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大公报》 |
| 释义 | § 简介 《大公报》 《大公报》系清末﹑民国时期著名日报之一。1902年6月17日在天津创刊，创办人英敛之，富商王祝三(郅隆)为主要经济资助人。英主张变法维新﹐《大公报》遂在北方言论界初露头角。《大公报》突出新闻特性﹐编排醒目美观﹐注重培养人才。尤其是社评﹐力求言之有物﹐见解独特﹐对时政有所批评﹐很快名闻国内﹐《大公报》也一跃成为全国最著名的报纸和舆论界的代表之一。1927年以后﹐《大公报》总体上对国民党持支持态度。“九·一八”事变后﹐随着日本侵略的加紧﹐《大公报》主张抗日﹐并发表了著名记者范长江的西北通讯﹐首次披露了红军长征情况。为了应变﹐《大公报》开始筹备南方各版﹐1936年4月10日上海版发刊。 抗日战争爆发后﹐《大公报》天津版于 7月底停刊﹐上海版12月13日停刊。《大公报》同人分赴各地办报﹐先后有汉口版﹑香港版﹑桂林版﹐最重要的重庆版自1938年12月 1日起出版﹐销售额最高近十万份。 它坚持抗日立场﹐鼓舞民心士气﹐对抗战起到了一定作用。1941年4月被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推选为当年最佳外国报纸﹐获荣誉奖章。1941年9月6日张季鸾逝世﹐王芸生接任总编辑﹐曹谷冰﹑金诚夫﹑徐铸成等领导《大公报》。 抗战胜利后﹐《大公报》上海版于1945年11月1日复刊﹐天津版12月1日复刊﹐香港版1948年3月15日复刊﹐重庆版继续出版。《大公报》一度支持过国民党的内战政策﹐1948年后因立场有所改变受到当局迫害﹐重庆版一度被强行接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大公报》重庆版﹑上海版先后停刊。天津版改名《进步日报》﹐旋又恢复原名﹐迁至北京出版﹐主要报导财政经济和国际问题﹐1966年9月10日停刊。香港版出版至今。 § 历史 1949年上海美术工作者宣言 创办初期 1902年6月17日，创办人英敛之在天津法租界首次出版大公报创刊号。入民国之后，英敛之无心主持报馆局面。 1916年9月，由原股东之一的王郅隆购买《大公报》。1916年10月，王郅隆全面接收《大公报》后，聘请有过办报经历的胡政之为主笔兼经理。二十八岁的胡政之在和英敛之“面洽以后，入馆任事”。胡上任后主持报馆改革。1916年11月10日起，胡政之入馆一个月后，《大公报》由书册式改成了通栏式，将垂直的两栏改成四栏，以后又经过几次改革，改成六栏、八栏。在字号方面也进行了调整，各种字号大小间隔、搭配，改变了原来比较单调的状况，使版面变得错落有致。新文化运动期间，胡政之在主政时掌管言论，在张勋复辟、五四运动等一系列重大事件中，《大公报》发表过不少有分量的文章。胡政之也在采访完巴黎和会后辞去经理职务。1923年9月王郅隆在日本关东大地震中丧生，安福系于次年垮台。难以为继的大公报于1925年11月27日宣布停刊。 辉煌期 大公报最辉煌的时期是1926年至1949年，即所谓“新记”大公报时期，“四不主义”（不党、不卖、不私、不盲）最为出名。张季鸾、胡政之等优秀报人让它成为当时中国新闻界的翘楚。 在1926年9月1日复刊号发表的《本社同人之旨趣》中，提出了著名的四不社训：“不党、不私、不卖、不盲”。大公报续刊时发行量不足2000，到1927年5月涨至6000余，同期广告收入由每月200余元增至1000余，营业结算由每月亏损4000余转为收支平衡。5年后达到5万份，1936年突破10万份，成为全国一流的新闻纸和舆论中心。 《大公报》版面 1928年东北易帜、1930年中原大战后期张学良通电全国拥蒋入关两大新闻，皆为《大公报》独家发布。1935年12月，吴鼎昌出任南京政府实业部部长，辞去社长一职。鉴于京津局势紧张，《大公报》开始向南发展，1936年4月1日，《大公报》落户上海望平街，创办上海版。津沪版同时发行，《大公报》正式成为一张名副其实的全国大报。 分刊期 七七事变后，天津、上海相继陷落。《大公报》力主抗战，表示“一不投降，二不受辱”，天津版、上海版分别于1937年8月5日、12月14日停刊。 张季鸾率曹谷冰、王芸生等相继创办汉口版(1937.9.18--1938.10.17)和重庆版(1938.12.1--1952.8.4)，胡政之率金诚夫、徐铸成等先后创办《大公报》香港版(1938.8.13--1941.12.13)和桂林版(1941.3.15--1944.9.12)。