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条 | 沈葆桢 |
释义 | § 个人概述 沈葆桢沈葆桢(1820-1879),字幼丹,又字翰宇,福建侯官(今福州)人。清代抵抗侵略的著名封疆大吏林则徐之婿。继承其父辈忧国忧民之志,而奉献全部之生命于国家的御外壮举中,体现出晚清有识之士前仆后继之精神。曾纪泽凭三寸不烂之舌从俄罗斯手中夺回伊犁,而沈葆桢则以其敏锐的视角、果敢的作风,创建南洋海军,击退日本侵台阴谋。这些人相互提携,造就了晚清一代难得的知识分子整体御外的铜墙铁壁。比如,曾纪泽在回答慈禧太后对可用之人的问话时,说:“李鸿章、沈葆桢、丁宝桢、左宗棠均系忠贞之臣。”而慈禧则肯定地说:“他们都是好的。”可惜沈葆桢死后4年发生的中法战争(1 8 8 3~1 8 8 5年),导致他一手操办的福建水师全军覆没! § 职业生涯 沈葆桢开路图道光二十七年(1847)中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升监察御史。咸丰五年(1855),沈葆桢出任江西九江知府,第二年,又署广信知府(今上饶市)。太平天国起义时因保全了广信,不仅名闻天下,而且摺升为广饶九南道道台。后由于性格耿直得罪上司,于是去职回家养亲。咸丰十年(1860),重又被起用,授吉赣南道道台,沈以父母年老而婉辞。于是被留在原籍办团练,曾国藩很是赏识。咸丰十一年(1861),曾国藩请他赴安庆大营,委以重用。不久,推荐他出任江西巡抚,倚用湘军将领王德标、席宝田等镇压太平军,1864年捕杀太平天国幼天王、洪仁轩等。1867年接替左宗棠任福建船政大臣,主办福州船政局。当时,正是举办洋务时期,左宗棠在福建福州马尾创办造船厂,尚未来得及开工,就被调往陕甘任陕甘总督。临行前左宗棠上疏说:非沈葆桢不能任其职。所以沈葆桢一上任即建船坞及机器厂,并附设艺童学堂。造成船舰20艘,分布各海口。同治十三年(1874),日本以琉球船民漂流到台湾,被高山族人民误杀为借口,发动侵台战争。清廷派沈葆桢为钦差大臣,赴台办理海防,兼理各国事务大臣,筹划海防事宜,办理日本撤兵交涉。由此,沈葆桢开始了他在台湾的近代化倡导之路。 19世纪六七十年代,外国资本主义列强纷纷从四面八方向中国边疆侵逼,造成中国边疆的普遍危机。尤其对于台湾,先后就有美、日、法的先后入侵,造成台澎地区和东南沿海的严重危机,成为 当时边疆危机的一个组成部分。尤其以日本最为凶狠。经过明治维新后的日本迅速走上军国主义的道路,表现出对外关系上的极大侵略性。它首先把目光投向邻近的中国,对台湾怀有觊觎之心。 1871年12月,有琉球贡船两艘遇风漂至台湾,其中54人被高士佛、牡丹两社居民杀害,另12人逃脱得救,被中国政府由福州转送回国。那时日本政府为了缓和日益尖锐的国内矛盾和由“征韩论”所引起的政治危机,正在酝酿对外发动战争,决计抓住这一事件作为出兵的借口。1874年4月4日,日本正式设立侵台机构―台湾都督府,并组成征台军。5月10日,日陆军中将西乡从道率3600多人在台湾琅峤登陆,其攻击目标主要是牡丹、高士佛两社。5月18日,日军开始与当地居民交锋,22日攻占石门,牡丹社酋长阿禄父子等阵亡。6月初,日军1300余人分三路进攻并占领牡丹社,13日进占龟仔角社,7月中,日军已完成对各社的征讨、诱降,并以龟山为基地建立都督府,修筑医院、营房、道路,并向后山南北各处番社分发日本国旗,准备久踞。 清政府起初对日本的一系列侵台活动毫无所知,直到4月19日通过英使威妥玛才始知此事。