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王允 |
| 释义 | § 基本简介 王允 东汉末年，奸臣董卓弄权误国，祸国殃民，其行径激起了满朝文武和普通百姓的极度愤慨，人人欲诛之而后快。汉献帝初平三年(公元193年)四月，在一浪高过一浪的声讨声中，董卓终于被朝廷诛杀，受到了应有的惩罚。而担任铲除董卓这一历史重任的主要策划者和组织者，便是东汉献帝时期的司徒王允。 王允，字子师。生于东汉顺帝永和二年(137年)，卒于东汉献帝初平三年(192年)。太原祁(今山西省祁县)人。故里在今祁县修善村。王允出身于官宦世家。少年时，曾与被称为东汉第一名士的同郡人郭林宗定交。郭林宗称赞他；“王生一日千里，王佐之才也。” 王氏家族是山西的名门望族，世代担任州郡的重要官职，在当地影响很大，威望颇高。王允天资聪颖，独具慧质，深受上辈们的喜爱和赏识。在他们的影响和熏陶下，王允自小意气非凡，立志长大后不仅要继承和发扬父辈的传统，而且还要心忧国家，有益于东汉社会。 为了实现这一志向和目标，王允时时刻刻注意自身素质的修养。虽出生豪门世族，但他并不迷恋奢侈的生活和舒适的享受，而是充分利用家里的优越环境，饱读诗书和泛阅经传。少年时期，王允就已经成为满腹经纶、学富五车的才子，远近文人学土都对他刮目相看。习文章、阅经典之余，王允还坚持习武强身。他崇慕卫青、霍去病的威猛和气度，同时也佩服他们誓死卫国的精神。认真不懈的文修武练不到数年，王允便出落为一名文韬武略无不精通的全才。[1] § 主要贡献 王允 王允性格刚直，疾恶如仇。汉桓帝永寿元午(155年)，王允 19岁，为郡吏。当时宦官专权，气焰嚣张。小黄门晋阳赵津，倚仗权势贪横放恣，横行乡里，为一县巨患。王允不畏权势，向郡守讨令，捕杀了赵津，为百姓除去一害。从此，王允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成为东汉王朝的一名忠实捍卫者． 东汉后期，宦官，外戚争相专权，朝政极端腐败。豪强地主大肆兼并土地，农民纷纷破产。社会矛盾日趋激化。到汉灵帝中平元年(184年)，终于爆发了以张角为首的黄巾大起义，此时48岁的王允被提升为豫州刺史，参与了镇压“黄巾起义”。却因揭露宦官张让与黄巾军通谋，而遭到了宦官集团的诬谄，身陷囹圄。 汉灵帝中平二年(185年)，王允被捕下狱，不久逢大赦被释。但十余日后，又因其他罪名再次被捕下狱。第二年，王允才被释放。此时，宦官气焰愈加嚣张，对他们稍有不满者，便会惨遭杀害。中平六年(189年)，汉灵帝去世，王允到京师治丧，并参与了大将军何进诛杀宦官的计划，被任命为从事中郎，后转任河南府尹，再次参与朝政。 汉灵帝死后，何太后临朝，大将军何进辅政。何进拉拢世家大族的代表人物袁绍袁术兄弟，策划消灭宦官势力。为迫使何太后同意，何进召令并州牧董卓等军阀引兵进京。董卓到京之时，何进巳被宦官处死，董卓乘乱诛杀宦官，朝中大权尽归董卓。董卓废少帝刘辩，立刘协为献帝，自立为太师。汉献帝即位后，王允被任命为太仆、后升任尚书令。王允在生命的最后一年做了两件大事，一是除掉了权臣董卓，二是害死了文人蔡邕。王允在除掉董卓后却说什么也不肯放过他。所以，蔡邕的死，既让人扼腕摇头，更让人匪夷所思。 初平元年(190年)，代杨彪为司徒。王允虽然看出董卓的篡位之心，但因惧其权势，也只好假意咐合，以求取得董卓的信任。是时，关东一些州郡的牧守，不满董卓专权，纷纷举兵声讨，活跃在河东一带的白波黄巾军也对董卓造成威胁。于是，董卓胁迫汉献帝迁都长安，命王允随驾，自己暂留洛阳，朝中之事皆委王允做主。王允到长安后，与司隶校尉黄琬，尚书肖郑公业等密谋，派护羌校尉杨赞为左将军，执金吾士孙瑞为南阳太守，以征讨袁术为名，率军出武关道，分路征讨留在洛阳的董卓，然后使汉献帝还都洛阳。