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满洲国 |
| 释义 | § 简介 満洲国皇帝旗 满洲国（后称“大满洲帝国”），是1932年3月由日本在其所侵占的中国东北领土上扶植建立的政权，首都定于新京（今长春），领土包括今天的中国的辽宁、吉林和黑龙江三省全境，以及内蒙古东部、河北省北部，以清朝逊帝爱新觉罗·溥仪为国家元首（称号为执政，后称皇帝，年号为“康德”）。1945年8月，苏联红军出兵击败了驻守满洲国的关东军和满洲国军，日本战败。满洲国政府也同时灭亡。 满洲国标榜以“王道乐土，五族协和”为建国方针，实际上其军事、政治与经济均被日本控制，由日本实行实质上的殖民统治。日本将大批武装移民以“满蒙开拓团”的名义迁入，侵占中国农民的土地，并将无地农民和关内输入的农民作为矿工，大量掠夺开采矿石和木材运送到日本。 当时的中华民国及英国、美国等四十个国家，通过国际联盟的报告书声称满洲国是日本扶持的政权并不予以承认。1941年以前，仅有轴心国 日本、德国、意大利和萨尔瓦多四国与满洲国建交；维希法国、同盟国苏联等十九国政府在1941年后与该国建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均认为满洲为中国领土，其政府是日本的傀儡政权，并将其称之为“伪满洲国”，简称“伪满”。 § 国旗 伪满洲国国旗是以1928年以前的中华民国国旗（五色旗）为基础，于1932年作成。周遭的黄色是指满洲民族与统一、红色代表大和民族的热情、蓝色代表汉族的青春、白色代表蒙古族的纯真、黑色代表朝鲜族的决心。国旗象征着五族协和，四个民族在满族的统治下联手建立满洲国。 § 国歌 1933年国歌 大同二年（1933年）3月1日据同年2月24日签署的国务院命令第四号公布。1942年新国歌公布同时更 名为《满洲国建国歌》。 中文歌词 天地内，有了新满洲。 新满洲，便是新天地。 顶天立地，无苦无忧，造成我国家。 只有亲爱并无怨仇， 人民三千万，人民三千万， 纵加十倍也得自由。 重仁义，尚礼让，使我身修； 家已赍，国已治，此外何求。 近之则与世界同化，远之则与天地同流。 1942年国歌 为纪念满洲国建国十周年，康德九年（1942年）9月5日据国务院训令201号公布新国歌 中文歌词 神光开宇宙 表里山河壮皇猷 帝德之隆 巍巍荡荡莫与俦 永受天祐兮 万寿无疆薄海讴 仰赞天业兮 辉煌日月侔 日语歌词 おほみひかり あめつちにみち 帝德は たかくたふとし とよさかの 万寿ことほぎ あまつみわざ あふぎまつらむ 官方解释 据附在《满洲帝国国家公报》关于新国歌内容的宣布后面的官方解释，“神”指天照大神，反映自 1940 年《国本奠定诏书》后，伪满洲国改奉国家神道；“神光”指现人神，即日本天皇，又解此句指伪满洲国皇帝是“领受神光统治国家”。而第四句“天业”，则来自《建国十周年诏书》中之“宜益砥其所心，励其所志，献身大东亚圣战，奉翼亲邦之天业……”，指大东亚战争；全句意为“满洲国国民仰赞大东亚战争，并希望其功同日月”。 § 国圆 满洲国圆 满洲国圆是伪满洲国的流通货币。发行单位是满洲中央银行。 满洲国圆发行之初和中国的货币一样，都是采用银本位制。1935年11月起，改实施与日本相同的金本位制，与日圆等值。另外满铁附属地和关东州也使用朝鲜银行发行的朝鲜圆。 一开始，纸币和硬币都是由日本银行的造币厂生产，不过后来就由满洲国首都新京（现长春）的满洲中央银行生产了。由于20世纪30年代国际银价的不断大幅波动，满洲国圆在1935年脱离了银本位而与日元固定汇率，随后就接近了与日元的汇率平价。自1940年开始，满洲国圆就开始用来衡量与美国、德国、日本等国的进出口贸易情况。 在此期间所发行的纸币的一半面值都是由硬币回收的。一共发行了五种面额的纸币，分别是一百圆、十圆、五圆、一圆和五角，正面以清代的统治者为特征。由于二战时期日本统治地区的通货膨胀压力，1944年发行了一千圆纸币。 满洲国纤维制硬币 圆可以细分为十角、一百分或是一千厘，硬币面额的发行则是从五厘到十分。 1944年和1945年，满洲国发行了由与硬纸板类似的，被“世界硬币标准目录册”称为“红色或棕色纤维”的材料制成的硬币（1、5分）。 1948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过后，大约120亿满洲国中央银行的钞票被东北银行收回。[1] § 历史 满洲国 日俄战争至九一八事变 参见：日俄战争、九一八事变 板垣征四郎，策划成立满洲国，并任奉天特务机关长、满洲国军政部最高顾问、关东军参谋长等职1905年日俄战争结 束之后，日本取得中国东北的辽东半岛和南满铁路的控制权，并以护路为由组建关东军驻扎在奉天、旅顺、长春等铁路沿线。 1906年，日本建立“南满洲铁路株式会社”（简称“满铁”），与关东军一起作为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工具。 1911年，中国爆发了辛亥革命，满洲贵族为主的清朝政府被推翻，宣统退位，中华民国建立，法理上继承了清朝的版图，但国民政府对满洲未能实行有效的统治。各地的满洲复辟力量开始进行“满洲复国”的活动。满洲在此后的大部时间直至1928年末张学良易帜服从国民政府，一直为张氏父子的政府所统治，其间行政、军事等均事实独立于中华民国中央政府。 1925年5月，日本少壮派的“一夕会”通过“重点解决满蒙问题”的决议。7月，关东军作战主任参谋石原莞尔起草《关东军占领满蒙计划》，明确提出了日本要设计解除中国军队的武装，维持治安以及防备苏联入侵东北等问题。 1927年，日本田中义一内阁以制定“满蒙政策”为目的召开“东方会议”，最后以《对华政策纲领》作为结论。《对华政策纲领》提出将“满蒙”（即中国东北三省及内蒙地区）与“中国本土”分离对待的政策，试图将中国东北主权“剥离”出来，并指出“关于满蒙，特别是东三省，由于在国防和国民的生存上有着重大的利害关系，我国不仅要予以特殊的考虑，而且要使该地维持和平与发展经济，成为国内外人士安居的地方”，“万一动乱波及满蒙，治安混乱，我国在该地区之特殊地位和权益有遭侵害之虞时，不管来自何方，均将予以防卫——要有不失时机地采取适当措施之思想准备”。然而，日本军部强硬的少壮派军官却认为日本内阁在“满蒙问题”上过于软弱，主张采取军事手段。“大满洲帝国皇帝”爱新觉罗·溥仪 1928年，关东军参谋河本大作在少壮派支持下在皇姑屯炸死不与日本合作的东北军阀张作霖，希望引起东北大乱以便关东军趁乱占领东北。然而张作霖长子张学良很快控制住东北局势，河本也被日本军部解职。12月29日，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服从国民政府，中国在形式上得到统一。 1930年末，日军参谋本部确定分三个阶段解决“满洲问题”，即：打破现状，建立亲日政权，最后完全占领。俄国组组长桥本欣五郎主张“在满洲惹起事变后，政府若不迫随，就决心发动军事‘政变’，使满洲问题易于解决”。（见《中国抗日战争史》）。1931年6月，日军制定《解决满洲问题方策大纲》，确定采取军事行动。8月4日，日本陆相南次郎声称“满蒙问题只能用武力解决”，并要求军人善尽“应变责任”。 1931年9月18日，在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花谷正、土肥原贤二等人策划下，日本关东军在沈阳发动九一八事变。两个月内，关东军迅速占领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并在各省扶植了地方性的亲日政权——辽宁的臧式毅，吉林的熙洽，黑龙江的马占山。 日本扶植建立满洲国 日本一直试图在中国东北建立听命于日本的傀儡政权。起先，日本寄希望于掌控东北的军阀张作霖，发现张难以驯服满洲国地图 之后将其暗杀（见皇姑屯事件）；后又试图控制接替其父掌握东北的张学良，又告失败（见东北易帜）。九一八事变后，日本终于完全占领中国东北。1931年底，因九一八事变引咎辞职的原日本陆军大臣南次郎前往满洲，与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和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商讨事变进展。1932年1月28日，返回日本的南次郎向日本天皇作了《满洲近况》的报告，建议在满洲建立“新国家”。在报告中，南次郎指出，如此可以方便日本今后进攻苏联“向北发展”，而日本通过控制这个“新国家”的经济，可以获得使日本永久自给自足的资源，还可以通过向满洲移民解决日本人多地少的问题。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一直冀望复辟清朝的前满清贵族认为时机到来。满清宗室、时为吉林省军参谋长的熙洽趁吉林长官奔母丧不在城中之机，打开吉林城门向日本投降。熙洽密信清朝逊帝溥仪，请“皇上”（溥仪）回到“祖宗发祥地，复辟大清，救民于水火”，在“友邦”（日本）支持下，先据有满洲，再图关内。以已经升任吉林省代理长官的熙洽为首的前满洲贵族向日本方面提出迎接溥仪至满洲、建立君主制的国家。日本关东军方面也早已选定溥仪是合适的傀儡人选。