5月11日,清照会日方诘责,并于14日下令派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为钦差大臣,率领轮船兵弁驰往台湾,并授予他处理日本侵台事件的军事外交大权。6月中,沈葆桢到台后,一面向日本军事当局交涉撤军,一面积极着手布置全岛防务。他在府城与澎湖增建炮台,安放西洋巨炮;在安平厦门间装置海底电线;增调淮军精锐武毅铭字军13营6500人入台,部置于凤山;陆上防务北路由台湾镇总兵负责,南路由台湾兵备道负责,海上防务,以扬武、飞云、安澜、清远、镇威、伏波六舰常驻澎湖,福星一号驻台北,万年一号驻厦门,济安一号驻福州;同时大力开通部落地区的道路,并派员招抚各处“番社”。清政府也相继运来洋炮20尊,洋火药4万磅,火药3万磅,士气民心为之大振。这些措施渐次推展开来,形成相当的声势,使日军不能不有所顾忌。这时候,台南南部恶性疟疾流行,侵台日军因气候炎热,水土不服,疾疫流行,每日死者四五名至数十名,土气极其低落。在进退维谷、内外交困的形势下,日本不得不寻求外交解决的途径。日方全权代表大久保利通偕顾问李仙得于是年9月到达北京,在前后七次谈判中,日方仍坚执日本进兵的是“无主野蛮”之地,对此清政府予以严厉驳斥。大久保利通认识到,只有在清政府所坚持的“番地属中国版图”的前提下,才能和平解决日本侵台问题。当时清政府的内政外交也存在很多困难,于是在英、美、法三国出面调停下,清政府决计让步,于10月30日签订了《中日台湾事件专约》(《北京专约》)三条,除以“抚恤”及付给修道建屋费用为名偿银50万两外,约中有“兹以台湾生番曾将日本国属民等妄为加害”之语,日本出兵乃为“保民义举”,实际上等于承认琉球为日本的属国。日军随后于12月1日撤出台湾。 日本入侵台湾是对中国在台湾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一次挑战,对中国来说,这是一次严重的边疆危机。日本侵台之役给清政府最大的教训是,使它认识到自己的海防空虚,必须急起补救。1875年4月,清廷发布上谕,派李鸿章督办北洋海防事宜,沈葆桢督办南洋海防事宜,中国近代海军的建设从此走上轨道。促使清政府检讨其治台政策的利弊得失另一个重要方面是,认识到危险主要来自于外部而并不是内部。过去清政府认为,“台湾之患率由内生,鲜由外至”外国的侵略,官员们开始重视台湾,把它称为“七省门户”、“南北洋关键”、“中国第一门户”。沈葆桢、丁日昌一再奏请对日本侵台应加严密设防,总理衙门也指出“经营台湾实关系海防大局”,这是对台湾地位的一种新认识。在这方面感受最深、变革最力的是沈葆桢。 光绪元年(1875),沈葆桢撤军内渡,同年奉旨进京,升任江西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督办南洋海防,扩充南洋水师,并参与经营轮船招商局,派船政学堂学生赴英法留学。光绪五年(1879)十一月病逝。 § 个人荣誉 清政府给他赠太子太保,入祀贤良祠,并准在江西及各立功省分建专祠祭奠,谥文肃公。 § 个人影响 沈葆桢故居在日本侵台刚结束,沈葆桢就上了一个奏折,在奏折中他说;“此次之善后与往时不同,台地之所谓善后,即台地之所谓创始也。”从这时起,他相继提出并实施了一系列治台政策和改革措施。他的第一项改革建议,就是请“仿江苏巡抚分驻苏驻之例,移福建巡抚驻台”。他说:“台地向称饶沃,久为他族所垂涎。今虽外患渐平,旁人仍眈眈相视,未雨绸缪之计正在斯时。而山前山后,其当变革者,其当创建者,非十数年不能成功;而化番为民,尤非渐渍优柔不能浑然无间。与其苟且仓皇,徒滋流弊,不如先得一主持大局者,事事得以纲举目张,为我国家亿万年之计。况年来洋务日密,偏重在于东南,台湾海外孤悬,七省以为门户,其关系非轻。