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王观澜 |
| 释义 | 王观澜王观澜(1906年-1982年)，原名金水，字克洪，临海市城关镇人，中国共产党最早从事农民运动和土地革命的领导人之一。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30年回国。曾任中共杭武汀涟县委书记，闽粤赣军区组织部宣传部部长，中央苏区《红色中华》总编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土地部副部长，中央土地委员会副主任，查田运动指导委员会主任。1934年参加长征，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三军团地方工作部科长、中央工作团主任。到陕北后，任中华苏维埃西北办事处土地部部长，农委主任，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副书记，统战委员会主任。建国后，历任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农业部党组书记、副部长，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国务院农林办公室副主任兼北京农业大学校长、党委书记，农业部顾问组组长。第四、五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二至四届全国政协委员。 § 人物介绍 王观澜先生王观澜出生于贫苦家庭。少时放牛、摆摊。后就读北山小学。16岁入省立第六师范预科学习，改名观澜，利用夜晚与假期为《台州日报》抄写稿件，半工半读。1925年，六师学生会成立，被推选为学生会主席，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年冬，转入中国共产党，任学生党支部书记。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转入秘密活动。1927年去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9年初，转入莫斯科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继入列宁学院、苏联红军总医院学习。1930年底回国。1931年1月，至闽西苏区任中共闽粤赣特委代理宣传部部长，主编特委机关报《红旗报》，并任闽粤赣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部长，继任组织部部长，领导农民开展土地革命，先后兼任(上)杭武(平)县委书记、汀州市委书记。同年11月，负责筹备并主编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的机关报《红色中华》。1932年，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在叶坪乡开展查田试点。不久，中央苏区全面开展查田运动，任指导委员会主任。1934年1月，任苏维埃中央政府土地部副部长、中央土地委员会副主任。同年10月，在红一军团地方工作部工作，随工农红军开始长征。次年1月遵义会议后，任中央军委干部团地方工作团主任。越雪山，过草地，历经饥饿、病患，坚持带队前进，到达陕北。10月，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土地部部长、中央农委主任。1938年，王明、康生诬称观澜是“托派”，毛泽东进行干预，认为王观澜经过他十年的亲自考验，这个同志如果不是好同志，党内就没有好同志了。次年，王观澜被选为中共七大代表。不久，因肠胃病与严重神经衰弱症住院医疗。毛泽东到医院看望，并写了一封长信，鼓励道“既来之，则安之”，“让身体慢慢增长抵抗力”，与疾病作斗争。 解放后，历任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农业部党组书记兼副部长，国务院农林办公室副主任兼北京农业大学校长、党委书记。注重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党内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发生原则争论，观澜亲至江、浙农村调查，如实向中央报告。毛泽东将其报告批转全国，并提倡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法。“大跃进”年代，王观澜又至河北省徐水一带视察，上书中央指出“浮夸是万恶之源，欺骗是害人之本”，受毛泽东称道。 “文化大革命”初，王观澜遭残酷迫害。1975年当选为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共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彻底平反。不久，被增补为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任国家农业部顾问组组长。为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年逾古稀，仍积极至农村调查研究。