战后，城野宏供认日方选择溥仪的原因：首先，溥仪“同中国本部的国民党没有任何联系”；其次，“满洲和蒙古的一些旧的阶层对于清朝还怀有传统的向往”；第三，“一般无知的农民……对由满族的爱新觉罗家实行的王道政治似乎更加欢迎”。1931年11月8日，土肥原制造了“天津事件”，将溥仪从其在天津日租界的住所秘密带出，后经大沽口、营口、旅顺，接至抚顺。1932年2月16日，关东军召集张景惠、熙洽、马占山、臧式毅，及谢介石、于冲汉、赵欣伯、袁金铠等人在沈阳大和旅馆召开“东北政务会议”，会议由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主持。会议决定迎接溥仪为满洲国执政，并分配了各人在政权中的职务，其中板垣征四郎任奉天特务机关长、满洲国军政最高顾问 。18日，发布“独立宣言”：“从即日起宣布满蒙地区同中国中央政府脱离关系，根据满蒙居民的自由选择与呼吁，满蒙地区从此实行完全独立，成立完全独立自主之政府。”23日，坂垣在抚顺与溥仪会面，告知溥仪出任满洲国执政。原本以为能够重登帝位的溥仪尽管对于“执政”的安排甚为失望，但只能接受。満洲国执政就任式 3月1日，满洲国宣布成立。首都设在长春（改名为新京），中华民国政府对日本策划东北独立并建立满洲国提出严重抗议。6日，溥仪从抚顺出发，9日到达长春，正式宣布就任满洲国执政，年号为“大同”。同时该国各府、院、部的负责官员也被任命，满洲国宣布正式成立。 1932年9月15日，关东军司令官兼驻满洲国特命全权大使武藤信义与满洲国国务总理郑孝胥在勤民殿签署《日满议定书》。《日满议定书》规定日本正式承认满洲国，并在满洲国驻军担负满洲国的国防。在附件中规定由日本管理满洲国的铁路、港湾、航路、航空线等。此外，还有约定规定日本军队所需各种物资、设备由满洲国负责，日本有权开发矿山，日本人有权充任满洲国官吏，日本有权向满洲国移民等等。 大满洲帝国皇帝爱新觉罗·溥仪1934年3月1日，爱新觉罗·溥仪在新京南郊杏花村举行“登基”典礼，改满洲国为大满洲帝国，溥仪称帝，改年号为康德元年。 § 成立 满洲一词原指清朝入关以前的爱新觉罗氏女真（满族）部族，因为建州女真的首领李满洲为建州女真作出了很大贡献,所以建州女真,包括明朝下属的其他各部女真都渐渐以满洲女真称呼建州女真，在今天的《满洲实录》、《满文老档》中都有记载。1635年农历10月13日，清太宗皇太极颁布诏书正式宣布：我族建号满洲，以后只准用我族旧称（满洲）。清朝入关以后，满洲一词仍然在使用，直到清末（大约为二十世纪初）慈禧太后派遣五大臣出国考察立宪的时候，就对五大臣说：“立宪一事，可使我满洲朝皇基永固。” 1931年9月18日，中国东北地区的日本驻军——关东军在南满铁路柳条湖段制造爆炸事件，借口遭到中国军队攻击，袭击沈阳的中国军队营地北大营，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中国东北军主力在1930年入关参加中原大战，后方空虚，奉张学良「不抵抗」之命令退出东北。其后两个月内，日本军队迅速占领了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并在各省成立了地方性的亲日政权——辽宁的臧式毅，吉林的熙洽，黑龙江的马占山。1931年底，因九一八事变引咎辞职的原日本陆军大臣南次郎前往中国东北，与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和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进行会谈，商讨事变进展。经过与吉林省代理长官熙洽的秘密会谈，确立了迎接溥仪至满洲，成立复国的方案。马占山曾经在张学良的授意下抵抗日军，不久诈降，旋又起义。1932年2月16日，东北各省的领袖张景惠、熙洽、马占山、臧式毅、谢介石、于冲汉、赵欣伯、袁金铠等人在沈阳大和旅馆召开“东北政务会议”，会议由关东军司令本庄繁主持，决定迎接溥仪为伪满洲国执政，并分配了各人在政权中的职务。 1924年11月5日，冯玉祥派鹿钟麟带兵入紫禁城，逼溥仪离宫，历史上称这为“逼宫事件”。溥仪搬进北府（载沣的居处），继而又逃进日本公使馆。溥仪被逼宫后，日本各大报章都刊登出同情溥仪的文章，为以后建立伪满洲国造势，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八国联军的时候派兵最多，打得最狠的就是日本。不久以后溥仪被日本人护送到天津。1932年3月1日，满洲在日本帮助下“建国”，扶持溥仪为伪满洲国的执政，建年号为“大同”。1934年改国号为“满洲帝国”，改称皇帝，改年号为“康德”。 1932年3月1日，伪满洲国宣布成立。中国否认满洲独立，并向日本提出强烈抗议。3月8日，溥仪在“新京”（长春市）正式宣布就任伪满洲国执政，同时任命了各府、院、部的负责官员，伪满洲国宣布正式成立。 1933年2月24日，国际联盟大会通过报告书，指明：东北三省主权属于中华民国；日本违反国际联盟的盟约占取中国领土并使之独立；“九一八事变”中日军行动并非自卫；满洲国是日本参谋本部指导组织的，其存在是因为日本军队的存在，满洲国不是出自民族自决的运动。为此，日本于同日宣布退出国联。 § 政治 满洲国名义上的国家元首为溥仪。1932年3月8日，溥仪就任伪满洲国执政，年号为大同。1934年3月1日，溥仪在“新京”南郊杏花村举行登基典礼，改＂满洲国”为“大满洲帝国”。溥仪为皇帝，年号为康德。 满洲国的行政机构为“国务院”，其首长为“总理”。“国务院”下辖“外交部”、“民政部”、 “财政部”、“司法部”、“实业部”、“交通部”、“文教部”、“军政部”。“财政部”后改名“经济部”，“军政部”后改名“军事部”，“实业部”后拆分为“兴农部”和“勤劳部”，又成立了“厚生部”等部门。各“部”长官为“部长”，但是实权掌握在由日本人担任的各“部”次官手中。由日本人担任的“国务院总务厅”长官为实际上的“总理”。“总务长官”由驹井德三担任，继任者为星野直树和武部六藏。各“部”的日本裔次官每周二举行聚会，商讨并决定“国家”政策和各种具体事务，被称为“火曜会”。 满洲国的立法机关称“立法院”，首任“立法院长”为赵欣伯。实际上的立法权掌握在关东军手中。伪满洲国没有成文宪法，而是由各项专门法律来替代宪法。咨询机关称“参议府”，其首长称“议长”。首任“议长”由臧式毅担任。伪满洲国的最高司法机关是“最高法院”。首任“最高法官”是林棨。“最高检察厅长”为李盘。宫廷机构为“宫内厅”，伪长官为熙洽。 伪满洲国行政区在1934年划为14个省和两个特别市： 安东省；奉天省；锦州省；吉林省；热河省；间岛省；黑河省；三江省；龙江省；滨江省；兴安东省；兴安西省；兴安南省；兴安北省；新京特别市；哈尔滨特别市。 1939年更改为19个省和一个特别市： 安东省；奉天省；锦州省；吉林省；热河省；间岛省；黑河省；三江省；龙江省；滨江省；兴安东省；兴安西省；兴安南省；兴安北省；牡丹江省；通化省；东安省；北安省；四平省；新京特别市。 § 外交 伪满洲国没有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承认。当时世界上约有六十个独立国家或政权，承认伪满洲国的共二十三个，为日本、苏联、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罗马尼亚、保加利亚、芬兰、克罗地亚、波兰、匈牙利、斯洛伐克、丹麦、萨尔瓦多、蒙古人民共和国、泰国、缅甸、菲律宾、梵蒂冈、中华民国南京汪精卫政权、蒙古自治邦（内蒙古）和自由印度临时政府。 另据英文维基百科的资料，和满洲国“建交”的为十七国。苏联、法国、蒙古人民共和国、缅甸、蒙古自治邦和自由印度未和满洲国建交。 日文维基则列入二十一国，苏联、法国、蒙古人民共和国未列入内。 日本驻伪满洲国大使由关东军司令官兼任。 直到日本挑起全面侵华战争，正式承认伪满的除了日本外，只有智利、萨尔瓦多、罗马教廷等极少数国家，这说明日本扶持傀儡政权失道寡助。但需要注意的是像苏联那样，为了自己国家的私利，通过默示承认的方法，为伪满拓宽外交空间留下了余地。[2] § 傀儡政权 蚕食计划 东北易帜后，日本感到自己在中国东北的“权益”受到进一步的威胁，为维护和扩大日本的侵略权益，时任关东军作战参谋的石原莞尔在1929年就提出了武装占领中国东北并建立傀儡政权的设想 。1931年日本参谋本部提出的《形势判断》中，进一步细化了武装占领中国东北后日本的行动计划，第一步建立取代张学良的亲日政权，但形式上仍将其置于中国中央政府的主权之下；第二步建立一个由日本控制的满蒙政权，并将其从中国的中央政府独立出来；第三步占领满蒙并将其纳入日本版图 。但“九一八事变” 爆发后的第二天，关东军参谋板垣、石原等就准备直接实施第三步，当时日本参谋本部派去制止关东军起事的建川美次虽不同意直接实施第三步方案，但他却表示对关东军的行动不加约束。 9月20日，建川在拜访关东军司令本庄繁时则建议成立以溥仪为首脑的、受日本支持的政权。9月22日，关东军参谋部在土肥原提出的成立以日本为“盟主”的 “满蒙五族共和国”方案的基础上，形成了《解决满蒙问题方案》，该方案规定：建立受日本支持的以宣统帝为首脑的统辖东北四省和蒙古的新政权；受新政权委托，日本掌管国防和外交，并管理主要交通、通讯设施；起用熙洽、张海鹏、汤玉麟、于芷山、张景惠，使之分别担任吉林、洮南、热河、东边道、哈尔滨等地镇守使。 