欲固地险,在得民心;欲得民心,先修吏治营政;而整顿吏治营政之权操于督抚,(闽浙)总督兼辖浙江,移驻不如(福建)巡抚之便。……为台民计,为闽省计,为沿海等防计,有不得不出于此者。”清政府采纳了沈葆桢的建议,从1875年11月起定为福建巡抚冬春驻台,夏秋驻福州,以为兼顾之计,这一制度的设立对台湾有极重要的意义。 1875年1月,沈葆桢上奏折又提出三项改革:第一,废除严禁内地人民渡台的旧例;第二,废除严禁台民私入“番界”的旧例;第三,废除严格限制“铸户”、严禁私开私贩铁斤及严禁竹竿出口的旧例。这些改革的实质含义是:使大陆人民得以向台岛自由迁徙;打破台岛西部滨海平原所谓“山前”与东部“山后”间的人为壁垒,使汉族居民与土著居民间得到往来交流的自由;打破台岛内经济生活中的若干桎梏,使人民的物质生产与物资流通得到自由,变防民为便民。 沈葆桢提出的这些改革,主要是为了推动台湾土地的开发、特别是后山的耕垦。而鼓励后山的垦殖,又与所谓“抚番”即加强对原住民的治理密切相关。“抚番”与所谓“开山”、“开路’相辅而行,这也是着眼于安抚内部,加强海防,因而决非权宜之计,而是治台的经久之谋。自1875年开始,这项工作即大规模开展,调兵十九营分三路开山。南路:一由凤山的赤山越山至卑南(台东),一由社寮循海岸东行到卑南;中路:由彰化的林圯埔越山至璞石阁(玉里);北路:自苏澳沿海岸至奇菜(花莲),均于一年内完成。“开山抚番”使东西海岸联成一片,有利于巩固海防,同时对促进东部的开发和汉族与原住民的交往都有重要的意义。 与此同时,沈葆桢对台湾行政体制也提出并实行了一些改革,主要有:在艋舟甲创建台北府;增设恒春、淡水两县;改原淡水厅为新竹县,原噶玛兰厅为宜兰县。至于加强海防的具体措施,如建设新式炮台、购买洋炮及军火机械,购买铁甲舰,练水雷军等等,在沈葆桢的主持下,都在一一加紧进行。上述改革措施的实行都得到了清政府的允准,因而加强和改进了清政府对台湾的治理,促进了台湾的进一步开发。 可以说,台湾的近代化过程就是从沈葆桢治台开始的。他奏准建闽台水陆电线;用西法在安平、旗后等处建设新式炮台;购买洋炮及军火机械,并建军装局、火药局;调闽厂现造扬武、飞云等一批兵轮供台防之用,并大力倡购铁甲船,从此迈出军事近代化的步伐。1875年,沈葆桢被奏准使用机器开采基隆煤矿,翌年开始动工凿井,建立起第一个近代民用工业。同时,实行开山、抚垦,在香港、厦门、汕头等处设招垦局,招工来台开垦荒地,以促进内山的开发。所有这一切说明,沈葆桢不愧为台湾近代化之路的首倡者。 § 人物评价 沈葆桢为台湾近代化之路的首倡者。 § 复杂的身份 沈葆桢铜像沈葆桢的身份可以用三个兼任概括: 林则徐的外甥兼女婿, 船政大臣兼通商大臣,两江总督兼管台湾。正是这三个身份,造就了沈葆桢的不凡人生。 作为林则徐的外甥兼女婿,沈葆桢的家族和林家早有渊源, 也导致了沈葆桢从小就受到经世致用思想的熏陶。沈葆桢的母亲林蕙芳是林则徐的六妹,沈林两家的关系由此交织开来。福州城并不大,沈家在宫巷,林则徐母亲的娘家在文儒坊,林则徐家先是在左司营,后迁居文藻山,离三坊七巷都不远,彼此其实算是邻居,可谓远亲不如近邻,走访起来相当方便。 沈葆桢长相一般,个子偏矮,而且小时候还非常多病,“ 屡濒于危”。而林则徐能够将小女林普晴嫁给他,应该是早就看好沈葆桢的前程的。 沈葆桢11岁那年,父亲沈廷枫好不容易中了举人, 紧接着赴京应礼部试时, 曾把沈葆桢带上, 不是带到京城, 而是带到南京, 此时林则徐正在那里担任江宁布政使。沈廷枫把儿子留在南京, 然后独自北上应试, 未中,返家时又拐到林则徐那里将沈葆桢带回。就是这段时间, 林则徐可能看上了沈葆桢, 第二年即定下了亲上加亲的娃娃亲。 