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沈醉 |
| 释义 | 沈醉 - 简介 沈醉 18岁就参加了军统的前身——复兴社特务处。 先后担任少校行动组长、稽查处上校处长、军统局总务处少将处长（28岁）、国防部保密局云南站站长、国防部少将专员、云南专员公署主任、中将游击司令. 1949年12月9日被卢汉（原国民党云南省主席）扣押，参加云南起义，后协助卢汉逮捕了在昆明的大多数特务。 1960年11月28日被人民政府特赦（第二批特赦人员），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文史专员。 1980年，有关方面经过调查证实，沈醉在卢汉起义通电上签了字，发表了起义广播，并亲笔颁布命令，要下属特务组织上交特务器材并到指定地点报到。根据党的政策，沈醉的身份由战犯改为起义将领，享受副部级待遇，并连续被选为第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 1980年底，沈醉偕同他在大陆惟一的女儿沈美娟到香港探亲，成为海峡两岸关注的一件大事。沈醉在美国、加拿大及港台等地有许多亲朋故旧和学生，他们都劝他留下来享享清福。沈醉对他们说：“大陆的物质生活是差一点，但我不是为钱而来的。我母亲生前对我说过：一个人可以不做官，但一定要做人。在大陆，我才真正懂得了人生的道理。”他劝亲友们回大陆看看大陆的变化，说：“国家的分裂是在我们这一代身上造成的，应该在我们这一代身上结束。这样，生对得起后代，死对得起祖宗。尽管我们过去走的路各不一样，但从今天起，一个人是流芳百世，还是遗臭万年，就看他为统一祖国是出了力，还是相反。” 沈醉晚年的家庭生活也很幸福。由于国民党宣传沈醉早已“杀身成仁”，他在台湾的前妻粟燕萍女士迫于生计改嫁他人。1965年初春，经人介绍，沈醉与小他10岁的杜雪洁正式结婚，婚后二人相敬如宾、幸福美满。杜雪洁对沈醉体贴入微，每天早晨和傍晚，她陪沈醉去月坛公园和大桥下面散步，还帮助丈夫整理报刊与信件。沈醉患有冠心病，杜雪洁精心制作了一个牌子，写上医生叮嘱：“冠心病患者应多休息、少谈话，每次见客以不超过15分钟为宜，更不能连续会客。敬请亲友原谅。”沈醉对贤惠的老伴更是情深意厚，他外出开会或参观，总是细心地给妻子带回心爱的衣料或礼物，一次也没忘记过。 1996年3月18日，沈醉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2岁。 沈醉 - 著作 沈醉 《解放前夕军统在云南的活动》 、《抗战前军统特务在上海的罪恶活动》 、 《我所知道的戴笠》 、 《中美合作所内幕》等九篇文章，登载在《文史资料》上、《爱国将领卢汉》（《新华文摘》1988年第5期）和《我这三十年》等多部作品。 沈醉 - 最怕见的人 第一个，是军统局秘书长郑介民的老婆。这个半老徐娘是有名的财迷，经常指着名向军统要东西。沈醉本人是总 蒋介石务处长，正是首当其冲。找他要紧俏东西的国民党官员不少，惟有这位太太个别，她要东西，不是为了自己用，自己喜欢，而是为了送到当铺里头换钱，所以是永远填不满的坑。而郑介民本人，沈先生颇为推崇。说这个人做官不在行，而且胆小，实际是个情报专家，平时的乐趣就是阅读特务们送来的材料，他不审犯人(戴笠就不行，急了还有过亲自动手的时候)，就是看材料，但是好多大案子都是这样破的，说起过的，一个是吴佩孚的日本混血女儿吴冰特务案，被他从一封可疑的信件中看出了端倪，一个是当年《永不消逝的电波》里李侠的案子，当然李侠的真名不是这个。 第二个，是蒋介石，沈多次见过蒋，还差点当了宋美龄赴美的随从武官。但是他怕见蒋介石。原因是沈醉的性格活跃，喜动难静，而且随便惯了，而蒋介石对部下的仪表非常重视，往往从看人的衣着，姿势，精神面貌，就决定他的好恶。