根据这一方案，关东军以板垣参谋为中心，利用各地的特务机关和部分大陆浪人，展开了所谓谋略性的策划。为确保计划的顺利实施，关东军当天午后还通知日军驻天津司令官，要求其尽快把宣统帝“保护”起来。 当时受陆军三长官（陆军大臣、参谋总长、教育总监）委托，白川义则大将正在中国东北视察和慰问关东军，与其同行还有参谋本部的今村均大佐。为说服军中央支持自己的计划，关东军参谋们又积极策动白川和今村，经过一番谋划，最后决定以关东军参谋部的名义向陆军大臣和参谋总长提交意见书，同时请白川义则大将利用上奏的机会向天皇解释。该意见书由关东军参谋片仓衷起草，石原、板垣修改，关东军参谋长批准，题为《解决满蒙问题的根本方策》，它明确要求建立与中国本土脱离，表面上由中国人统治，实权掌握在日本手里，以东北四省及蒙古为领域的独立国家 。但当时日本政府和军中央顾虑国际关系，反对关东军直接参与建立满洲政权的行动。若规（木规）首相在内阁会议上表示：“不得参与有关建立满洲政权的一切行动”，币原外相坚持“先与南京政府进行谈判” ，金谷参谋总长也指示部下，不得参与该项工作。10月6日，日本内阁会议作出决定：“对建立满蒙新政权，日本人概不干预”。 这里日本政府、军中央与关东军的分歧并不在于要不要建立新政权，而是要不要“设法促进”建立新政权。因为当时日本政府和军中央还没有打破华盛顿体制的计划，尽管他们与关东军一样想扩大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权益，但他们又不得不考虑与欧美列强的协调。若规（木规）首相之所以反对日本军人直接参与建立新政权，是因为他担心这会给欧美列强谴责日本留下话柄。 尽管日本政府和军中央反对关东军的计划，但关东军仍我行我素，为实现《解决满蒙问题的根本方策》所确立的目标，关东军一方面准备向嫩江、齐齐哈尔北进，一方面积极策划溥仪出逃。当陆军大臣对《解决满蒙问题的根本方策》中关于伪政权与“中国本土脱离”一语提出质疑时，关东军竟强硬地表示：关东军绝难承服“满洲政权不与中国本土脱离”。为进一步阐明自己的意见，关东军又上报了《满蒙自由国建立方案大纲》，该大纲提出：绝不能满足于只建立亲日政权，必须建立“满蒙国”。如果仅建立一个亲日政权，便不能按帝国的意图行事。本来，“将满蒙作为我领土之一部，实属长策”，“但鉴于历史的渊源，目前急于付诸实施，有可能遭到国际间的物议，恐非贤明之举” 。可见日本树立傀儡政权，只是为并吞中国领土做掩护而已。 十月事件后改组的日本政府和军部，对关东军在中国东北的行动和计划公开予以支持。此前的“不扩大方针”即使纯粹作为一个口号，也已成为历史的过去。关东军进一步加快了制造傀儡政权的步伐。11月11日，土肥原利用天津事变，策划了废帝溥仪的“出逃”。12月15日，日本参谋本部批准将此前负责关东军政治谋略的司令部第三课升格为“统治部”，该部与幕僚部并立，直属关东军司令官领导。该部下辖行政、财务、产业、交通、交涉等五个课，共七八十名部员。这些部员绝大多数为文职官员，其中大部分来自满铁和关东厅。从后来的情况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统治部不仅是关东军促进伪满建立的的机构，而且是伪满成立之前的“影子政权”。为提高统治部的工作力度，1932年1月9日，统治部又改为特务部。 关东军占领锦州以后，觉得拼凑傀儡政权的时机进一步成熟，为得到日本政府和军中央的一致支持，关东军决定派遣板垣回东京与中央进行交涉。当时板垣携往东京的方案，已相当具体，他们想建立的“满蒙中央政权”将实行中央集权制，而且要脱离中国本土，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独立”国家；他们希望借助当地汉奸，充任各级官吏；他们准备伪造“民意”，以便世界舆论，掩盖日本制造傀儡政权的阴谋。他们认为傀儡政权必须赶在国联调查团来满之前建立。他们清楚，这些事如果“由日本直接去做”，这“无论是九国公约，还是国联盟约都是不允许的，但如果由中国人自身从内部进行分离，这就不与上述条约的精神相背离”。 其实，在板垣来京之前，日本陆军省和参谋本部也已制定了《时局处理要纲》，其基本精神与关东军完全一致。日本军中央与关东军代表碰头以后，便立即将其方案与外务省磋商，于是，日本政府和军部就促进傀儡政权成立，制定了《满蒙问题处理方针要纲》。 该“纲要”明确提出：“鉴于满蒙已从中国本土独立，形成统治支配一定地域的一个政权的现状，今后应诱导它具备一个国家的实质”。“目前满蒙的治安主要由帝国来维持”，“满蒙作为帝国对华对俄国防的第一线，绝不允许外部扰乱。为确保上述目的的实现，可适当增加帝国驻满陆军之兵力，如有必要亦应增设海军设施”。“将以新国家为对手，回复和扩充我在满蒙权益”。“为尽速执行帝国在满蒙的政策，应设置相应的统制机关”。“在努力实行上述措施时，应尽量避免与国际法乃至国际条约的抵触”， “应尽可能采取由新国家方面自主要求的形式进行”。 日本关东军一方面制定建立傀儡政权的方案，一方面积极物色充当各种傀儡的汉奸。日本关东军知道借汉奸之手建立傀儡政权既可以欺骗国际舆论，逃避国际义务；又可以“以华制华”，减轻中国人民的逆反情绪。当然利用汉奸还可以弥补自己人力、物力的不足，分化和瓦解旧东北政权的抵抗势力。 九一八事变后关东军利用汉奸组建的傀儡机构，最早始于9月25日成立的“辽宁省地方维持会”。该会委员长袁金凯虽为奉系文治派代表，但因第一次直奉战争后，被直隶派政府委任为奉天省长，遭张作霖嫌忌，事变发生时已处于隐退状态。该会副委员长阚朝玺原本为热河都统兼第三师师长，后因与郭松龄有染，遭张作霖嫌忌而退官。关东军拼凑的各级傀儡机构有一个共同特点，即不管傀儡机构级别高低，都忘不了配备日本人顾问，“辽宁省地方维持会”也一样，“聘请”了满铁地方部卫生课长、满洲青年联盟理事长金井章次充任最高顾问。在日军占领下的奉天，最高顾问理所当然地成了维持会的主宰者。维持会名义上维持地方秩序，实际上充当了日本拼凑傀儡政权的工具。 网络失意官员，拼凑傀儡机构只是关东军组建傀儡政权很小的一步，拉拢地方实力派军阀才是关东军拼凑傀儡政权的关键，为此日本关东军及各类特务机关，软硬兼施，威逼利诱，先后迫使于芷山、张海鹏、张景惠、熙洽、臧式毅、马占山等投靠了日军。 关东军虽急于拼凑傀儡政权，但它知道自己的势力仅限于主要城镇和铁路沿线，贸然让刚拼凑起来的傀儡机构宣布“独立”有可能适得其反，因此日本侵略者采取了迂回策略，巧用“自治”美名，逐渐将势力向地方渗透。为推动各地的“自治”运动，关东军又于11月10日设立了所谓的“自治指导部”，该指导部部长虽为汉奸于冲汉，但其成员却多为日本人。该指导部不仅配备有两名日本人顾问（中野虎逸、中西敏宪），而且其所属各部部长也多由日本人担任 。这样，随着“自治指导部”在奉天挂牌，出身于满铁社员、满洲青年联盟盟员和大雄峰会会员的自治指导员，便陆续前往各县拼凑伪自卫团，组建伪警察队，假 “自治”之名，拼凑伪地方组织，把持地方实权。 建立“国家” 如前所述，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的目的就是要把中国东北从中国分离出来，组建完全“独立” 的“新国家”，自治当然无法满足其要求。为筹建省级伪政府，日本在中国东北的各种侵略势力一起动手，当策动地方实力派工作取得一定进展后，日本便指使“辽宁省地方维持会”委员长袁金凯贴出布告，宣布辽宁省与张学良政权、南京国民政府脱离关系。而在这之前，伪吉林省的组建工作就已完成，这是因为根据关东军参谋部9月22日制订的《解决满蒙问题方案》，日本在吉林计划起用熙恰，而熙恰也急欲充当日本侵略者的工具。满清皇族出身的熙恰不仅利欲熏心，而且处心积虑地想复辟爱新觉罗王朝。所以当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时，他便认为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9月22日，关东军决定起用熙恰后，当日就派今田新太郎赴吉与熙恰联系，23日，侵入吉林市的第三师团长多门二郎、顾问大迫通贞便与今田一起策动熙恰出面组织伪吉林省政府，同日板垣还电令罗振玉赴吉与熙恰联系。27 日伪省政府的人事安排就绪，28日熙恰宣布“独立”。为独揽大权，熙恰采用军政合一的统治形式，日本关东军当然不会天真地让熙恰独立，关东军不仅给伪吉林省委派了最高顾问，而且还委派了主管财政、民政、实业、教育等部门的专职顾问 。伪吉林省的实权实际上控制在日本顾问手中，熙恰及他的同党们不过是日本人手中的工具。 根据9月22日关东军参谋部的计划，日本在辽宁省主要想起用于芷山、张海鹏，但辽宁省真正的实力人物是臧式毅，此人早年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后来追随张作霖，主要负责兵工厂，事变前曾任奉天镇威上将公署少将参谋长、辽宁省主席，事变时被日本宪兵逮捕。当伪吉林省政府成立，怀柔马占山的工作也露出一线希望之后，关东军便加紧了对臧式毅的逼降工作。袁金凯虽按关东军的旨意宣布独立，但袁金凯不过是一个失意文官，其影响力根本无法与臧式毅相比。