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汴渠 |
| 释义 | § 简介 汴渠（北宋时称汴河），地处中原，沟通黄河、淮河、长江三大水系，历经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北宋等多个朝代，有着1500余年历史，可与京杭大运河比美的历史名渠，不仅在我国漕运史上有特别重要的历史地位，造就了开封这样一座历史、文化名城，而且在我国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其意义和作用也是不可估量的。汴渠 § 交通枢纽 中国古代沟通黄河和淮河的骨干运河。也称汴河，又名通济渠。古汴河是自战国以来鸿沟运河系统的一支，从今郑州西北引黄河水，经今开封、商丘、虞城、砀山、萧县，至徐州入泗水，再入淮水，在汉代和南北朝时都是重要运道。王景曾大修过。隋大业元年(605),开通济渠,自洛阳西苑引谷、洛二水入黄河,又自黄河板渚（今荥阳县汜水镇东）引水与古汴河合，至开封以东改道向东南，经今杞县、商丘、夏邑、永城、宿县、灵璧、泗县、泗洪，至泗州（今江苏省盱眙县城淮河对岸）入淮河（见图），唐宋时改称汴渠或汴河,但与古汴河线路不同。唐建都长安、洛阳,北宋建都东京(今开封)都依靠这条运河运输江南的粮食和各种贡品。《宋史·河渠志》载："漕引江湖，利尽南海,半天下之财富并山泽之百货,悉由此路而进"。唐代每年漕运粮食400万石至长安、洛阳，宋代每年运粮600万石至东京,是南北交通的大动脉。南宋与金对峙时,南北交通断绝，汴渠堙废。 § 汴渠兴衰发展 春秋战国时期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出于争夺霸权地位的需要，战国七雄之一魏国，于魏惠王九年（公元前362年）迁都大梁（今开封）。为了改善交通状况，促进经济发展，富国强兵，从魏惠王十年（公元前361年）开始，用了20多年的时间，分两期建成了沟通黄河、淮河两大流域的鸿沟水系。其骨干工程，就是古汴渠的前身。 鸿沟水系的建成，不仅对魏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且对战国形势的全局发展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秦能完成统一六国的大业，也得益于此。一是在黄淮间形成了一个规模庞大的水运交通网。据历史记载，鸿沟水系不仅沟通了河、淮，而且也把济、濮、睢、颖、汝、泗、丹等河流连通了起来。二是极大地促进了漕运业的发展，加强了各地区之间的经济、文化联系和交流。三是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中原一带的政治、经济地位明显提高。因此，可以说汴渠从她诞生之日起，就发挥出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随着历史的发展，国家的统一，汴渠在我国的政治、经济、生活中的地位也日益显示出来。封建帝王对漕运在稳定国家政权，繁荣经济方面的重大作用也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两汉以及魏晋南北朝时期，封建王朝为满足其需要，不但加强了对汴渠的管理，不断进行维护和整治，漕运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据《后汉书•安帝记》载，永初元年（公元107年）秋天，曾“调扬州五郡（九江、丹阳、庐江、五郡、豫章）租米，赡给东郡、济阴、陈留、梁国、陈国、下邳、砀山”。永初七年又“ 调滨水县谷输敖仓”。〈〈水经•谷水注〉〉载有阳嘉四年刻在洛阳建春门石桥上的一篇诏文，其中有“成下漕梁，东通河济，南引江淮，方贡委输，所由而至”。说明汉时江淮一带的赋贡正是通过汴渠北运，由黄河入洛河到达京都的。〈〈三国志•魏书•武帝纪〉〉也记载有，曹操曾对浚仪（今开封）至睢阳（今商丘）之间的睢阳渠（即汴渠）加以整治，以沟通黄河与淮河的联系的文字。 唐宋时期 到了唐宋时期，随着城市人口的急剧增长，都城的日益繁华，黄河、汴渠已成为封建统治阶级赖以生存的大动脉，日日夜夜为京都输送着大批的粮食和日用物资。唐人杜佑在谈到汴渠时说：“自是天下利于传输”，“漕运商旅，往来不绝”。