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杰克·凯鲁亚克 |
| 释义 | § 人物生平 杰克·凯鲁亚克 杰克·凯鲁亚克（JackKerouac，1922～1969）于1922年3月出生于马萨诸塞州古老的纺织工业城镇洛威尔一个工人家庭。洛威尔曾经作为新英格兰的纺织中心而兴盛过。但当凯鲁亚克出生时，它已经萎缩变得很穷了。他的父母亲是来自加拿大魁北克的法国移民，所以在学英语前他说一种叫"joual"的法语方言。他是家中三个孩子的最小一个，九岁时他哥哥Gerard死于rheumaticfever，让他很伤心。他是个热情又严肃的孩子，爱他的妈妈Memere，和许多男孩子建立了珍贵的友谊。很小他就爱编故事，常听一个叫"阴影"的神秘色彩的广播节目，后来又喜欢上了托马斯·沃尔夫的小说，这影响了他一辈子，他所有的小说都是用第一人称写的。 直到六岁，凯鲁亚克才开始学习英语。父母都是罗马天主教徒。父亲列奥·凯鲁亚克开了一家印刷厂，足以维持全家生计。杰克排行老三，是家中最小的男孩，其童年生活是平静和幸福的。四岁时，比他大五岁的哥哥杰拉德因病死去，凯鲁亚克对此印象极深。在他看来，杰拉德天资聪颖，对小动物尤其有怜悯之情，却被死神无情地带走了。家庭的宗教信仰及哥哥的过早夭折，使凯鲁亚克从小便相信再生来世。这种思想一直在其创作中表露出来，小说《杰拉德的幻想》（1963）便记叙了哥哥死前的情景。他后来笃信佛教可追溯到此事。他从小就喜欢文学，迷恋歌德、雨果等人的作品。凯鲁亚克自幼生性腼腆，但却喜欢运动（骑马、棒球、足球），热衷于阅读文学作品。从中学便养成了随身携带笔记本的习惯，记录下周围的人和事——家人、朋友、邻居的日常谈话、广播节目、电影中人物新奇的表达方式。他阅读广泛，从《哈佛文学经典》的英、法、俄、德、美国作家到当代作家的作品，诸如萨洛扬、海明威等等。精典文学典故和街头下层人民的日常口语是他作品语言的两大特色，前者显然受益于他这种自幼（一直到进入大学）对世界名著的酷爱与熟悉。 1936年，流经洛威尔的梅里马克河泛滥，摧毁了城内众多建筑，凯鲁亚克父亲的印刷厂受到严重损失，债台高筑，不得不卖掉印刷厂，以打短工为生，家庭经济开始恶化。父亲破产后长期患病，哥哥夭折，母亲被迫到一家鞋厂干活以养家糊口。这一切，在他幼小的心灵上留下了无法治愈的创伤。父亲把希望寄托在擅长体育（特别是足球）的凯鲁亚克身上。1939年，由于在橄榄球上的出色表现，波士顿学院和纽约哥伦比亚大学都允诺向凯鲁亚克提供奖学金。也就是在这时，他同玛丽·卡勒相识，并坠入爱河。他得在波士顿和纽约之间做出选择。去纽约意味着离家，也要同玛丽暂别。最终，出于对旅游的热衷和对新奇事物的渴望，他毅然去了纽约，在进入哥大之前上了一年预备学校。同玛丽的这段恋情，在小说《玛吉·卡萨迪》（1959）中有所记述。一年（1939～1940）时间过得很快，他学业优异，并带领学校足球队获得了冠军。这段时期，除了继续阅读文学作品（特别是惠特曼和托马斯·沃尔夫的作品），他尤其喜欢自由奔放、不拘一格的爵士音乐，这直接影响到他日后所主张并实践的自发式写作风格。在纽约的第一个学期，他结交的都是有钱人家的孩子，常常跟同学一起出入娱乐场所。1940年，他因为买不起白色礼服而不被准许参加自己的毕业典礼，他只好坐在听得见毕业典礼的体育馆后面的草坪上，嘴里嚼着草叶，读惠特曼。暑假里他回到家乡洛威尔找朋友玩，这帮朋友给他取了个外号叫“歪歪”，这本来是一个酒鬼的外号，可见杰克那时就常常醉酒。 在哥大事情变糟了。开学后杰克在训练中摔伤了腿，腿伤好了之后长期沦为替补，有一天教练责备他打不好比赛，他父亲的事业也完蛋了，成了个酒鬼。年轻的凯鲁亚克很灰心很迷茫，他一气之下收拾行李离开了学校，接连在服装厂、修理站、餐馆等地打工。后来一边做体育记者，一边阅读、写作，没过几个星期，他就厌倦了体育记者的工作。“珍珠港事件”爆发后，他跟伙伴一起报名参加海军。在等待集训通知期间，他有点等不及了，又刚好碰到一群商船水手，他就跑到一条轮船上做起了帮厨。在船上他继续写作。他所在的货船还运送炸药，曾经向遇上的德国潜艇发起过进攻。他用这些经历创作了小说《大海是我的兄弟》。