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柯庆施 |
| 释义 | § 简历 柯庆施 1920年冬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安徽省委书记，红八军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秘书长，河北省委前委书记，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石家庄市市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历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市长，中共江苏省委书记，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市长，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国务院副总理。是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 建国之后 主政上海 柯庆施于1954年秋由江苏省委调上海，接替陈毅主持中共上海局，至1965年4月去世，前后整整10年。讣告中称他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系当时中央政治局委员一级的规格。多少年来，直至“文革”末期的1975年，上海的《学习与批判》还发专文纪念柯庆施“逝世十周年”，称之为毛泽东同志的“好学生”。 1956年10月上海市政府为鲁迅迁墓柯庆施与许广平、宋庆龄、茅盾等为鲁迅扶灵。 柯庆施是一位老资格的共产党人，1922年入党，是中国共产党内为数不多的见到过列宁的高级干部，30年代担任过中共中央秘书长的要职。抗战时期到延安工作之后，仕途便多坎坷。在整风审干期间挨过整，他的妻子因此自杀。 建国后，柯庆施在短短数年间由南京市委书记擢升至江苏省委书记。1954年2月，在七届四中全会上，已调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饶漱石，因被定为与高岗结成的“反党结盟”而垮台；同年9月，陈毅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并内定为外交部长的人选。这样在一两年间，华东及上海的第一二把手便相继空缺，柯庆施成为事实上的第一把手。 说到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鼓吹，人们总以为林彪或康生为始作俑者，然而拔头筹的却是柯庆施。1958年春，这位“封疆大吏”竟在中央会议上鼓吹:“跟从毛泽东要到盲从的地步，相信毛泽东要到迷信的地步。” 柯庆施出任上海一把手伊始，面临的是两件大事:一是1955年4月全国党代会期间发生的“潘杨事件”，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被诬为“内奸”；另一件是紧接着发生的“胡风事件”。这两件事均系毛泽东的决断所致。这两件大事对上海影响很大。柯庆施刻意挽留奉调《人民日报》的张春桥，使之成为自己的类似政治顾问一类的角色。石家庄第一任市长柯庆施 柯庆施极善揣摩领袖的心态，长于从领袖的言论中领悟其意向和思路，以得风气之先的果敢予以鼓吹和阐发，这又有赖于擅长舞文弄墨的张春桥。 几乎取代了周恩来 毛泽东在1957年召开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口号，对1956年的反冒进已有微词，并明确批评“八大”决议中关于主要矛盾的提法。 在这年11月他又提出15年赶上或超过英国的设想。在这年年底召开的中共上海市一届二次会议上，柯庆施作长篇报告《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备受毛泽东青睐。《人民日报》在1月25日将长达3万字的该报告的第一和第四部分全文转载，并加长篇按语。在南宁会议上，毛泽东措辞严厉地批周恩来、陈云力主的反冒进。他取出柯庆施的报告当众将周恩来的军:“你能写出这样的文章吗？”除了检讨，周恩来别无选择。用与会者李锐的话说，柯庆施成了南宁会议的“头号标兵”，65岁的毛泽东在讲话中屡称年仅56岁的柯庆施为“柯老”。 在5月间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在几次大会讲话中，屡屡称赞“柯老”，而周恩来和陈云则不得不就1956年的反冒进当众检讨。在大会结束后举行的八届五中全会上，柯庆施和谭震林、李井泉成为政治局委员。