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条 | 汉字 |
释义 | § 概述 “鸟迹”图(又名“三皇内文”),汉字的前身。 作为中华文明最重要的载体之一,作为上古中国维持统一的关键性措施,汉字是距今4300年的时候,由当时在位的帝王黄帝下令创制的,创制工作由黄帝史官之一的仓颉总负责(《通鉴外传》:“黄帝命仓颉为左史,制字。”),参与者有黄帝另一位史官沮诵、黄帝的老师大挠(协助仓颉创制干支字)和一位数学家隶首(协助仓颉创制基本数字和数字单位)。仓颉所创制的汉字,在中国古文献中被称为“书”、“书契”。古代的“图书”(“河图洛书”)中的“书”,就是指汉字。 § 背景 来自浙江良渚文化区的古越族在2600 BC时候第一次统一了中国,这就是三皇时代的开始。在三皇时代,古越语成为2600 BC-2300 BC时期的官方语言。古越语是一种多音节语言,没有相应的文字,我们只能用汉字记音的方法来回顾并窥探其部分词汇。用汉字记音的古越语词汇今天尚可看到一小部分,如“昆仑”(意为“台风”)、“伏羲”(其意不明)、“飞廉”(意为“风伯”)、“诸稽”(其意可能是“司马”)、礛诸(意为“砥砺”)、“阏逄”(意为“甲”)、困敦(意为“子”)等等。由于良渚文化集团在长达700年(3300 BC-2600 BC)的中国统一过程中使用了包括武力在内的各种手段,得罪了不少族群,与他们结下了世仇(黄帝推翻三皇统治的涿鹿之战,参与者多为三皇集团的世仇,他们参战的目的就是报复。《盐铁论》卷第八《结和》云:“大夫曰:‘轩辕战涿鹿,杀两皞、蚩尤而为帝’。”引文中提到的“两皞”就是伏羲和少皞,他俩和蚩尤都是报复对象),因而他们在心理上抵触并拒绝接受古越语作为全国统一的官方用语。燧人、伏羲父子二人当政的时候,曾试图用古越语对世间所有事物进行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的标准化命名(《春秋命历序》:“羲皇、燧人,始名物虫鸟兽之名。”),这种把一个强势族群的语言强加到各族群头上的做法势必引起普遍不满。所以,伏羲、女娲过世不久,三皇统治就被推翻了(参见本百科词条“三皇五帝年表”)。新上台的黄帝政权当然不可能继续采纳古越语作为官方语言,但选择任何一种其他族群语言仍然有不被全天下接受的可能,因此,为了维护国家的继续统一,黄帝政权就只有创造公共文字和语言这一折中方案可以选择了。至于汉语,正因为黄帝创造汉字之前没有全国统一的语言(只有古越语曾接近成为全国统一语言),所以汉语是一种人工语言,它是随着汉字的创制而诞生的。换言之,中国在三皇时代才实现第一次统一,才有了第一个官方语言——古越语,而在第一次统一之前,因为从未过官方语言,所以就不可能事先存在全国统一的语言——汉语。这就是汉字(汉语)被创制的时代背景。 汉字创制的可能地点有三个:一,今山东日照两城镇(古名“穷桑”),黄帝登基之地;二,今山东曲阜,黄帝自穷桑迁都之地(见《帝王世纪》),三,今河南新郑,黄帝定都之地。最可能的地点是曲阜。 创制汉字的技术背景: 1.汉字发明前,史官用图画记载历史。三皇皇室的前身即良渚文化集团王室。良渚文化集团在3300 BC至2300 BC这一段历史时期内很可能有了史官,其第一个史官,用汉字追名为“史皇”,《世本》:“史皇作图。苍颉作书。”《宋濂画原程敏政皇明文衡卷一六》:“史皇与仓颉,皆古圣人也。仓颉造书,史皇作画”。《吕氏春秋》亦曰:“史皇作图”,即第一个史官记录历史的手段是“图”,这种以图载史的方法一直延续到春秋战国时代,和汉字记录并行不悖(《吕氏春秋•先识览》:“晋太史屠黍见……晋公之骄而无德义也,以其图法归周。”《庄子•田子方》:“宋元君将画图,众史皆至,受揖而立,舔笔和墨……”。)。而三皇以前,只有图画,没有文字。朱熹《周易本义》:“自伏羲以上,皆无文字,只有图画”。《吴越春秋•句践伐吴外传》:“功可象于图画,德可刻于金石,声可托于弦管,名可留于竹帛。”三皇以图载史,五帝以书载史,故文献均谓“河图洛书”,此中存在先图后书的次序,即“图书”从来不会颠倒说成“书图”。郑樵《通志•图谱略•索象篇》:“古之学者为学有要:置图于左,置书于右,索象于图,索理于书。”从这些文献记载中均可窥见古代史官以图载史的史影,且有先图后书的规矩。