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洪宪帝制 |
| 释义 | § 简介 1915年春，袁世凯在英、日帝国主义支持下，积极准备改行帝制。8月由总统府美国顾问出面发表文章宣称共和宪政不符合中国国情，鼓吹君主制。之后由袁世凯的党羽作请愿团要求改变国体，10月组成袁记国民代表大会，投票表决国体。12月12日，袁世凯宣布接受帝位，推翻共和，复辟帝制，改中华民国为“中华帝国”，并下令废除民国纪元，改民国5年（1916年）为“洪宪元年”，史称“洪宪帝制”。这种行为遭到了全国大多数人的反对，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其存在仅有102天便旋即消亡。[1] § 背景 袁世凯 袁世凯于1912年（民国元年）3月在北京就任第二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涉嫌于1913年3月派人刺杀国民党领导人之一的宋教仁，导致同年7月孙文等国民党人发起二次革命，讨伐袁世凯。袁世凯的北洋军击败各省军队后，1913年10月6日，袁世凯胁迫民元国会选自己为正式大总统。1913年11月4日，袁世凯以“叛乱”罪名下令解散国民党，并驱逐国民党籍的民国国会议员，使民元国会因议员人数不足、无法运作而休会。1914年1月10日，袁世凯宣布解散民元国会。1914年5月1日，袁世凯公布《中华民国约法》取代《临时约法》，在12月间修改《大总统选举法》，改总统为终身制和可指定自己的继承人。1915年5月9日，袁世凯宣布接受日本二十一条第一至四号的要求，后人视为五九国耻。[2] § 建立帝制 酝酿 袁世凯自镇压二次革命后，即迫使国会选举他为正式大总统，后又解散国会。1914年，袁世凯召开约法会议，废除《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制定《中华民国约法》，改责任内阁制为总统独裁制，大权独揽。随即废除国务院，改设政事堂，并设参政院代行立法权。 洪宪帝制 1915年8月，袁世凯的宪法顾问美国人F.J.古德诺发表《共和与君主论》一文，认为中国人知识程度太低，无研究政治之能力，只适合于君主制。杨度在袁的示意下串联了孙毓筠、李燮和、胡瑛、刘师培和严复，以“研究共和政治得失”为名，于8月14日联合发起成立筹安会，公开进行复辟帝制活动。 筹安会一面到各地鼓动，一面电请各省将军﹑巡按使派代表进京“讨论国体”，旋宣布“一致主张君主立宪”。与此同时，北洋系军政要人﹑地方大吏段芝贵﹑袁乃宽﹑梁士诒﹑朱启钤﹑周自齐﹑倪嗣冲﹑王占元﹑龙济光等纷纷活动，拥护袁世凯称帝。但袁世凯故作姿态，表示改行帝制“不合时宜”。于是梁士诒等组织“全国请愿联合会”，制造“民意”，并与筹安会争功。 国民大会 1915年10月6日，参政院以“尊重民意”为词，召开“国民代表大会”。各省遂匆促选举国民代表，举行“国体投票”，一律“赞成”君主立宪，并推定参政院为国民大会总代表。随后，参政院以总代表名义，上书推戴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 改行帝制 12月12日，袁世凯接受帝制，同时宣布1916年更改为“洪宪元年”，中华民国改为中华帝国。 袁接受帝位后，随即封官晋爵，中华民国总统府也被改为新华宫（今中南海），并发行一种以他的头像和龙作图案的纪念金币和银币，准备于1916年元旦正式登基。自12月12日之后，袁既是中华民国的大总统，又是意图成立的中华帝国的将要登基称帝的未来皇帝。[2] § 帝制取消 湖南发行的洪宪元年开国纪念币 五国联合警告与登基的推迟 自中国国内发生拥护袁世凯行帝制的声音后，英国、法国、俄罗斯、日本、意大利便相继或单独或联合发出警告，要袁世凯放弃行帝制的主张。袁世凯鉴于外交上的紧张局面，故被迫宣布年内不登基称帝。 护国战争与帝制的缓办 袁帝制自为的行径，激起人们的强烈反对。反帝制运动在深入发展。12月25日，唐继尧﹑蔡锷﹑李烈钧在云南宣布独立，讨伐袁世凯背叛共和，护国战争爆发。与此同时，中华革命党也趁机活动，反对袁世凯。 五将军通电 袁世凯的嫡系军队——北洋军内反对袁世凯行帝制的势力也不甘寂寞。江苏将军冯国璋、江西将军李纯、浙江将军朱瑞、山东将军靳云鹏、湖南将军汤芗铭联合发出通电，要求袁取消帝制、惩办祸首。 帝制失败 北洋集团分崩离析，列强也撤回了对袁的支持。袁世凯众叛亲离，内外交困，被迫于1916年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复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其接受帝制时间前后共计102天（此年为闰年）。但护国战争仍未停止，袁世凯本人也在同年6月6日病死。[3] § 原因分析 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决定了每一政权的诞生与灭亡都离不开列强的扶持与反对。洪宪帝制的建立与崩溃也不例外。帝制初起时，一战方酣，西方列强无暇东顾，对华政策大多以日本的意志为意志，为了争得对袁世凯政府的控制，列强争相怂恿袁世凯称帝。当袁世凯称帝之事呼之欲出、反对之声叠起时，日本为了乘中国国体变动之机扰乱中国以达到其侵略之目的，联合西方列强出面干涉，劝告袁世凯延缓帝制，煽动中国内部叛乱，并对袁世凯施加经济压力。以日本为首的列强的出尔反尔是袁世凯政权走向灭亡的关键性因素之一。[4] § 历史影响 1915至1916年间，袁世凯公然践踏“约法”，毁弃共和，恢复帝制，其祚虽短，却影响深远。“洪宪帝制”昙花一现，旋起旋灭，这种因国体、政体之变而导致的政坛乱象实在是转折时代的一种政治观念的反映。历史学家陈旭麓曾指出，民国初年“在袁世凯和溥仪的周围聚集了两种形相各异而实质相同的复辟实体”，这两种复辟势力虽然拥戴的对象不一，“但它们根植于相同的社会土壤和由千百年的历史积淀而成的皇权心态”，这种心态更是辛亥革命所没有革去的社会心态。 “洪宪帝制”的兴亡反映着民初政治体制和构成这种体制的社会势力之间的关系，以及当时中国与列强间的折冲樽俎。同时，帝制与反帝制派势力的相互消长也是当时中国政治与知识精英思想观念演变的真实反映。[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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