字，论括充实，说理显豁，笔墨极为经济，一字不可增损。这类短文，局段不凡，含意丰腴，文情跌宕，颇有“尺幅千里”之势。 总之，王安石的散文是以议论说理见长的。在他的作品中，我们很少看到他将心力用于人物形象的塑造和自然的描绘，但却时时会接触到精警的、说服力很强的议论。在这些议论里，他显示了自己刚强不屈、热情救世的精神面貌。和这种内在的特性相适应，王文的语言是简练的，风格是峭刻的，笔力是雄健的。王安石的诗歌形式多样，内容丰富，风格遒劲清新。他以绚丽多姿的彩笔，挥洒自如地描绘出那一动荡时代的画卷。大致说来，以七言近体诗最为突出，其中写景诗和咏史诗，尤具独创性；其他反映现实生活的言志抒怀之作，也有很高的成就。 他的写景名作，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高，古往今来，实在少见。且看下面几例：南浦随花去，回舟路已迷；暗香无觅处，日落画桥西。（《南浦》） 京口瓜州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泊船瓜州》） 北山输绿涨横陂，直堑回塘滟滟时；细数落花因坐久，缓寻芳草得归迟。（《北山》） 都写得景美而情深，不落前人窠臼。难怪自视甚高的黄庭坚也对之倾倒备至，誉为“雅丽精绝”之作。王安石简直是个天才的画家，他对大自然的光和色有着非凡的感受。请看这幅“荷塘浴日”图：柳叶鸣蜩绿暗，荷花落日红酣；三十六陂青水，白头想见江南。（《题西太一宫壁》） 再看这幅“郊原之夏”：川原一片绿交加，深树冥冥不见花；风日有情无处著，初回光景到桑麻。（《出郊》） 各种浓淡、明暗的层次，冷暖色调强烈的对比，都被统一在和谐的画面中。他善于鲜明地表现物象，敏锐地捕捉各种细微的变化，用动态写静景，使笔下的大自然充满生机：日净山如染，风喧草欲薰；梅残数点雪，麦涨一川云。（《题斋安壁》）随日出山去，寻云相伴归；春晨花上露，芳气著人衣。（《山中》） 涧水无声绕竹流，竹西花草弄春柔；茅檐相对坐终日，一鸟不鸣山更幽。（《钟山即事》） 午枕花前簟欲流，日催红影上帘钩；窥人鸟唤悠扬梦，隔水山洪宛转愁。（《午枕》） 阴晴雨雾，沙鸟风帆，纠结的群山，花蕊的露水，一切自然的美和美的自然，都几乎被他囊括净尽了。王维之后要数王安石能够真正达到“诗中有画”这一绝妙境界。 长于议论，是王安石诗的另一特点。他有很多“咏史”的佳作，写得情文相生，饶有新意，名言隽语，层见迭出，令人称赏不置。在一些作品中，他能大胆地难倒传统的见解，用新颖的观点去重新评价古人古事。如《贾生》：“一时谋议略施行，谁道君王薄贾生？爵位自高言尽废，古来何啻万公卿！”《窥园》：“杖策窥园日数巡，攀在弄草兴常新；董生只被《公羊》惑，肯信捐书一语真！”都令人感到耳目一新。有些作品，则善于抓住富有典型意义但却一向被人忽略的某一点，突出地加以渲染、咏叹：贫贱侵凌富贵骄，功名无复在刍荛；将军北面师降虏，此事人间久寂寥！（《韩信》） 壮士悲歌出塞频，中原萧瑟半无人；君王不负长陵约，直欲功成赏汉臣。（《汉书》） 中原秦鹿待新羁，力战纷纷此一时；有道吊民天即助，不知何用牧羊儿？（《范增》） 戛戛生新，颇能发人深省。而有些作品，则是从人、事本身生发开去，把历史和现实沟通起来，借题发挥，意在言外。如：纷纷易尽万年身，举世何人识道真？力去陈言夸未俗，可怜无补费精神！（《韩子》） 千载纷争共一毛，可怜身世两徒劳；无人语与刘玄国，问舍求田计最高！（《读蜀志》） 都十分耐人寻味。这一切，与王安石的高怀伟抱、远见卓识，以及广博的学问、深厚的阅历和高超的艺术技巧是完全分不开的。 王安石的诗歌中还有大量深刻反映社会现实的优秀之作。如：今年大旱千里来，州县们催给河役；老少相携来就南，南人半年自无食；悲愁无地自日昏，路旁过者无颜色。（《河北民》） 特愁吏之为，十室灾八九；原田败粟麦，欲诉嗟无赇；间关幸见省，笞扑随其后。（《感事》） 百姓的惨苦，官吏的贪虐，各种天灾人祸不断的煎熬，都一一收摄在诗人的笔端，真切地呈现在读者眼前。这和杜甫《三吏》、《三别》以及白居易《秦中吟》等作品的精神，是一脉相通的。 王安石诗不但工于写景，善于叙事，而且还深于言情。有的是对乡土的怀恋：乌塘渺渺绿平堤，堤上行人各有携；试问春风何处好？辛夷如雪柘冈西。（《乌塘》） 有的是对祖国的热爱和忧念：荒云凉雨水悠悠，鞍马东西鼓吹休；尚有燕人数行泪，回头却望塞南流。有的是对故人的深切思念：蓬蒿今日想纷披，冢上秋风又一吹；妙质不为平世得，微言唯有故人知；庐山南堕当书案，汾水东来入酒卮；陈迹可怜随手尽，欲欢无复似当时。（《思王逢原》） 还有写父女、兄妹的骨肉至情的：行年三十已衰翁，满眼忧伤只自攻；今夜遍舟来诀汝，死生从此各西东！（《别鄞女》） 少年离别意非轻，老去相逢亦怆情；草草杯盘供笑语，昏昏灯火话平生；自怜湖海三年隔，又作尘沙万行行；欲问后期何日是，寄书应见雁南征。（《乐长安君》） 所有这些家国之思、友朋之忆、骨肉之爱，无不见其肺腑之情，只要稍有热血的人，读之都要感动。所谓“王介甫狠戾之性，见于其诗文”，“无一天性悟”（王士祯《香祖笔记》），真是不知从何说起！ 当然，爱和恨，是紧密相连的。正因为王安石爱得如此深沉，所以才嫉恶如仇，对祸国殃民的群小异常痛恨：神奸变化久难知，禹鼎由来更不疑。螭魅合谋非一日，太丘真复社亡迟！（《游城南即事》） 这当然有乖于“怨而不怒”的儒家诗教。标举“神韵”的王士祯所深感不满者，大概主要便由于这一点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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