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梅山教 |
| 释义 | § 文化载体梅山文化 梅山峒民们表达思想，传递信息，反映生活，记事传书，甚至宗教教义都用歌谣表现。梅山歌谣，组合起来，就是梅山人历史的再现和写照。在记事传经方面，他们有峒事歌、族歌、节气歌、樵歌、秧歌等，这些歌或直传史事，或细唱传文，或详述经历，或明教事理。如史诗《酒歌》有3000多行，内容包括天文地理、部族迁徙、人伦教育、民情风俗等，是一部综合学科价值极高的史诗。梅山诗歌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色彩，立足生活，想象丰富，意境奇特。同时，音节匀称，顿数整齐，具有音乐之美。小孩从懂事起就由父母或兄弟姐妹教唱，以代代相传。这些诗歌和《炎帝传说》、《神农传说》、《孟姜女传说》等诸多传说一道都是中华民间文化宝库中的颗颗明珠。 作为梅山文化中的艺术，也五彩斑斓并独呈风采。如变化万千的剪纸艺术，被称为民间美术一绝的滩头年画，梅山文化区惟一的表演艺术———布袋戏，等等。 下篇：保护与利用 梅山文化是楚巫文化中的一颗灿烂明珠，其影响之大，辐射海内外。但是，由于社会物质化程度加速，民众生产和生活方式的迅速变化，再加上时间的不可逆转以及民间老艺人的相继去世，许多梅山文化的事象和民俗珍品正在迅速流失或消亡。那些记录着宝贵文化信息的的古老建筑正一处接一处地拆毁或坍塌；老一辈视如珍宝般传下来的器具、经籍、谱牒正一批接一批地毁坏或流失，而古老的民间绝艺、风俗习惯、渊源典故和方言谣谚，则因为年轻人的无暇顾及或不屑一顾，正随着老人的辞世一项接一项地断传或消散。因而，梅山文化的保护问题迫在眉睫。 对于梅山文化的研究，其价值远不止于学术意义上的认识作用，从上面例举的事象来看，其可利用价值是多方面的。 可以利用其丰富多彩的文化资源，繁荣我们的文艺事业。如著名花鼓戏《刘海砍樵》就来源于城步白水洞的“刘海故事”，明代的《杨家将演义》的许多章节来源于城步“杨家将”系列故事。如今，梅山文化区神话传说故事可继续为小说创作、戏剧创作提供源泉。众多的歌谣可丰富音乐艺术，花瑶服饰绣绘、滩头年画等可为美术创作提供素材，“布袋戏”、“傩戏”则可为戏剧脚本、综合表演提供艺术营养。 可以利用其独特民俗风情及自然风景名胜，推动旅游事业的发展。“旧不与中国通”的梅山文化区多为奇山、异洞、古木、怪石以及原始古朴的自然村落，这些都是不可再生的旅游资源。而原始风貌极浓的民俗风情又为这些旅游资源赋予了神奇瑰丽的人文背景。二者结合，极富旅游价值。若加以适当地开发，如修建“梅山文化民俗村”，将奇特的民俗风情合理取舍，浓缩其中，必将对游人有着巨大的吸引力。 此外，梅山文化中的民间中草药单方，亟待医药界进行研究，为现代医学发展服务。简捷而古朴的民间武术，古老而简朴的民间冶铸、制陶和织染术，等等，也都具有不小的开发空间。 值得高兴的是，在社科学术界，自从在1988年5月召开的“中国长江文化研究会”上，“梅山文化”的学术地位正式确认后，在短短的十几年内，梅山文化的研讨由区域性范围扩大到全国性乃至世界性范围，这为梅山文化的保护提供了很好的学术基础。在记者的采访中，许多专家呼吁要建立多样化的保护机制和保护手段，利用现代高科技成果，发挥资料馆、音像、图片等特殊功能来保护这些民俗珍品。难能可贵的是，许多学者还一边呼吁一边亲入田野发掘抢救。 在梅山本土，一些地方政府也相继作出了积极反应：邵阳市和隆回县正紧锣密鼓地筹划举办新一届梅山文化学术研讨会；冷水江市专门组建了“梅山蚩尤文化研究中心”，征得了40名志愿者展开抢救性的田野调查；新化县则由县政协牵头扩充了原“梅山文化研究会”机构，举全县之力打造地方文化品牌…… 可以预期，随着国家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的正式启动，梅山文化课题的发掘整理与研究开发必将乘风步入一个全新的阶段。 