另外在臧式毅被监禁期间，锦州方面并未免去他的省长职务，日本拉拢并积极启用臧式毅，还兼有与张学良争夺臧式毅的用意。12月15日，臧式毅最终选择投靠日本，他在板垣事先准备好的文件 上签字之后，便由阶下囚一跃而成伪省长“大人”。“辽宁省地方维持会”虽只好摘牌歇业，但原来的那班日人顾问却摇身一变，成为伪奉天省政府的顾问。 黑龙江的情况因与苏联的关系，日本采用了先间接控制哈尔滨，再控制全省的策略。从当时的行政区划来说，哈尔滨并不属于黑龙江省，而是中东铁路沿线特区的首府，是东省特别区长官公署所在地。当时担任东省特别区长官的张景惠，与张作霖一样，草莽出身。后曾担任张作霖政府的陆军总长和实业部长。皇姑屯事件时，与张作霖一道被炸。 “九一八事变”时，他恰巧参加完南京会议回到沈阳。9月22日，关东军参谋部决定启用张景惠担任哈尔滨镇守使，当天板垣便派遣与张景惠内弟相识的今井宗治与张联系，要求张协助日本“维持北满治安”，答应将让张充任黑龙江省最高负责人。今井稍加利诱，张景惠便迅速上钩。9月24日，张景惠在今井的伴随下回到哈尔滨，当天晚上他就召集各方会议，决定对日军采取不抵抗主义。27日，张景惠又宣布成立由他担任会长的东省特别区治安维持会，并且声称“尔后本特别区一切政务及维持治安，由本会负完全责任”。10月上旬，张景惠又利用关东军给他的3000支步枪，组建起以于镜涛为队长的警察队。表面上，张景惠建立的是维护治安的警察队，但实际上却成了帮助日本对付中国军队的工具。 关东军原想利用张海鹏的实力侵入黑龙江省，但江桥战役表明，张海鹏根本没有能力击溃黑省军队。关东军虽占领黑省首府齐齐哈尔，但马占山却率部撤往海伦。因顾及苏联关系，侵入齐齐哈尔的关东军主力不得不迅速撤出。关东军想利用张景惠的力量击溃马占山的军队，而且张景惠也趁日军撤出时派英顺率警备队进入齐齐哈尔。但张景惠知道，没有关东军做后盾，自己根本无法击溃马占山。所以他主张怀柔马占山，劝马占山降日。 马占山率部退至海伦后，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支持，部队抗日士气大振。日本方面因急于消灭锦州的张学良政权，积极准备进攻辽西。为防止马占山与张作相联手进攻齐齐哈尔，日方加大了诱降马占山的力度，日本政府和军部特命关东军统治部文职部长驹井德三专门负责黑龙江省的政治谋略，关东军参谋板垣也直接插手诱降马占山的工作。12月7日，经张景惠等人的一番策动后，板垣、驹井等未经马占山同意，便率十多名中外记者直接来到马占山在海伦的总部，马占山迫于无奈，只好虚与委蛇。12月10日，马占山与张景惠在松浦镇会晤，关于会晤内容，马占山在12月14日对英国记者说，他当时曾劝张景惠不要帮助敌人。但张景惠却说，马占山当时表示服从他，并愿意拥立他为黑龙江省主席。从后来的事情看，张、马松浦镇会晤，仍存在许多疑点。一是12月26日，当板垣、驹井要求张景惠再召马占山来松浦镇时，被马占山拒绝；一是12月28日，当板垣等决定支持张景惠于1932年1月1日宣布“独立”时，马占山却让韩云阶捎来口信，对以张为首的黑省政府并无异议。当时马占山到底做何打算，由于没有更详细的资料，这里只好存疑。 日本人扶持傀儡政权，从来都不会忘记索要“报酬”，板垣在支持张景惠出任黑省省长之前，同样要求张景惠签署包括军事、铁路、日人居住和设置日警等内容的一系列备忘录。由于马占山迟迟不明确表示降日，关东军又急于促成伪黑省政府成立，所以它一方面支持张就任伪黑省省长，一方面对马占山施加更大压力。1932年1月1日，张景惠仿照吉、辽两省办法，以个人名义发出通电，宣布“独立”。而当时锦州已经失陷，马占山部队很可能两面受敌。所以1932年1月6日，马占山在松浦镇与驹井、村田会晤（伪黑省最高顾问）时，表示同意与张景惠合作，并愿意拥戴溥仪为首领。是日夜张景惠即赶往齐齐哈尔，7日晨，张景惠在拜会了日军将领、日本领事和满铁代表后，宣布就任伪黑省省长。关东军支持张景惠就任伪省长只不过是想引诱马占山出山，马占山明确表示与日本合作后，张景惠便借口会见芳泽，将职务交由部下代行，英顺所率的警察队也随之撤走。1月中旬，马军进入齐齐哈尔，马占山就任伪黑省警备司令。至此，日军完成了它在东北扶持省级傀儡政权的计划。 当然，关东军不会满足于仅仅组建省级傀儡政府，建立独立于中国本土的 “新国家”才是他们的目标。为实现这一目标，他们早就物色“首脑”人选。在近代中日关系史上，有一个特殊的现象，即不同阶段，日本常常与角逐中国政坛的不同集团同时“来往”，而且它对被迫退出政坛的一些领袖人物也格外关照。日本这样做决不是善心大发，处心积虑是近代日本行事的特点。日本决定启用溥仪处理 “满蒙问题”最早可追溯到1929年秋，当时日本军部分析，溥仪这时并无靠山；利用溥仪对外便于伪装；溥仪对“满洲”一直念念不忘。 但当1924年11月“北京政变”，冯玉祥将这位满清废帝赶出紫禁城时，日本就认定“奇货可居”，主动向溥仪伸手。1924年11月29日，溥仪便在罗振玉、郑孝胥、庄士敦等人的策划下，潜往日本驻北京公使馆。1925年日本公使馆书记官池部又以“出洋”为名，将其转至天津。溥仪在天津7年，日本对其“照顾”有加，簇拥在溥仪周围的除了那帮清室余孽外，绝大多数是日本的各类人物。日本笼络溥仪，可谓绞尽脑汁、不计工本。为将来计，日本一方面在经济上和形式上用外国君主资格对待溥仪；一方面借分析中国形势，撩逗溥仪复辟的野心。当然日本方面并不想让溥仪的野心发展的无法控制，日本常常把给蒋介石、张作霖、冯玉祥等人的通告转抄给溥仪，让溥仪知道，只要违背日本的意愿，日本对谁都不会客气。 “九一八事变”后，溥仪也跃跃欲试。1931年10月，溥仪在其家庭教师的策划下，向日本陆军大臣南次郎和黑龙会头目头山满写信，要求给予指导。关东军方面，9月22日决定建立受日本支持的以溥仪为首的统辖东北四省和蒙古的新政权，当天即电告天津日军，加强对溥仪的“保护”。与此同时，关东军又让罗振玉赴吉与熙恰联系，熙恰让罗振玉带给溥仪一封密信，信的内容是请溥仪到“祖宗发祥地主持大计，先据东北，再回关内”。日本清楚，让皇族出身的熙恰邀请溥仪，似乎更顺理成章。但从让罗振玉赴吉找熙恰以及此后罗又与板垣的代表一起回津等事实来看，这出双簧乃日本人幕后策划。溥仪虽极想“重登大宝”，但没有日方的明确承诺，他也不敢贸然行事。9月30日，溥仪在天津日军司令部面见罗振玉和板垣的代表上角利一，尽管同时在场的香椎司令也力劝溥仪前往东北，但溥仪只表示回去考虑。溥仪这时并非不愿意去东北，只是他想在去之前知道日本的安排。正因为如此，才有上面提到的溥仪向南次郎和头山满写信之事。关东军见溥仪犹豫不决，便派土肥原前往天津，土肥原告诉溥仪，日本对东北“没有领土野心”，“新国家”的一切由溥仪“完全作主”，当溥仪追问“新国家”到底实行什么国体时，土肥原也一口答应“当然是帝国”。至此，溥仪才允诺前往东北。 但这时日本内部又出现了问题，首先是海军拒绝利用军舰运送溥仪，其次日本外务省也反对日本人直接插手组建伪政权事宜，还有关东军司令本庄繁也想等解决了北满问题后，再弄溥仪前来东北。可土肥原及关东军中下层担心夜长梦多，他们先挑起天津事变，然后趁乱将溥仪偷偷运出天津。为充当日本走狗，权欲熏心的溥仪竟不惜委身躲在只有双排座的敞篷汽车的后备箱内，为躲避各方的视线，溥仪又心甘情愿地装扮成日本小兵，几经周折，溥仪才到达东北，但本庄繁不想让溥仪过早地在东北出现，所以，关东军又下令：禁止溥仪从事任何政治活动、切断溥仪与外界的一切联系，严密封锁溥仪逃离天津抵达东北的消息。 土肥原之所以不顾本庄繁的意见，急于将溥仪弄出天津，主要是想造成既成事实，使日本政府和军中央改变对事变处理的态度。至于本庄繁，只是不想过早地让溥仪来东北，只要把溥仪与外界隔绝，这个问题自然解决。况且将溥仪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何时有用何时拿出，总比临时再弄方便的多。 关东军占领锦州后，拼凑中央级傀儡政权就成了当务之急。板垣赴京与军中央、日本政府交涉的细节前已述及，这时日本政府、军中央关于事变处理的方针也逐渐与关东军一致。在调查团到来之前组建傀儡政权，已是日本政府、军部和关东军的共同目标。到 1932年1月中旬，随着马占山就任伪黑省警备司令，日本在东北完成了省级傀儡政权的组建。为抢在调查团抵达东北之前，拼凑起中央级傀儡政权，关东军从1 月15日起，邀请日本国内的知名学者，召开了一系列有关经济、产业、金融等方面的“咨询会议”，分别就法制、币制、金融、关税、农业、工业、畜产、矿业、税收、商业等，为“新国家”出谋划策。为引开国际视线，日本又挑起上海事变。2月5日，关东军进占哈尔滨，至此，日本拼凑傀儡政权的时机完全成熟。 日本知道，拼凑傀儡政权，必须装扮成完全出自中国方面的行动。为达此目的，日本“操纵汉奸”和 “假借民意”齐头并用。但为确保“汉奸”和“民意”不出现丝毫“出轨”，从2月10日起，关东军又连续召开了10次幕僚会议，最终确定了伪满“建国”的详细步骤：1、由奉吉黑三省“省长”组成“中央政务委员会”，从事筹备工作。张景惠任委员长，臧式毅、熙恰、马占山任委员，熙恰兼任干事长；2、由“政务委员会”发表宣言，宣布东三省脱离中国中央政府；3、“政务委员会”随时随地召开，但具体筹备工作在吉林进行；4、具体筹备工作包括：“国号、国旗、宣言、人选及首都”；5、在“政务委员会”就筹备事项作出决议后，交各省“民意”机关，请其认可；6、各地通过请愿，推举出“大总统”；7、政务委员会根据“民意”，建立中央政府；8、“大总统”组织政府，发表宣言；9、“政务委员会”应邀请内蒙、热河代表参与决议，使内蒙、热河迅速与“新国家”合流。 