《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 在毛泽东一度想用柯庆施取周恩来而代之的时候，心细如发的周恩来在给中央书记处的检讨文字中，婉转地提到担任总理职务是否合适的问题。以周恩来的才干和威望，邓小平主持的中央书记处会议明确表示，没有必要改变周恩来的总理职务。柯庆施虽然未能取周恩来而代之，但自此明白自己在毛泽东心目中的地位。这位封疆大吏认准了一条:紧跟毛泽东就是“胜利”。这一条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再次得到验证。 从1958年11月开始，毛泽东逐渐察觉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所产生的诸多问题，着手有限度地纠“左”。1959年7月召开的庐山会议的初衷，也还是适度纠“左”。因而他上庐山时所准备的全是关于纠“左”的材料。7月16日，毛泽东以《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为题，将彭致他个人的信批转与会者。柯庆施以特有的政治敏感，把握到领袖的脉搏，星夜派人下山去上海取批“右”的材料。在21日的华东组会上，张闻天系统而深刻地分析了大跃进以来的“左”倾错误。柯庆施以主持者的身份，不断责难张的发言。果不其然，23日，毛泽东召开全体大会，对彭德怀等人严厉指责，发出“反右倾”的号令。 标新立异取悦毛泽东 因为反对苏共的“现代修正主义”，毛泽东从大跃进的挫折中转向对阶级斗争的密切关注，特别强调的是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柯庆施的关注热点也随之从经济领域转向思想文化领域。 柯庆施 1962年8月，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重提阶级和阶级斗争。柯庆施向毛泽东进言:《海瑞罢官》借古讽今。世人多以为诬陷《海瑞罢官》的祸首是康生和江青，殊不知柯庆施与之“所见略同”。如果说诬陷《海瑞罢官》是“破旧”的话，那么鼓吹“大写十三年”便是“立新”了。1963年1月初，柯庆施在经过精心准备之后，借上海文艺界元旦联欢会的机会，告诫与会的作家、诗人、剧作家、音乐家、美术家:解放13年来的巨大变化是从未有过的，在这样伟大的时代、丰富的生活里，文艺工作者应该创作更多更好的反映伟大时代的文学、戏剧、电影、音乐、绘画和其他各种形式的文艺作品。柯庆施强调:只有写社会主义时期的生活才是社会主义文艺。于是，这位“好学生”标新立异，喊出了“大写十三年”的口号。 从上世纪60年代初起，江青以毛泽东的“文艺哨兵”自居，开始染指文艺界。无奈她在北京确实吃不开，不用说彭真不把她当作一个人物，周扬等人也不愿曲意逢迎。落落寡合的江青在上海则如鱼得水。柯庆施已经从毛泽东注意力的转移中，领悟到江青的重要性。他让自己的心腹张春桥成为江青的左右手，江青也视上海为“基地”。后来在“文革”中，如日中天的江青感念旧恩，一再称道“柯老”当年的支持。1958年柯庆施陪同刘少奇在安徽农村视察 1964年10月6日，由周恩来、贺龙和柯庆施陪同，毛泽东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观看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这是一个重要的迹象。果不其然，在不到3个月之后召开的第三届全国人大首次会议上，柯庆施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在16位副总理中，位居第六，在同是政治局委员的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之前。 假以时日，柯庆施或许真能得到毛泽东更大的信任，只是天不遂人愿，自1964年春发现肺癌并手术切除后，柯庆施便在病假疗养之中，延至次年4月9日在成都终于不治。 猝死之谜 柯庆施追悼大会1965年4月10日，中共中央发布讣告："柯庆施同志因患重病治疗无效，于1965年4月9日下午6时30分在成都逝世，终年63岁。"当时新华社连日报道了为"柯老"举行的隆重追悼仪式。 11日中午，骨灰由成都送抵北京，13日上午在首都劳动人民文化宫举行柯庆施追悼大会，国家主席刘少奇主祭。这一切都说明，柯的死一切正常。谁知一年多之后，西南的红卫兵造反小将抛出"重磅炸弹"，揭指是"贺龙和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李井泉狼狈为奸，勾结起来，共同谋害了毛主席的好学生柯庆施"。弄得举国上下一片哗然。 据《书报文摘》刊文，柯庆施是应贺龙和李井泉之邀去成都的。4月5日贺、李宴请柯庆施后，当夜12时柯就出了事，三天之后猝死。这一切似乎为柯庆施被"谋杀致死"的说法蒙上了一层难辨真假的迷雾。 "柯庆施谋杀专案组"是张春桥亲自点将由"三结合"班子组成的，头头是个军人。