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中国近世戏曲史》 |
| 释义 | § 简介 《中国近世戏曲史》 中国戏曲史专著。〔日〕青木正儿著，成书于昭和五年(1930)。1933年上海北新书店曾出版郑震节译本。1936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又出版了王古鲁的译本，1954年中华书局出版了译者的“增补修订本”，1958年又由作家出版社重印。 著者自序撰写此书目的是想作为王国维《宋元戏曲史》之续编,原欲题名为《明清戏曲史》。著者认为,戏曲在唐以前殆无足论，宋代稍见发达，是戏曲史的古代期，元代为中世期，明清为近世期，遂用现名。 青木正儿在大学求学时即爱好中国古典戏曲，1912年曾拜谒当时侨寓日本的王国维，1925年游学北京，又访晤王国维于清华大学，始以全力致力于中国戏曲史的研究，博览曲籍，并在北京、上海观摩戏曲演出，撰述《南北曲流源考》、《自昆曲至皮黄调的推移》等专论，在此基础上，编写了《中国近世戏曲史》。 § 内容 《中国近世戏曲史》 全书五篇十六章。第一篇“南戏北剧之由来”，叙述宋以前戏剧发展之概略,南北曲之起源,南北曲之分歧。第二篇“南戏复兴期”，论述自元代中叶至明正德年间的南戏，以及固守元曲余势的明初杂剧。第三篇“昆曲昌盛期”,论述自明嘉靖至清乾隆期间的昆曲,又细分为昆曲的勃兴时代（自嘉靖至万历初年）、极盛时代（前期）（万历年间）、极盛时代（后期）（自明天启到清康熙初年）、余势时代(自康熙中叶至乾隆末叶)。这是全书着力论述的一篇，此篇五章，介绍和分析了五十几位剧作家及其代表作。第四篇“花部勃兴期”，论述自乾隆末至清末花部之勃兴与昆曲之衰颓。第五篇为“余论”，论述南北曲之比较,剧场之构造及南戏之脚色,沈璟之《南九宫十三调曲谱》与蒋孝之“九宫”、“十三调”二谱的关系。著者考订证明，《读曲丛刊》中《十三调南曲音节谱》及《旧编南九宫目录》均非徐渭所撰。 § 价值 此书对明清戏曲的重要作品，都写了较详尽的剧情梗概。分析作品，著者注重结构、取材、曲词及声律。重要作品的版本沿革，也略有介绍。这是一本材料丰富、编排系统、有一定影响的中国戏曲史研究专著。 译者王古鲁在中译本中增入“参考”29处,附录2项。“参考”收入了许多重要的戏曲史料，弥补原著在征引文献方面的不足，也有的是为了纠正著者的错误，对原著作必要的补充与修正。并附录《国立北平图书馆所藏之蒋孝〈旧南九宫谱〉》与《蒋孝〈旧编南九宫谱〉与沈璟〈南九宫十三调曲谱〉》考证文章两篇。1954年出版的“增补修订本”，订正了原译的一些错误，并根据新的文献资料，重编了《曲学书目举要》，补入了《奢摩他室藏曲待价目》等，都反映了译者严谨的治学态度，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 作者 青木正儿是日本著名汉学家，文学博士，国立山口大学教授，日本学士院会员，日本中国学会会员，中国文学戏剧研究家。 青木正儿，号迷阳，生于日本山口县下关。青木正儿自言少时就有“读净琉璃之癖”，在中学时代，喜读《西厢记》等中国古典作品，“很觉中华戏曲有味”，在大学学习时代，致力于“元曲”的研究。1908年进京都帝国大学后，师事狩野直喜(1868-1947)。狩野直喜是日本研究中国文学史的先驱之一。在狩野直喜的指导下，他广泛涉猎《元曲选》、《啸余谱》等曲学书籍，并对元杂剧进行了专门研究，1911年以《元曲研究》一文从京都帝国大学中国哲学文学科毕业。毕业后任教于同志社大学，1919年与京大同学小岛佑马、本田成之等组成“丽泽社”，创办《支那学》杂志。并在该杂志上发表《以胡适为中心的中国文学革命》，是向日本介绍中国新文化运动及其中心人物胡适的第一篇文章。他还多次向胡适提供在日本搜索到的中国文学史资料。二十年代，他到中国访学，与胡适有直接的交往。1923年青木正儿任仙台东北帝国大学助教，后历任京都帝国大学、山口大学教授。三十年代，青木正儿就被中国学术界誉为“日本新起的汉学家中有数的人物”，后更被誉为“旧本研究中国曲学的泰斗”。著有《中国文艺论数》(1927),《中国近世戏曲史》(1930),《中国文学概说》(1935),《元人杂剧序说》(1937),《元人杂剧》(译注，1957)等，所著结集为《青木正儿全集》(10卷)。