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乐府诗集》 |
| 释义 | § 简介 《乐府诗集》 《乐府诗集》为宋代郭茂倩所编。“乐府”，本是掌管音乐的机关名称，最早设立于汉武帝时，南北朝也有乐府机关。其具体任务是制作乐谱，收集歌词和训练音乐人才。歌词的来源有二：一部分是文人专门作的；一部分是从民间收集的。后来，人们将乐府机关采集的诗篇称为乐府，或称乐府诗、乐府歌辞，于是乐府便由官府名称变成了诗体名称。郭茂倩编的这部《乐府诗集》现存100卷，是现存收集乐府歌辞最完备的一部。主要辑录汉魏到唐、五代的乐府歌辞兼及先秦至唐末的歌谣，共5000多首。它搜集广泛，各类有总序，每曲有题解。它是继《诗经·风》之后，一部总括中国古代乐府歌辞的著名诗歌总集。[1] § 图书 《乐府诗集》是乐章和歌谣的总集。宋代郭茂倩编。以辑录汉魏至唐的乐府诗为主，全书100卷，根据音乐性质的 《乐府诗集》之图1 不同，将所收作品分为郊庙歌辞、燕射歌辞、鼓吹曲辞、横吹曲辞、相和歌辞、清商曲辞、舞曲歌辞、琴曲歌辞、杂曲歌辞、近代曲辞、杂歌谣辞、新乐府辞等12大类，下又各分若干小类。其中郊庙歌辞、燕射歌辞、鼓吹曲辞、舞曲歌辞多为宫廷祭祀、宴享朝会时所用乐章，属于贵族文学，思想内容和艺术技巧都较少可取成分。而相和歌辞、杂曲歌辞、清商曲辞、杂歌谣辞等保存了不少民歌，最值得珍视。全书每一类均有总序，每一曲均有题解，对乐曲的起源、性质、演唱配器等均有详尽说明。其中保存了不少业已失传著作中的一些珍贵史料。《乐府诗集》是成书较早、收集历代各种乐府诗最为完备的一部重要总集，对文学史和音乐史的研究均有重要参考价值。各类乐曲在编次上，均为古辞居前，文人模仿作品居后，以此表明乐府古辞对文人的种种影响。现存版本有明末汲古阁刊本、清翻刻本、《四部丛刊》影印本和中华书局排印本等。 § 资料 《乐府诗集》以音乐曲调分类著录诗歌，对一些古辞业已亡佚，而其曲调对后人有过影响的乐曲，都作了说明。 《乐府诗集》之图2 如“汉横吹曲”中的《梅花落》﹑“杂曲歌辞”中的《行路难》，都只有鲍照的拟作为最早，但编者仍把《梅花落》归入“汉横吹曲”，并在《行路难》的说明中引证了《陈武别传》，指出这个曲调在魏晋以前，就在北方牧民中流行，说明它早在汉代可能已经产生。它反映了民歌对文人诗的影响，以及音乐和诗歌的关系，对各种乐曲的相同题目，它指出了前代乐曲与后代乐曲的继承关系。如“梁鼓角横吹曲”中的《黄淡思》，编者就引用陈释智匠的《古今乐录》，认为即“汉横吹曲”的《黄覃子》。 《乐府诗集》对各类乐曲的起源﹑性质及演唱时所使用的乐器等都作了较详的介绍和说明。书中这些说明徵引了许多业已散佚的著作﹐如刘宋张永的《元嘉正声伎录》﹑南齐王僧虔的《伎录》﹑陈释智匠的《古今乐录》等书﹐使许多珍贵的史料得以保存。这对文学史和音乐史的研究都有极重要的价值。但其中有一些可能出于传闻，未可信从。 《乐府诗集》也存在一些缺点。清代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中﹐就曾指出本书把某些文人诗列入乐府题目之中不大恰当。此外，由于它重在曲调，因此所录歌辞往往和关于曲调的叙述不太一致，如近代曲辞中的《水调歌》，编者认为是隋炀帝游江都时制，而书中所录“唐曲”，并未注明作者。其实这些曲辞，恐怕是杂取唐人作品而成，如其中“入破”第二首，显然是杜甫的诗。 § 分类 《乐府诗集》把乐府诗分为郊庙歌辞﹑燕射歌辞﹑鼓吹曲辞﹑横吹曲辞﹑相和歌辞﹑清商曲辞﹑舞曲歌辞﹑琴曲 《乐府诗集》之图3歌辞﹑杂曲歌辞﹑近代曲辞﹑杂歌谣辞和新乐府辞等12大类；其中又分若干小类，如《横吹曲辞》又分汉横吹曲﹑梁鼓角横吹曲等类；相和歌辞又分为相和六引﹑相和曲﹑吟叹曲﹑平调曲﹑清调曲﹑瑟调曲﹑楚调曲和大曲等类；清商曲辞中又分为吴声歌与西曲歌等类。在这些不同的乐曲中，郊庙歌辞和燕射歌辞属于朝廷所用的乐章，思想内容和艺术技巧都较少可取成分。鼓吹曲辞和舞曲歌辞中也有一部分作品艺术价值较差。但总的来说，它所收诗歌，多数是优秀的民歌和文人用乐府旧题所作的诗歌。在现存的诗歌总集中，《乐府诗集》是成书较早，收集历代各种乐府诗最为完备的一部重要总籍。 § 贡献 《乐府诗集》的重要贡献是把历代歌曲按其曲调收集分类﹐使许多作品得以汇编成书。这对乐府诗歌的整理和研 《乐府诗集》之图4 究提供了很大的方便。