这个所谓的"三结合"专案组却只有一个专门技术人员。 专案组一班人从上海悄然抵达成都。此时一切都已时过境迁，柯庆施的尸体早已成了灰烬，当时的现场、死者接触过的物件都已荡然无存，有关当事人也被当时已在全国传得神乎其神的"谋杀"说吓得似惊弓之鸟。 因此，专案组的调查只能从外围入手，查明柯庆施之死的前因后果和抢救治疗的大致过程。专案组经过调查，访问了一些当时出席宴会的人，也见过贺龙夫人薛明，并对柯庆施整个抢救治疗过程的方案细细审视甄别，认定此中一切准确无误，绝无一丝技术性差错，也没发现丝毫疑点。经过反复调查，专案组认为柯庆施猝死的经过是这样的：1964年，医生发现柯庆施患肺癌，由上海华东医院切除了致癌肺叶。 此后，柯的身体已很虚弱，但这一切都是当时的"绝密"，连"柯办"的人都不清楚1965年春，应正在成都疗养的贺龙元帅和西南局书记李井泉之邀，柯庆施于3月13日到成都。4月5日是清明节。这天由西南局和四川省委领导李井泉、李大章、廖志高等出面设晚宴招待，正在成都的朱德、贺龙和柯庆施都是宴请的主宾。 这种宴请通常都是主宾双方和夫人共桌。临开席不知谁提议：今天的晚宴男女宾分桌，大家一醉方休。此提议一出最受男宾欢迎，于是立即安排夫人们另开一桌，柯庆施的夫人被安排到女宾席。为此柯庆施高兴异常。原来柯夫人知柯庆施有病，宜吃清淡饮食，忌油腻、烟酒。遵医嘱，她平日里对柯庆施的饮食生活管束甚严。这晚柯庆施偶得"解放"，又逢老友，真有点"酒逢知己千杯少"的氛围，大家尽兴而饮，一醉方休。宴会从下午6时开席，至晚9时许才尽兴而散。 柯庆施回到招待所，看了些文件，临睡还吃了一把花生米，食欲极好。几小时后，大约午夜12时多，柯庆施腹痛，柯的保健医生胡允平当即赶到作了常规处理，一直到凌晨2时，病情不见缓解。胡允平立即给上海专管高干治疗的华东医院挂长途电话，向薛邦祺院长汇报了柯庆施的病情。到清晨，眼看柯庆施的病情继续加重，连秘书也慌了神，便直接给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陈丕显打电话，要求火速派上海的高干医护人员到成都诊治。这时，虽然柯庆施身边围满了四川方面许多优秀的医生，但柯庆施自己和家属却更信任上海的医生。 中午时分，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王一平领着上海一流的医护组赶往成都，立即投入会诊、抢救。可是虽经几天的努力，依然无效，柯庆施于4月9日下午6时30分死亡。 如果柯庆施真有取代周恩来之心，大概也会发出"既生亮何生瑜"之叹了。倘若假以时日，柯庆施必将受到毛泽东更大的信任，只是天不遂人愿，自1964年春发现肺癌并手术切除后，柯庆施便在病假疗养中，延至次年4月9日终于不治。 在“打倒一切”的“文革”中，中共党史上早有定论的革命家几乎无一幸免，李大钊、瞿秋白、王若飞，不是被诬为“叛徒”，就是被斥为“机会主义分子”。但是有一个例外，就是被称为毛泽东的“好学生”的柯庆施。“文革”中江青曾于1967年两次赞扬已经去世的柯庆施。 § 女儿眼中的柯庆施 毛主席与爸爸 妈妈常对我说：“你爸爸的嘴太严。”爸爸说话一贯谨慎，在家里从不谈论工作，从不议论上级、同事与部下。毛主席到上海的事，他也从不告诉家人。 友谊电影院位于中苏友好大厦北侧。我和妈妈在冷气开放的剧场的右侧边就座，神奇华丽的顶灯在进行灯光表演，忽明忽暗、忽红忽蓝、绚丽多姿。显然，是在等待重要的客人。忽然，后面的观众站了起来，接着全场观众们都起立热烈地鼓掌。 我看清与爸爸并肩步入剧场的、身材同样高大魁梧的那位重要客人是毛主席。这是在我记忆中的首次见到毛主席。从小就会唱：“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的大救星。”全场观众激动的气氛，也深深地感染了我。 灯光转暗，戏要开演了。秦叔叔走来说，爸爸要找我过去。我走到毛主席的座位前，在他身旁就座的爸爸见我激动地说不出话来，便微笑地说：“给毛伯伯行礼。” 我轻声说：“毛伯伯好！”并向他行礼。 毛主席慈祥地向我微笑，亲切地握住了我的手问：“你叫什么名字？几岁了？” 那晚演出的是什么戏，一无所知。事隔十几年后，遇到市委招待处的一位职工，他又向我提起那晚的事，说大家当时谁也不在看戏，一心只想多看看毛主席，所以连我去向毛主席问候那一小会儿功夫的事也看在眼里。 工人新村的家 柯庆施与家人 1959年春节前，爸爸从北京开会回来，他十分满意地走进了我们的第六个家，上海南部近郊的东庙工人新村。东庙一村早已住满工人住户。我们住在东庙二村一幢三层楼房，一层住的是警卫员秦尚荷和司机郝俊两家人，秘书陈文一家住在三层。我们家在二层，房间都不大，会客室里摆不进沙发，但爸爸就是喜欢这样的家。 时任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党委书记的史坚叔叔来看望爸爸，他问：“柯老，你为什么要搬到工人新村来住？有人有意见的。” 爸爸说：“你不知道上海是什么地方。党员干部的作风，不抓不行。” 