以下是载史之图历代相传承的文献纪录:《吕氏春秋•先识览》:“夏太史令终古出其图法,执而泣之。”“桀将亡,太史令终古执其图书而奔于商。”“殷内史向挚见纣之愈乱迷惑也,于是载其图法,出亡之周。”即夏图转给了商王室,夏商之图转给了周王室。 2.三皇史官载史之图常常画有鸟形象,故此种图画被称为“鸟迹”。《续博物志》卷五云:“仓颉本鸟迹为字。”《中论•治学》:“仓颉视鸟迹而作书。”《淮南子•说山训》:“(苍颉)见鸟迹而知著书。”东汉《正始石经》:“古文出于黄帝之世,仓颉本鸟迹为字。”《兖州续志》:“仓颉,冯翊人,黄帝史官也,生四目,观鸟迹而制字。”这些文献记载中提到的“鸟迹”,绝不是大自然中河流滩涂上水鸟留下的足迹,而是三皇史官留下的“鸟图”,又名“三皇内文”。《路史》:“而三皇内文皆三元八会,自然成文,诸仙皆谓鸟迹之始”。所谓“内文”,是指“内部使用的文字”之意,故相对而言,仓颉发明的并以黄帝政权力量强推于全国的文字属于“外文”,即除了内部,外部也通用的文字。黄帝政权传承三皇内文的情形:《抱朴子•地真篇》:“昔黄帝东到青丘,过风山,见紫府先生,受‘三皇内文’,以劾召万神。”《太上灵宝五符经序卷下第十六》:“昔在黄帝轩辕,鲁省《天皇真一经》而不解三一真气之要,是以周流四方,求其释解尔。乃命驾出而远游,昌宇骖乘,方明为御,力牧从马。东到青丘,过风山,见紫府先生,受三皇内文,天文大字,以刻召万神,役使群灵。” 简言之,汉字存在其前身——载史之“图”,这种图中常常刻画有鸟的形象而被称为“鸟迹”,又称“三皇内文”,是三皇史官记录历史的手段和工具。春秋战国时期吴越地区的“鸟篆”就是“鸟迹”版的汉字,因为吴越地区是三皇皇室起源的地方。 鸟迹图举例:见右上角。 汉字作为与汉语相适应的文字,从目前考古发现来看,最晚出现于商代,历经甲骨文、大篆、小篆、隶书、楷书(草书、行书)、宋体诸般书体变化。秦始皇统一中国,李斯整理小篆,“书同文”的历史从此开始。尽管汉语方言发音差异很大,但是书写系统的统一减少了方言差异造成的交流障碍。 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将汉字构造规律概括为“六书”: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其中,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四项为造字原理,是“造字法”;而转注、假借则为用字规律,是“用字法”。 中国大陆将汉字笔划参考行书草书加以省简,于1956年1月28日审订通过《简化字总表》,在中国及新加坡使用至今。台湾则一直使用繁体中文。目前在使用汉语的地区,大都使用两种规范汉字,分别是繁体中文(繁体字)和简体中文(简体字)。 汉字,是记录汉语的文字系统,并仍然或曾经在日语和朝鲜语、越南语中使用。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拥有4300年以上的历史。狭义地说,它是汉族的文字;广义地言,它是汉字文化圈共同的文字。 一个汉字一般具有多种含义,也具有很强的组词能力,且很多汉字可独立成词。这导致了汉字极高的“使用效率”,2000左右常用字即可覆盖98%以上的书面表达方式。加之汉字表意文字的特性,汉字的阅读效率很高。汉字具备比字母文字更高的信息密度,因此,平均起来,同样内容的中文表达比其他任何字母语言的文字都短。 目前汉字系统已经基本稳定,但汉字的规范化、生僻字的自然消亡过程仍在继续进行。 为进行信息交换,各汉字使用地区都制订了一系列汉字字符集标准。 ① GB2313字符集,收入汉字6763个,符号715个,总计7478个字符,这是大陆普遍使用的简体字符集。楷体-GB2313、仿宋-GB2313、华文行楷等市面上绝大多数字体支持显示这个字符集,亦是大多数输入法所采用的字符集。市面上绝大多数所谓的繁体字体,其实采用的是GB-2313字符集简体字的编码,用字体显示为繁体字,而不是直接用GBK字符集中繁体字的编码,错误百出。 ② BIG-5字符集,收入13060个繁体汉字,808个符号,总计13868个字符,目前普遍使用于台湾、香港等地区。台湾教育部标准宋体楷体等港台大多数字体支持这个字符集的显示。 ③ GBK字符集,又称大字符集(GB=GuóBiāo国标,K=扩展),包含以上两种字符集汉字,收入21003个汉字,882个符号,共计21885个字符,包括了中日韩(CJK)统一汉字20902个、扩展A集(CJK Ext-A) 中的汉字52个。Windows 9598简体中文版就带有这个GBK.txt文件。宋体、隶书、黑体、幼圆、华文中宋、华文细黑、华文楷体、标楷体(DFKai-SB)、Arial Unicode MS、MingLiU、PMingLiU等字体支持显示这个字符集。微软拼音输入法2003、全拼、紫光拼音等输入法,能够录入如镕镕炁夬喆嚞姤赟赟。 § 特点 同其他民族的文字(如英、俄、阿拉伯、法文)相比,汉字的根本特点,就在于每一个字都是形、音、义三者的统一体。 每一个汉字都有其固定的书写形式,这就是“形”; 每一个汉字都有其固定的读音,这就是“音”; 每一个汉字都表示一个同它的字形结构紧密相联的特定的含义,这就是“义”。形、音、义三者密不可分,紧紧结合。 例如,“牟”字,现代读音为móu,在造字之初,其含意为“牛鸣也”。“牟”的字形与“牛鸣”之义紧密相联:下部的“牛”,表示动作的主体是牛;上部的“厶”则“象其声气从口出”。“牟”字的字形实际上就像一头牛在鸣叫的样子,其读音móu也与“牛鸣”之声相近。 再如,“黑”字,现代读音为hēi,其造字之义为“火所熏之色也”。“黑”的字形与“火所熏之色”的意义紧密相联:在“黑”的篆体字形中,上部是古文“囱”字,中、下部合成一个“炎”字;以“炎上出囱”的形体表示“火所熏之色”,真是确切至极。清人王筠在《说文释例》中指出:“今人亦呼灶突为烟囱,……是烟所由出,故‘黑’字从之。” 又如,“颖”字,其含义为“禾末也”,即禾穗上的芒刺,清代最杰出的文字学家段玉裁在注解中国古代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简称《说文》)时指出:“近于穗及贯于穗者”都叫“颖”。“颖”这个字的结构,是“从禾,顷声”,即由“禾”和“顷”两个部分组成;“从禾”,表示“颖”的含义与“禾”有关;“顷声”,表示“颖”古代的读音与“顷”相同或相近。“颖”字的形、音、义三个方面,就是这样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1] § 产生 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最有生命力的文字。它从诞生至今,已经有五六千年的历史了。在汉字诞生之前,根据古籍记载,中华民族的先民是以实物记事和图画记事来帮助记忆、辅助交际的。 上古的实物记事,主要有结绳、结珠、讯木等。《周易·系辞下》说:“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老子》、《庄子》、《尚书·序》、《说文解字·叙》等古书,也有关于结绳记事的记载。 所谓结珠,指用绳子把贝壳串起来,以不同颜色、不同数量的贝壳表示不同的事情。据说中国的算盘即起源于结珠。 所谓讯木,指在一根木棒或竹条上,刻上各种花纹或齿画,有时还插上一些附加之物,用以记录事情或传达命令。古代的令箭、符信等,就具有讯木的性质。据古书记载,直到春秋战国时期,社会上还在使用具有讯木性质的“刻契”——刻上齿画以记数量的竹木之札。上述种种实物记事的方法,同文字的产生并无直接关系,它们不过是文字产生之前的孕育阶段罢了。 上古的图画记事,是以具体的图画来记载事情、传递信息、辅助交际的方法。由于记事图画形象、明了,表达的内容丰富、复杂,因此,它比用来记事的实物大大地前进了一步。但是,记事图画并不记录语言,并无固定的读音和相对固定的形体,也不代表一定的词句,所以它还不是文字。不过,记事图画已经是象形文字的直接萌芽,是象形文字产生的基础。 记事图画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所表概念逐渐固定,图形线条逐渐简化,形体相对定型,成了形象化的符号,而且同语言里的词发生了固定的联系,并被赋予一定的读音,成为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只有到这个时候,它才同“记事图画”产生了质的差别,真正变成了文字。