关东军一切安排就绪，便开始纠集主要汉奸，组建伪政务委员会。马占山当时虽率军进入齐齐哈尔，并就任伪黑省警备司令，但其态度仍有些暧昧，经过土肥原、韩云阶的多次策动，马占山到2月13日才明确表示参与伪政权的组建工作。马占山态度明朗后，板垣立即决定2月16、17在奉天召开伪政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按照关东军参谋片仓衷的安排，2月16日下午4时，张、熙、马、臧拜会了以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为首的日本要人，晚8时起召开“政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即“四巨头会议”），参加会议的除了张、熙、马、臧外，还有板垣和秘书中岛。会议对外宣称讨论 “联省自治”，但彻头彻尾研究建立伪国问题。为避免与事变前设立的东北政务委员会混同，他们决定将其改名为“行政委员会”；为扩大声势，他们还决定委员会发表宣言时，应增加汤玉麟、凌升、齐王等；为一气呵成建立伪国政权，他们还决定17日成立“行政委员会”，18日发表宣言，并决定将伪国首都设于长春。 17日晚第二次会议上，他们决定18日午后3时，以张景惠的名义发表关东军草拟的《满蒙新国家独立宣言》，宣布“与党国政府脱离关系”。2月20日，“行政委员会”召开第三次会议，讨论伪国国体、国号、国旗等，关于国体，皇族出身的熙恰主张实行帝制，臧式毅则主张实行立宪民主制。可就在他们徒费口舌之际，板垣却前往旅顺，将关东军的方案告诉溥仪，本来 “行政委员会” 2月18日准备发表的宣言已让溥仪及其近臣感到不解，郑、罗二人带回要溥仪出任伪满执政的消息更让溥仪震惊。他以为自己作为东方大国的逊帝，冒着生命危险，屈辱地象行李一样被塞进汽车后备箱，只有“重登大宝”，才不枉此行。当他听到板垣也只是让他出任“执政”时，他便不由自主地坚持要做皇帝，激动不已的溥仪反复阐述他应该做皇帝的理由，但板垣只是不紧不慢地回说“所谓执政不过是过渡措施而已”，当溥仪仍坚持不让时，板垣拂袖而去。溥仪满以为自己有理，可当郑孝胥提醒他注意张作霖的下场后，他才不再执拗。第二天板垣果然让郑、罗二人给溥仪带话：“军部的要求再不能有所更改。如果不接受，只能被看作是敌对态度”。 与“操纵汉奸”齐头并进，关东军还多方伪造“民意”，在召开张、熙、马、臧四巨头会议之前，关东军还炮制了所谓的“建国促进宣传运动计划”，根据计划要求，各级傀儡组织都要编制宣传运动大纲，组建特别宣传委员会，指导监督各团体的活动。而特别宣传最高委员会则由关东军司令部、各地特务机关、伪省政府日本人顾问、自治指导部、伪奉天市政府日本人顾问等组成。为扩大宣传效果，除利用报纸，广播外，他们还迫使商会、农会、宗教团体进行集体宣传。关于“民意”表达，关东军特别提醒，要分县、省、“全满”三级，而且规定县级不必露骨地要求“建国”，省级则可以比县级态度明朗，“全满”大会自然得出“建设新国家”的结论。关于宣传运动，关东军计划分三期进行，第一期，在各县团体中宣传动员；第二期各县召开大会或联合会，作出决议，选出代表；第三期，筹备召开“全满”大会，组织各类庆祝请愿活动。 “操纵汉奸”、“伪造民意”工作完成，关东军还导演了“请驾”的闹剧。原本计划在2月18日发表的《满洲国建国宣言》因关东军夺取哈尔滨的军事行动，被推迟到3月1日。这篇由关东军参谋和满铁文人炮制的“奇文”，为把制造伪满装扮成中国人的自发行动，刻意回避“日本”二字，它不仅咒骂“东北军阀”，攻击中国“赤匪横行”，诽谤孙中山“三民主义”，而且公然伪造历史，胡说什么“满蒙旧时，本另为一国”。“建国宣言”发表的当天中午，第一批代表6人前往旅顺“请驾”，溥仪假作“婉辞”，3月4日，32人组成的第二批代表团再次“请驾”，溥仪假惺惺地表示“勉竭愚昧，暂任执政一年”。3月6日，溥仪在郑孝胥父子、罗振玉父子、上角利一、工藤铁三郎、甘粕正彦等人的陪同下，抵达汤岗子，在这里与张景惠等10名“迎接使”会合，然后一道乘车赴长。当列车停靠在公主岭时，又有熙恰、张海鹏等上车迎接。就在溥仪飘飘然幻想将来的时候，长春市的日伪军警却倾巢出动，实行特别戒严。让溥仪等汉奸们着实体验了一下为人傀儡的滋味。1932年3月9日，溥仪就任“执政”典礼在长春道尹衙门举行，多达15项的会议议程在25分钟之内便草草收场，郑孝胥代读的“执政宣言”也不足百字。本来按照关东军的计划，作为政治闹剧的尾声，还有一场群众“庆贺”，可当时伪满的治安状况迫使“庆贺”活动只能在很小的范围内，零星地进行。驻间岛的总领事向芳泽报告“衷心欢迎其成立者极少” ，伪哈尔滨市举行的“庆祝晚餐会”，被邀请的外国领事，只有日本的长冈一人到会。 综观伪满组建的全过程，没有一个环节不反映出是被日方包办、操纵的。关东军既想躲到幕后，又担心“汉奸们”出轨，最后也就不顾国际和国内的反对，走到前台，在国联会议上，日本外交当局极想为关东军扶持傀儡的行径辩护，但太多的事实使国联调查团不得不在报告书中写明：新国家的成立，若没有日本军队的存在和日本官宪的活动，则是不可能的。[3] § 灭亡 满洲国国务院 1943年12月1日公布的《开罗宣言》中，规定中美英“三国之宗旨，在于剥夺日本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后在太平洋所夺得的或占领之一切岛屿；在于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华民国。日本亦将被驱逐出其以暴力或贪欲所攫取治所有土地”。作为苏联对日宣战的条件，在1945年2月8日的雅尔塔会议 罗斯福—斯大林会谈中，确定了将大连作为国际化自由港转交给苏联，并由苏联使用满洲铁路。 1945年8月8日，苏联照会日本，将于次日对日本宣战。随后苏联红军攻入满洲，以高度机械化的绝对优势击败关东军和满洲国军。11日，溥仪及满洲国政府官员开始乘火车撤退。13日晨到达通化市 临江县大栗子车站。15日，日本天皇 裕仁宣布无条件投降。17日，在吉冈安直的安排下，溥仪宣读《满洲国皇帝退位诏书》，宣布满洲国政府解散，满洲国灭亡。18日，关东军司令山田乙三下令满洲地区及朝鲜北纬38度线以北的日军（原属朝鲜军，1945年改隶关东军，38度线以南的朝鲜军改隶国内军）解除武装，停止战斗。19日，溥仪等人从通化乘小飞机飞往沈阳准备转飞日本，飞机在奉天机场降落后，溥仪等人被苏联红军俘虏，满洲国政权彻底终结。 灭亡以后 1945年8月20日，苏军占领新京、奉天、哈尔滨、佳木斯等城市；22日，苏军占领旅顺、大连。31日，蒋介石在重庆宣布成立中华民国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东北行辕，任命熊式辉为行辕主任，接收东北，同时改原东北三省为九省二市。满洲国邮票-为1942年9月15日发行的“庆祝建国十周年”纪念邮票的第二枚，图案是汉满日朝蒙五族少女携手行进图，上方有兰花御纹章和铭记。 苏联占领满洲后，开始大规模拆运满洲地区的工厂、机器、铁路设施，并将满洲各公私银行的贵金属、债券、纸币运往苏联。根据日本资料统计，苏联从满洲拆运的资产价值合1946年的5,340,714,845日元，相当于当时的1,363,484,499.92美元。苏军占领初期在满洲各地出现军纪问题，发生针对平民的抢劫、强奸活动。苏联拒绝中华民国政府使用旅顺港运送人员接收辽东半岛的要求，扶助中国共产党在满洲地区取得政治及军事优势，将缴获关东军及满洲国军的一些装备和人员转交给中国共产党。 1946年8月，苏联政府让溥仪到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作证。他声称自己在满洲国执政期间，完全系日本所控制之傀儡，并且叙述了日本关东军在满洲的军事活动以及针对苏联的军事目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策划成立满洲国的板垣征四郎死刑，判处同为策划者的南次郎和操纵满洲国的小矶国昭无期徒刑。 中国的抗争 外交努力 9月19日，中国驻国际联盟的全权代表施肇基向国联报告九一八事变，请国联主持公道； 9月19日，中国外交部长王正廷向日本公使重光葵提出严重抗议； 9月21日，施肇基正式向国联提出申诉； 9月23日，中国政府就九一八事变照会美国政府，希望对方“深切关怀”。 民众的呼声 1931年9月28日，北平20万人举行抗日救国大会，要求对日宣战，收复失地。南京、上海的二千多学生请愿，冲击国民政府外交部。外交部长王正廷被学生打伤，后被迫辞职。 1941年12月30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三周后，哈尔滨、沈阳和长春等地发生反满抗日活动，50余人被逮捕，史称一二·三零事件。次年3月2日，满洲建国大学被逮捕学生16名，共计18名被逮捕。 军事抵抗 参见：中国抗日战争 杨靖宇，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总司令。