古梅山地区是湖南在历史上被中央王朝开发得最晚的一块土地，它的中心地带今新化县直至宋熙宁五年（1072）才被开发，所以叫做“新化”。梅山文化作为湖南腹地的一种最古老的原始文化，无论从它所处的中心地理位置还是被开发得最晚这点来看，都可以视为湖湘文化的一个内核。研究它，对于我们深入地研究湖湘文化至关重要。然而，我们在研究梅山文化的过程中，竟然发现“梅山”二字与梅山文化本身及该地区的社会、自然环境在语义上均没有任何内在联系！这的确是一种奇怪现象。 此“梅山”之名究竟缘何而起，这里面隐藏了一些什么样的历史真相？ 考诸史料，此“梅山”二字的最早文字记载见诸宋开梅山前夕欧阳修、宋祁所修的《新唐书》，其“列传第一百一十一”有这样一句话：“ 向瑰召梅山十峒獠断邵州道，顼掩其营”；其后宋史始有传：“梅山峒蛮,旧不与中国通,其地区东接潭,南接邵,其西则辰,其北则鼎澧,而梅山居其中。”（见《宋史·梅山峒蛮传》）宋以前，所谓的“梅山”在外人眼里本无该名。汉时称其人为“长沙蛮”，三国时称“山越”，隋称“莫徭”，到了宋代才称“梅山蛮”。这就不能不使我们怀疑：“梅山”二字，是宋开梅山时宋儒们对古梅山方言“meisan”语音的一种主观性文字记录。“meisan”方言原来应当有自己的含义，因其不被宋儒所理解或接受，所以他们根据音同和音近原则，用他们所喜爱的“梅”字来记录这个方言读音，谓之“梅山”。此后，随着梅山建县，汉文化在梅山地区逐渐稳固，约定俗成，古梅山方言“meisan”音节固有的意义和它所包含的原始文化信息便彻底湮没了。 这种记录文字与原有方言语义的脱节，给后来的史学家们和今天的梅山文化研究者留下了一个疑点，所以人们总是在为此“梅山”名字的起源而寻找依据。 迄今为止，关于此“梅山”名字起源的解释主要有以下三种代表性观点： 一种观点坚持认为起源于自然物产。以为既然名“梅山”，肯定同“梅子”或“梅花”有关。但事实上，所谓“梅山”并不盛产梅子或梅花。为了自圆其说，持此观点的人便编了一段故事，清•道光《宝庆府志•山川考二》：“梅山距今治四里，按旧志相传：是山无草木，一岁忽有梅枝插石上，日就荣茂。岁久，涸枯，根干几尽，犹见影于石后，人皆以为仙迹，故名。”这个解释显然太过于荒诞，欲盖弥彰，不足为训。 另一种观点认为梅山之名起源于人名姓氏。方清《图志》、《湖南考古略》、光绪《益阳县志》等史书均说：梅山以梅鋗家此而得名。此说为旧时的正统观点，流传甚广，影响很大，今人大都沿用这种观点，然而其破绽至少有二： 1、考梅鋗是汉长沙王吴芮的名将，因他灭秦有功，其主吴芮被刘邦封为长沙王，“梅鋗从吴芮之国长沙，以益阳梅林为家，遂世有其地。”（见《楚宝》）然而，如果“益阳梅林”即指宋史所说的梅山峒蛮领地，那么，梅鋗封居其地，足以说明早在汉代梅山即已被中央政权所认知和占领，为何此后至宋开梅山之前的1000多年间，“梅山”在正史上又没有了任何文字记载？而此间诸史在描述梅山蛮“作乱”时，对“梅山蛮”又分别以“长沙蛮”、“山贼”、“莫瑶”等述之，不直呼其为“梅山蛮”？ 2、梅山既以梅鋗姓氏得名，梅山地区梅鋗的后裔即姓梅的人应该很多，但实际情况恰恰相反。以梅山腹地新化为例，据1996年版《新化县志》第四章姓氏1988年的统计资料，该县姓梅的仅1人！那么，梅鋗的后裔们又到哪里去了？如果不是因为政治避讳、战争、迁徙或瘟疫等原因，这种状况是不可能出现的，而考湖南历史，并无有关梅姓在湖南遭此类变故的文字记载。 显然，这种说法也是不可靠的。它仍是宋以后的儒生们为梅山之名而在正史上找依据的一种牵强附会之说。这是旧时的史学家为突出某地之地望渊源而惯用的手法。 第三种观点认为梅山之名可能源于苗语“皋芈（mi）”。