二战开始了，他参军但不能适应军队的生活。开始跑船，不在船上时与一帮人在纽约闲荡：哥大学生艾伦·金斯堡和露西安·卡尔，住在市中心的年长一点的古怪而有学识的威廉·伯罗斯，和一个来自丹佛的快乐的路痞尼尔·卡萨迪。那时克鲁亚克已经开始在写一本小说，风格象托马斯·沃尔夫。小说讲他的疯狂的城市生活与他的传统的家庭观念的冲突带来的痛苦。他的朋友们喜欢它，金斯堡要他哥大的教授们帮忙找地方发表。这本成为克鲁亚克的第一部小说，是他唯一的一部传统的小说，《小镇与城市》。这虽然确认了他作家的身份，但没有给他多带来多少名气。 杰克总是不停地在写，无论在做什么时——开车或旅行，乔伊斯·约翰逊说:“对于凯鲁亚克，写作是一场反抗虚无感和绝望感的战争，它们经常淹没他，无论他的生活看上去多么安稳。他曾经说，当他老了后，他绝不会感到厌倦，因为他可以捧读自己过去的所有冒险史。” 1940年，在一次足球比赛中，凯鲁亚克受伤骨折。其家庭这时已迁往纽黑文。但是，他厌倦那里的学院式教学，并且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他中止了哥大的学业，未毕业就离校而去。回到纽黑文，又随父亲迁回洛威尔。1942年，凯鲁亚克在商船上干活，10月回哥大继续读书。不等期末又迁回洛威尔，等待应征入伍。1943年2月，他加入美国海军服役。可在营地训练时，他却躲在图书馆里看书，遂以精神症为由被送进精神病院，一个多月后被除名退役。1942年担任《太阳报》的体育记者，战后从事写作。1952年，他在旧金山南太平洋铁路上当过搬运工，游历过美国各地和墨西哥，也曾去美国博物馆寻根他来到纽约，在曼哈顿埃迪·帕克（一个学习艺术的大学生，后来成为他的第一任妻子）的公寓住下。威廉·巴勒斯、金斯堡、卢西·卡尔等“垮掉的一代”伙伴常常来此聚会。1944年8月卡尔杀死了一个欲对他进行同性恋骚扰的男人，凯鲁亚克亦因被控犯包庇罪而被捕，后被埃迪保释出狱。10月，他再次到商船上干活，然后返回纽约同巴勒斯、金斯堡同居。年长的巴勒斯对凯鲁亚克和金斯堡来说，既是朋友、长者，又是教师，他毕业于哈佛大学，热衷于文学、语文学、人类学，出生于名门望族（母亲是南北战争中南方著名将领罗伯特·李的嫡系后裔），本来可以在仕途上平步青云，但他厌恶贵族的情趣和生活方式，青年时代便染上了毒瘾。尽管有稳定的家庭接济，他却喜欢浪迹天涯，到过世界的许多地方，曾在墨西哥长住，同下层人民广泛接触。其小说《贩毒者》（1953）记述了吸毒的体验。但奠定其在美国文学史中地位的，却是小说《裸露的午餐》（1959），其中涉及吸毒、同性恋，用超现实主义的拼贴手法写成。这两部小说首开美国毒品小说之先河。 1946年5月，凯鲁亚克的父亲去世，他开始创作第一部小说《镇与城》，于1950年出版。这部小说基调悲哀，如同一首挽歌，以作者本人的家庭沉浮变迁为线索，以他“垮掉的一代”的伙伴为原型，表现的是在工业文明惰势下小镇的传统社会道德价值同城市中令人眼花镣乱但危险丛生的精神和物欲追求之间的冲突。小镇家庭的温馨同移居到城市后的绝望、失意，形成鲜明的对比。全书的宿命论色彩纯粹是凯鲁亚克式的。有的批评家认为“镇与城这一问题，在凯鲁亚克看来已成为小镇和城市亦即上帝和他的创造物（人类）之间冲突的一个象征”。值得一提的是，正如他后来的小说，《镇与城》对世界和人生的看法可以追溯到爱默生、麦尔维尔、梭罗、霍桑这些美国文学巨匠，它崇尚自然、灵性的至高无上，强调直觉，张扬个性，反对理性的超验主义和神秘主义，其自发性写作风格已初见端倪。 1946年，凯鲁亚克同尼尔·卡萨迪相识。卡萨迪是《在路上》主人公狄安·莫里亚蒂的原型。在“垮掉的一代”伙伴中，他是个“天使”兼“恶魔”似的人物。正如《在路上》所示，其父亲是个酗酒成性的流浪汉。1926年，他父母正在流浪，途经盐湖城时，在一家慈善医院生下了他。他从小就野性十足。1928年，他随父母迁往丹佛，混迹于乞丐、酒徒和流浪汉中，其绰号是“速度极限”和“速度极快的家伙”。其童年生活在自传《第一个第三者》中有所描述。他长得一表人才，读过不少书，思维敏捷，行动果断，谈吐机智。在受过教育的“垮掉”伙伴中，他并不自卑，相反却独具魅力，颇得女人青睐。同时他也与凯鲁亚克、金斯堡有同性恋关系。