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国民政府实行不抵抗政策，撤出东北。但马占山以三个旅的兵力抵抗日本侵略军，史称江桥抗战。满洲国成立后，当地反抗殖民统治的民众与组织先后成立了东北抗日义勇军、东北反日游击队、东北抗日同盟军。1936年2月，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拟定《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军队建制宣言》。至1937年，东北抗日联军整合原反日游击队、救国军、抗日自卫军、抗日山林队等抗日武装，共编成11个军。7月，抗日联军发展到45000余人，达到人数上的顶峰。11月，抗日联军重新编成三路军，分别以杨F%9D%E4%B8%AD" class=innerlink>周保中和李兆麟为各路军的总指挥。抗日联军给予日军以沉重打击，被日军视为“治安之癌”。日军以大批部队围剿抗日联军，并以重金诱降。为切断抗日联军的供应，日军实施“三年治安肃正计划”，及“保甲连座”、“集家并屯”等政策。从1939年开始，抗日联军由于给养断绝、人员叛变、战斗人员不断牺牲，处于极险恶的境地。1940年2月，一路军总指挥杨靖宇在密林中与日满军警周旋数日后牺牲。1941年，抗日联军进入苏联境内整训。1942年8月，将第一路、第二路、第三路军改编成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由周保中任旅长。 国际调查团 1931年9月19日，满洲九一八事变发生战斗的消息传至国际联盟。9月21日，中国驻国联代表施肇基博士要求国联行政院根据国联盟约第十一条的规定，采取维持和平的行动。在日本驻国联代表芳泽谦吉的建议和中国代表施肇基的强烈要求下，国际联盟理事会议在12月10日决定组织调查团到满洲进行调查。 1932年1月21日，以李顿爵士为首，英、美、法、德、意5国代表参加的国联调查团正式成立，并于2月3日动身前往远东，先后到东京、上海、南京同相关国家进行会谈，4月21日，国际调查团到达满洲奉天。日本占领军胁迫大批中国人营造和平共荣的气氛（据孙竟寰回忆，日本人为了制造满洲国受欢迎的假象，给每个人发一块钱，要求去参加欢迎会）。9月4日，李顿调查团在北平签署了调查报告书，将其送回日内瓦。9月18日，国联公布了调查报告的内容。 李顿报告书详细地叙述了1931年9月以前满洲的局势，描述了中国行政当局抵制日本侵略的活动，例如抵制日货运动，描述了日本在满洲的各项侵略要求和不满。报告书随后根据九一八事件日方主事者和目击者的证词，描述了九一八事件的过程及随后事态在全满洲的发展。李顿报告书指出，日本陆军在九一八事变后继续采取的行动不能被看做是正当防卫的措施。报告最后结论说，“如果没有日本军队的驻扎和日本官员的活动，满洲国是不可能成立的，它没有得到当地普通中国人的支持”。满洲国“不能被认为是出于真正的和自发的独立运动的产物”。 国际联盟在1933年2月24日大会上以40票对1票（1票为日本，另有暹罗投弃权票）通过了基于李顿报告书的声明。该声明指出，满洲主权属于中华民国；日本违反国际联盟盟约占取中国领土并使之独立；九一八事件中的日军行动并非自卫；满洲国是日本参谋本部指导组织的，其存在是因为日本军队的存在，满洲国不是出自民族自决的运动；并且指出，“至少百分之九十九的当地居民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声明认为日本应退出满洲，满洲由国际共管。为此，日本于3月27日宣布退出国联。 内政外交 满洲国的内政与外交都被日本主导，国防主要由日本关东军承担，经济也为日本控制，为日本的战争服务。 政府结构 满洲国内阁满洲国为君主政体。满洲国的行政机构为国务院，其首长为总理。国都为新京（即长春）特别市。 皇帝之下分成四府二院二局，四府为尚书府，宫内府，祭祀府，参议府；二院为立法院，国务院；二局为审计局，各外局。国务院之下又分成各委员会，总务厅及兴安局。总务厅为满洲国政务中枢，有军事部（军事顾问部），民生部（禁烟总局）、文教部、外交部、司法部（最高法院，最高检察厅），实业部（后拆分为兴农部和勤劳部）、交通部（邮政总局）、财政部（后为经济部）、厚生部、新京特别市（首都警察厅）、各省公署（各市．县，旗公署）。各部长官为部长，但是实权掌握在由日本人担任的各部次官手中。由日本人担任的国务院总务厅长官为实际上的总理。总务长官由驹井德三担任，继任者为星野直树和武部六藏。各部的日本裔次官每周二举行聚会，商讨并决定国家政策和各种具体事务，被称为“火曜会”。 满洲国国务院满洲国的立法机关称立法院，首任立法院长为赵欣伯。实际上的立法权掌握在关东军手中。满洲国没有成文宪法，只有各项专门法律。咨询机关称参议府，其首长称议长。首任议长由臧式毅担任。满洲国的最高司法机关是最高法院。首任最高法官是林棨。最高检察厅长为李盘。宫廷机构为宫内厅，长官为熙洽。 满洲国国旗是五色旗，据1933年2月24日公布的满洲国国务院布告中所示，五色旗中，青色代表东方，红色代表南方，白色代表西方，黑色代表北方，黄色代表中央，寓意以中央行政统御四方。后来也解释为“红、蓝、白、黑、满地黄”象征满、汉、和、朝、蒙五族协和。国歌为大满洲国国歌。 根据《国本奠定诏书》，满洲国官方供奉日本神道教的天照大神，国家设有“建国神庙”。满洲国王宫内设有祭祀府负责天照大神的祭祀事宜。日本神道教在满洲国具有国教的地位。 § 主导满洲国的日本人物 板垣征四郎，九一八事变策划者，筹划建立并控制满洲国的关键人物之一。1932年8月8日晋为陆军少将，并被任命为满洲国执政顾问。1933年2月，任奉天特务机关长、参谋本部部附，在天津设特务机关，策划收买段祺瑞、吴佩孚等未果，同时策划日军侵占热河省。1934年8月1日，任满洲国军政部最高顾问，12月10日复任关东军副参谋长兼驻满洲国武官。1936年3月23日，升任关东军参谋长，4月28日，晋升为陆军中将。1948年11月12日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定为甲级战犯并判处绞刑。 土肥原贤二，九一八事变策划者，筹划建立并控制满洲国的关键人物之一。1933年任沈阳特务机关长，1935年10月进入北京进行分裂中国的“华北自治运动”。1948年11月12日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定为甲级战犯并判处绞刑。 南次郎，九一八事变策划者，筹划建立并控制满洲国的关键人物之一。1932年1月28日，南次郎以军事参议官身份，为天皇作了《满洲的近况》的专题报告，说服天皇默认了关东军建立满洲国的计划。1934年12月，南次郎出任关东军司令官兼日本驻伪满洲国大使。1946年5月3日被定为甲级战犯并判处无期徒刑。1954年获假释，次年在家中病死。 川岛芳子，其父是前清肃亲王，母为日本人，1915年生于日本。高级间谍，长期为土肥原工作。1945年11月11日被国民政府反间谍机关逮捕，1948年3月25日被执行枪决。 驹井德三，关东军特务部长，后任国务院总务厅长官。之后被罢免。 星野直树，曾任满洲国国务院总务厅长官，内阁书记官长等职。他策划成立了由日本人控制的满洲国中央银行，控制了满洲金融命脉，并鼓动日本国内财阀到东北投资。1937年，日本公司垄断和控制了整个地区的工业。1945年被判无期徒刑，1958年获减刑被释。 武部六藏，曾任国务院总务厅长官。1950年进入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改造，1951年患脑溢血瘫痪。 古海忠之，曾任满洲国国务院总务厅次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于1956年在沈阳对其进行审判。他的最后陈述是：“我深深地认识到我所犯下的重大罪行，我真心地向中国人民谢罪。对于我这样一个令人难以容忍的犯罪分子，6年来，中国人民始终给我以人道主义待遇，同时给了我冷静地认识自己罪行的机会。由于这些，我才恢复了良心和理性。我知道了真正的人应该走的道路。”（《阳光下的审判》，郭晓晔，1995年） § 地理与人口 满洲国领土范围包括现中国辽宁、吉林和黑龙江三省全境、内蒙古东部及河北北部。根据1932年的《日满议定书》，关东州之主权由满洲国所有；满洲国承认清朝将旅顺、大连一带的关东州租借予日本的条约，故关东州继续由日本直接管辖，不属满洲国行政区划。 § 地图行政区划 满洲国行政区在1934年划为14省、2特别市： 安东省 奉天省 锦州省 吉林省 热河省 间岛省 黑河省 三江省 龙江省 滨江省 兴安东省 兴安西省 兴安南省 兴安北省 新京特别市（即长春） 哈尔滨特别市 1939年更改为19省、1特别市： 安东省 奉天省 锦州省 吉林省 热河省 间岛省 黑河省 三江省 龙江省 滨江省 兴安东省 兴安西省 兴安南省 兴安北省 牡丹江省 通化省 东安省 北安省 四平省 新京特别市 § 人口 满洲国的居民有汉、满(含其他通古斯民族，如鄂伦春、赫哲等）、蒙古、朝鲜、白俄和和族。汉族占90%以上，而原住民满洲族不足一百万，并且绝大多数已经不懂满语。在满洲的日本和族并未加入满洲国籍，仍然是日本人。