东庙一村与二村之间，未筑高墙，未设门房，工人们都知道邻居是市委书记们。难得一个星期天，爸爸兴致勃勃地走出家门，工人新村里的沙土路尚未平整，新栽的小树苗嫩生生的。他一手牵着一个孩子，在春光明媚的工人新村里轻松漫步。工人们的家庭近在咫尺，一扇扇窗户敞开，传出孩子们的欢笑声；收音机里播放的沪剧，唱腔悠扬动听。下班回家的工人与市委书记相遇，互相致意，邻里之间暖融融的。爸爸有时带全家人走出工人新村，马路对面就是一片接一片的农田。到了5月，金黄色的油菜花一眼望不到边，在阳光下闪耀着欢乐的光芒，传送着丰收的讯息。 孩子们也喜欢东庙工人新村的家：这里的邻居多，小伙伴也多，可以开心地在院子里追跑打闹；这里没有高墙的限制，没有门卫的盘查；一出门就是公共汽车的终点站，上车就有座位。经常有孩子来找我们玩儿，家中总是热热闹闹的。 工人新村有家小商店，妈妈常常带我们去买东西。这家商店真好，不像淮海路上的商店人挤人。三八妇女节的那天，我和五四商量要送妈妈礼物。没钱买怎么办？只好向妈妈“借”。女售货员热心地推荐那些印着可爱的小娃娃的儿童手绢，我说这是送给妈妈的，售货员更加和蔼可亲。花了两角五分钱，神秘地买下一条天蓝色提花女式手绢。用一张花纸精心地将手绢包好，工整地写下：“祝亲爱的妈妈节日愉快！”将这份礼物兴奋而隆重地献给了妈妈。 我们的家庭温馨、和睦、融洽。 妈妈总是无微不至地照顾着爸爸的生活。午休时，爸爸安心地睡着了，因为有妈妈替他掌握时间。快到上班时，妈妈就会轻轻地倒杯开水或走上几步，用这些精心设计出来的些许动静，把爸爸从疲乏的睡梦中慢慢唤醒。猛然地被吵醒，容易产生心慌。夏天的中午，妈妈就派我们用竹杆驱赶窗外树枝上吵闹不休的知了，让爸爸能静静地休息一会儿。 爸爸常说：“家常便饭最可口。”为了让爸爸吃到可口的饭菜，妈妈经常亲自下厨房，她能将平平常常的豆腐、青菜做得有滋有味。有时爸爸工作到深夜，妈妈就为爸爸和他的同事们下碗热呼呼的面条。 每年爸爸过生日，妈妈不顾自己有风湿性心脏病不能劳累，亲自去厨房为爸爸做他最爱吃的北京风味打卤面。先要做拉面，这是个细巧活，又是个力气活，面要和的硬一些，要用力地揉面团，直到十分滋润；要用力地反复在面板上抻拉面条，直到被拉的很长却不断。这种做法抻出的面条吃起来既筋道又滑爽。煮熟一块有肥有瘦的猪肉，切成薄片加上冬菇、木耳、黄花菜用小火熬成浓汤。临出锅时再勾芡打入蛋花、淋入花椒油，香喷喷的卤子就做好了。妈妈坐在爸爸的身边，看着他用筷子挑起长长的面条，吃得津津有味，她笑了。 孩子们过生日也吃打卤面。爸爸会微笑着对小寿星说：“你今天长尾巴了！”家乡的习俗，孩子长一岁就叫“长尾巴”。 妈妈从不会忘记给全家每一个人过生日，唯独记不起她自己的生日。有一次，爸爸乘车下班路过花店，忽然想起今天是妈妈的生日。他想买一束鲜花为她庆贺，一摸衣袋内分文皆无，只有妈妈为他准备的手绢、香烟盒与火柴。爸爸从来就身无分文，连人民币都认不全。爸爸一回到家就说起了这件事，我们一听都乐了。但我想，妈妈一定收到了这束美丽芬芳的鲜花。那天晚上，家里洋溢着节日的欢乐气氛。 我第一次见到爸爸送给妈妈的礼物，是爸爸出差时，买的一条有着两千年悠久历史的四川蜀锦丝织被面，墨绿的底色衬托着银色的团花，高雅大方。 妈妈珍藏着几封爸爸写给她的信。 爸爸在一封信中说： “寄来的毛裤收到了。北京这两天已经冷了，上海如何？” “会议开始几天比较紧张，又要开会，又要准备发言稿，这几天已好多了。有可能我就抓紧休息。所以来北京后虽然经常有晚会，我只去过两次，也没有去街上跑。我身体很好。” “六六来信收到了，我很高兴。要她不要同妹妹弟弟打架，等会议完了之后，我去看看有什么好东西买些带回来。祝你好！” 康平路的家 爸爸在上海工作十年，经常搬家。除了工作等方面的原因之外，主要由于爸爸不喜欢独门独院的花园洋房，他认为国家尚处在一穷二白的经济条件下，住这种房子脱离群众，心中很不踏实。 住在工人新村虽然很合爸爸的心意，但作为市委办公厅存在不便之处。我们又要搬家了。 1959年冬天，妈妈与上海市公安局黄赤波局长等同志一起寻找房屋，她选中康平路165号的爱棠公寓。我们在这里一住就是二十多年，自从1960年初，我们家搬到康平路之后就再也没有搬过家，直到1983年12月底，我们随妈妈离开寒风刺骨的上海，搬到室内温暖如春的北京定居。 爱棠公寓在1940年代，是法国工程技术人员的公寓。我们搬进来以后，这里成为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的集体宿舍和市委办公厅。 爸爸非常满意这个家：住房面积不大，上下班不用坐车，与同事们互为邻居。 朴素无华、占地不大的三层办公楼在北院。走进办公楼是处小巧的前厅，地面铺着墨绿与紫红色双色相间的方形草垫。楼上的过道也铺着同样的草垫，走上去的感觉虽然远不如羊毛地毯，但同样可以消除脚步声，保持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办公机关的宁静与庄重。 爸爸的办公室在二楼东侧，摆放一张办公桌和一套沙发，墙上挂着中国地图。