1940年至1947年间，卡萨迪偷了五百次车（并非为了钱，只是为了“在路上”的游历）。1946年，他从丹佛到纽约时已被逮捕七次，过了一年多的监狱生活。凯鲁亚克在1972年出版的小说《戈迪的幻想顺描述了卡萨迪交织着善与恶的传奇故事。在凯鲁亚克看来，卡萨迪的执著坚毅、热情疯狂与玩世不恭，最能体现“垮掉的一代”作为“局外人”的个性。杰克·凯鲁亚克1950年，《镇与城》出版，销路不佳，反应不一。凯鲁亚克回到丹佛，同卡萨迪一同到墨西哥城（《在路上》第二部描述了这段经历）。11月，凯鲁亚克同埃迪·帕克解除婚约，同第二任妻子琼·哈维蒂结婚，住在纽约，开始为20世纪福克斯公司写电影脚本。1951年2月，卡萨迪给凯鲁亚克写了一封长达两万三千字的长信，用自由联想的方式记述了他复杂的性爱关系。受到这封信的启发，凯鲁亚克花了二十天时问，在服用安非它命后，坐在打字机旁用长达一百二十英尺的打字纸写出了《在路上》手稿（1957年，由他自己和出版社修改过的《在路上咄版，其结构酷似《镇与城》，尽管仍保留了自发式写作的风格）。 1952年，在新墨西哥城巴勒斯的公寓里，凯鲁亚克写出了小说《萨克斯医生》，副标题是“浮士德第三部”。传说中，德国巫师、星相家浮士德博士把灵魂卖给了魔鬼，这是西方文学中探讨上帝、魔鬼与人性关系的一个永恒题材，凯鲁亚克也有意以此表现精神世界的复杂性。这部小说分两部分。萨克斯的一生无疑有巴勒斯的身影。第一部分叫做“帕塔克特维尔的鬼魂”，作者用童年的眼光回忆童年时在故乡洛威尔梦见镇外的萨克斯医生（一个半恶魔、半浮士德博士式的人物）的恐怖情景。余下的一部分，运用了诸如电影脚本、街头市井俗语、法语、报纸剪贴、滑稽可笑的闹剧写作、哥特式氛围等方式，表明其自发式写作技巧已日趋成熟。 1952年至1953年，凯鲁亚克辗转来往于旧金山——新墨西哥——纽约——旧金山之间。他同卡萨迪一样，在铁路上当司闸工，生活很不安定，可正是这两年，他却写出了两部小说《玛吉·卡萨迪》和《地下人》。前者记述他少年时代同玛丽的爱情故事，其中也包含着同第一任妻子埃迪·帕克的惰史，富于戏剧性。在浪漫情恋的欢悦与现实生活选择的悲凉中展开，结局是绝望的。后者追忆作者（小说中的作家列奥·贝尔斯皮耶）同一个黑人姑娘（书中叫玛尔杜·法克斯）的爱情故事。玛尔杜住在纽约波希米亚聚集区（来自下层，“地下人”的寓意即在于此），她同其他一伙年轻人（实际上是《在路上》中狄安·莫里亚蒂的伙伴及追随者）的乱七八糟的生活方式在小说中亦有反映。小说用列奥·贝尔斯皮耶的独白叙述，以玛尔杜的背叛而告终。自发性写作方式在小说中可以说达到了极致，从不间断、跳跃而又起伏的长句有时竟达半页之多。 1954年至1957年算是凯鲁亚克创作成果最丰硕的几年。这时他醉心于阅读佛教及禅宗经典（特别是大乘佛教），还写了大量有关对佛教感悟的手稿（都未出版）。长久荣绕在凯鲁亚克头脑中的一个问题是：上帝无处不在，但又似乎难以捉摸。现实的存在只不过是一个虚幻。佛教教义的“空幻”说颇能使他共鸣。佛教主张的灵魂的寂灭永生这一停论使他明白，上帝所创造的一切生灵的痛苦都是神圣的，人的所有欲望并不是“恶”的象征。西方传统宗教的“人性原罪”这一道德二元论同大乘佛教、禅宗，尤其是老庄哲学“天地与我重生”、“万物与我为一”这些思想是对立的，因此一切（人的思想和行为）应顺应自然。这便成为“垮掉”哲学的又一人生信念，他们并以放荡不羁的生活方式及“自发式写作”来身体力行。对佛教禅宗的研读使凯鲁亚克的烦恼得到些许解脱（最令他苦恼的是写得多但出版不多）。写于1954年至1957年间并于1957年出版的诗集《墨西哥城布鲁斯》包括242首短诗，反映了他对人生重大问题（生与死）的思考。写于同年的长篇小说《特丽斯特莎》，讲的是一个同他一起吸毒又是他的悲哀中的抚慰者的墨西哥姑娘的故事。1956年他写成了《孤独的天使》第一部（记叙他在旧金山伙伴中的经历）。1957年，写完《达摩流浪汉》。所有这些作品无不贯穿生命无常、因而需纵情享受这一凯鲁亚克式的佛教——禅宗感悟。 凯鲁亚克的创作生涯终于迎来了转机。1955年，《在路上》前两部分别在《新世界写作》和《巴黎评论》上发表。同年，金斯堡在旧金山“六画廊”朗读《嚎叫》，大获成功，标志着“垮掉的一代”作为一个文学流派的正式登场。