由于满洲国的经济发展所提供的就业机会和相对稳定的统治形势，很多山东和河北的穷苦农民来到满洲谋生。 § 外交 满洲国由于是在被侵占中国东北土地上由日本扶植建立的国家，不被中华民国政府承认。国际联盟也认为日本违反国际公约并不承认满洲国的合法性，支持中国政府主张满洲国管辖地区仍是中国的一部分。 § 国际承认 满洲国自1932年成立到1937年，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不承认满洲国，仅有日本和萨尔瓦多两国承认。1937年轴心国联盟成立后，德国和意大利承认了满洲国。1941年开始，泰国等国开始与之建交。美国于1933年1月15日通告世界各国不承认满洲国。英国政府于1934年3月13日声称永不承认满洲国。但是苏联签署“日苏互不侵犯协定”后，对满州国予以承认；共产国际各国党不予公开异议。到1943年，承认满洲国并与之建立外交关系的有23个国家，除了苏联、泰国外，大部分为轴心国、及其傀儡国和占领国。中华民国虽不承认满洲国合法性，但在1935年之后与其建立了通邮、通车、通航及贸易联系。 根据1943年由满洲国政府出版的《满洲建国十年史》，当时世界上约有80个独立国家或政权（包括傀儡国和占领国），承认满洲国的共23个，包括： § 轴心国 日本 意大利 德国 罗马尼亚 保加利亚 匈牙利 克罗地亚（傀儡政权） 斯洛伐克（傀儡政权） 轴心国《反共产国际条约》成员国 西班牙 芬兰 丹麦 泰国 汪兆铭南京政府（日本傀儡） 蒙疆自治政府（日本傀儡） 自由印度临时政府（日本傀儡） 缅甸巴莫政权（日本傀儡） 菲律宾劳雷尔（日本傀儡） § 同盟国 苏联 蒙古人民共和国（苏联傀儡） § 其他国家 梵蒂冈（与法西斯意大利达成妥协协议） 波兰（1942年后取消承认） 萨尔瓦多（由法西斯主义的Maximiliano Hernández Martínez将军统治） 维希法国（德国扶植） § 日满关系 1932年6月14日，日本众议院通过决议，承认满洲国，9月6日，日本内阁通过决议，承认满洲国，15日，日本正式承认满洲国，双方签订《日满协定书》。11月24日，日本正式任命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为驻满洲国大使。1935年2月26日，满洲国与日本签订关税协定。 1937年，满洲国撤废在其领土的治外法权。所有以往根据日清政府条约由日本管辖的满铁附属地管辖权名义上均转交于满洲国政府。 1940年6月26日，满洲国皇帝溥仪访问东京。 1943年4月1日，日本首相东条英机访问满洲国。 § 其他 1932年9月23日，苏联同意满洲国向莫斯科、新西伯利亚等城市派驻领事官员。 1934年5月24日，萨尔瓦多承认满洲国。 1936年11月28日，意大利与日本签署协定，承认满洲国。 1938年2月20日，德国承认满洲国。5月12日,德国与满洲国在柏林签订友好条约。 1939年，满州国加入《反共产国际协定》。 1940年8月，丹麦承认满洲国。 1941年4月13日，苏联和日本在莫斯科签订《日苏中立条约》。苏联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 1942年2月24日，波兰宣布取消承认满洲国。 § 军事 满洲国军事力量由“满洲国家军队”、“后方警备”、“治安维持”三部分组成，由日本关东军控制，起初作战力量薄弱，主要军事任务由关东军遂行，后来由于关东军主力南下，兵力不足，加之满洲地区抗日武装遭到镇压而削弱，“满洲国军事力量”才更多地独立承担军事任务。这其中有很多是日本从朝鲜半岛征召的朝鲜籍日本兵。 控制满洲国的关东军设有从事生物战细菌战和以活人进行细菌病毒试验的日本731部队（基地在哈尔滨）和长春的日本100细菌战部队。有学者认为超过10000名中国人、朝鲜人以及抗日联军战俘在731部队的人体试验中被害，实际被害人数尚未确实。 满洲国全境分为十一个军管区，区首长称司令。满洲国军事权力为关东军所控制，其军队的调动、演习、装备更换、人事变动都要经过关东军司令部的批准。满洲国军衔分为将、校、尉三等九级。满军由军官学校毕业后初任少尉，满2年进中尉，中尉满2年进上尉，上尉满3年进少校。少校满3年进中校，中校满3年进上校。上校4年进少将，少将3年进中将，中将4年进上将。最高军衔为上将，为终身职。上将之上又设立将军府，仿照日本的元帅府，为荣誉军衔。张景惠、张海鹏、于芷山、吉兴四人获得“将军”军衔。 1937年（康德四年），“满洲国家军队飞行队”成立。太平洋战争后期，即1944年4月以后，隶属于日本“第二航空军”指挥，参与太平洋战争。装备机种有“九七式战机”、“一式战机”、“二式单战机”等。空军兵力最多时有含运输机在内约110架飞机。 满洲国江上军满州国海军成立于1932年2月15日。起初拥有5艘舰艇。1933年4月1日日本成立“驻满海军部”，满军海军从此逐渐发展。1938年“驻满海军部”废止，翌年11月海军被编入“满洲国陆军”，名称改为“江上军”，人数约为2000人。主要是协助关东军和满洲陆军执行河川警备任务，在河川冻结期成为陆战队或国境警备队。在南满的渤海另有一支海上警备部队。 根据1933年签订的《日满议定书》，满洲国的对外国防由日本关东军负责。1937年中国抗日战争爆发之后，日本陆续抽调关东军前往中国战场，满洲国国境防务日益空虚，于是在1938年颁布《国兵法》，规定全国20至23岁的男性都有服兵役三年的义务。每年春季征集20万人，予以军事训练，主要是充当工兵，修筑军事堡垒，或者协助警察维持地方治安。不适合服兵役者要参加为时三年的“勤劳奉公队”，从事土木工程徭役。 满洲国解体后，残存的关东军官兵作为俘虏被送到西伯利亚从事强制劳动。满洲国军队被苏军缴械，其装备后来被移交给国民政府和中共军队。很多满洲国军人（包括部分日本人）为当时的国民政府军所歧视，认为他们曾接受“奴化教育”，因此他们转而投奔当时正在扩充力量的中共军队。其中的某些技术兵种人员日后成为中共军队相关兵种如空军、炮兵和装甲兵等的骨干力量之一。 日本国策移民 为达到使东北最终成为日本人国土的侵略目标，日本以开发满洲的名义展开“国策移民”活动，计划20年内从日本向满洲移民100万户、500万日本人。1936年4月，日本关东军在长春召开移民会议，制定《满洲农业移民百万户移住计划案》。截至1944年9月，居于满洲各地的日本移民（包括开拓团民）共1,662,234人。 日本的经济掠夺 满洲地区物产丰富，有广阔的可耕地，丰富的林业、渔业资源，煤矿、铁矿等多种原材料储量丰富。自然资源匮乏的日本占领这一地区之后，为满足其战争经济的需要，实行“日满一体”政策，实质上使此地区的经济沦为日本经济的附庸和掠夺的对象。 § 农业 北满地区收获鸦片根据1936年满洲国国务院的资源调查报告，满洲地区可耕地面积为4000万顷（40亿亩），其中已耕地2500万倾。森林面积为1亿7000万顷。年产大豆250万吨，小麦200万吨，稻子70万吨，小米100万吨，高粱800万吨，玉米500万吨，杂粮豆类（大豆除外）60万吨，棉花30万吨，烟草16万吨。存栏牲畜包括马400万匹，牛300万头，羊3000万头，猪4000万头。 满洲地区年产粮食约2000万吨左右，其中必须优先供应日军和满军的军事用粮、日本与朝鲜移民的口粮以及对日出口。根据关东军的要求，满洲国每年要向日本提供1000万吨以上的粮食，每年8月中旬开始征粮工作，11月底结束。除去来年的种子之后，中国农民的口粮所剩无几。由于粮食供应不足，当局规定中国人不允许运输、食用大米、白面，只能食用由玉米、小米、甚至榆树籽和锯末混合磨成的“协和面”，违者按照“经济犯”治罪。而日本开拓团移民不仅不需要交纳农业税费，还能按月领取口粮。 满洲日本当局鼓励种植鸦片，收缴的鸦片税成为其财政收入的最大项目。 § 工业 为了服务于日本的战争经济，满洲日本当局在满洲国建??运输、航空、航海、钢铁、煤炭、机车、汽车制造、飞机制造和军工等工业部门，主要为日本侵华战争提供原材料和能源。 满洲地区矿物资源非常丰富。据1936年满洲国务院的资源调查报告，煤炭储量约为30亿吨，铁储量约40亿吨。其他矿物有黄金、菱镁、铝矾土、油页岩、金刚石等。 奉系军阀张作霖统治东北时期，曾致力于东北的工业化。当时钢铁和化学工业主要集中在鞍山和本溪湖，煤炭工业集中于抚顺、本溪湖、阜新，油页岩和合成燃料工业集中在抚顺和吉林，菱镁矿业集中于海城和大石桥，水力发电集中于吉林和鸭绿江，机械、军火、飞机工业中心为奉天（今沈阳），纺织和和食品等轻工业则集中在大连、丹东、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城市。 在日本推行的“日满一体”的政策下，满洲的工业生产完全从属于日本工业。以钢铁为例，由满铁完全控股的昭和制钢所理事长小日山直登明白无误的指出了“日满一体”政策下满洲钢铁生产的殖民地属性： 如从国家（日本）政策角度考察满洲炼铁事业的特点，则在以开发满洲钢铁资源为重点，将其生产的生铁和钢，尽可能多地输往日本，以加强和扶植日本产业。……满洲……从通常的炼铁技术和炼铁企业的经营上来看是一项不合理的规划，也是一种畸形的炼铁方式。……这也是满洲为了日本所不得不忍受的畸形经营方式。 东北大量的煤炭、木材等工业原料原被输送到日本。