（〈〈通典〉〉，卷一0及卷一七七）皮日休在论及这条运河时也说：“在隋之民不胜其害也，在唐之民不胜其利也”。（《汴河铭》）正说明了汴渠对唐王朝的重要意义。另据考证，天宝二年，通过黄河、汴渠一年内运抵关中的粮食达400万石，创造了唐代漕运量的最高记录。 北宋时期 北宋的漕运比唐代更为兴盛。大量的物产通过汴渠运至京都开封。据〈〈宋史•食货志〉〉记载，宋初，“京师岁费有限，漕事尚简”。开宝五年（公元972年），运江、淮米不过数十万石。到了太平兴国六年（公元981年），“汴河岁运江、淮米三百万石，菽一百万石”，运输量急剧增多。至道初（公元995年至997年），“汴河运米五百八十万石”，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峰。大中祥符（公元1008年至1016年）初年，汴河运米猛增至“七百万石”，不但远远超过了唐代汴渠的漕运量，也创造了宋朝的最高记录，可见汴渠漕运的繁忙程度。这一时期，也是汴渠发展的鼎盛时期之一。 靖康以后，金人占据了黄河流域，赵宋王朝的后代皇帝偏处江南，南北成了敌国。汴渠这一有着1500多年历史的水运大动脉，因政治割据，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也就一蹶不振，逐渐湮没了。 效益 汴渠，作为沟通黄河、淮河、长江三大水系的重要水利工程，漕运的纽带，发挥着巨大的工程效益和良好的社会效益，受到了封建统治者的高度重视。但因地处黄河下游平原，经常受黄河泥沙、洪涝灾害的侵袭，渠道极易被淤塞、破坏。为维持漕运的畅通，统治者除加强管理外，还不得不经常对渠道加以整治和疏浚。 如在西汉后期，黄河南侵，荥阳漕渠（即汴渠）曾长期遭到破坏。进入东汉以后，河、济、汴交败的局面愈演愈烈，光武帝建武十年前后，黄河以南漂没的范围已达数十县。据《后汉书•明帝纪》记载，明帝时“自汴渠决败，六十余岁，加顷年以来，雨水不时，汴流东侵，日月益甚，水门故处，皆在河中，漭 广溢，莫测圻岸，荡荡极望，不知纲纪。今兖、豫之人，多被水患。”汴渠的严重毁坏，引起了统治者的重视。到了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王景开始对汴渠进行大规模的治理。依靠数十万人的力量，在一年的时间内不仅整修了1000余里的黄河大堤以及其他相应的工程，而且对汴渠也进行了进一步的整治。黄河和汴渠分别得到了控制，数十年的黄水灾害得以平息，农业生产以及漕运得到了恢复。另外，还特别值得一书的是两汉时期汴渠水门建设发生的变化。水门，是为控制渠道引水量，减轻渠道泥沙淤积，防止引水过量危害下游的建筑物。西汉时，汴渠的水门“但用土与木耳”（《汉书•沟洫志》），是一种土木结构。东汉灵帝建宁年间，“于敖城西北，垒石为门以遏渠口，谓之石门。”（《水经•济水注》）这就是说，到了东汉中期，汴渠的水门已由土木结构改变为砌石工程了。石砌水门比土木建造的水门，耐冲经久，应该说是一个较大的进步。 第二次对汴渠进行大规模的整治活动发生在隋代。隋朝的建立，结束了魏晋南北朝长期混乱的局面，使我国的社会生产力获得了恢复和发展，在统一全国的短暂几十年中，完成了广通渠、通济渠和永济渠等大型人工运河。其中，通济渠“引河通淮”这一段工程，首先是在板渚（荥阳境内）和浚仪（今开封）之间，对汉、魏汴渠故道进行疏浚、扩宽、改建；在浚仪以东，又与汴渠故道分途，直趋东南，另开了一条新渠，经陈留、雍邱（今杞县）、宋城（今商丘）、永城、夏邱（今泗县），于盱眙（在今江苏境内）北入淮。新修的渠道，“广四十步，渠旁皆筑御道，树以柳”（《资治通鉴》卷一八0），十分壮观，漕运更为快捷。唐初经济的快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也得益于此。 第三次对汴渠的大规模整治发生在北宋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即“引洛入汴”。这也是对汴渠进行开发治理的最后一次。汴渠的水源完全来自黄河。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不可能很好得解决黄河泥沙对渠道的淤积问题。再加上官吏的腐败，泥沙淤积问题也就日益突出。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记述了这方面的情况：“国朝汴渠，发京畿辅郡三十余县夫，岁一浚。