1957年10月，得力于评论家马尔科姆·考利的推荐，《在路上》由维京出版社出版。此时凯鲁亚克已满三十五岁，但由于纵酒，身体也日渐虚弱。尽管评论家对他的作品褒贬不一，但他已远非无名之辈，作品得以陆续出版，经济情况也有所改善。突如其来的成功让克鲁亚克很不适应。多年的闷闷不乐，一下子成了大众明星，但他比人们期望的要老得多，伤感得多。评论家们嘲笑他的作品，认为垮掉派只是一种时髦，克鲁亚克觉得他的作品不是。他变得很忙，频繁出现在电视节目里，给杂志写文章，还录了三盘专集。但他再不能象一个严肃的作家那样工作了。他养成了酗酒的习惯，这可能是为了与他在《在路上》中的疯狂形象保持一致。跟不久前的柯特·柯本一样，他在他的艺术里直露地表达了他的不快乐，但没人认真看待。1961年，他花了十天时间写出了小说《大瑟尔》，记录了他在加利福尼亚西部海岸风景区大瑟尔疗养期间身心交瘁（因纵酒）的迷乱思绪。 1962年至1969年期问，凯鲁亚克在佛罗里达州和新英格兰之间频繁迁居，同母亲居住在一起。1966年同幼年时代的朋友桑帕斯的妹妹斯特拉（第三任妻子）结婚。1965年，他写完了记述他到巴黎寻访家族史的小说《萨托里在巴黎》，该书于1966年出版。两年后，其最后一部小说《杜鲁阿兹的虚荣》出版，杜鲁阿兹也就是作者的化身。该书记述了他在故乡洛威尔以及哥伦比亚大学踢足球的经历，也回忆了从二战期间一直到他父亲死去的1966年他本人及家庭的一系列事件。“虚荣”一词虽说暗示的是他自己的过去，似乎也在总结始于童年时代的文学追求，包括性爱等等，在他看来这一切只不过是过眼烟云。他生命的最后岁月就是在这种“自我放逐”的孤独心境中度过的——同母亲、妻子住在一起，纵酒、看电视、听音乐，逐渐与“垮掉”伙伴远离。写完《在路上》之后，凯鲁亚克就逐渐文思枯竭。但他一直自视甚高，同评论界的普遍看法形成较大反差。因此，他感到抑郁愤懑，1969年10月21日，他因酗酒在佛罗里达圣·彼德斯堡医院逝世。就在前一年，尼尔·卡萨迪H在路上》中狄安的原型也告别人世。金斯堡、霍尔姆斯等“垮掉”派作家，还有亲属、记者等二百多人参加了在洛威尔举行的葬礼。 § 主要作品 凯鲁亚克是美国五十年代中期崛起的“垮掉的一代”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一生共创作了18部小说，大多带有自传性质。他的第一部小说《小城镇与大都会》 （1950）是一部按照风俗和历史事件的编年体例来描写家庭和社会的史诗，当时并未引起社会的注意。 《在路上》 （1957）则是在几个星期之内写成的，以后几年没有再修改，小说结构松散，断断续续，描写一群年轻人的荒诞不经的生活经历，反映了战后美国青年的精神空虚和浑浑噩噩的状态。凯鲁亚克的第三部小说《地下室居民》 （1958）叙述了一群“垮掉分子”在旧金山整日酗酒，纵欲、吸毒的所谓生活。 《流浪的达摩》 （1958）题材与上一篇小说相似，但蕴含着某种高深的东方哲理。接着，凯鲁亚克又有两部小说闪电般地问世《萨克斯医生》 （1959）和《麦琪·卡西迪》 （1959）均包含着作者的自传成份，充斥着失去信仰的年轻人的苦闷，彷徨和消极对抗情绪。总之，凯鲁亚克的作品艺术性稍差，但对社会现实有独到的认识，有助于了解当今一部分西方青年的精神危机，加深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腐朽性的认识。 § 大事年表 杰克·凯鲁亚克1922年3月12日，杰克·凯鲁亚克（Jack Kerouac）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洛威尔城，是加拿大 法国移民列奥·凯鲁亚克和加布里尔的第二个儿子，排行老三。 1939年从洛威尔中学毕业。 1939年～1940年获哥伦比亚大学足球奖学金，在纽约霍雷斯·迈因预备学校读预科。 1940年～1941年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本科学习。 1942年～1943年在美国海军服役，被以精神病为由除名；后在商船上当水手，随船队去英国 利物浦。 