办公桌上立着一盏式样平常的台灯，井井有条地摆放着文件、老花镜、茶杯和烟灰缸。爸爸习惯整洁、有条有理。 走进家门，有屋三间，面积基本相同，约十多平米。当中一间是餐厅，有一张圆餐桌、靠墙有一台苏联外宾送的黑白电视机和一架租借的立式钢琴。爸爸和妈妈带着四个年纪尚小的孩子，六口之家围桌而坐不显拥挤。 我们家楼下三间屋的另外两间，最里面是客厅。靠近大门的那间是“多功能厅”。说“厅”太夸张，“多功能”，就很确切。屋内窗前摆着一张双人写字台，是工作人员的值班室。爸爸的秘书、卫士、司机，只要听到爸爸的召唤，一律有力而利索地回答：“有！”始终保持着军人的作风。 这间房又是爸爸的会客室。下班后，一些中央来的同志或本市的局长、部长们找爸爸谈工作，分别坐在双人写字台的两边，爸爸与来客一人一杯茶、一支烟，面对面倾心交谈。 这间房还是爸爸的休息室。晚上难得闲暇，爸爸坐在写字台前玩几把扑克牌。他的牌局有固定的人选，他与司机郝俊打对家，秘书陈文与警卫秦尚荷打对家。人手不够时，固定的替补队员是同院住的市委办公厅的副主任苏超或方扬。孩子们可以站在一旁观战，但是要严守观牌不语的原则，更不能做小动作。爸爸最容不得的事情是不光明正大，背后做小动作，他称之为：搞鬼！ 值班室写字台上有黑、红两部电话机，党中央、华东六省和上海市都通过这两部电话，同爸爸时刻保持联系。 1960年代初，台湾经常派遣小股军队进犯华东沿海地区，造成伤亡，破坏当地人民的和平生活。陈文叔叔晚上在这里接到了有关方面的电话汇报，立刻向爸爸报告。我听到之后，一种危机感油然而生，也许这是原因之一，无忧无虑的少年时代结束得比较早。 有时，孩子们陪着爸爸在康平路大院里走走。康平路的院子，被市委行政处管理科花园班的师傅们，打扫修整得既干净又美丽。从龙华苗圃调来的蒋思远师傅心灵手巧，人又勤快，使得院子里的草坪青葱，花儿盛开，树木枝繁叶茂。 办公楼北侧，有一块绿绒绒的草坪，被孩子们称作前花园。由于靠近办公区，全院几十名孩子们从不到这里来喧哗。 放学回家，一走进康平路的大门，若发现在通向办公楼的道路两旁摆放着一盆盆盛开的鲜花，办公楼大门两侧也有美丽的盆花，我就知道爸爸要在小礼堂会见外宾或内宾。 在我们家的门外也有一块草坪，孩子们习惯称作后花园。后花园里有棵高大的玉兰树，草坪四周围种着常绿植物。花园里的鲜花四季开放：春天盛开嫩黄色的迎春花，初夏盛开洁白喷香的栀子花，秋天盛开随风送香的桂花，冬天盛开怡人清香的腊梅花。白天后花园里静悄悄，下午放学之后就成为孩子们的乐园。小学生们有的连书包都来不及送回家，就跑进草坪和小伙伴们追跑起来。后花园里，甜美的欢笑声直上云霄。 一天下午爸爸要出发，当他走出家门临上车时，朝喧闹的后花园草坪望去，发现小弟正被小伙伴骑在了身上。半个月后，爸爸从外地开会回来，一下火车就问去车站接他的小弟：“被人骑在身上的滋味好受吗？你为什么不反抗？” 后来，妈妈经常提起这件事，说：“你爸爸心中虽然装满了工作，但是小弟'胯下受辱'之事一定引起他很多思考。出门半个月，心中还惦记这件事。” 市委办公厅南门外面对着一条小径，两旁栽种着各色花草与绿树，这是爸爸上下班必经之路。夜幕降临，孩子们常常站在小径南头的路灯下，紧目丁着北头的办公楼，大家称它作小礼堂的那扇透明的玻璃门，眼巴巴地等待爸爸下班回家一起吃晚饭。 等得实在又饿又烦，只好跑回家拿起电话，请总机王阿姨接通一号分机--爸爸的办公室。是秘书陈文叔叔接电话，麻烦他去催催爸爸下班。总机班王阿姨业务熟练。爸爸晚上在家里有时想找同院住的同志谈事而秘书不在身边，就自己拿起电话对总机说要找谁谁。我在一旁好生奇怪，爸爸不知道分机号怎么也能马上接通？总机真有本事！也不知道陈文叔叔帮不帮助传个话，反正还是要待到望穿秋水之时，才见小礼堂的那扇玻璃门被卫士秦叔叔推开，爸爸高大魁梧的身影终于出现了！孩子们奔跑过去，扑向爸爸怀中。爸爸一手牵着小弟一手牵着小妹，孩子们蹦蹦跳跳地回家了。 我们家的餐桌可以说是反映中国国情的一只小小的晴雨表。爸爸立下严格家规，谁也不许违背：老百姓家里吃什么，我们家就吃什么。爸爸吃饭时，常向炊事员询问市场当天的菜价和供应情况。他把上海人民的一日三餐，时时记挂在心。 爸爸吃饭从不讲究，妈妈更是如此，所以孩子们也就不知道什么叫挑食。记得我发明过一道高汤，用开水冲雪里蕻咸菜，喝起来味道蛮鲜的。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我们家的餐桌上不见了荤菜。 一天中午，我们姐弟放学回家正围在餐桌吃饭，刘少奇夫人王光美阿姨来了。她见桌上只放着一碟青菜就对妈妈说：“你给孩子们吃得太简单了，会影响孩子长身体。”妈妈告诉光美阿姨：“柯老要求很严格，不许在生活上搞特殊化。他连供应我们家的鸡蛋都不许买。” 爸爸常说：“作为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我们一定要使自己心里没有什么个人得失，没有自己小天地的得失，只有整个革命的利益，党的利益，国家的利益，人民的利益。”