相符中，阖门祗候使臣谢德权领治京畿沟洫，权借浚汴夫，自尔后三岁一浚。始令京畿民官皆沟洫河道，以为常职。久之，治沟洫之工渐弛，邑官徒带空名，而汴渠有二十年不浚，岁岁湮淀。……京城东水门，下至雍邱、襄邑（今睢县），河底皆高出堤外平地一丈二尺余，自汴堤下瞰居民，如在深谷。” 为从根本上解决泥沙淤积问题，改善汴渠漕运，在沈括等人的勘测论证下，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在元丰二年北宋当局实施了“引洛入汴”工程，对汴渠加以整治。据历史记载，“引洛入汴“工程布局颇具匠心，也卓有成效。首先，为了拦住黄河水不再入汴，修了从巩县（今巩义市）神尾山至土家堤的47里河防大堤。其次，从任村口起，到河阴县瓦亭子旧汴口附近，开挖河道51里，并且每20里修“束水”一处，以削减汴河湍急之势。第三，修了陂、塘等蓄水工程，在洛水不足时，决开引入汴河；修了一些斗门，当汴河水过盛时，将水排出汴河以外；从汜水关北开挖河道以通黄河，上下置闸，使黄汴二河的船只得以通过。另外，还在洛河口设置“水 ”，通黄河，以排泄洛河的异常洪水。技术进步，使“引洛入汴”工程取得了圆满成功。汴河的泥沙大为减少，漕运有了保证。据史载，元丰以前，汴口冬闭春启，一年不过通漕200多天。引洛入汴后，“四时行流不绝”。“遇冬有冻，即督沿河官吏伐冰通流。”（《宋史•河渠志》）其优越性显而易见。可惜好景不长，引洛入汴40余年后，随着北宋的灭亡，汴渠的作用也日趋低落，逐步消失了。 此外，在漕运的鼎盛时期，为维持漕运畅通，封建统治当局还专门设置管理机构对汴渠进行统一管理，并制定了不少制度和具体管理措施。这在唐宋时期的典籍中都有明确的记载。 经济依托 汴渠，能够得到历朝历代封建统治阶级如此的重视，在漕运史上发挥出如此重要的作用，除有着非常优越、重要的地理位置外，也与北宋以前我国的政治、经济历史发展进程密切相关。 首先，北宋以前，我国的政治、经济中心有一个逐渐东移的过程。汴渠的漕运功能日益突出。封建经济是以农业为主的自然经济。由于受技术的限制，对水资源的开发利用主要是农业灌溉和航运。纵观我国的发展历史，在宋以前政治、经济中心位于西安、洛阳，以关中地区最为富饶。北宋定都开封后，中原一带才逐步发展成为当时我国的政治、经济中心。早期，由于封建都城远离中原，统治阶级为满足自身需要，巩固其统治地位，一方面要从全国各地调运大批的粮食和物资，另一方面要通过改善交通来加强对地方的控制、管理。汴渠以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良好的航运条件，满足了封建统治者的需求。到了北宋，汴渠已成为都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地位和作用自不待言。 其次，中原、江南等地的经济发展，也是汴渠长盛不衰的重要因素。战国时，汴渠一诞生，就因交通便利，农业生产条件改善，而极大地促进了中原经济的发展。这从大梁、陶（今定陶西北）、濮阳、阳翟（今禹州市）、寿春（今安徽寿县）等中原一带城市的建立与发展就可以看得出来。隋朝兴建通济渠、永济渠后，黄河下游两岸的经济，更是进入了高速增长时期。到了北宋，开封能够发展成为我国的政治、经济中心，也说明了中原经济在当时全国的重要地位和发展状况。长江以南地区，则由于长期未受战乱影响，社会安定，农业生产和手工业生产得以稳定发展，经济基础也日益雄厚。汴渠，这一沟通南北、东西的交通大动脉，就成为封建统治阶级从南方获取大量物资的重要运输渠道。 第三，开封城的建设与发展，也显示出了汴渠在我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春秋战国时期，开封只是诸侯国中的一个小都城。在以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发展是非常缓慢的。唐以后的五代时，后梁、后晋、后汉、后周等才重新建都于此。究其原因，主要是与这以前我国历史发展的政治、经济格局有关。但开封作为中原一带的政治、经济中心始终未变。这是与汴渠在这一时期特有的漕运地位密切相关的。据考证，从春秋战国到北宋，除有很短一段时间汴渠的漕运作用不明显外，其他时期从未间断。