戴笠是特别重视对蒋投其所好的，因此每有军统人员去见蒋，必要反复嘱咐，交待，有时还要向蒋的随员预先打听蒋的心情，决定何时谒见。这种严格的要求，对做惯了外勤的沈醉来说，简直是一种折磨。另外就是蒋说一口难懂的宁波官话，沈是湖南人，往往担心听错，心情很紧张。 第三个，是蒋的侍从室主任钱大钧。钱是保定军官学校出身，黄埔军校军事教官，资格老的可以对陈诚一类的人物指手画脚。 此人形容威武，在西安事变的时候负过枪伤，对于特务颇有些瞧不起，因此也不太好相处。沈醉和钱将军打交道，是因为军统特务往往负责蒋介石出巡的外层防卫，归钱的侍从室指挥，沈为人精明干练，多次担任这个职务。而钱总是神情踞傲，很不好合作，极少给特务提供方便。因为他是上级，沈等特务都吃过不少苦头，因此不愿意去见他。后来才知道，他是在西安事变时和军统结下的梁子。当时钱也和蒋一起去西安。华清池附近原来有一个火车头，为了防止蒋乘火车逃跑，张学良找到钱大钧，说要让自己的好马“盖西北”和火车赛跑，诱骗钱同意将火车头调到临潼车站。这个细节在事变后被特务密报上来，认为钱和张有勾结的嫌疑。钱因此受到审查。当时钱曾指挥侍从拼死抵抗，掩护蒋逃走，自己被东北军的子弹打穿胸部，却遭到如此对待，内心极为痛苦。因此终生对特务没有好感。 沈醉 - 妙改语序 1949年9月，云南解放前夕，蒋介石命令沈醉带来了大批军统特务窜入昆明，要以“铁的手腕”稳住大西南。沈醉 蒋介石密令鹰犬枪杀进步学生，并逮捕了90余名爱国民主人士。正在准备起义的国民党云南省主席卢汉将军急忙打电话给蒋介石，陈述利害，为这批民主人士说情，蒋介石的回电是：“情有可原，罪无可逭。”“逭”是动词，意思是逃避， 《尚书》中即有“自作孽，不可逭”之句。卢汉看毕电文，知道蒋介石决心要杀这90余名爱国民主人士，心里十分着急。他把此电文拿给协助他筹划起义、曾与蔡锷将军一起举办云南讲武堂、还当过朱德同志的老师的李根源先生看，征询万全办法。 李先生看后，提笔将电文词序一改，便成了“罪无可逭，情有可原”。在昆明的军统头目阅读电文后，以为蒋介石“恩威并举”，镇唬一下争民主的“出头鸟”，达到争取民众的目的就行了。于是，90余名爱国民主人士得救了。后来，蒋介石得知此事，气得火冒三丈，他怀疑机要秘书记错了自己的口授电文，又不能排除自己搞“颠倒”了词序，只得骂几声“娘希匹”了事。 沈醉 - 刺杀毛人凤 相互暗藏杀机 毛人凤为人心狠手辣，狡诈多疑。1948年秋的一天，毛人凤正与一风流女子亲昵，恰被沈醉看在眼中。毛人凤从此总以为沈醉与他过不去，处处设防。1949年5月毛人凤随蒋介石逃离大陆时，有意将沈醉以云南专区保安专员的名义(实是“军统”云南站站长)安排在云南省主席卢汉身边，监视卢汉的行动。此时，全国解放浪潮风起云涌，边陲云南也到处出现“反独裁、反内战、反饥饿”的巨幅标语。早已看破时局的卢汉渐向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接近，使蒋介石深感不安。同年8月初，毛人凤在台湾遥控指挥，要沈火速除掉与卢汉关系密切、原中央陆军大学校长、曾参与卢汉反蒋的杨杰和陈复光、谢崇文等5位重要人物。沈醉闻讯不由一惊，心想毛人凤真毒，这不是封我的生路吗？他明明知道卢汉正向共产党靠拢，我杀了卢的亲信，一旦云南解放，我一家人岂不死无葬身之地？于是沈便对毛的命令采取软拖之法，拖延时间，想侥幸过去。 毛人凤见沈醉迟迟不动，遂出一绝招，搬动蒋介石，以“委员长”的名义向沈醉下死命令，限沈“在3天之内干掉杨杰”。这下子沈醉慌了手脚，想想只杀一人，不敢再抗拒了，决定暗杀杨杰。不料这件事被沈母发现，立即劝阻了沈醉，并给杨杰通风报信，让杨逃走。谁知就在杨杰逃离昆明的时刻，卢汉迫于蒋介石和代总统李宗仁的双重压力，下令在全市范围内来一次大搜捕。毛人凤见机特派保密局西南区区长徐远举前来配合沈醉行动。