他坚决反对党员干部脱离人民群众，坚决反对以权谋私。他以身作则，从一点一滴做起，去外地、去基层视察工作，坚决不允许设宴招待他；下乡蹲点，坚决不接受生活照顾；没有人敢给他送礼；他召开家庭会议，减少按照规定为他配备的工作人员。几年中，家里没有炊事员。直到他去世，家里没有公务员。国家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为了早日渡过难关，毛主席带头减少自己的工资，爸爸也减少自己的工资，直到他去世也没有恢复。 妈妈完全理解和支持爸爸。妈妈的行政级别和工资水平，自从50年代初国家实行薪金制时给她定下行政级别后，始终没有变动过。直到80年代初，国家制定干部离休制她办理离休手续。因为每到妈妈工作的上海市委办公厅的干部们要晋级加工资时，爸爸总会同妈妈商量：“你还是再把提级的机会让给其他人，好吗？”1980年，妈妈的心脏病情加重，心动过速，心率不齐，出现了“房颤”，住进上海市华东医院北楼（原上海市公费医院）内科普通病房。一间病房内住着近十位来自工厂农村的病人，与妈妈邻床的是一位来自江西的女工。这位女工三十多岁，身患重病，她的丈夫日夜守候在病床前。妈妈见他一天三顿饭都不舍得买菜，只吃干馒头，就把自己那份饭菜先给他盛出一半。 爸爸以前能喝点酒。1954年到上海后，他心脏不大好，就很少喝酒了。宴请外宾时，服务人员专门为他准备一瓶白开水，以水代酒。 后来，爸爸只喝妈妈为他泡制的酒。妈妈每年都要亲手泡制一瓶枸杞酒，在酒瓶上注明泡制时间。当这瓶白酒变成晶莹美丽的深红色，就可以喝了。望着那杯酒漂亮迷人的颜色，不知为什么觉得一定又甜又香。 爸爸说：“尝一口才知道啊。” 我接过杯子，闻到了酒的醇香。抿一口，哎哟，真辣！ 爸爸开怀大笑！ 小弟、小妹也想尝尝了。 爸爸拿起一根筷子放进酒杯中点了点，让小妹尝了尝筷子头上的酒滴。 年幼的小妹立刻皱起秀丽的双眉，迫不及待地也学着爸爸样子，长哈一口气。 爸爸又笑开怀！ 每当爸爸晚上要亲笔起草文章或报告的提纲时，他总要倒上一小碍枸杞酒，就着一小碟花生米，有滋有味地喝着。只此一杯。他先浅浅地抿一小口酒，接着就会夸张地扬一下眉头，长哈一声，表示对酒的赞美，和对妈妈的赞美。一见到餐桌上摆放那只小小的刻花玻璃酒杯，就知道爸爸又要加班了。 妈妈为了让繁忙劳碌的爸爸能得到片刻的放松，总是建议他出去散散步。妈妈说，这是让他换换脑子，意思是希望爸爸暂时把工作担子放下来歇一歇，换个肩再继续挑。直到1998年8月，我在黄山目睹挑夫们不时地停下来，把担子换个肩挑这一情景，对妈妈的话才有了领悟。否则，挑夫们无法坚持走到目的地。 妈妈有时陪着爸爸从康平路的大门走出去，沿着竹篱笆院墙外的人行道散步。一般都是在晚上九十点钟出门，马路上的行人和车辆都少了，秦叔叔不远不近地跟随在身后，他独自一人，就能担负一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夜间出行的警卫工作。据说他的枪法在警卫处里数一数二的。 § 文革时期发表的《柯庆施同志传略》 1957年10月，柯庆施陪同毛泽东在上海国棉一厂看大字报 柯庆施同志（1902—1965）生前是毛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重要成员。 1902年柯庆施出生于安徽歙县南乡的竹溪村。 柯庆施同志很早就参加了革命工作。1920年，他加入了当时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共青团前身），1922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2年1月，柯庆施作为中国代表之一，参加了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会上，共产国际号召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奋起进行民族民主革命斗争；远东各国代表介绍了本国革命运动的情况。柯庆施兴奋地聆听着、记录着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各国革命运动的经验。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虽未出席大会，但仍在百忙中亲切接见了柯庆施等人。柯庆施早就听说过列宁的大名以及他的传奇经历，当这个成功地领导十月革命、在世界上建立起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革命导师和中国代表亲切握手时，柯庆施激动得热泪盈眶。列宁平易近人，详细地向中国同志询问了中国的情况，对中国革命提出了重要的意见。柯庆施同志是中国最早见到过列宁的人之一。 1924年，柯庆施被派至安徽工作，他积极开展建党、建团工作，推动工农运动的发展，并开展学运工作和兵运工作，同时争取到国民党左派的合作支持，对国民党右派的挑衅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回击。 