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杨献珍 |
| 释义 | § 人物简介 杨献珍(1896～1992)1926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从事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工作。从40年代起开始从事党的干部教育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被选为第一、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二、三、五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常务委员，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曾任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校长兼党委第一书记、中共中央党校顾问。他在党的干部教育方面提出“学习理论，联系实际，提高认识，增强党性”的方针，多次以《从世界观到工作作风》为题，阐发在实际工作中贯彻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在哲学方面，他提出“思维与存在的关系这个哲学根本问题也是实际工作中的根本问题”的命题；主张用“两种范畴的同一性”理论同唯心主义的同一性划清界限，认为“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是唯心主义命题，“思维和存在有同一性”是辩证法命题。在经济方面，他认为中国过渡时期的经济基础由五种经济成分构成，在发展中资本主义成分逐渐缩小以至消灭，社会主义成分逐渐壮大，最后成为单一成分，建成社会主义。 § 著作论文 著有《论恩格斯否定了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社会性质问题》、《论党性》、《什么是唯物主义》及《我的哲学“罪案”》等著作和论文。 § 生平经历 杨献珍的父亲杨延瑞是缫丝艺人，有着很高的制丝、缫丝技术。幼年的杨献珍常为父亲分担部分劳动，做些力所能及的粗活儿，从小就养成了诚实节俭、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优良品质和生活态度。杨献珍6岁时入学，12岁考入郧县私立高级小学。1913年考入省立郧阳第八中学，1916年考入国立武昌商业学校。1920年学业完成后，他谢绝了一家银行的高薪聘请，自愿留校任教。1926年，杨献珍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武汉第三区区委委员。1927年，杨献珍任湖北省第二中学 （汉口）训育主任，党总支书记，曾率领二中部分师生和武汉广大群众一道，开展了收复英租界的游行示威活动。杨献珍 1931年，杨献珍到华北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不幸被捕。在狱中，他翻译了 《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 《论民族问题》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并组织难友学习马克思主义，使一所关押政治犯的监狱，变成了共产党人的 “狱中学校”。1940年，杨献珍在担任北方局秘书长时，经常到北方局党校讲授 《联共 （布）党史简明教程》。1944年，杨献珍被调任延安中央党校，任教务处副处长兼二部主任职务。1953年，杨献珍任马列学院副院长。两年后，马列学院改名为中共中央直属高级党校 （简称中央党校），他任校长兼第一书记，虽然工作繁忙，他仍坚持讲课，向学员们传授马克思主义哲学道理。 杨献珍是一位屡遭不幸而又坚贞不屈的哲人。1927年，在白色恐怖的武汉，他曾以 “共党嫌疑”罪名被敌人关入武昌第一模范监狱。在狱中，他坚持斗争，不屈不挠，直到1929年在党组织的营救下才得以出狱。1931年，他在华北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由于叛徒出卖，他再次被抓进草岚子监狱。面对敌人的残酷迫害，誓死如归，决不变节。1959年，他因对 “大跃进”中的虚报、浮夸，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之类的唯心史观，发表不同看法，遭到降职处分；1964年，他又因提出 “合二而一”的学术观点遭到公开批判。1967年9月，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和康生一伙以 “叛徒”的罪名下令将杨献珍逮捕，押解到北京郊区一所监狱里。在狱中，他写下了一篇篇抗议、申诉材料和文章，这些文章后来汇编为一本书，名为《我的哲学 “罪案”》，成为一部哲学史上的不朽杰作。 1978年12月,中央为杨献珍彻底平反，任命他为中央党校顾问。此时，已82岁高龄的杨献珍，不顾年老多病又投入到理论研究工作中，为解放思想、拨乱反正奋笔疾书，高声呐喊。 1991年8月25日，一代哲人杨献珍与世长辞。他带走的是一生中的苦辣酸甜，留下了后人不可多得的哲学思想和道德文章。杨献珍谢世后， 《人民日报》、 《工人日报》等全国各大报纸争先报道了杨献珍同志的生平事迹，歌颂这位辩证唯物主义者的战斗精神和捍卫真理的执着品质 § 学术贡献 杨献珍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理论家、教育家，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岁月里，他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宣传和教育。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具有代表性的哲学家之一，也是领军人物之一。 图片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原理与中国的实践相结合、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结合，用有中国特色的哲学语言所建构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创新理论体系。杨献珍在1958年至1963年期间，针对日益严重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危害，顶住巨大的压力，勇敢执着地宣传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其著名的文章和讲话有：《关于规律的客观性和主观能动作用问题》、《坚持实事求是作风，狠狠批判唯心主义》、《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学说》、《离开唯物主义是危险的》、《要好好学习唯物主义》、《〈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解说》等等。他强调：“要把我们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放在严格科学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基础上。”