不过，最为学界熟知和影响深远的，还是他的成名作《中国近世戏曲史》。他曾多次向王国维求教，并游学北京、上海，观摩皮黄、梆子、昆腔，写成《自昆腔至皮黄调之推移》(1926),《南北曲源流考》(1927)两文。在此基础上，他用一年的时间，写成《明清戏曲史》。为了便于日人阅读，改题为《中国近世戏曲史》。所谓近世，是因为王国维把宋以前称为古剧，“余从而欲以元代当戏曲史上之中世，而以明以后当近世也”。 除中国戏曲外，青木正儿还研究中国饮食文化和风俗。他撰写的《中华名物考》〔外一种〕一书为“日本中国学文粹”丛书中一本。《中华名物考》〔外一种〕一书包括《中华名物考》和《华国风味》两部书稿，均未在中国国内出版过。此两部书稿属于风俗、名物学方面的著作，《中华名物考》收集了青木自1943年至1958年之间发表的有关名物的论考，题材从草木之名到节物之名，非常广泛。[1] § 译者 就《中国近世戏曲史》的翻译来讲，王古鲁先生应该说是再合适不过的人选，首先，依其个人的学术功力，他完全可以独自撰写一部同样的戏曲史专著，这仅从其《蒋孝旧编南九宫谱与沈璟南九宫十三调曲谱》一文和《明代徽调戏曲散出辑佚》一书所显示的学术水准就可看出来，只不过他选择了这种寓著于译的独特著述方式。其次是其语言方面的纯熟。他“游学日本久，语言文字，尽通症结”（吴梅《中国近世戏曲史》序），语言方面是丝毫不成问题的。此外，他曾先后两次在日本各公私藏书机构访书，拍摄了大量珍贵的古代小说资料，而且还同日本的汉学家们有着广泛而密切的接触，对日本的学界情况相当了解，并著有《最近日人研究中国学术之一斑》一书，专门对日本的汉学研究状况进行系统、详细的介绍。这也是我国第一部介绍国外汉学研究状况的专著，如今对海外汉学的介绍和研究已成为一个学术热点，但从时间上来讲，已是在半个多世纪后了。仅就《中国近世戏曲史》一书来讲，因为翻译该书的关系，王古鲁还和作者青木正儿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两人不仅在该书中译本出版前进行通信联系，相互讨论切磋，其后还曾在日本有过愉快的面谈，两个人的来往一直持续了20多年，直到王古鲁逝世前不久。新近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由李庆先生编注的《东瀛遗墨——近代中日文化交流稀见史料辑注》一书，收录了王古鲁致青木正儿的书信37封，其中披露了许多珍贵的资料，很值得一看。 无疑，王古鲁先生对《中国近世戏曲史》的翻译是成功的，在当时就受到学术界很高的赞誉，作者青木正儿本人也很满意。该书翻译的成功并不仅仅表现在王古鲁先生忠实于原著，将作者的意见准确、妥帖地翻译出来，更为重要的是，他没有停留在译的阶段，而是凭着自己对戏曲史的娴熟，“举青木君征引诸籍，无不一一检校，舟车所至，曾不辍业”（吴梅序），同时还纠正了原著中的不少错误，补充了原著中所缺的一些材料，并在书中增加了参考和附录两部分内容。比如书后其附增的《曲学书目举要补》和《奢摩他室藏曲待价目》对读者都是极为有用的参考资料。这实际上是对原著做了一种增补修订的工作，用译者自己的话说，是“对于原著颇忠实，凡尽我力可以为此书助者，必设法觅得资料”（王古鲁译序）。正象吴梅先生所说的，“是正原文，阙功甚巨”，“可为青木之诤友焉”（吴梅序）。经过王古鲁的两次翻译增补，译本篇幅竟比原著增加了三分之一，所以，后来在重版时，王古鲁将署名也由译者改成了译著者。在他个人的意思，是“此次修行增补情形，更已逸出单纯翻译范围，改用此二字，表示本人亦负一部分责任”（王古鲁译序），但从著作权的角度看，这也是对他所付出大量劳动的一种认可。无疑，这种寓著于译的翻译方式在古今中外也是很少见的，自然也是应该提倡的，这种做法无论是对原作者还是读者都是有益的，但又并不是每一个译者都能做到的。就以时下的学术著作翻译而言，能将原著的意思用平实、通顺的国语正确表达出来，不让人曲解就已经是很高的要求了，更惶论对原著的增订补充，至于原著尚通俗可懂，一翻译过来就晦涩拗口的现象更是常见。 但愿如今阅读这部译著的学人们还能留意一下或记住译著者王古鲁的名字。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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