1979年下半年，王观澜至陕北革命老根据地调查12个县。1980年春末夏初，他还到上海及江苏、浙江、福建、江西等省市作社会调查。 § 开创《红色中华》 《红色中华》临海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王观澜是新华通讯社的第一任负责人，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的第一任总编辑。他到中央苏区的第一项任务就是从事新闻工作。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和教育下，在近两年的新闻实践中，王观澜求真务实，艰苦创业，坚持面向工农大众办报的正确方向，创造性地发挥新闻事业党和政府“喉舌”、“耳目”的职能，以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斗争精神开展批评和斗争，为开创苏区新闻事业的新局面，为丰富苏区干部好作风的内涵，为苏区精神的形成，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王观澜从进入苏区到主持《红色中华》工作，亲历了苏区革命根据地新闻工作开创阶段的全过程，是苏区新闻事业的开创者和直接领导者之一。 1931年初，中共中央指派从苏联回国的王观澜担任组长，和王维之、许宏亮三人组成一组从上海市前往江西中央苏区。他们经香港到闽粤赣苏区，中共闽粤赣特委闽西苏维埃政府驻地——福建省永定县虎岗乡，王观澜被任命为闽粤赣特委代理宣传部长，负责主编特委机关报《红旗》，同时还担任闽粤赣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长，后又兼组织部长，又被选为军区一级党总支书记。王观澜上任后，没有马上埋头编报纸、写文章，而是带着问题下到虎岗搞调查研究。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又称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在瑞金成立，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政府主席，朱德当选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大会期间，王观澜负责会议的宣传报道工作，成立了“红色中华通讯社”（简称“红中社”），并主编《大会日刊》。会后即由他筹备和主编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任总编辑），同时还兼任中央政府所在地瑞金县云集区的区委委员。 “红中社”是中共党在根据地创建的第一个通讯机构，是临时中央政府直属的通讯单位。内设编辑部、材料部和发行科，并组建了列宁室，后建立了《红色中华》编审委员会。“红中社”最初的两项任务就是充当“喉舌”和“耳目”，一是对外播发宣传中共党、苏区和红军的新闻，编印临时中央机关报《红色中华》；二是将抄收的重要消息编印供领导决策的内部参考消息。1931年到1934年10月红军长征开始期间，《参考消息》先后以《无线电材料》、《无线电日讯》、《每日电讯》等名义在瑞金出版，每期油印四五十份。 1931年11月7日，在中华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的开幕声中，“红中社”冲破敌人的封锁，首次向全国、全世界报道大会胜利召开的消息，播发了大会的重要文告、宣言，庄严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的诞生。“红中社”新闻广播的呼号是CSR（英文Chinese Soviet Radio中华苏维埃无线电广播的缩写；1937年1月，“红中社”改名“新华社”后，仍旧使用这一呼号）。1931年11月7日这一天，就被定为“新华通讯社”诞生的纪念日。王观澜1931年11月至1932年8月任“红中社”负责人，是新华通讯社第一任负责人。 《红色中华》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也是中国在人民政权下创办的第一份中央报纸，它与苏维埃政权同时诞生，最直接地反映了苏区的革命进程。《红色中华》从它诞生的第一天起，就是党和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重要武器和工具。《红色中华》还能直接聆听党和政府领导人领导和指挥苏区革命和建设的意见和想法，有许多的文章还是领导人的亲自写的。这就能直接反映他们对工农大众生产和生活问题的关心和思考。也是《红色中华》能充分发挥新闻工具的本质特点，直接传达苏维埃政府对苏区人民生产和生活的重视和关心。 当时，王观澜和毛泽东的住处仅一墙之隔。一向重视宣传工作的毛泽东，经常到《红色中华》编辑部去看望大家，指导工作，同王观澜促膝谈心，交换意见，两人成了知心朋友。毛泽东还常把到瑞金的重要客人介绍去参观、座谈。赵博生、董振堂等率国民党二十六军一万多人“宁都暴动”后，毛泽东就陪同他们参观访问了“红中社”。 当时在临时中央宣传部给张闻天部长当助手的杨尚昆也是《红色中华》的撰稿人之一，当苏维埃政府发出开展夏耕的指示后，《红色中华》决定就如何既保障战争需要又不违农时发表一篇社论，杨尚昆为此走访了毛泽东主席。在毛泽东的指导下，《红色中华》配合党政中心任务，积极进行建设和巩固工农民主政权的宣传。