沈葆桢多才好学,室名“ 夜识斋” , 尤工于书法, 笔意苍劲, 法度谨严, 间作山水。其诗词也经常得林则徐指点。最为有名的一次, 是沈葆桢书咏月诗一首, 请林公过目, 其中两句曰“一钩已足明天下,何必清辉满十分”, 颇显自傲。林则徐看后改成“ 一钩已足明天下, 何况清辉满十分” 。林公的谦虚进取之心跃然纸上, 令沈葆桢佩服不已。 沈葆桢与妻感情甚笃,从其贫穷之时夫妻相互扶持的家事中可以看出。两口曾相伴赴京赶考。后来, 沈葆桢中进士, 入翰林院, 直至外放九江知府, 还是过着贫穷的生活。抵省城赴任时的沈葆桢, 身无分文, 向人“ 挪川费百金”, 是借的盘缠。至省城后, 他租了二进三间排的房子,“ 每月租足纹十一两五钱”, 他为此发出了“ 屋价之贵, 可谓极矣” 的感叹! 但接着他又借200 两银子寄给妻子。在房价飞涨上天的今日, 时人对此不知如何感想。 沈葆桢安顿就绪, 书写长信一封, 其后附长诗一首, 表达对爱情的忠贞。诗中写道:“ 忽闻犬吠便心惊, 望眼如穿万里程。一穗残灯人不寐, 夜深独自听车声。生生世世许同心, 一刻体谅十万金。身似鸳鸯分不得, 寒宵况是病中荼。……别来新梦太分明, 说与君知君莫惊。君处春来又春去, 人间天上几书生。” 对爱情忠贞不二的沈葆桢, 以事业的拼搏, 回报生活。此后, 沈葆桢因在与太平军的作战中屡获军功, 而被曾国藩推荐, 并于1862年擢升江西巡抚, 操办军务。1864年太平天国失败, 清廷赏授沈葆桢一等轻车都尉世职和头品顶戴。经左宗棠推荐, 1867年沈葆桢任船政大臣,1875 年任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达到事业的顶峰。 § 处理南昌教案 沈葆桢 沈葆桢在江西任内, 曾经处理著名的南昌教案。1860年《北京条约》签定后, 传教士在中国拥有了“ 传教宽容条款” 。条约规定:“ 将前谋害奉天教者之时所充之天主堂、学堂、茔坟、田土、房廊等件应赔偿。” 而在外国的文本中, 法国传教士孟振生私自在汉文本条约中又增加了“ 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土地, 建造自便” 。根据利益均占的原则,其他各国也相应获得了偷来的这条权力。 教案的发生, 大而言之, 是中西文化的冲突, 具体论之, 则是教堂对中国财产的巧取豪夺和包庇教民。中国的地产权利是中国民众最要害的一项权利,教堂要自养、自传,必然要与中国农民争夺土地,由此发生直接的冲突。而教堂对一些作奸犯科的部分教民, 采取包庇的态度,也干涉了中国司法的完整。上述两个原因,都会导致民众和士绅联合起来,反对教堂。 1861年末,法国拉撒路会的罗安当被指派为江西主教,根据不平等条约,他准备收回在南昌曾经被没收的天主教的财产。同时,他还想扩大教堂的规模,并兴建一所育婴堂。当他的中国助手方安之到南昌、买下筷子巷的一所房屋作为育婴堂的时候,南昌以及湖南的士绅们就一哄而上,发布了当时广为流传的《扑灭异端邪教公启》。称:“乃有奸民罗安当、方安之,倡行邪教,煽惑愚民,甚至采生折割,奸淫妇女,锢蔽儿童。” 号召人民:“ 锄头扁担, 尽作利兵; 白叟黄童, 悉成劲旅。”对于中国教徒,一经发现,号召“不必禀官,公开处死,以为不敬祖宗,甘心从逆者戒……” 此次教案, 规模宏大。在南昌, 聚集了数千参加科举的学生, 发誓要捍卫中国传统儒家道统。 1862年3月15日沈葆桢上任,但他拒绝接见罗安当。3月17日,愤怒的民众捣毁了育婴堂,砸烂了属于教徒的店铺和房屋。沈葆桢得知此事后说:“夷人逞志于我久矣,不虞吾民之藉手以报之。”