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林达 |
| 释义 | § 简介 林达，是一对美籍华人作家夫妇合用的笔名。另有“丁林”、“Dinglin2”等笔（网）名。夫为丁鸿富，妻为李晓琳。他们都于1952年出生在上海，1978年进入大学。曾在黑龙江省插队。1991年移居美国。 § 成就 林达的书，在中国大陆风靡一时，被誉为是介绍美国最好的作者之一，是中国的托克维尔。同时，林达在《南方都市报》、《新京报》、《南方周末》等报刊开设专栏，不仅有时事评论，还有散文和特稿。林达的文字朴实自然，富有洞见，写作领域涉及宪政、法治、历史、国际关系，是少有的全能型作家。[1] § 著作 “近距离美国”系列 《历史深处的忧虑》（之一）（台湾版名《辛普森案的启示》） 《总统是靠不住的》（之二） 《我也有一个梦想》（之三） 《如彗星划过夜空》（之四） 旅游笔记 《带一本书去巴黎》 《西班牙旅游笔记》（台湾版名为《西班牙像一本书》） 文集 《扫起落叶好过冬》 《一路走来一路读》 《像自由一样美丽——犹太人集中营遗存的儿童画作》 译作 《汉娜的手提箱》 《克拉拉的战争》 《盖比橱柜的秘密》 § 背景 从1997年以来，林达先后出版了“近距离看美国”系列《历史深处的忧虑》、《总统是靠不住的》、《我也有一个梦想》以及《从边缘看世界》等书，行销数十万册，引起很大反响，今年出版的《带一本书去巴黎》也成为热门读物。 其实林达是两位作者合用的笔名。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移居美国后，就像他们在一本书的前言中所写：最初落脚点的选择十分偶然，他们落在了美国南方，那是在现代机械化大农业挤兑之下的传统农村。 他们因同样的谋生劳作开始和美国的普通人建立友谊，开始了解这个不寻常的国家。他们看到的美国完全在意料之外，法治所保障的，是个人不受到他人或政府的侵犯。在这个保障下，百姓五花八门地享受着最大可能的个人自由。个人自由，这才是美国公民最关注和维护的东西。这一切让人好奇。 于是林达开始给朋友写信，不仅写出见闻，也试图写出美国现象的制度根源，写出大厦如何在常识常情的基础上建立起来，而每个普通人的个人自由，为什么竟可以是一个大国的立国之本。 这两年国内学术界正在反思法国大革命，反思卢梭，林达离开美国之后的写作涉及了巴黎，用林达自己的话说，其实只是触动了法国的一小段历史，可是这段历史曾赋予“革命”一词以神圣的光环，不论它裹挟着怎样的血腥，它似乎总是对的。正是由于另一种生活方式让人对个人自由有了新的观照，人才能够回过头来，重新打量法国式的自由口号，林达想写出民众曾经呈现的另一种面貌。[1] § 作品评析 林达是个很会讲故事的人。这套《近距离看美国》，四本书，时间跨度达8年之久，洋洋洒洒十几万字，向中国读者详细介绍美国政治历史以及民主的演变过程：《历史深处的忧虑》侧重在美国宪法权利法案的解读，《总统是靠不住的》关注美国三权分立的制衡机制，《我也有一个梦想》对准种族问题，《如彗星划过夜空》是对美国宪政演进的思考。 中文维基百科关于“林达”的词条里有句这样的话：“他被称为‘中国的托克维尔’”，其评价不可谓不高。读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感觉到的是一个浸淫西方启蒙思想的欧洲人，对新大陆一切政治进程的好奇和佩服，读林达《近距离看美国》，体会到的是一个从小被灌输国家制度信仰之人，对这个批判多年制度的另一种认识。原来，我们的价值认同乃是建立在无处不在的意识形态的偏见之上，消除了偏见，所谓的信仰竟然荡然无存，无疑是一种苦涩的幽默。 以一个中国人的视角观察外国，类似这样的书很多，但大多数书都逃不出两个硬伤：首先，只求皮毛。不知是作者的有意，还是无能，很多书都把视线放在表面事物的观察，没有进一步探讨的决心和勇气。其次，我们把这样的书称为“中国人的视角去观察外国”，那么如果还是以中国人的思维去看待外国的大事小情，其实又陷入了两种意识形态的对立之中。这样的书委实是太多了。林达这套书比较的避免了上述硬伤，一开始林达就讲问题引入深处，比如美国的三权分立体系，比如他的种族问题，这些我们看似熟悉其实都很陌生的问题，也是我们最容易引起误读的问题。另一方面，作者思考的角度很多，摆脱了一元式的中国思维，将美国问题美国化，这是林达最大的贡献。 当然，书中反复强调美国制度及宪法的优势，这难免会让很多人对此有所不满。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制度优势或者宪法优势，确实是我们需要学习的榜样。另外，美国的宪政历史，也经历了我们当前的困境，比如南北战争前，北方各州废除奴隶制的举动，其实也是自己改革自己之举，作者将此举归于北方政治局的人道主义考量和朴素的宗教信仰。而此时南方各州，处于经济利益以及不开化的民智，依旧力推奴隶制。利益集团把改革的大刀砍向自己，这份勇气着实令人佩服，倘若以此来观察当下所谓“碎步走”的政改，不知道我们进化的更聪明了，还是退化的更保守了，唯有一声叹息聊以安慰。 在第四本《如彗星划过夜空》里，有两段值得玩味的话，摘录出来分享： “美国归根结底是一个自然发展的社会，始终不是靠一个威权在强行操作社会。由人性本身弱点导致的社会问题，美国样样都有，很自然会暴露出来。正因为是自然发展，该发生的问题都发生过，也遇到种种危机，美国社会也在两百多年前制定的宪法原则下，自然顺应地以完善制度来应对。可是这种同步的自然、缓慢的进程，化解了许许多多危险，回首望去，真是很悬。假如不是这样，假如制度完善的速度，远远落在政府的能力强化的速度后面，也就可能约束不住，政府就可能成为一匹脱缰野马，擅行其道。 再仔细一想，一些制度转型较晚的国家，面临的就是类似的危险。政府的发展先行一步，待开始制度转型，政府本身的规模已经是巨无霸了。制度转型需要漫长的时间，可是，在新制度完善之前，政府能力却已经非常强大、制约很困难了。也就是说，社会失去了一个制度生长、政府生长、民间社会生长，三者同步生长和磨合的过程。在转型开始的时候，各方力量同步壮大的平衡已经被打破，劳工和民众不仅是极弱势，另一方面，他们也不会像100年前工业革命刚刚开始时的民众那样，认为自己理所当然地应该吞咽一切苦果。”[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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