早期的象形字之所以具有浓厚的绘形意味,是因为它们都是由记事图画发展而来的。 在中国历史上,曾经长期流行“仓颉造字”的传说,在《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先秦典籍中,对此都有记载。《荀子·解蔽》:“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一也。”《韩非子·五蠹》:“古者仓颉之作书也,自环者谓之ㄙ,背ㄙ谓之公。”《吕氏春秋·君守》:“仓颉作书。” 到了汉代,仓颉造字的说法十分流行:汉武梁祠有仓颉造字的壁画;山东沂南汉画像墓的中室,画有仓颉造字的内容;在汉人伪托孙子所作的纬书《春秋元命苞》中,更把仓颉造字说成是神授之功:“苍帝史皇氏,名颉,姓侯冈,生而能书。及受河图绿字,于是穷天地之变,仰视奎星圜曲之势,俯察鱼文鸟羽,山川指掌,而创文字。”甚至连《说文解字》的作者许慎也说:“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百官以ㄨ,万品以察。”等等。但这种说法是不可靠的。 从上面我们对汉字产生情况的叙述中可以看出:汉字是经历过长期(也许多达几千年、几万年)的孕育,才逐渐由记事图画发展变化而成的;汉字的产生,凝聚了几十代、几百代、甚至上千代人的心血和智慧;汉字决不可能是一个人的杰作。仓颉可能是古代一位对汉字很有研究,在收集、整理、规范和传播汉字方面作出过巨大贡献的人,因而后人把创字之功附会到他身上。[1] § 发展 汉字是一种以象形字为基本构字部件的表意体系文字。汉字结构的发展,经历了表形、表意和音义结合三个阶段。 表形阶段 表形阶段的汉字,主要是直观描拟外物的具体形象的象形字,它们有的是直接从记事图画脱胎而来的。象形字数量不多,大约只有几百个。 如“兔”、“龟”、“人”、“牛”、“羊”、“刀”、“木”、“手”等。这一阶段的汉字还包括能表示一些抽象概念的指事字,如“刃”、“本”、“末”等。 表意阶段 有些比较抽象、复杂的概念,用象形、指事难以造字,人们就用两个或几个象形字(或指事字)组合在一起表示,形成了会意字,汉字进入了表意阶段。“友”、“步”、“林”、“比”、“看”、“牢”、“囚”、“逐”等字,都是会意字。会意字的数量比象形字多些,历代积累的会意字总数约近一千个。 音义结合阶段 音义结合阶段的汉字,是指由表义的形旁与表音的声旁组合而形成的形声字。形旁所表的“义”,并不是形声字本身的含义,而仅仅是形声字含义所属的意义范畴,也即形声字所属的“义类”;声旁所表的“音”,是形声字初创之时的读音。如“江”、“河”、“湖”、“泊”、“旗”、“帜”、“蛇”、“燃”等,都是形声字。 由于形声字不但表义,而且表音,同活的语言联系密切,因此,形声字的生命力极强,音义结合的造字方法的能产性也最强。 在汉字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形声字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据有关专家统计,在1226个甲骨文之中,象形字277个,指事字20个,会意字396个,形声字334个,用于假借的字129个,结构不明的字70个,形声字约占27%;在1753个西周金文中,象形字224个,指事字57个,会意字333个,形声字1051个,结构不详的88个,形声字占60%;在1303个战国文字中,象形字118个,指事字24个,会意字148个,形声字909个,结构不详的104个,形声字约占70%;在东汉许慎所著的《说文解字》中,共收9353个篆字,其中象形字347个,指事字117个,会意字819个,而形声字则有8070个,约占86%;宋代郑樵《通志·六书略》收录了当时23266个楷书字,其中象形字481个,指事字123个,会意字821个,形声字却多达21841个,约占94%。这些统计数字表明,形声字在汉字中逐渐占绝对优势,一直延续到现代。[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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