例如汉代一些优秀民歌如《陌上桑》﹑《东门行》等见于《宋书‧乐志》，《孔雀东南飞》见于《玉台新咏》，还有一些则散见于《艺文类聚》等类书及其他典籍中，经编者收集加以著录。特别是古代一些民间谣谚，大抵散见各种史书和某些学术著作，杂歌谣辞一类所收，多为前所忽视者。至于後来杜文澜的《古谣谚》等著作，则远比此书为晚，显然是在它的基础上编撰的。 《乐府诗集》的编次是把每一种曲调的“古辞”(较早的无名氏之作)或较早出现的诗放在前面，後人的拟作列于後面﹐使读者了解到某些文人诗是受了民歌或者前代文人的影响。例如，“相和歌辞”《薤露》和《蒿里》二曲﹐在《宋书‧乐志》中﹐仅载了曹操的拟作，而在此书中却录有汉代古辞。曹操的拟作虽然从思想内容到艺术技巧都高于“古辞”，然而要说明这种曲调的来源及其本意，就远不如古辞明显，又如《陌上桑》这个曲调，据《古今乐录》本是汉代的“相和歌”中的“瑟调曲”，在《宋书‧乐志》中却只录了曹操﹑曹丕的拟作和晋乐所奏的一首改写屈原《九歌‧山鬼》的诗；至于《陌上桑》的古辞却列入了“大曲”一类。在《乐府诗集》中﹐则首先著录古辞，使读者了解曹操等人的作品不过是依古辞的曲调而拟作的新辞。此书还把后人各种拟《陌上桑》而作的诗，都附在后面﹐如《采桑》﹑《艳歌行》﹑《罗敷行》﹑《日出东南隅行》﹑《日出行》等等﹐由此可见，《陌上桑》对後来文人的种种影响。又如，把陆机的求仙诗《东武吟行》和鲍照的《代东武吟》编排在一起，可见同一曲调，可以谱写成内容完全不同的各种诗歌。 § 争议 《乐府诗集》的分类，近代学者也曾有过争论，如书中的相和歌辞和清商曲辞的界线，梁启超在《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中认为“清商”乃汉魏时的“清商三调”，郭茂倩把“吴声歌”﹑“西曲歌”称为“清商曲辞”，而把汉魏的“清商三调”归入“相和歌辞”是承袭了南宋郑樵《通志》之误。黄节不同意梁说，他认为汉代“清商曲”已散佚，魏晋“清商三调”中包含有“相和歌”十一曲﹐至于隋唐以後，魏晋“清商曲”的曲调亦已不传，所以郑樵所列“清商”，只录晋以后的南方民歌(《〈宋书‧乐志〉相和与清商三调歌诗为郑樵〈通志‧乐略〉相和《歌及相和歌三调之所本》及《答朱佩弦先生论清商曲书》)。 § 版本 《乐府诗集》的版本，有明末汲古阁刊本，清翻刻本和《四部丛刊》影印本。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宋刊残本﹐所 《乐府诗集》之图5 缺卷帙，用元刊本和旧抄本配补。今通用1980年中华书局标点校勘本。《乐记》曰：“王者功成作乐，治定制礼。是以五帝殊时，不相沿乐，三王异世，不相袭礼。”明其有损益。然自黄帝已后，至於三代，千有馀年，而其礼乐之备，可以考而知者，唯周而也已。 《周颂·昊天有成命》 ，郊祀天地之乐歌也，《清庙》 ，祀太庙之乐歌也，《我将》 ，祀明堂之乐歌也，《载芟》、 《良耜》 ，藉田社稷之乐歌也。然则祭乐之有歌，其来尚矣。两汉已后，世有制作。其所以用於郊庙朝廷，以接人神之欢者，其金石之响，歌舞之容，亦各因其功业治乱之所起，而本其风俗之所由。武帝时，诏司马相如等造《郊祀歌》诗十九章，五郊互奏之。又作《安世歌》诗十七章，荐之宗庙。至明帝，乃分乐为四品：一曰《大予乐》，典郊庙上陵之乐。郊乐者，《易》所谓“先王以作乐崇德，殷荐上帝”。宗庙乐者， 《虞书》所谓“琴瑟以咏，祖考来格”。《诗》云“肃雍和鸣，先祖是听”也。二曰雅颂乐，典六宗社稷之乐。社稷乐者，《诗》所谓“琴瑟击鼓，以御田祖”。 《礼记》曰“乐施於金石，越於音声，用乎宗庙社稷，事乎山川鬼神”是也。永平三年，东平王苍造光武庙登歌一章，称述功德，而郊祀同用汉歌。魏歌辞不见，疑亦用汉辞也。武帝始命杜夔创定雅乐。时有邓静、尹商，善训雅歌，歌师尹胡能习宗庙郊祀之曲，舞师冯肃、服养，晓知先代诸舞，夔总领之。魏复先代古乐，自夔始也。晋武受命，百度草创。泰始二年，诏郊庙明堂礼乐权用魏仪，遵周室肇称殷礼之义，但使傅玄改其乐章而已。永嘉之乱，旧典不存。贺循为太常，始有登歌之乐。明帝太宁末，又诏阮孚增益之。至孝太元之世，郊祀遂不设乐。宋文帝元嘉中，南郊始设登歌，庙舞犹阙。乃诏颜延之造天地郊登歌三篇，大抵依仿晋曲，是则宋初又仍晋也。南齐、梁、陈，初皆沿袭，后更创制，以为一代之典。[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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