而罗安当和方安之于慌乱之中逃跑。罗安当一路跑到了北京,向法国公使节哥士耆禀告了南昌的情形,后者向总理衙门提出了赔偿事宜。 急于寻求法国支持助剿太平天国的朝廷, 遂命令沈葆桢处理此事。沈葆桢说“当时不暇致详”,而今“诱之以利,怵之以威,百计推求,仍无端绪”,表示无法处理此案。直到次年一月底,总理衙门经过和法国的谈判,决定派人护送罗安当回南昌,再次命令沈葆桢亲自接见罗,并给法国人赔偿7万两。罗安当还没有回到南昌,南昌的民众再次聚集群起攻之,致使罗安当返回九江谈判。经过协商,罗安当放弃了在南昌的教堂和育婴堂,并且把赔偿从7万两减至1.7万两。 沈葆桢在日后说:“ 以中国之心思通外国之技巧, 可也; 以外国之习气变中国之性情,不可也。”可见其支持反对传教之理由是为了中国道统的完整。他还以坚强的口吻表达了决心:“虽然,办理不善之咎,我辈自任之,幸勿作缉捕论也。” 自此后,中国的教案不断发生,终于发展成为19世纪末的义和团运动。 § 事业的成功 沈葆桢铜像“创自左宗棠, 成于沈葆桢” 沈葆桢之事业,以督办福州船政和创建福建水师为最。尽管左宗棠是主要筹划人,但福州船政局刚刚筹建,他即赴任陕甘总督,留下的事业由沈葆桢完成,故有“创自左宗棠,成于沈葆桢”之说。二人均被马尾地方建祠纪念,称“船政之父”。 沈葆桢虽多受林则徐儒雅之风的熏陶,但是做起事来,雷厉风行。有人评价道:沈葆桢是“儒家风范,君子之风,但作风之强硬出人意料”。于大事方面,他果断宣称“铁甲舰不可不造,日本不可不防”!于小事方面,有部下偷了外国人的汗衫,他认为此事有辱国格,将此人斩首示众。 年长沈葆桢八岁的左宗棠能够举荐沈葆桢继承船政事业,主要是他看中了沈葆桢的能力。二人经历、性情、做事风格颇为相似,这也是左宗棠在沈葆桢再三推辞的情况下,不惜三顾茅庐并鼎力举荐他的重要原因。 1864年初,在福州闲居的沈葆桢得曾国藩保奏为江西巡抚,协同曾、左作战,并在一次重大战役中确保了左宗棠军的运粮通道安全,深得左宗棠赞赏。1866年,身为闽浙总督的左宗棠授命筹建福建船政,但不久就被派去陕甘任总督。沈葆桢丁忧在家,闻讯后带头组织福州缙绅百余人联名呈请恳留缓行,并很快地得到了朝廷的批准。 在缓行期间,左宗棠同福州将军英桂、福建巡抚徐宗干商量之后,一连三至沈府,恳请沈葆桢出山继承船政事业。而沈葆桢的反应和当年左宗棠出山前闲居农家一样,不愿复出。这越发激起了左宗棠的兴趣。他知道沈葆桢的难处是在身份和用人方面,于是,他保证在接管之初,由他和沈葆桢联名署签奏折,并给他推荐著名绅士、商人胡光墉(胡雪岩)相助;所有的原班人马,都归沈葆桢调遣。沈葆桢还是犹豫不决, 左宗棠干脆就上疏, 推荐沈葆桢主持船政。清廷于1 86 7 年2月1日降旨,署沈葆桢“先行接办”,“不准固辞”。 沈葆桢上任后, 不顾重重阻力, 大张旗鼓地开办船政, 在“ 购置者权操于人,何如制造者权操诸己”的指导思想下,开始了三批打造计划。福州船政局 首先是打造基地。用12年时间,大体建成捶铁厂、拉铁厂、水缸铸铜厂、轮机厂、合拢厂、铸铁厂、造船厂等十多个车间。这些厂房构成了福州船政局的硬件。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些厂房设备,主要是从法国进口的, 而1 5 年后福建水师竟败于法国人之手! 据当时一位英国军官的观察,“这个造船厂和外国任何造船厂没有多少区别”。不仅如此,它还是远东最大的造船厂,把尚未起步的日本远远扔在后面。 其次是打造舰船。办厂的最终目的, 是确保中国在东亚的海军霸主地位。因此,福州船政局的定位,一开始就是要能够自己建造兵船。这和20年后开办的北洋水师相比,是极具远见的思路。 