1944年认识卢西·卡尔、艾伦·金斯堡、威廉·巴勒斯；涉嫌参与卡尔杀人案；8月22日同第一个妻子埃迪·帕克结婚。 1946年～1948年写作小说《镇与城》；在纽约同尼尔·卡萨迪相识。 1948年同作家约翰·克列农·霍尔姆斯（John Clellon Holmes）相识，提出“beat generation”（垮掉的一代）这一名称。 1948年～1950年开始写作《在路上》，第一次同卡萨迪以在路上》主人公狄安原型）横越美国，最后到达墨西哥城。 1950年《镇与城》出版，与第二任妻子哈维蒂结婚。 1951年2月～3月，阅读巴勒斯小说《贩毒者》以及霍尔姆斯的小说《走》手稿。4月，在纽约公寓内的一卷打字纸上写出了《在路上》。10月，提出“自发式写作”方法，开始修改《在路上》。 1951年～1952年在纽约和旧金山写作小说《戈迪的幻想》。 1952年在墨西哥城写作小说《萨克斯医生》。 1953年在纽约写作小说《玛吉·卡萨迪》和《地下人》。 1954年在纽约和加利福尼亚开始研究佛学，在旧金山写成诗集《旧金山布鲁斯》。 1955年写作《墨西哥城布鲁斯》，在墨西哥城开始写作长篇小说《特丽斯特莎》。10月3日，同金斯堡等出席旧金山“六画廊”诗歌朗诵会，金斯堡朗诵《嚎叫》，大获成功。 1956年在墨西哥城完成小说《特丽斯特莎），在北卡罗来纳开始写小说《杰拉德·的幻想》，在华盛顿州和墨西哥城完成长篇小说《孤独的天使》第一部。金斯堡的诗集《嚎叫及其他》在城市之光出版社出版。 1957年3月到法国和英国作短暂旅游。《在路上》由纽约维京出版社出版；在佛罗里达开始写小说《达摩流浪汉》。 1958年～1960年写成小说《孤独的旅人》手稿。 1961年在新墨西哥城完成小说《孤独的天使》第二部，在佛罗里达写成小说《大瑟尔》。 1965年在佛罗里边写成小说《萨托里在巴黎》。 1966年5月同母亲迁往故乡洛威尔，11月9日同第三任妻子斯特拉结婚。 1967年在洛威尔写作小说《杜鲁阿兹的虚荣》。 1968年尼尔·卡萨迪死于墨西哥。到欧洲作短期旅行。 1969年10月21日病死于佛罗里达州圣·彼德斯堡。 § 凯鲁亚克与金斯堡 艾伦·金斯堡凯鲁亚克与艾伦·金斯堡同为“掉的一代”的代表人物，而两人在现实生活中也十分密切。《光荣与梦想》里简要地概括了凯鲁亚克的经历：“垮掉的一代”中的一些人成了著名人物。最著名的是一个结实的法裔加拿大人，参加过哥伦比亚大学的橄榄球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过商船队的水手，1940年末期在社会研究新学院里任教。他出世的时候名叫让·路易·凯鲁亚克，但到了1950年出版第一本书《城镇与城市》时，就将名字改为杰克。” 凯鲁亚克与金斯堡是因共同的朋友巴勒斯相识的。杰克·凯鲁亚克在哥伦比亚大学校园结识了一群思想独立、放浪不羁的年轻作家，他们有不同的家庭背景，但他们互相交流阅读经历、评论对方的作品，一起出没于时代广场、尝试大麻和性爱，构成了“垮掉的一代”的核心成员，这中间，艾伦·金斯堡就是与凯鲁亚克关系最密切的人物之一。凯鲁亚克橄榄球队员的身份令金斯堡感到好奇，金斯堡回忆说:“一天上午，我去拜访杰克，我对他既畏惧又惊奇，因为我还从没遇到一个大个子运动员对诗歌如此敏感、有悟性。杰克陪我穿过哥大校园，我们去宿舍楼七楼向我的房间说再见。我在离别之际，对着房门鞠躬、敬礼，又对着走道敬礼。就在一刹那间，我们突然有了某种默契，因为他说他在告别某一个地方的时候，也是这样做的。当他对某个地方说再见，或当他从某个地方匆匆经过时，他经常感到这是一个伤感的、催人泪下的时刻。” 杰克和艾伦一起去拜访巴勒斯，巴勒斯向他们展示了他的藏书，有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柯日布斯基的《科学与健全的思想》、让·科克托的《鸦片》、兰波的诗歌、布莱克的《天真与经验之歌》。巴勒斯憎恶罗斯福，他想在新泽西的某个飞机场租一架飞机，装上马粪，飞到白宫顶上时把它全部倒下去。 从1944年到去世，凯鲁亚克同金斯堡的关系一直非常亲密，尽管两人的家庭背景、宗教信仰及性情不尽一致。