它刊布中央关于建政运动的训令，并发表社论阐明这一运动的重要性，设立《苏维埃建设》专栏，报道建政消息，交流经验教训。还及时注意运动中的新问题，刊登读者来信，帮助党和政府发起了一个结合建政的检查工作运动。 机关报《红旗》为协助党和政府进行多方面的战争动员工作，《红色中华》经常以报社名义发出号召，如节省粮食、认购公债、扩大红军、优待红军家属、组织赤卫军(少先队)、熬制硝盐、收集弹壳与废铜铁、发展游击战争等，同时注意及时报道广大群众用实际行动响应号召，努力支援革命战争的热烈情景。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中国人民奋起抗日救亡，相继发生了“一二八”淞沪抗战、“一二九”学生运动、西安事变等抗日怒潮。为宣传贯彻党的抗日救国的主张，及时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揭露国民党的卖国政策，《红色中华》不断报道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和东北人民武装抗日斗争的消息。 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发布《为国民党政府出卖中华民族利益告全国民众书》后，《红色中华》在第一时间加以刊登，并以此为指导，把揭露日本侵略罪行，抨击国民党当局的妥协退让政策，动员民众一致抗日，作为长期宣传的重要任务。还用5期的不少篇幅连载了瞿秋白用“维嘉”笔名写的长篇政论《中国能否抗日》，对比中日双方的军事、经济力量和人民的组织程度，用事实澄清国民党散布的悲观论调，得出中国“有力抗日”的坚定结论。许多读者写信给报社，支持红军武装抗日，反对国民党的卖国行为。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主持“红中社”和《红色中华》工作期间，王观澜始终以面向工农大众为办报的方向，坚持以通俗生动的形式宣传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反映人民群众的要求和呼声。《红色中华》这张苏区人民政权下第一张出版时间较长的中央级4开小型铅印报纸以通俗生动见长。他设立了多种栏目:《社论》、《要闻》、《专电》、《小时评》、《红色区域建设》、《中央革命根据地消息》、《党的生活》、《赤色战士通讯》、《工农通讯》、《红色小辞典》、《工农民主法庭》、《红角》、《突击队》、《警钟》等。还设有不定期文艺副刊《赤焰》，常有漫画插图。一般出4到6版，初为周刊，后改为三日刊、双日刊。红军获大胜时，发行号外。 它的编辑部既是报社，又是新闻社，除了报纸和播发新闻，还编辑其它宣传材料。王观澜和编辑部的同志们在冲破蒋介石反动派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的紧张斗争环境中，自己动手，努力克服纸张、器材和印刷发行方面的种种困难，从红色根据地把党的主张和战斗情况传播出去，鼓舞和指导各根据地人民和白区地下工作同志们的斗争。在每人每天只配给半斤糙米的条件下，他们依旧自觉地日夜奋战，编辑部工作人员做编辑又兼记者，一面组织稿件、编辑稿件，一面外出采访，还要兼做校对和部分译电及刻写油印工作。他们在号召读者节省开支支援前线时，先从自身做起，每天只吃两餐杂粮，自己开荒种菜，节约粮食和伙食尾子，捐献被毯、衣服甚至部分津贴，送给前方红军。他们辛勤建立通讯网，使通讯员从开始时的200多人增加到400多人，还选聘有特约通讯员。就这样，他们把《红色中华》由周刊逐渐办成了三日刊直至双日刊。随着中央根据地的发展，发行量最多时达到４万多份，在当时中央苏区8万平方公里60多个县的区域内，每百人就拥有一份《红色中华》，其传播之广和影响之大，使其成为中央苏区内不可替代的主流媒体。王观澜和编辑部的同志们，为办好《红色中华》付出了极大的辛劳，编辑部的小窗，常常彻夜透着小油灯的亮光。1933年8月，《红色中华》百期纪念时，中央领导同志特别提出:《红色中华》向困难作顽强斗争的精神，值得全苏区的党政工作同志学习! § “三农”问题专家 王观澜的妻子徐明清综观王观澜一生，自幼出身于贫苦农家，从青年时代起，便利用一切机会，深入到农村和农民当中搞调查研究，撰写了《怎样分析农村阶级》等多篇文章，为创建和实施中共土地革命的理论和政策，做出了很大贡献。 建国后，王观澜一直在党和国家的农业领导岗位上工作，后又任国家权威农业教学和研究机构——中国农业大学的领导职位，数十年间，他以发展中国农业为己任，深入调查研究，讲求实事求是，从不跟风看人，一心只为中国最广大的农村和农民寻找可持续发展、致富的理论和光明出路。他在农业领域的许多理论和实践的建树，使他被公认为党内的农业和农民问题专家。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王观澜的妻子徐明清，却因所谓江青问题遭捕入狱。王观澜忍受着巨大的政治压力，继续坚持工作。他多方设法反映农业大学在河北涿县办学的困难，争取各方面的支持，终于在1978年11月，经中央批准，北京农业大学(现中国农业大学)得以迁回北京原校址办学。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王观澜退居二线，担任农业部的顾问组组长。他不顾年高体弱，先后到陕北老根据地，沪、浙、闽、赣、苏五省市和河北保定、安国等县农村调查。每次外出前他都要草拟调研大纲，回来后，认真撰写调查报告，不仅反映农村实情和问题，还为中央提出一些解决问题的政策性意见，充分发挥了为农村献计献策的作用。 