1868年1月3日,日本明治天皇颁布了“ 王政复古”诏书,宣布取消幕府制度, 恢复天皇统治权力, 正式开始明治维新。1 5 天后, 沈葆桢主持了第一艘木质兵舰“万年青”号的龙骨安放典礼。该舰长76.16米,宽8.9米,吃水4.54米,排水量1370吨;配置由法国进口的往复式蒸汽主机,马力150匹;顺风航速15节,乘员100人,装六门5.5英寸舰炮。 这是中国人近代自造的第一艘蒸汽轮机战舰。次年9月26日,首航成功, 完全由国人自行领航和操作。尽管“ 万年青” 号的主要功能是武装运输舰,但是,它无论吨位还是功率,都大大超过同期日本造的 “ 千代田” 或“ 清辉” 号。逃过了中法战争之劫的“ 万年青” 号, 于1887年1月20日在上海吴淞口外之东沙洋面遭英国京申公司商轮碰撞沉没。福州船政局建造的军舰 此后,船厂又造另外三艘木质兵轮“湄云” 号、“ 福星” 号和 “ 伏波” 号。在造第七号舰“ 扬武” 号时, 舰炮被提高到1 3 门, 排水量增加到1560吨,马力增加到250匹,由此达到了当时的中型巡洋舰级别,成为福建水师的旗舰。五年之内,共造舰15艘,其中5艘商船,总吨位达到1.7万余吨。 第三是打造人才。沈葆桢深知要科技强军, 必须要培养人才。他提出“ 船厂根本在于学堂” 。为此, 他首先在福建创办船政学堂即“ 求是堂艺局”, 培养自己的海军军官, 学习西方近代造船技术。其首先开办的是法语学堂( 前学堂), 开设有法语、基础数学、解析几何、微积分、物理、机械学、船体制造、蒸汽机制造等课程。优等生后被派往法国学习深造。后学堂为驾驶学堂, 亦称“ 英语学堂”, 旨在培养海上航行驾驶人员和海军船长; 主要专业为驾驶专业, 以后增设了轮机专业。下设英语、地理、航海天文、航海理论学等课程,学习优异者选送英国留学。以上学堂先后高薪聘请了20 多位外籍教师到船政学堂专职任教或兼职授课, 另有4 0 名左右的外国技术员、工匠。其数量之多,质量之高为洋务运动之最。但是, 按照沈葆桢的策略, 必须给这些洋人以高薪。比如船政正监督日意格和副监督德克碑月薪是1 0 0 0 两白银,而沈葆桢自己是600 两。所以, 代价还是颇高的。 其次, 他们深知光在国内培养, 无异于闭门造车。于是,沈葆桢推动了中国第一波出国学习( 海军) 的浪潮。 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前后, 朝野一片叫停之声。1872 年1 月, 以内阁学士宋晋为代表的顽固派发难, 上疏要求停办福建船政局和江南制造总局。沈葆桢与左宗棠、李鸿章共同奋起反击。左宗棠上疏力陈必须继续造船。他认为“ 此举为沿海断不容已之举, 此事实国家断不可少之事”, 决不可“ 功败垂成” 。沈葆桢捍卫他“ 死生以之” 的船政, 不顾丁忧服丧, 于18 7 2 年5 月7 日随左宗棠之后上疏抗辩。恭亲王奕訢表示支持, 乃于8 月2 日进呈《船政事宜未可停止折》, 当日奉旨“ 依议,钦此”! 驳斥停止造船的舆论获得成功。 沈葆桢继续其未竟之业, 积极推动留学。后因日本侵台事件, 导致计划搁浅一段时间, 直到1 8 7 7 年初, 沈葆桢才正式提出选派聪颖学员出洋学习的章程。当年3 月31 日, 该计划正式实施, 第一批出国留学生在华监督李凤苞和洋监督日意格率领下, 由香港搭乘法国邮船赴西方学习。 这批留学生以船政学堂第一届毕业生为主,间有少数第二届毕业生,一共38 人, 分赴英、法、美、西班牙等国学习。首届留学生除梁炳年病故,魏瀚、何心川等人因国内需要和生病提前回国外, 其余学生均于1 8 8 0 年陆续学成回国。留学生中后来成为海军将领的有刘步蟾、林泰曾、叶祖珪、萨镇冰等。