因董卓生疑而作罢。 初平三年(公元]92年)春，王允又暗中与董卓部将吕布联络，让他为内应。趁汉献帝病愈之时，王允派吕布同郡骑都尉李肃率亲兵十余人伪装成宫内卫士，等董卓入朝向汉献帝问安时，刺杀了董卓。 对王允这一时期的做为，范晔评价说：“士虽以正立，亦以谋济。若王允之推董卓而引其权，伺其间而敞其罪， 当此之时，天下悬解矣。而终不以猜忤为衅者，知其本于忠义之诚也。故推卓不为失正，分权不为苟冒，伺间不为狙诈。及其谋济意从，则归于正也。”在他看来，士人既要有坚定的立场，也要有适当的谋略来辅助，王允委曲求全于董卓，正是为了实现他除掉董卓的计划。这是值得称道的， 董卓死后，王尤主持朝政。命令把蔡邕交付廷尉。蔡邕向王允谢罪，并甘愿受黥首之刑，编写完《汉史》。众公卿可惜蔡邕才华，也一起请求王允赦免其罪。但王允还是坚持杀了蔡邕。 董卓部将李榷、郭汜因得不到王允的赦免，随采用谋士贾羽之计，诱集陕人及本部军马十余万与樊稠、李蒙等合围长安。城陷后，吕布招呼王允出走，王允说：“若蒙社稷之灵，上安国家，吾之愿也。如其不获，则奉身以死之，朝廷幼少，侍我而已，临难苟免，吾不忍也。努力谢关东堵公，勤以国家为念。”王允携天子上宣平城门以避贼兵，李被催，郭汜杀死于楼下，为东汉王朝流尽了最后的鲜血，时年56岁。[2] § 失败原因 王允 关于王允失败的原因，说的最多的有两条。 一是不肯赦免董卓部将的罪名，直接导致了李傕等董卓旧部的起兵反叛。《后汉书·王允传》记载：允初议赦卓部曲，吕布亦数劝之。既而疑曰：“此辈无罪，从其主耳。今若名为恶逆而特赦之，适足使其自疑，非所以安之之道也。”原来王允也想赦免董卓部曲之罪，但后来又犹豫不决，认为：这些人知道自己罪大恶极却蒙朝廷赦免，必然不会相信，反而生疑，不是让他们安心的好办法。后来，李傕等人遣使到长安，求乞赦免。王允以为一岁不可再赦，不许之。 董卓在时，为收天下士人之心，重用名士蔡邕，三日而三迁其官。蔡邕虽不满董卓政治残暴，却感其知遇之恩。董卓死时，蔡邕在王允座，闻之不由叹息一声。王允本就痛恨蔡邕附庸董卓，见状怒斥其为董卓一党，将其下狱，虽百官苦谏而不听，杀之。这一事件更使董卓的旧部不安。 二是王允当政后骄傲自满，失去百官拥戴。 《后汉书·王允传》记载：允性刚棱疾恶，初惧董卓豺狼，故折节图之。卓既歼灭，自谓无复患难，及在际会，每乏温润之色，杖正持重，不循权宜之计，是以群下不甚附之。王允诛杀董卓主要依靠大臣王孙瑞和卓将吕布等的帮助，但诛卓后王允邀为己功，王孙瑞等不满，辞官归乡。王允对吕布也看不上，《后汉书·王允传》记载，允“而素轻布，以剑客遇之。布亦负有功劳，多自夸伐，既失意望，渐不相平。” 其实上述两点并不是王允失败的主要原因，关于第一点，王允即使不赦免李傕等人，若能派兵讨平，自然就没有后来之乱；关于第二点，虽然因其骄傲自满，“群下不甚附之”，却还是支持他的。相比之下，董卓残暴，群臣恨不能食其肉，不也把持朝政3年吗？董卓靠的是什么？是自己的军队。 王允失败的最主要原因一是没有及时控制军队，二是犹豫不决怠误时机。王允虽然诛杀了董卓，但军队还在董卓部将李傕等人的手中。董卓入关后，为防备关东诸侯的进攻，“乃使东中郎将董越屯黾池，中郎将段煨屯华阴，中郎将牛辅屯安邑，其余中郎将、校尉布在诸县，以御山东。”（据《后汉书·董卓传》）而守卫长安的禁军，也多是董卓的旧部。 王允杀董卓后，派皇甫嵩带兵攻郿坞，诛董卓全家，皇甫嵩带的是自己的旧兵，并没有用长安城的禁军。因此王允手中虽有皇帝，还有大臣的支持，但是几乎没有任何自卫能力，可以说是不堪一击。这种情况下，整个朝廷简直就如同坐在火炉上，而王允居然没有觉察到危险，以为董卓已死，天下就大局已定，没有什么祸患了，对董卓旧部的叛乱没有任何准备，不能不说是重要失策。 上述事实说明东汉王朝实际上已经名存实亡，王允即使有足够的聪明才智，也无回天之力，这应该是王允失败的最大的原因。