徐远举和沈醉一见面就居高临下地从口袋里拿出一张黑名单，指着第一名“杨杰”对沈责怪道：“这是委员长亲自点的名，你却迟迟不杀，毛局长对你很有意见，要你将功折罪。”沈醉表面上承认办事不力，表示诚服，暗中却帮助杨杰脱身。 当天晚上沈醉假装信心百倍地带人冲进杨杰家，自然是人去楼空。徐远举见抓不到杨杰，便大抓其他“政治犯”。一夜就抓了400多人，其中许多是大专院校学生。沈醉明知里面多数人是无辜的，但屈于毛人凤的指令，不敢违抗。特务们原指望这样会讨得毛人凤的欢心，哪知毛人凤要杀的重点是杨杰，听说杨杰漏网，便气极败坏地从台湾乘专机赶到昆明。他一下飞机就对前来迎接的沈醉瞪眼，满面怒气地说：“老沈，你这次行动使我失望，委座对你很有意见。”毛告诉沈醉，他这次的目的有两个：一是迫使卢汉杀掉被抓人犯，让卢双手沾满鲜血，以堵住其将来投共的后路；二是更进一步明确要沈醉死守云南，没有“蒋委员长”的电令不能离开一步，否则格杀勿论。 沈醉表面点头，内心极为不满。蒋家王朝已到危急时刻，我沈醉能扭转乾坤吗？沈恨死了毛人凤－－都是你这条恶狼捣的鬼，冤家路窄，这次我非叫你死个不明不白不可！由此沈对毛人凤暗藏了杀机，决定选用毒药毒死毛，而且不让毛死在大陆。沈醉秘密寻找毒药，发现有两种。一种是云南少数民族配制的土药，名叫“蛊”，又名“百虫粉”，是一种褐色细粉，若将其放入菜和咖啡中，无法辨认。其药力服后半月才会发作，发病时浑身痉挛，痛苦万分而死；一种是外国进口药粉，此药无臭味，只要在食物中放一耳勺即可，放三次，致使心脏坏死。沈醉觉得第二种可靠性不大，决定采用第一种。 两次欲杀毛人凤 沈醉 毛人凤先是住在一特务家中，沈醉将自己贴身副官严祁生派去为毛当警卫。沈醉计算一下日期，觉得为时尚早，暂不下手。毛人凤住了20多天，工作毫无进展，每次找卢汉要卢在处决400多人犯的名单上签名，卢汉总是借口罪证不足，拒绝下笔。毛人凤让步到四分之一的人数上，卢汉还是态度如初。毛人凤紧紧相逼，卢汉板着脸说：“你这样逼我，叫我这个省主席还能当下去吗？” 毛人凤几次碰壁，气恨异常，回到沈醉家中，进门就指责，发脾气说沈对党国不忠。沈醉本来窝了一肚子火，这样一来更加坚定了他毒杀毛人凤的决心。凑巧偏在这时，昆明突然停电，毛人凤生怕遭人暗算，疑神疑鬼，还借机发疯，大骂严副官“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严祁生受辱不服，向沈醉诉苦，沈醉听得心里冒火，反得提醒，准备次日将毒粉拌在毛人凤的饭菜中。 就在当天晚上，电厂又送电了，沈醉来到毛人凤房间，毛拍着沈的肩头颇为动情地说：“老沈啊，这些年你待我始终如一，难得你一片赤诚，我对你发火，是我内心障碍，是我不对，千万别往心里去。”话间眼睛似乎还有些湿润，一向重义气的沈醉又放弃了杀念。 毛人凤难耐寂寞，在此多事之秋，居然不顾“党国”危急，将一京剧花旦弄到家中成天鬼混。沈醉对此极为鄙夷。 一天，沈去找毛人凤汇报工作，无意中发现台湾催毛返台的电报，沈醉心里一震，心想，若再不下手，就失此千载难逢之良机了。于是打算当天趁毛人凤吃晚饭时下毒。 然而沈醉离开房间之时，毛人凤说了一句：“老沈，我从内心佩服你的忠心耿耿，要是戴老板在天有灵，会含笑九泉的。”一个“戴老板”又提醒了沈醉，他在心中反问自己：我若杀了毛人凤，岂不太对不住戴老板了？他再次软下心来。这时传来蒋氏父子要亲来昆明的消息，沈醉经过几天思索之后，将几包毒粉扔了。 不几天，毛人凤离开了昆明。临走时，对沈醉指示：“你一定要坚守云南，要么拉起队伍进山打游击，要么学王佐断臂诈降，以求东山再起。”毛人凤一走，沈醉恍然大悟，对家人说：“我不该扔掉毒粉。” 毛人凤走后不久，12月9日，沈醉参加了卢汉起义。事后沈对卢汉说：“我痛悔没亲手杀了毛人凤。”卢汉答道：“让人民再杀他也不迟！” 沈醉 - 向丁玲请罪 1984年6月24日，沈醉寄给丁玲“请罪书”时的信封。 