金斯堡出生于新泽西州组瓦克的俄国犹太人移民家庭，父亲是当时小有名气的诗人，母亲娜阿米思想激进，曾是美共党员。在二战后美国保守主义势力抬头的情势下，她的精神几度崩溃，长期呆在疯人院，最后在那儿死去。金斯堡从小就从母亲那儿感受到社会所导致的“精神的疯狂”。在其代表诗作《嚎叫》中，亦如在凯鲁亚克以及其他“垮掉的一代”作家的作品中一样，“疯狂”是共同的主题。“我看见我们的一代精英被疯狂所摧毁了的最好的思想……”（《嚎叫》一开始就这样声嘶力竭）。这种“疯狂”表现了“垮掉的一代”青年对现存体制的愤意、失望。他们和它的格格不入，是这种体制所导致的社会和人的异化的必然结果（比如《在路上》这部小说中，“垮掉的一代”伙伴们横穿美国，行为怪诞，寻欢作乐，疯狂至极）。凯鲁亚克和金斯堡的亲密关系也体现在他们在创作观上的默契。凯鲁亚克的“自发性写作”亦是金斯堡视为其写作原则的“最初的思绪，最好的思想”，强调写作时“心灵的顿悟、体验和启示”，亦即济慈所说的“反面感受力”——写作时“无须烦躁不安地去弄清事实、找出道理”，诗人应遵循的只是自然，“犹如风吹过树叶发出声响”。金斯堡承认他的写作受到惠特曼、威廉斯、奥尔森特别是凯鲁亚克的自发性写作的影响。而为了达到对事物的真正感悟，贴近自然，“垮掉的一代”作家使用毒品、致幻剂，使意识进入混沌痴迷状态，在极度兴奋中写作，也就不难理解了。《在路上》。《嚎叫》都是这样写成的。 § 凯鲁亚克与垮掉派 《在路上》英文版垮掉的一代，The Beat Generation。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美国出现的一个文学流派。有人根据英文“Beats”和“Beatniks”（“垮掉青年”的俗称与谑称）译成“避世青年”或“疲塌派”，也有人取其诗歌的部分特征，称为“节拍运动”或“敲打诗派”。这一名称最早是由作家杰克·克鲁亚克于1948年前后提出的。在英语中，形容词“beat”一词有“疲惫”或“潦倒”之意，而克鲁亚克赋予其新的含义“欢腾”或“幸福”，和音乐中“节拍”的概念联结在一起。此后，“垮掉的一代”的称谓才借助各种媒体流传开去。“垮掉的一代”实际上是“迷惘的一代”的对照。海明威在小说《太阳依旧升起》中塑造了“迷惘的一代”（Lost Generation），这个称谓来自美国著名作家斯泰因为《太阳依旧升起》题的一句辞——“你们是迷惘的一代”。 40年代的纽约，杰克·凯鲁亚克在哥伦比亚大学校园结识了一群思想独立、放浪不羁的年轻作家，他们有不同的家庭背景，但他们互相交流阅读经历、评论对方的作品，一起出没于时代广场、尝试大麻和性爱，构成了“垮掉的一代”的核心成员。金斯堡把他的《嚎叫及其他》题献给了他的朋友卡尔·所罗门、杰克·凯鲁亚克、威廉·巴勒斯和尼尔·卡萨迪；巴勒斯的小说《裸体午餐》，书名是凯鲁亚克建议的；《在路上》即兴创作的写法受的是尼尔长篇书信的启发；金斯堡信仰佛教则是受凯鲁亚克的影响。 关于跨掉的定义，凯鲁亚克自己早有说明：“Beat并不意味着疲劳或疲惫等等，因为它如意大利文beato那样意思是天使般的快乐幸福；处于极乐至福的状态，如圣·弗兰西斯那样要热爱一切生命，要对任何人都坦率诚恳。”“垮掉的一代”的成员们大多是玩世不恭的浪荡公子，他们笃信自由主义理念。他们的文学创作理念往往是自发的，有时甚至非常混乱。“垮掉的一代”的作家们创作的作品通常广受争议，原因是这些作品通常不遵守传统创作的常规，结构和形式上也往往杂乱无章，语言粗糙甚至粗鄙。“垮掉的一代”对后世的西方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被文化研究学者们看作是第一支真正意义上的后现代“亚文化”。 《在路上》出版后，凯鲁亚克一夜成名，他被封为“垮掉派之王”，但他成了一个经常被人灌醉的王。名声成了他很大的负累，他在书中说:“在尘世中默默无闻的人要比在天堂上声名显赫自由自在得多，什么是天堂？什么是尘世？全是些虚无缥缈的想象。”他频频露面，接受媒体采访。乔伊斯·格拉斯曼认为:“他在很多方面都非常单纯，在接待记者时，他积极与对方沟通，自以为与对方进行了坦诚的交谈，但是访谈报道出来之后总是变得面目全非。