1 4 年后, 他们参加了中日甲午海战, 在1 0艘参战的舰艇中,出身该学堂的有9 人任管带, 其中有5 人是第一届的留学生( 刘步蟾、林泰曾、林永升、黄建勋、方伯谦) 。其中,“ 济远” 管带方伯谦于1 8 9 4 年9 月2 4 日被清廷以“ 首先退避”、“牵乱队伍”、“拦腰冲撞扬威”三条大罪处斩于旅顺口。其他四人都在甲午战争中殉国了。此案有争议。值得一提的是, 后来殉国的“ 镇远”号管带林泰曾,其祖父林霈霖系林则徐胞弟,故林泰曾称沈葆桢为姑丈。他随福建船政学堂总教习日意格赴欧,入英国海军实习,曾于不同种类军舰上工作。 1894年,林泰曾指挥北洋舰队主力之镇远号与日本联合舰队力战,为日军围攻。镇远虽中弹极多并曾一度起火,但仍沉着应战而未曾退避。黄海海战后北洋舰队不再轻出。镇远号于1 2 月1 7 日从旅顺撤入威海时触礁, 林泰曾自认失职, 忧愤下于1 9 日清晨服毒自杀。他继承了林则徐的报国之志。 至1897年,船政学堂共派出四届留学生。船政学堂的另一位著名人物是1 4岁考取船政学堂、1 8 77 年被首批选送到英国学习的严复。今人多拿他和大约同时代留学英国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相比,认为严复回国后没有从事军政尤其是海军,是中国的损失,也是中国体制的失败。 其实,严复后来决定译著西学,开启中国文化现代之路,可能是中国真正需要的吧。 § 左宗棠三顾沈葆桢 沈葆桢清同治五年(1866年)春,太后懿旨,升左宗棠为闽浙总督,设行辕于福州。6月25日,左宗棠上摺奏请在福州设局制造轮船。蒙太后恩准,8月29日决定在“马尾江之三岐山下,鸠工庀材,创立兴办”。于是朝廷加委左宗棠为“饮差马尾船政大臣”,命福建巡抚以下官员,一体协理船政。但不久陕西回民起义。10月14日,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行前力荐丁忧在家的江西巡抚沈葆桢接手船政,并亲自到宫巷请沈葆桢出山。沈葆桢只是推诿说“重孝在身”,不肯赴职。 左宗棠到宫巷两次,都不奏效,知道沈葆桢有许多难处,忙又奏请朝廷给沈葆桢有专事奏折权,“凡船政奏折无需经过巡抚衙门,仍由沈葆桢会臣领衔”。左宗棠第三次到宫巷,亲口对沈葆桢说:“朝廷已特命总理船政,由部颁发关防,凡事涉船政,由其专奏请旨。其经费一切会商将军、督抚,随时调遣,责成署蕃司周开锡不得稍有延误。”沈荷桢点头首肯。第二年二月初一朝廷谕旨沈葆桢“先行接办”,“不准固辞”。于是沈葆桢服期未满,只得出任“马尾船政大臣”。左宗棠大喜说:“接办之人,能久于其事,然后一气贯注,众志定而成功可期,亦研求深而事理愈熟悉。此唯沈公而已。” § 相关信息 沈葆桢墨迹 林则徐有一女,才貌双全,嫁给了当时颇有才气的沈葆桢。沈葆桢年轻气盛,到处夸口,目空一切。林则徐听到别人的议论,就想找个机会和沈葆桢谈谈。 有一次,沈葆桢月夜饮酒,诗兴来了,就写了两句咏月的诗:一钩已足明天下,何必清辉满十分。这两句话的意思是说,弯弯的一钩残月已照亮了大地,何必要那银盘一样的满月呢?沈葆桢让林则徐看诗。林则徐看后,思考片刻,拿过笔随手把“何必”的“必”字改为“况”字,使诗句成了:一钩已足明天下,何况清辉满十分。沈葆桢看后,十分羞愧,因为虽然是一字之差,但意思却大相径庭,由自满的口吻变成了壮志凌云的生动写照。从此以后,沈葆桢变得谦虚好学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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