作为一名数十年从事农民运动和农村发展工作的老战士，王观澜把自己的大半生都奉献给了中国的农民和农村建设，对农村和农民始终怀有深厚的感情。当他退下来，心中首先思考的，仍是要系统研究中国农民问题。他请来北京农业大学的四位教师协助他工作，只要不外出视察和开会，他就把几位教师请到家中，一起商讨研究大纲，或回忆和讲述党领导的土地改革的发展过程和历史经验。他对搜集和整理原始资料非常重视，亲自与中央档案馆、新华社、农业部等部门联系，请他们帮助提供资料。 徐明清记得，当时新华社提供了一批当年老区办的《红色中华》等报刊资料，王观澜认为这批资料十分珍贵，因那时没有复印机，他就专门请了一位摄影师帮助翻拍，整整忙活了两天，才将这批报刊资料翻拍完成。王观澜到外省考察期间，也不忘请人专门收集各地农民运动的资料，以为系统研究打下基础。可惜的是，这项系统研究农民问题的工程还在继续，王观澜却被癌症夺去了生命。 1981年9月，王观澜带领一个工作组到河北保定、安国、博野等地连续考察了两个多月，并亲自起草调查报告，11月底赶回北京，参加五届全国人大四次常委会议。会后，感到身体极度疲乏的王观澜便病倒了，12月23日，被送进北京医院。这时，他已身患胰腺癌，并转移扩散。入院后，他的病情急剧恶化，不幸于1982年1月19日在北京病逝。 虽然，王观澜最后心系的系统研究中国农民问题的事业未竟，但他的英名，却长久地留在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留在了现代中国农业发展和研究的历史进程中。 § 不忘科学教育 毛泽东1962年底，中央农村工作部撤销后，新成立了国务院农林办公室，王观澜被任命为农林办副主任。1964年，他又兼任北京农业大学校长和党委书记。由于长期从事农村和农业工作，熟悉和热爱农村、农业和农民，王观澜逐渐在农业领域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指导思想和有效工作方法。中央和国家机关也流传一种说法，在领导人当中，最懂得农村、农民的有三位：一位是毛泽东,一位是邓子恢，还有一位就是王观澜。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北京高等院校首当其冲，王观澜被农大红卫兵作为“走资派”打倒，还抄了家，成千上万的红卫兵天天押着他在市里批斗、游街，甚至还拉到外地去批斗。北京市造反派召开数万人“批斗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大会”，也把王观澜作为“集团成员”拉去批斗。康生甚至指示红卫兵：“王观澜要开大会斗六次。”王观澜的妻子徐明清也被作为叛徒隔离批斗。 王观澜在当时极度混乱的年月中，一再感慨叹息，说:“三年困难时期过去了，现在刚刚恢复，又来了。”他默默忍受着无情批斗的痛苦。不久，周恩来从农林口联络员那里了解到有关情况，立即指示农大红卫兵恢复王观澜的自由。在后来“靠边站”期间，王观澜并没有消沉，他一边写检查，一边参加劳动，每天清晨都沿着从农业大学附近的马连洼到颐和园的马路长途步行，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迈进，他要恢复和保持自己的体力，默默地准备重新工作。 1971年“九•一三”事件发生后，周恩来提出把王观澜“解放”出来，参加工作。然而，一些人却把那些将王观澜定为“死不改悔走资派”的材料报上去。周恩来极为生气，逐一批驳说:“王观澜是好同志，有错误可以批评，但不能打倒！” 第二年春天，原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正人不幸去世。在八宝山的追悼会上，周恩来看到了多年不见的王观澜。他心情沉痛，紧紧握着王观澜的双手，关切地说：“看你气色不错，身体还好吧！接着连说了三次：“可以工作！可以工作！可以工作！”。事后，王观澜作为国务院业务组成员开始工作。当时王震和王观澜都是业务组成员，他们经常一道深入各地农村调查研究，了解情况，不断向周恩来汇报。 这时，王观澜仍没有忘记在“文革”中被迁去陕北甘泉县清泉沟的农大师生。他不仅前去看望那里的农大师生，还通过写信和向上打报告，极力促成农大的尽快回迁。 1972年12月，王观澜在一次“关于农大搬迁问题座谈会”上作了发言，他指出，“现在中央提出，1980年全国要搞8000亿斤粮食，我们农业部的任务很大啊！我们靠什么？要靠科学，要靠群众。”他还说“‘文革’中，都不愿要大学。不要把大学当包袱，要让大学为生产建设服务。中国是一个大国，一个农业大国，农业大学，一定要与发展全国的农业生产联系起来，有机地结合起来。” 在当时那样的历史环境下，王观澜连自己的党组织生活还没有恢复，但他还敢讲教育重要，科学重要，这是需要一点勇气的！ § 相关词条 王艾甫 王安江 王炳南 王炳照 王采玉 王楚英 王宠惠 王冲汉 王承书 王朝闻 王大安 王道全 王定成 王果香 王定烈 § 参考文献 1、http://i.tzrx.com/t/475/580.htm 2、http://www.huaxia.com/zl/rw/dd/dl/00139302.html 3、http://www.sznews.com/culture/content/2006-08/23/content_280609.ht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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