他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一醉方休。” 他不是吸毒成瘾，而是酗酒成瘾。他从来不认为致幻药或者任何毒品能解决什么问题。他目睹过毒品的危害。他不喜欢毒品，也不喜欢啤酒，他习惯喝托卡伊白葡萄酒。他只喝酒不吃食物，导致自己出现过幻觉，他想去看心理医生。他的朋友对他说:“你不需要什么心理医生。你好几天没吃固体食物，光喝甜酒。你只要往胃里填点食物，幻觉就可消失。” 豪饮开始时不过是轻度的自我麻醉，或者是在面对公众前用来壮胆。但是，很快他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酒鬼。酗酒的凯鲁亚克一再声明，他不能去纽约，也不能去曼哈顿，他害怕自己喝醉之后会撞到人行道边的墙上，甚至会把头骨撞破。他曾在酒吧里喝醉之后跟人争吵，被人打倒在地。 1951年，就在他在写作风格上发生突变并完成《在路上》之后，凯鲁亚克突然结束了6个月的婚姻，并让已经怀孕的妻子琼·哈弗蒂自己去堕胎。当她追着他付女儿琼的抚养费时，凯鲁亚克逃到了墨西哥和太平洋沿岸一带，时刻担心着会被警察逮住，然后被迫放弃写作去做苦工。杰克后来一直害怕用真名发表任何东西，唯恐他的前妻琼·哈弗蒂起诉他，让他抚养她的女儿，而他拒绝承认那是自己的孩子。 杰克的女友乔伊斯·约翰逊曾经说，在很多年当中，杰克都幻想着跟尼尔·卡萨迪以及其他垮掉派朋友一起分享某座自给自足式的大农庄。但当他的朋友们年逾三十之后，他们的生活都已经稳定了下来:吕西安·卡尔和尼尔·卡萨迪都结婚生子，要承担家庭责任；1955年甚至连艾伦·金斯堡都已经跟他的新情人彼得·奥尔洛夫斯基定居下来。只有凯鲁亚克仍然孑然一身，处于无根的孤独中。孤独难耐的时候他就给老朋友们打电话，一说就是两小时，很少有人能受得了喝醉了的人这么长时间的唠叨。因为喝酒，他的体型也变得臃肿肥胖。 1968年尼尔在墨西哥去世。“尼尔轻而易举地打发了时间，时间也终于轻而易举地打发了尼尔。”第二年杰克也去世了。去世前，除了妻子和母亲，再也无人和他交谈。他坐在房间里，拉下窗帘遮蔽阳光，看关掉声音的电视，留声机上用最大的音量播放着亨德尔的《弥赛亚》 。 杰克总是不停地在写，无论在做什么时——开车或旅行，乔伊斯·约翰逊说:“对于凯鲁亚克，写作是一场反抗虚无感和绝望感的战争，它们经常淹没他，无论他的生活看上去多么安稳。他曾经说，当他老了后，他绝不会感到厌倦，因为他可以捧读自己过去的所有冒险史。”凯鲁亚克自认为是一个“奔跑的普鲁斯特”，因为普鲁斯特写了《追忆似水年华》 。《流放者归来》的作者、《在路上》的编辑马尔科姆·考利认为:“除了金斯伯格之外，沃尔夫对杰克的影响最大。他自己说是普鲁斯特对他的影响最大，可是普鲁斯特和沃尔夫有一样是共同的:他们的作品都建筑在记忆的基础之上。他们都是最伟大的记忆能手。杰克像沃尔夫一样把他的生活当作一部多少相互联系的小说加以处理。” 作为一个至今影响仍没有衰退的时尚和公众人物，凯鲁亚克的命运同其他已被符号化的著名人物一样，在重重的文字和影像传播的过程中已被异化和剥削殆尽。“虽然《在路上》为凯鲁亚克赢得了巨大的知名度，但是，它却没有给凯鲁亚克带来他所期望的承认，作为一名‘严肃’作家所应该受到的承认，或许，这是在凯鲁亚克生命里的一个致命的情结。……其实，在他1949年给作家艾伦·哈林顿（Alan Harrington）的信中，凯鲁亚克就写道：‘我不再beat了，我有了钱，职业，我感到更加孤独，比我从前凌晨三点在时代广场“漫游”或者身无分文深夜在高速公路上挡顺风车的日子还要孤独。这是件怪事。我从来不是一个“反叛者”，我只是一个快乐的、害羞的、笨拙的、真心诚意的傻瓜，并且我还会一直是。或许尽管他已成为了许多人的偶像，或者甚至是一个波普文化的icon。真正的凯鲁亚克从来没有被人接受过。他们盗用的是他的外表和他的智慧，并且仅仅这些而已。或许凯鲁亚克本人知道这一点，在群体中，他只是扮演着一个角色，真实的他，一直是一个不合群的内向而孤僻的青年。” § 凯鲁亚克与《在路上》 杰克·凯鲁亚克从1951年4月2日到22日，20天的时间里，杰克·凯鲁亚克用一部打字机和一卷120英尺长的打印纸完成了《在路上》的初稿。全书共分五部分。