说“皋芈”汉译为“芈山”，“梅山”是“芈山”的异写，其义为“这盛长枫木的土地是芈王族子孙居住的地方。”此说是今人试图探讨梅山得名的一种新的解释，已经看到了宋儒所记录的“梅山”与原有方言语义的脱节，并且注意从语音和梅山文化的某些内涵上来解析梅山之名，思路正确。但此说忽略了一个民族学方面的问题，即梅山蛮的民族构成虽然包括苗族，却也包括其他多个民族，而且其主体还是瑶族！可见，这种仅以苗语来解析梅山得名的说法也是说不通的。 那么，梅山方言中的“梅山”(meisan)原义究竟是指什么呢？这是一个千古之谜！ 我相信，随着它的被破译，宋以后在民间流传的梅山教中的许多神秘东西就会得到合理解释，而梅山文化的真正价值也会显露出来。 § 据《续资治通鉴》记述 ，梅山土著有“扶、苏、石、卜”4大姓。 上世纪末，我们开始对新化、冷水江、涟源、新邵、隆回等古属上梅山的县市和下梅山的安化县进行田野调查，发现这些地方，几乎是上了百人的姓氏都修族谱。特别是新化县1991年的《县志》上记载的267名姓氏，百人以上的110来个，修了族谱的竟达105个。这105个姓氏，100％自述为汉族移民后裔；其中88％自述是从江西迁过来的。令人费解的是，前述土著4姓，苏扶二姓竟也自称移民，而且有根有据，不容置疑。后来我们还访问过几个姓卜的、姓石的，都异口同声地自称为“汉族”：祖上从江西迁过来的。那么，梅山土著到底是哪些民族？他们都到哪里去了？目前学术界大致有两种说法，一说是瑶族，一说是苗族。至于去向，则二说归一：早在清同治年间，他们就从新安二化迁徙到湘南黔桂山区去了。我们的调查结果，却说明目前下结论还为时过早。我们认为：当初梅山土著被称为“土著”时，无所谓“瑶”或“苗”，而是统属于大汉族强加的歧视性他称“蛮獠”或“莫徭”，族称是后来逐步形成的，区别他们族群种属的基础，是他们在不同的自然条件下形成的生存方式。在河谷平镇里捞鱼赶鸭种水稻的稻作族群，被汉人称为“苗子”，即今天苗族人的先祖之一；在山头坡顶赶山打猎种旱粮的旱作族群，被汉人称为“徭人”，是今天瑶族人的族源之一。若按族群的综合实力划分，梅山土著的民族结构应该是以今天的苗族为主体，瑶族次之，其余则为陆续逃亡进山的汉族流民结合古越人的余绪。至于“梅山”的得名，据有关专家考证，是源于苗语的音译汉称，原意为“这长满枫树的山冈是我们先祖居住的地方”；而“莫徭”，则正是汉语“苗”字的反切读音。直至清嘉道年间（公元1796—1850），崇拜梅王的梅山土著主体，仍是今天的苗瑶诸族。 自从“乾嘉苗瑶起义”（公元1795—1832）被镇压之后，清廷在湘中各地厉行“设苗防”、“禁苗俗”、“杀苗子”的苛政。在这样的高压时局下，许多梅山土著都迁走了。部分迁到今天新化西南的隆回、洞口、绥宁、城步等地，另有一部分则迁到湘西、黔东南、川、滇、桂、粤乃至东南亚，如今那里的苗瑶后裔仍奉梅山为“祖山”，就是一个最有力的证明。当然，迁走的并不是梅山土著的全部，没迁走或迁不走的也有相当一部分，他们则已经同化于汉族。虽然这种“同化”可能出于无奈。因为走不了的，为了生存下去，就必须要隐瞒身份并且借同姓的汉人名士的盛名即认汉人为“祖宗”来证实自己确非“蛮獠”。这就能解释为什么梅山人要在清中叶大修族谱，而且要改宗附会汉人名士？例如当时号称显姓大宗的新化苏氏在修族谱时就曾附会其始迁祖苏子旺为苏辙长子。原来这竟是梅山土著得免杀头之灾的护身法宝！要不，他靠什么来保住自己一家老小乃至亲朋九戚的脑袋？那么也就是说，在如今这些古属梅山县市，大量自称是汉人的原住民就是那些没有迁走的梅山土著后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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