1933年5月13日晚上，丁玲的爱人冯达9点多才回到家中。他的神色有些慌乱，不等丁玲问，就急忙告诉丁玲说，他们的住所可能被特务盯上了。 当天晚上，冯达去看两位《真话报》通讯员，他在他们住室的窗下喊了两声，无人回答，却看见屋子里灯光摇晃，有杂乱的脚步声，冯达感觉情况很可疑，急忙掉转头往回走。回到家门口用钥匙开门时，他看见马路对面影影绰绰有个人。当时，丁玲是左联党团书记，冯达则在中共江苏省委机关报《真话报》工作。这年年初，他们刚刚把家搬到公共租界虹口昆山花园路7号，这里是党的一个秘密联络点。 第二天，丁玲要去正风学院参加文艺小组会议。冯达不放心，还要去看那两位《真话报》通讯员。早8时许，两人离家时约定，中午12时前一定回家。到时如果一人未回来，另一人要立即离开家。丁玲为防万一，去正风学院前，特意绕道去左联党团成员穆木天、彭慧家，把昨晚的事情告诉他们，并说如果下午自己不来，就可能出了问题。中午，她11时半回到家，没有看到冯达。她正收拾东西准备离开时，《真话报》总编辑潘梓年来了，他很从容，拿起桌子上的一份《社会新闻》看了起来。丁玲看到他那沉着的样子，自己倒不好意思起来。突然，楼梯上响起一阵杂乱的脚步声，门“砰”地被推开，特务马绍武等三人闯入屋内。丁玲和潘梓年被捕了。逮捕他们的是国民党中统特务系统的便衣。 整整50年之后，丁玲才知道，当年如果国民党中统特务不抓她，戴笠为头子的国民党复兴社特务也会把她抓走，她已经处在双重监视之下，注定了在劫难逃。有趣的是，当她得知这一消息的时候，她竟然和50年前要逮捕她的复兴社特务坐在一起开会，而且他们之间互相问候，友好交谈，书信往来。真是“不是冤家不聚头”，历史和他们开了一个玩笑。 丁玲说沈醉“这本书写得好”，沈醉动情了，用手帕擦眼泪。 《我这三十年》 1983年秋天，北京西城太平桥大街，全国政协礼堂的一个会议室里，气氛热烈，文化组的政协委员们在学习讨论《邓小平文选》 。文化组的组长是丁玲，此时她正在发言。丁玲善谈，讲起话来思路开阔，她讲了自己的亲身经历，以说明改革开放的伟大：“……要不是三中全会，要不是邓小平、胡耀邦出来主持工作，大胆地拨乱反正，我们可能要右派到底，这辈子没有出头的日子，没有申冤的机会，所以，我感谢党，感谢三中全会的英明决策。”由自己的命运，她又讲到另一个人的命运：“我最近看了一本书，是沈醉写的《我这三十年》……”。 这句话一出口，屋子里边顿时有了一些响动，有人轻声议论，有人则把目光投向一侧，那里坐着一位身材魁梧、腰板挺直的老人，双手拄在一根拐杖上，正在专心致志地谛听。他就是政协委员沈醉。他想要听听丁玲会说些什么。 丁玲接着说下去：“这本书写得好，写得真实，特别是把思想改造的过程写得很具体，很生动，让人看到我们党的工作人员在执行党的政策、做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方面的水平。”丁玲扫视会场，遇到了沈醉的目光，她笑了，说：“过去我恨你们这些人，把你们看作是杀人不眨眼的魔鬼，现在看到你们改造得这么好，我很受触动，也改变了我对你们的看法。我也很羡慕你们，在你们思想改造的过程中，有那么多党的领导人和工作人员给你们温暖。我认为中国共产党就是应该像太阳一样，给人以温暖……”。 丁玲讲得很动情，沈醉听得也动了情，他摘下眼镜，用手帕擦拭着眼睛。屋子里安静下来，委员们看到了这两个老人之间的一种沟通和交流。但是许多委员并不知道，50年前，这两个人是你死我活的冤家对头，他们之间，曾经有一场即将发生而终未发生的生死搏斗。 会散了，人们陆续走出会议室，沈醉却坐在那里没有动，丁玲也坐在那里没有动。最后，屋子里只剩下他们两个人。