1927年“四·一二”事变发生，蒋介石公开叛变革命。自1927年5月起，柯庆施同志开始主持中共安徽省临时委员会的工作，积极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以及开展农运工作。同年12月，中共中央巡视员尹宽到达安徽。尹宽一到安徽，就以钦差大臣自居，指责前一阶段省临委工作“严重右倾”。由于尹宽的家长作风和盲动主义，给安徽地下党的工作带来严重的不利影响。在1929年3月召开的安徽工作会议上，柯庆施等同志据理力争，使尹宽的盲动主义、命令主义的错误受到了批判（尹宽后来因追随陈独秀从事分裂活动被开除出党，后来成为托派头目，解放后被捕——作者注）。 1929年12月初,柯庆施同志受当时的党中央委派，前往湖北省通山县的黄沙镇，担任红五军第五纵队政冶部主任、秘书长。同月，成功组织大冶兵暴，一举攻下了大冶城，俘获了一千多人，缴获九百多条枪。被誉为“模范的大冶兵暴”。 1930年6月16日，中国工农工军第五军在湖北大冶县召开军委扩大会议，红五纵队扩建为红八军，柯庆施同志担任了政治部主任、军党委委员。此后他前往黄梅、广济一带，整合部队，积极地开展群众工作，机智灵活地打击敌人，接连打了几个胜仗，受到当地群众的热烈拥护。与此同时，他还积极开展兵运工作，先后成功地策动了驻武穴川军某部和广济保安队的兵暴，从川军中拉出两连人，从广济保安队中拉出一连人。随后还组建了红十五军。 1930年底，柯庆施同志调到中共长江局工作，并被派往平汉线（河南许昌）策动夏斗寅部、唐生智部的兵暴，因故未成，被调回上海工作。 1933年初，柯庆施同志被派到河北，任中共河北省前委书记，积极推动“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的抗日斗争。国民党蒋介石政权与日本帝国主义相勾结，力图取消抗日同盟军。时任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总司令的冯玉祥于1933年8月5日通电“忍痛收束军事”，9日宣布撤销抗日同盟军总部。柯庆施同志为代表的共产党人依然坚持斗争，反对冯玉祥取消抗日同盟军的决定。8月24日，中共河北省前委在张北县二井村召开会议，会议决定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领导抗日同盟军。在此期间，柯庆施同志与张慕陶等机会主义分子进行了斗争，于9月将张慕陶等人开除出党（张慕陶曾是罗章龙右倾分裂主义路线的积极追随者，后来又站到托派一边——作者注）。柯庆施同志曾试图使部队开往河北省中南部开辟苏区，但途中受阻于国民党军高树勋部。此后“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曾一度兵临北平，但遗憾的是后来终因国民党反动派的重兵围剿而失败。 1934年秋至1936年3月，柯庆施同志在担任中共北方局组织部长兼平津地区工作部长期间，与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进行了斗争。他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刘少奇是个老右倾机会主义，是个老机。”也正因为如此，柯庆施同志成了以刘少奇为代表的修正主义者的眼中钉。抗日战争期间，刘少奇、彭真等人在审干和抢救活动中借机迫害柯庆施同志，企图将其置于死地。后来江青同志发现这一情况后及时向毛主席报告，柯庆施同志的冤屈才得以平反昭雪。 1947年，柯庆施同志担任了华北解放的第一个大城市——石家庄的市长，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全国解放后，他曾担任南京市委书记。1954年9月，柯庆施同志出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1956年，柯庆施同志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1958年又被增选为中共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960年9月，柯庆施同志出任中共华东局第一书记。 1957年，柯庆施同志领导了上海的反右派斗争，反击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进攻，揪出了一批坚持反动立场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同时又注意防止反右派斗争中的扩大化倾向。这与刘邓集团起初包庇纵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进攻，后来又在群众中大肆“抓右派”形成了鲜明对此。 