这就为北宋以后，开封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北宋时，开封称东京。是当时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城廓建筑，规模宏大。有城三重：外城周50里；内城周20里；皇城周5里，位置在今城内北面的龙亭一带。人口100多万，工商业繁荣，交通便利。制造军器、船舶、绫锦及印刷等手工业工场和作坊，遍布全城。专门经营大宗贸易的商店有几百家，至于酒楼、食店、茶坊等更是比比皆是。正如历史名画《清明上河图》所描绘的那样。 北宋时期，开封的快速发展是与以汴渠为骨干的航运交通网所发挥出的巨大作用分不开的。她上接黄河，下通淮河、长江，象输血管一样，将江淮一带的粮米，四面八方的百货，源源不断地运到开封，供应宋统治者和百万军民的需要。宋人周邦彦所作的《汴都赋》，对当时的水运盛况，曾作了形象的描绘：“自淮而南，邦国之所仰，百姓之所输，金谷财帛，岁时常调，舳舻相衔，千里不绝。”另据《宋史•河渠志》记载，宋太宗赵炅在一次汴河决口后，曾亲自出乾门视察，并对群臣说：；“东京养甲兵数十万，居人百万家，天下转漕，仰给在此一渠水，朕安得不顾？”由此不难看出，汴渠和开封以及宋王朝的密切关系。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开封的建设与发展，能有今天，也是汴渠所造就的。[1] § 作用 汴渠取水于黄河，由于黄河流势经常发生变化，只能采用随势开挖引河以满足取水要求；在汛期要堵塞汴口，以免泛滥成灾。由于随水引入大量泥沙，汴渠内不能建闸堰工程，每年要组织大量劳动力疏浚。为减少疏浚工程量，曾以锯牙、木岸等建筑物束窄河床，加大流速，冲刷泥沙。由于不能解决泥沙问题，北宋时汴渠已成为地上河，防洪问题突出。为此，经常加固堤防，还要建造泄洪斗门和设置滞洪区，组织维修专业队伍，完善防洪抢险的组织和物资准备，健全管理制度。元丰二年(1079)开清汴工程，堵塞了黄河汴口，在洛河入黄处建拦洛坝，引水沿新开引水渠入汴渠，以含沙量较小的洛河作为汴渠水源，并对补充水源、防洪、与黄河的通航和河道整治采取了相应的工程措施，使汴渠的航运条件产生根本性的改变，可惜只用了较短的时间就废弃了。 § 相关史料记载 《方舆纪要》记载：“敖山在荥阳县（古荥）西二十里，有石门渠，为荥渎（渎指的是水、是河，不能单纯作荥泽解释）受河处。” 《纲鉴》也记载：“汉明帝永平十二年，诏乐浪王吴修汴渠堤，自荥阳至于千乘海口千余里，十里立一水门。” 宋代曾巩更确切地指出：“石门渠东合济水与河；渠，东注于敖山之北而兼汴水；又东至荥阳之北，而旃然水东流入汴。荥阳之西有广武二城，汴水自二城间小涧中东流而出，济水自此乃绝。” 明代嘉靖《荥阳县志》：“东曰东广武、西曰西广武，各在一山头，相去百余步，汴水从广武涧中东南流，今涸。汉高数项羽十罪，即此。” 由这些极为明确的记载中，不难看出：鸿沟通济受河处，即文献中多次提到的阴沟；它是汴渠（也叫蒗荡渠、石门渠）的源头，广武二城之间的山涧，乃鸿沟通济引河的重要水路。 后汉至魏、晋，济水既绝（不复南溢），汴水也逐渐枯竭。久得灌溉和运输之利的鸿沟两岸诸多地方，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这牵扯到巩固政权和国计民生的大计，东晋和南北朝的统治者都在全力地疏通汴水。公元366年至371年，晋大司马桓温极力通汴，想从江淮直达河洛。因为山体崩塌和朝中有变故，汴水水路未能修通。直到刘裕（宋武帝）北伐，方将汴水修通（《方舆纪要》记载：“义熙十三年，刘裕令刘遵考漕此渠，而山崩壅塞。”说明石门渠确实从敖山穿过，也说明汴渠在这一带确实因山体崩塌而阻塞。）。 刘裕还是东晋大将的时候，他秉承东晋出兵北伐、收复中原的国策，于晋安帝义熙十二年（416），率领人马以水军出石门，从汴水入黄河，收复荥阳、成皋，大军直指洛阳、长安两京。由于刘裕浚通了汴水，其后勤供应由水路而上，源源不绝，所以他才有实力收复了东西两京。在整个运输线上，荥阳、成皋是经济枢纽，也是军事要塞。当刘裕取代东晋，建立南朝的刘宋政权之后，派忠心耿耿的虎将毛德祖守卫成皋，可见他对荥阳这一战略要地的重视。[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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