沈醉站了起来，拄着拐棍慢慢向丁玲走过去，冲她深深施了一个礼：“书出来以后，我一直想送您一本，但又怕您不原谅我，没想到您先看到书了，……过去我对党和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也对您犯下了罪，……”话语中溢满忏悔之意。丁玲连连摆手，打断他的话：“这都是过去的事了，现在一切都要向前看，我们不是已经走到一起来了吗？我希望你多写，把你的经历都写出来，也欢迎你到我家里来作客。” 《我这三十年》是沈醉写的一本回忆录，那年春天刚刚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书中记述了沈醉在全国解放以后，作为一名战犯，与杜聿明、宋希濂等在北京功德林监狱和秦城农场认真接受改造，获得特赦，重新做人的经过，还写了他在“文革”中间遭受“四人帮”迫害的遭遇，以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再次新生。湖南人民出版社经常把一些新出版的好书寄赠丁玲，所以她看到了这本书。 沈醉接受丁玲的邀请，但没去，却写给丁玲“请罪书”。 丁玲邀请发出去了，但是沈醉没有来。是内心里负疚太重，还是担心丁玲并不真正欢迎他？ 第二年春天，丁玲的《访美散记》也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的装帧印刷都很漂亮，她购买了一些，签名送给亲朋好友，其中也有沈醉先生一本。 意外地收到丁玲的赠书，沈醉十分感动——丁玲确实是豁达之人。他想起上次在政协礼堂和丁玲的几句对话，有些话还没有来得及说，有些事情他还想告诉丁玲，他觉得如果不这样做，就对不起丁玲。于是，他给丁玲写了一封信： 军统正式成立是在1938年，所以准确地说，当年沈醉所在的特务组织是军统的前身国民党复兴社。但这封信让丁玲了解了几个问题：第一个是在30年代初期的上海，严密地监视、跟踪丁玲，随时随地想要扼杀左翼文化运动的，不止一个特务组织，各组织之间争相以抓捕革命人士邀功争赏。第二个，丁玲被捕以后未被杀害，一个重要原因是她“相当有名”，很多人同情她，许多社会知名人士出面援救，国民党反动派迫于“社会舆论，国际影响”而未敢下手。第三， “文革”时期，“四人帮”继续对丁玲进行迫害，派人追逼沈醉承认丁玲叛变过，沈醉先生坚持实事求是，反而受到谢静宜等人的奚落嘲笑。 “文革”中沈醉凭良知说真话，使丁玲的所谓变节行为真相大白。 丁玲晚年在寓所。 沈醉在《我这三十年》中写道：由于他的特殊身份，“文革”中间，大量所谓“专案组”找他外调，5年间写过一千多份证明材料。他懂得，一份材料关系到一个人的政治生命，所以抱定一个宗旨：决不能再像解放前那样，无中生有，干伤天害理的事情。这是他的进步，也是他认真改造自己的成果。沈醉在30年代为虎作伥，险些害了丁玲，却又在“文革”期间的60年代，在一种特殊的情况下帮了丁玲。他以自己的功，弥补了自己的过。 这封信6月26日寄到丁玲家中，但丁玲此时不在北京，她应厦门大学之邀，正在鼓浪屿疗养。月底她回到北京，但很快就因糖尿病病情加重，在7月4日住进协和医院。读了沈醉先生的信，她知道了一些过去并不知晓的事情，这对于她正在写作的长篇回忆录《魍魉世界——南京囚居回忆》 ，有所帮助。很快，她又看到了中组部《关于为丁玲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征求意见稿，这个文件经中央书记处批准，在8月1日由中央组织部正式颁发，文件澄清了有关她在南京被捕那一段历史的种种谣言，彻底地还她一个清白。 再后来，丁玲就深深陷在创办《中国》的烦琐复杂的事务纠葛之中。她想要回复沈醉先生的一封信，终于没有写成。[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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