1957年12月25日，柯庆施同志作了名为《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的著名报告，批驳了自1956年底出现的“反冒进”思潮。提出了发扬革命朝气，打掉官气，实行劳动锻炼、深入基层、联系群众的制度，以及培养又红又专的红色专家等重要措施。 1958年大跃进期间，柯庆施同志积极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以极大的热情支持了群众运动。 柯庆施同志慧眼识英才，积极支持张春桥这样的革命左派。1958年，上海正是“资产阶级法权问题讨论”的发源地。以柯庆施、张春桥等为代表的革命者，为了贯彻毛泽东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与旧上海市委内以陈丕显、曹荻秋等为代表的修正主义分子进行了长期的斗争。 1959年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反党集团在苏修赫鲁晓夫集团的怂恿和支持下发动突然袭击，否定三面红旗、否定群众运动，并含沙射影地诽谤毛主席。柯庆施同志坚决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与彭德怀、张闻天等反党分子激烈地交锋。彭黄张周集团视柯庆施为“‘左派’司令部的挂帅人物”，对其恨得咬牙切齿。但“无可奈何花落去”，在毛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断然反击下，彭黄张周集团篡党夺权的阴谋遭到了可耻的失败。 柯庆施同志与江青、张春桥等一起，积极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同刘邓集团及其在文化界的代理人——周扬资产阶级文艺黑帮进行了坚决斗争，并热情地保护和支持新生的无产阶级文艺。早在1958年1月，柯庆施同志就在《红旗》杂志上发表了《劳动人民一定要成为文化的主人》一文，指出“文化革命是整个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重要战线”。江青同志同志倡导的京剧革命得到了他的积极支持。1963年1月，他鲜明地提出了“写十三年”的战斗口号，周扬、林默涵等对此百般阻挠，张春桥同志站在柯庆施一边，与周扬一伙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此后，柯庆施同志作了于在1963年底到1964年初作了《大力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戏剧，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服务》的重要讲话，进一步阐述了“写十三年”的思想，指出了在社会主义时代戏剧要为社会主义服务，为社会主义时代的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戏剧革命“不仅是戏剧界、文艺界一场尖锐、复杂的斗争，而且是一场‘兴无灭资’和移风易俗的革命斗争，是一场广泛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1963年，江青同志组织对“有鬼无害论”的批判也是在柯庆施同志的支持下进行的。吴自立在华东大肆活动，筹划拍摄《怒潮》为彭德怀翻案，也是他觉察后及时报告给毛主席的。1965年初，已经身染重疾的柯庆施同志支持了《评新编历史剧的《海瑞罢官》》的撰写工作，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终爆发作出了贡献。 柯庆施同志厌恶上层建筑领域那些被资产阶级“专家”统治的“龙须沟”。他积极倡导工业战线的群众运动和技术革命，为建设一支工人阶级科技队伍作出了贡献。毛泽东时代上海的工业战线曾取得辉煌的成就，并为支援“两弹一星”工程作出了重要贡献。这里面就凝聚了柯庆施同志的心血。 1962年，刘邓集团利用暂时的经济困难大刮“三自一包”黑风，妄图在农村复辟资本主义，其在上海的代理人这时也闻风而动。柯庆施同志站在毛主席一边与这股黑风进行了斗争。上海的“包产到户”就是由于柯庆施同志觉察后的及时干预被制止的。 1965年4月9日，柯庆施同志逝世。其悼词称他为“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他是无愧于这一称号的。 |
| 随便看 |
百科全书收录594082条中文百科知识，基本涵盖了大多数领域的百科知识，是一部内容开放、自由的电子版百科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