[3] § 历史评价 王允 他出身于官僚家庭，自幼聪颖过人，“少好大节，有志于立功，常习诵经传，朝夕试驰射”，被同郡人郭林宗誉之为“王佐才也”。同许多官僚子弟一样，王允很早就投身仕途，他为人秉直，有股子牛脾气，这就注定了他的仕途必然是坎坷不平。 王允算得上是古代标准的知识分子，读五经，习六艺，史书记载：允少好大节，有志于立功，常习诵经传，朝夕试驰射——可谓是文武双全了。这么优秀的青年才俊，一旦脱颖而出，自然颇受人赏识，于是“三公并辟，以司徒高第为侍御史”。 到了初平三年（192年），王允的机会终于到了，他利用董卓和其手下吕布的矛盾，成功离间二人，分化了董卓集团，并把董卓推上了断头台。董卓被杀后，人心大快，士兵齐呼万岁，百姓载歌载舞，一时间，王允的威望达到顶峰。 可惜的是，经过这场胜利以后，王允或许是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不但未能正确地判断当时的局势，反而又恢复了他不谙世故的愣头青作风，结果犯下一系列的错误，导致功败垂成。 具体说到王允的错误，其一是没有很好地处理内部关系。王允掌权以后，捕杀了很多曾经依附董卓的朝中大臣，全然忘记了自己当年也是在董卓的关照下才得以生存。著名学者蔡邕因为听到董卓被杀而叹息了几句，也被王允下狱身死，加上自恃功高，对待在刺董期间立有大功而且握有兵权的吕布，王允也是非常轻视，“以剑客遇之”，也就是说根本不把吕布当一回事，气得吕布“既失意望，渐不相平”。如此一来，文臣武将都是离心离德，何以服众？ 他犯下的第二个错误是不懂得笼络人心。面对董卓死后留下的大量财富，吕布就提出“以卓财物班赐公卿、将校”，按说这是个正确的建议，对于稳定长安的局势有积极作用，但王允却不予采纳。 王允刚愎自用，又不讲策略，而关东势力对于长安政权的态度也是各不一样，诸侯中许多势力都心怀鬼胎，王允对内对外都得不到强有力的支持，长安原本趋于安定的局势又变得复杂起来。终于，初平三年（192年）九月，李傕、郭汜、樊稠、李蒙率兵围攻长安，动荡再次来临。 性格决定命运，王允的性格决定了他最后的不幸结局，他拒绝了吕布提出的撤出长安的建议，决心以死报国，结果被杀入长安的李、郭等人所害，时年五十六岁，王允的宗族老幼，尽被杀害，只有两个侄儿逃出生天。在王允家族蒙受几乎灭族之灾的同时，长安，甚至整个华夏大地，也陷入到更大的社会动荡和政局混乱之中，军阀混乱的局面愈发不可收拾。“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不能不说王允也是负有一定的责任的。 王允虽有除乱臣于朝堂，缓危局于一时之壮举，却无挽狂澜于倾倒，救百姓于水火之伟略，他刚烈的个性曾经让人无比感慨，又令人无比叹息，读圣贤书的他，似乎忘记了《礼记》中的那句“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的至理名言。当硝烟散尽，尘埃落定之后，王允的一生，留给后人的只有无限的感慨和叹息! 郭泰：“王生一日千里，王佐才也。” 何进、袁隗、杨赐：“夫内视反听，则忠臣谒诚；宽贤矜能，则义士厉节。是以孝文纳冯唐之说，晋悼宥魏绛之罪。允以特选受命，诛逆抚顺，曾未期月，州境澄清。方欲列其庸勋，请加爵赏，而以奉事不当，当肆大戮。责轻罚重，有亏众望。臣等备位宰相，不敢寝默。诚以允宜蒙三槐之听，以昭忠贞之心。” 《后汉书·王允传》：“子师图难，晦心倾节。功全元丑，身残余孽。时有隆夷，事亦工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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