抗战期间，《大公报》辗转迁徙，财产损失严重，但由于经营管理得法，报馆依旧获得长足发展，渝版、港版、桂版一度同时发行，在规模和舆论影响力上，国内报纸难望其项背。 1941年4月，《大公报》收到密苏里新闻学院的来函，被认为是“《大公报》刊行悠久，代表中国报纸。”获密苏里新闻学院奖。 1941年9月，张季鸾去世，国共两党以及全国各界几乎一致给予了他极高的评价。张季鸾逝世后，内部机构变化：成立董监事联合办事处，由胡政之任主任委员，统一领导各馆；成立社评委员会，王芸生为主任委员，负责社评的选题、立论和撰写事宜。 1943年2月2日，重庆版发表《看重庆，念中原!》社评，对比河南灾民惨状，斥责重庆富豪奢靡生活。此文激怒当局，被勒令停刊3天。 1943年9月6日，胡政之在纪念张季鸾逝世两周年社祭会上，宣布董事会新近制定的《大公报同人公约》五条，其中第一条规定“本社以不私不盲为社训”。 抗战胜利后，《大公报》着手停刊各版的复刊工作。1945年11月1日、12月1日，上海版和天津版相继复刊。1946年元旦，在上海成立大公报社总管理处。总管理处由总经理胡政之主持，总揽各馆。1948年3月15日，香港版复刊。言论方面，基本上是呼吁和平，反对内战。对中共，发表《质中共》等社评，受到《新华日报》抨击，称其“小骂大帮忙”，是“法西斯帮凶”；对国民党，不满和抗议其镇压学生运动和实行文化专制政策，国民党《中央日报》称王芸生是“新华社广播的应声虫”，发起“三查王芸生运动”。 对《大公报》的研究书籍 在国共争夺权力的白热化时期，大公报发表《自由主义者的信念》社论，主张中国走“第三条道路”，“文人论政”的大公报处境尴尬。王芸生在1948年11月5日离开上海，转道台湾飞抵香港，亲自主持港版工作。11月10日，港版发表《和平无望》，宣布改变立场，开始左转。 大公报位于香港湾仔轩尼诗道的办事处1949年之后，《大公报》在中共港澳工委的领导下，在香港继续出版发行。与《香港商报》、《文汇报》构成香港左派（中资背景）报纸的阵地。 1949年1月15日，解放军攻占天津，津版改组为为《进步日报》。4月14日，总经理胡政之病逝于上海。5月25日解放军占领上海，王芸生等从解放区赶赴上海。5月29日，在国统区进步美术运动的中心与最前沿的上海，刘开渠、杨可扬、野夫、朱宣咸、张乐平、庞薰琹、赵延年等国统区进步美术的先驱们代表以上海为中心的国统区进步美术力量在《大公报》发表迎接解放的“美术工作者宣言”，提出国统区美术工作者决心“为人民服务，依照新民主主义所指示的目标，创造人民的新美术”，该宣言的发表也标志着国统区美术史和上海近代美术史从此翻开崭新一页。6月17日，沪版发表《大公报新生宣言》，宣布报刊归人民所有。11月30日解放军占领重庆，渝版继续出版，1952年8月4日终刊。后中共重庆市委在其基础上创刊市委机关报《重庆日报》。 1953年1月1日，沪版北迁与《进步日报》合并出版全国性的《大公报》，并于1956年9月迁到北京，10月1日出版，按照计划经济的模式，分工报道财经工作。 “文化大革命”中，《大公报》于1966年9月14日停刊，改名为《前进报》，但是只办了103天，也停刊了。只有香港大公报一直刊发。 § 发展阶段 英敛之时期的《大公报》 《大公报》于1902年6月17日在天津由英敛之创办，这正是维新运动失败，辛亥革命尚未爆发，中国早期政治制度由君主立宪制向民主共和制过渡的时期。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报刊事业深受西方报界办报模式的影响。《大公报》在百家争鸣的背景下成为众多自由报纸中的灿烂一枝。在英敛之的主持下，《大公报》积极宣传改良思想，主张君主立宪，以敢言、严肃、非营利为标榜，揭露时弊，成为北方地区著名的报纸。 王郅隆时期的《大公报》 1902年至1925年的《大公报》被称为旧《大公报》，以区别于新记《大公报》。这一时期虽然被认为与政治沾染太多，但报纸本身在新闻报道和经营管理等方面还是有突出的地方。王郅隆接手最初的《大公报》,成了“安福系的机关报”，从能代表民意的站在时代前沿的进步报纸，堕落为军阀的舆论工具，使得英敛之开创的《大公报》不再为社会之公器。1916年10月，王郅隆聘请胡政之为主笔兼经理，对《大公报》革新与管理起到了一定的成效，新闻事业开始向职业化发展。 新记公司时期 《大公报》 1926年，中国现代史上的“南北朝演义”到了它的尾声，就在国民革命政府与北洋军阀作最后决战的时候，《大公报》由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三人组成的新记公司接办，于9月1日复刊。吴鼎昌任社长，胡政之任经理兼副总编辑，张季鸾任总编辑兼副经理，由此开始进入鼎盛时期。 