“从‘左’的方面来的‘错误’是离开了唯物主义去观察问题，不懂得唯物主义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内在联系的。这就是那些认为在中国马上就可以跳进共产主义的一些同志们。他们的主观愿望是好的，但我们不能单凭主观愿望去办事。不需要任何物质基础就要急急忙忙进入共产主义社会，这是空想社会主义，不是科学的共产主义。”他提出了“坚持唯物主义，坚持真理，就是坚持党性”的理论命题，强调必须培养党的干部实事求是的作风，要狠狠批判唯心主义思想和由此产生的荒唐行为。 针对当时在实际工作中严重存在的把红与专、劳与逸、取与予、购与留、产量与质量等对立起来；在思想上只讲对立不讲统一，“非此即彼”、“绝对对立”的形而上学倾向，杨献珍认为只有掌握对立统一规律，才能够克服思想方法上的“在绝对不相容的对立中思维”的形而上学片面性。经过深入的考察研究，他指出：“合二而一”是中国古代思想家关于对立统一规律的一种表达法，也是一种光辉的辩证法思想。“‘一’代表一种事物，‘二’代表两个对立面，意思就是说，统一的事物是由两个对立面构成的。”我们的干部要学会自觉地掌握这个规律，把看起来对立的东西统一起来，去指导工作。杨献珍始终坚持并倡导的“合二而一”命题，运用了人民群众所熟悉的、喜闻乐见的、中国式的话语和哲学表述方式来表达对立统一规律，将理论语言转换为大众化语言，不仅赋予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科学内涵，为我们提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创新、传播的范式，而且为从“左”的“斗争哲学”转向科学的“和谐哲学”提供了理论支撑。 针对当时学术界有人提出的所谓“单一经济基础论”，即认为我国过渡时期只能以全民所有制及集体所有制的生产关系作为自己的经济基础，而其他几种非社会主义的经济成分都不属于“基础”之列，杨献珍进行了持续的批驳与抵制。他认为我国过渡时期的经济基础是“综合性”的，由“五种经济成分构成社会经济形态，或者说我国过渡时期的基础，包括以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为领导的五种经济成分。”由于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分，这就决定了在此“基础”上建立的上层建筑属于社会主义性质。杨献珍的“综合经济基础论”被视为异端邪说，遭到长期理论批判。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理论，及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实践，证明了杨献珍“综合经济基础论”的真理性，肯定了他对唯物史观的理论贡献。 杨献珍高度评价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和理论贡献。他在《沿着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道路前进》一文中指出：“毛泽东同志是我党最早认识到必须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说把它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人。……他有个突出的特点和优点，就是他极为用心地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研究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文革”结束后，刚刚解放出来的杨献珍，既批判“左”的“两个凡是”的形而上学教条主义，又批判右的全盘否定毛泽东思想的错误倾向。他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如《毛泽东同志的哲学思想丰富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辩证法》、《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八篇著作》、《沿着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道路前进——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90周年》等，高度肯定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创新和理论贡献，旗帜鲜明地指出：“毛泽东同志的哲学思想，是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解决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问题的过程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因而它是中国化了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是丰富和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他强调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党和国家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杨献珍高度评价邓小平理论的重要意义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贡献。他指出，《邓小平文选》是实现四化建设各项任务的正确指针，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小平文选中充满了唯物主义的大无畏精神，而且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当前的国情、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做到了认识和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是坚持共产党人党性的典范。实事求是，是贯穿小平文选的红线，也是小平文选的精髓。小平同志一贯重视研究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邓小平文选》正是他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方法论观察国家命运，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重大问题的结晶。因此，组织全党全民认真学习《邓小平文选》，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具有重要意义。 杨献珍致力于研究、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勇于创新，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做出了重要贡献，在诸多方面为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提供了哲学支撑和理论借鉴。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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