大部分生铁则被运往日本炼钢，在东北炼制的钢材除了少量在本地使用，其他都以钢坯的形式运往日本轧制。昭和制钢所理事长久保田省三在《满洲国和铁》一文中明确表示，满洲国炼铁业有着丰富的原料和特殊的优越性，担负着“大东亚战争”的重大使命和责任。 满洲国原有的工业主宰部门为南满洲铁路株式会社（简称“满铁”）。满洲国成立后，日本财阀的资金迅速涌入满洲国。1937年后，满洲国对于工业部门采取经济统制政策，推行“一业一社”的原则，每个行业都成立一个垄断性的公司。根据这个原则，满铁交出了自己的工业部门，经过重新组合，组成了庞大的康采恩——满洲重工业株式会社（满业），垄断了满洲国境内所有的钢铁、煤炭、化工和电力产业。此外，还成立了满洲电电（电话电报）会社、满洲机械制造会社、满洲矿业会社、满洲航空会社、满洲人造石油会社、满洲纺织会社、满洲毛织会社、满洲化学工业会社、满洲林业会社、满洲采金会社、满洲畜产会社、满洲水产会社、满洲烟草会社、满洲农产公社、满洲开拓公社等四十多家特殊会社。这些会社由日本投资者和满洲国共同出资，赢利时按照双方股份比例分成，亏损时满洲国政府对于日方投资确保百分之十的利润。 满洲国工业产值在1936年为8.07亿元，1940年达到26.47亿元；生产力指数上升幅度超过60%。形成了包括冶金、矿业、飞机、机车和汽车制造、造船、纺织、交通运输和能源等工业部门的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前东北财经委员会调查统计处编《伪满时期东北经济统计》第②一1页。转引自孔经纬：《新编中国东北地区经济史》，1994年版，第477页） § 劳力 1938年，日满实施“第一次产业五年计划”。1939年6月，日满又推行“北边振兴计划”。产业工程、建筑工程、军事工程对劳动力的需求大增。然而自从1937年七七事变后，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原来满洲地区的主要劳工来源之一的华北成为战场，由华北入满的劳工急剧减少。由于劳动力的匮乏，日满政府开始考虑“打破惯例，刻不容缓地从（满洲）国内招募男工、杂役”。1938年7月，协和会以营造宫内府和建国神庙为名，在满洲实行“国民总动员奉仕”。由此，日满政府以“奉公”或“奉仕”为名强制徭役，以解决劳动力匮乏的问题。1942年5月4日，满洲政府设立的“勤劳奉公”制度审议委员通过了《国民勤劳奉公制创设要纲》，提出以“勤劳奉公队”实施“勤劳奉公制度”，强迫征兵以外剩余的青壮年劳力以“勤劳奉公”名义无偿为日满工矿、军事工程劳动。 除了无偿强迫满洲劳力劳动，在工矿企业中满洲当地员工的薪水与日本雇员相比也相当低。对比1931年抚顺煤矿职工工资水平可以发现，日本雇员的工资水平远高于满洲本地人：日本人分职员、雇员、佣员和准佣员四个级别，其中职员、雇员和佣员每年收入164元、109元和80.99元。而满洲本地人则分佣员、常雇方、常雇夫、承包工和临时工五个级别，最高的佣员年收入也仅仅15.73元，远低于日本人。（《满洲统计年报》，昭和6年度，第738—741页） § 交通运输 满洲国境内铁路线稠密，铁道运输发达。最主要的干线为南满铁路（长春至大连）。1936年，满洲国以1.6亿日元的价格向苏联收购了长春至哈尔滨以及满洲里至绥芬河的北满铁路。其他重要铁路还有丹东至奉天的安奉线、吉林至长春的吉长线、北平至齐齐哈尔的平齐线等。主要航运港口有大连港（属关东州）和营口港。内河水运主要集中在松花江地区。满洲航空会社为主要的空运部门。 1939年满洲国有铁路全长超过一万公里，成为当时东北亚铁道运输最发达的地区之一。 § 财政与金融 满洲国的财政收入，1933年为6亿元，1944年为21.5亿元。在1944年的财政收入中，鸦片税为4亿3000万元，占第一位。烟草税占岁入第二位，其后依次是农业税、牲畜税、营业税、关税、户口税。除了税收之外，还向境内中国居民征收村会费、区会费、兴农会费、协和义勇奉公费、爱路团费、国防献金、飞机献金和强制储蓄等苛捐杂费。 满洲国的中央银行为满洲中央银行。满洲国货币为元。1元分为10角，1角分为10分。满洲国货币与日元等值。流通货币为满洲银行券，不可兑换金银。朝鲜银行券和日元货币在满洲国境内也可自由流通。1933年满洲中央银行纸币发行额为6亿元，1938年纸币流通额达50亿元。 § 邮政 满洲国从1932年7月26日接管了在满洲的原属于张学良政府控制的邮政系统（易帜后为中华民国的中华邮政），并开始自主发行邮票。 满洲国邮票-汉满日朝蒙五族妇女满洲国邮政属于满洲国交通部邮政总局管理。满洲国邮票在设计风格上糅合了满、日两国的因素，政治意味比较浓厚，见证了满洲国政权的兴亡历史。邮票图案设计亦体现满洲的独特自然和文化、文物景观和风土人情。 § 文化及教育 教育 满洲国学生餐前祈祷。满洲国建立了比较完备的普及教育体制。在各级学校中以“民族协和”“一德一心”为口号进行亲日、恐日教育，并灌输孔孟之道培养“良民”，强调满洲的本土历史与文化，割裂满洲和中国其他地区的历史文化联系。满洲国规定在学校每届春丁仪式和秋丁仪式举行祀孔，多是在朝礼时由一位老师介绍孔子生平。1937年采取了全面建立和巩固教育体系的措施，基本仿照日本的教育体制，企图使满洲中国年轻人日本化。除人文、科学的教育外，重视学生的品格与体魄的培养训练，乡村学校注重学生对农业知识与科学耕种的训练，女学生还有家政训练课程。借此意图培养出既具有现代科学技术知识，又服从满洲日本当局统治的“顺民”。满洲国的各级教师的培养较严格，对教师的考核和晋升有严格的制度，对于有抗日倾向的教师则当场处决。 满洲国建立了一万两千所小学、两百所中学、一百四十所师道学院，以及五十所技术及专业学院和一些军官学校。在满洲国教育系统中，共有六十万学生和两万五千名教师。另外，还有一千六百所私立所学校（日本批准），一百五十所宗教学校以及哈尔滨地区的二十五所俄国学校。 满洲国建立的大学，参与其事绝大部分是日本人。当时的满洲建国大学，教师90%以上为日本人，用日语授课。少数的非日本人用汉语或者蒙语授课。建国大学每年招生150人中，一半是日本人，另外满洲人50名（在满洲国汉族和满洲族人都称为满洲人），朝鲜、蒙古和白俄共25名。 满洲建国大学学生进行冬季锻炼日语及与日本有关的事物在满洲国的教育中占重要地位。中小学每天早上须向新京作“满洲帝宫遥拜”，再向日本东京方向作“日本天皇陛下遥拜”。学生同时须以日语背诵国王诏书《国民训》。但当时的部分非日本学生不相信“五族协和”，并且有学生参与了反满抗日活动。在日本战败前的1945年8月12日，建国大学要求学生参与“满洲国保卫战”，除了日本外的其他民族学生无一出列。（山根幸夫，《伪满建国大学和“五族协和”》，《中国研究》1998年11月号） 满洲国教育系统为满洲国，以至韩国和日本，以及满洲国后几十年的各项建设事业提供了高质量的专业人才。在满洲地区的教育系统中，满洲师道培养的教师在满洲国后的几十年中的各级学校中一直是教学的中坚力量。如前韩国总统朴正熙为满洲国军官学校毕业。 满洲国的著名学校 满洲建国大学 满洲国政法大学 南满医科大学 吉林师道大学 § 电影 满洲映画明星李香兰1937年8月，“株式会社满洲映画协会”在新京成立，简称“满映”。在满映存在的八年里，共拍摄故事片108部，教育片，纪录片189部。著名演员有李香兰（山口淑子）、刘恩甲、浦克和凌元等。 § 文学及出版业 著名作家有梁山丁（山丁，1914年—1995年)、古丁、梅娘，以及后来移居中国内地和其它地方的萧红、萧军等，著名作品有山丁的《绿色的谷》等。 满洲国的文学受到政治的牵制，但具有一定的多元性。出版物大多应用汉文、日文及俄文，亦有部分英文出版物。甚至左派的书籍在书店里也可以公开出售，如马克思的《资本论》等（见刘宾雁生前回忆）。 § 体育 "大满洲国体育协会"在1932年成立的基础上于1934年4月重新建立。1938年，满洲国开始实施新学制，规定体育课是各类学校的必修课。体育课使用的教材最初全部照搬日本，称为“满洲体育教授参考书”。1944年，文教部制定了统一的教材《学校体育科教授要目》，其内容大部分照抄日本。运动竞赛花样繁多，有每逢满洲国建国纪念日前后举行的“建国纪念运动会”； 每逢重大事件，便举行“庆祝运动会”等。 § 民间组织 1938年，满洲国赤十字社建立，提供先进的医护训练。 满洲协和会为协助满洲国政府的民间组织，在满洲社会生活中有很大影响。 评价 国际联盟除了日本外的所有国家均认为其政府是日本在中国东北境内扶持政权而不予承认；也有国家持中立态度。刚成立时仅日本和萨尔瓦多两国承认并与之建交，到1942年时世界上有80多个国家，建交的有苏联、蒙古、维希法国等23个国家。满洲国也与部分国家（包括不承认满洲国的中国在内）建立了贸易、通讯和人员往来。 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中，日本外务省秘密文件中所载坂垣征四郎策划成立满洲国等材料被曝光。与满洲国建立和操纵相关的坂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南次郎和小矶国昭均判为甲级战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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