正是吴鼎昌的资本才使《大公报》挺直腰杆，让它无后顾之忧；胡政之的 “经营管理”，才使《大公报》所有的人都把它当成自己的事业，奠定了它的鼎盛；张季鸾的“一支笔”，开创当时新闻自由的典范。 1949年之后的新生《大公报》 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完成了对旧中国新闻事业的清理，仅准许少量民间、党外的报纸继续出版。尚在出版的香港《大公报》成为《大公报》这个百年老报唯一幸存下来的硕果，与《香港商报》、《文汇报》构成香港左派（中资背景）报纸的阵地。[1] § 停刊历史 100年中，由于《大公报》不畏强权，敢于讲出人民的心声，曾5次被查禁、被勒令停刊。 第一次是19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被袁世凯查禁的。当时慈禧太后听政，袁世凯坐镇天津，由于《大公报》积极支持废除虐待华工条约和抵制美货运动，触怒袁世凯。《大公报》当时的社址在天津法租界，袁世凯无法禁止出版，便下令在租界外禁售、禁邮、禁阅。 第二次是1935年。当年日军侵占东北后，进迫华北，国民政府军队奉命采取不抵抗政策，撤出平津，《大公报》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发表《勿自促国家之分裂》社评，予以抨击。社论发表之日，国民党平津卫戍司令宋哲元下令对《大公报》实行禁止邮递处分。在宁、沪各报支持下，经过抗争，禁邮处分执行了8天后停止。 第三次被禁是1943年，《大公报》重庆版刊登《大公报》战地记者张高峰实地采访通讯《豫灾实录》，真实地描写了河南灾区人民的悲惨生活，并配发社评《看重庆念中原》，揭露国民政府所在地重庆花天酒地，河南饿殍遍野而政府却无动于衷的事实。社评触怒蒋介石，限令《大公报》停刊3天，记者张高峰被豫西警备司令部逮捕。 第四次被禁是1952年。当时香港九龙城东头村木屋区大火，灾民1万多人，广东省民间团体组慰问团来港，港英当局拒绝其入境，引发警民冲突，港英开枪镇压，青年工人陈达仪身中6弹死亡。《大公报》转发北京《人民日报》短评，强烈谴责港英暴行。港英控告《大公报》“刊印一页煽动性的文字”，判罚《大公报》停刊6个月。《大公报》在祖国人民的支持下，奋力抗争，停刊12天后恢复出版。 第五次是1966年，当时“文革”进入高潮，“四人帮”唆使红卫兵进驻北京《大公报》，1966年12月30日，“红卫兵孙大圣战斗队”发表判决书，勒令《大公报》停刊。 § 历史影响 《大公报》百年历史 《大公报》见证时代，记录历史，在各个不同时期，发挥过重要影响。 1919年巴黎和会时期，派往法国采访和会的唯一中国记者，是《大公报》的胡政之。 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唯一驻守欧洲战场的中国记者，是《大公报》记者萧乾。 在东京湾米苏里号战舰举行的日本投降仪式上，《大公报》派驻太平洋地区的战地记者朱启平，写下了中国新闻史上的经典名篇《落日》，传诵一时，并被编入中国大学新闻系教材。 在波茨坦会议的现场，在纽伦堡审判纳粹战犯的现场，在联合国成立大会的会场，都有《大公报》的记者。 第一个派记者到苏联采访，报道中苏建交情况的是《大公报》； 第一个深入西部边区，向全国大众报道红军长征情况的是《大公报》记者范长江。 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个报道邓小平南巡谈话的香港报纸是《大公报》。 正因为大公报能把握时代脉搏，每临大事反应快速，并能站在国家和人民的立场上，作出准确报道，才赢得了舆论重镇的称号。[2] § 评价 《大公报》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最有影响的报纸之一。它创刊于1902年，最初在天津发行，以后，辗转在上海、汉口、香港、桂林、重庆等地出版。1949年之后，《大公报》在中共港澳工委的领导下，在香港继续出版发行。与《香港商报》、《文汇报》构成香港左派（中资背景）报纸的阵地。 《大公报》是一间民间报纸，在历次政治事件中都有明显的观点和态度。它的政论闻名报界，其社论是研究中国近代政治发展的重要史料。一百多年来，《大公报》以“坚持宣传正义声音”为宗旨，以立论中肯、报道翔实为特色，在国际上建立了良好声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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