第一部分：1947年萨尔同伙安在纽约相识，第一次开始从东到百横越美国大陆的旅行。此部分记述他一路上的经历。其中，萨尔同墨西哥姑娘特丽的浪漫爱情以分离告终，最感动人。这部分中“狄安”其人其事不时介入，“我”与伙伴的谈话已让读者感受到此人在“垮掉”伙伴中的特殊地位，暗示了其后一连串事件的发展。第二部分：萨尔回到纽约姑妈家中。1948年圣诞节，狄安开着破车带着女友玛丽露突然来访。然后他们一伙人再次到西部，又返回纽约。第三部分：1949年，萨尔再次到达丹佛，同狄安的友情渐至高潮。他对狄安以“自我”为中心的疯狂行为及其同几个女人的关系更为了解。又一同横越大陆回到西部。第四部分：记述狄安和萨尔前往“旅途终点”墨西哥的“伟大旅程”。第五部分：狄安把萨尔留在墨西哥，然后萨尔独自返回纽约，回忆同狄安的最后一次见面，以一长段感伤怀旧的话结束故事。萨尔·帕拉迪斯作为第一人称叙述者，实际上是凯鲁亚克本人；狄安·莫里亚蒂即尼尔·卡萨迪；老布尔·李即威廉·巴勒斯；金斯堡即卡罗·马克斯。当然，这并不是说《在路上》可以当做作者自传来读，完全同真实人物一一对应。其实，在狄安、萨尔身上同时可以找到作者本人的投影。 以上只是对《在路上》故事“情节”的粗略概括。但由于作者遵从即兴式自发性写作手法，任凭思绪闸门打开，读者若是试图在小说中寻求完整意义上的情节，只能是徒劳无益。小说中的“故事”抑或“情节”、“事件”可以被认为是超越时空的自发性思绪的拼接或混合。总体说来，乍看似混乱，每一“事件”仍很清晰，从而构成了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垮掉的一代”的奥德赛传奇，是40年代末、50年代初“垮掉的一代”生活方式和情感的忠实记录。 《在路上》是凯鲁亚克的自传性代表作，小说主人公萨尔为了追求个性，与迪安、玛丽卢等几个年轻男女沿途搭车或开车，几次横越美国大陆，最终到了墨西哥，一路上他们狂喝滥饮，吸大麻，玩女人，高谈东方禅宗，走累了就挡道拦车，夜宿村落，从纽约游荡到旧金山，最后作鸟兽散。同时，书中体现了作者主张的即兴式自发性写作技巧――思绪的自然流动，反情节，大量使用俚语、俗语、不合评语法规范的长句，并广泛涉及美国社会及文化习俗；另一方面，书中又展现了美国辽阔大地上的山川、平原、沙漠、城镇……如一幅幅画卷展现在读者面前。《在路上》1957年一经问世即令舆论哗然，毁誉参半。但不可否认的是，此书影响了整整一代美国人的生活方式，被公认为20世纪60年代嬉皮士运动的经典。 小说主要描写了两种“垮掉”分子，一种是所谓的“热派”：这种人自甘堕落，不可救药，在“硕大的当今世界”中尽情纵乐，直至自身的彻底毁灭。另一种是所谓的“冷派”，他们试图在东方的禅宗和与之有关的哲理中寻求慰藉，以修身养性，默念互爱等更为精神方面的东西来代替西方文明的实利主义。小说的主人公之一，迪安似乎是属于这两者之间的过渡人物，他迷惘过，也沉论过，但毕竟没有一垮到底。从作品的结局看，他完全有可能走上健康的劳动者的道路。小说的核心人物是迪安，没有他就没有在路上的一切，在他的带动下，萨尔等人找个借口就上路了，他们搭车赶路，结识陌生人，放纵性情，随心所欲，在聚众旅行的狂欢中，几乎没有道德底限，即使落魄如乞丐，但只要“在路上”就是惬意的，萨尔曾经由衷地感叹：“啊，美好、温暖的夜晚，月光如水，搂着你的姑娘，喝喝酒，说说话，啐啐唾沫，简直是天上人间！”在这种混乱、亢奋而筋疲力尽的得过且过的状态背后，《在路上》的主题远没有它的语言那样轻快。书中的人物不停地穿梭于公路与城市之间，每一段行程都有那么多人在路上，孤独的、忧郁的、快乐的、麻木的……纽约、丹佛、旧金山……城市只是符号，是路上歇息片刻的驿站，每当他们抵达一个地点，却发现梦想仍然在远方，于是只有继续前进。 这是一本注定属于年轻人的书。作者曾经借书中迪安之口对萨尔发问：“……你的道路是什么，老兄？——乖孩子的路，疯子的路，五彩的路，浪荡子的路，任何的路。到底在什么地方、给什么人，怎么走呢？”我想这也正是对一代又一代年轻人的提问，它以无与伦比的诱惑吸引着无数人上路，如今，“在路上”已经成为一种追逐精神自由飞扬的符号，它穿越了几代人，具有了普遍意义。背起行囊激动地上路，探求不可预知的旅途，似乎就可以“掌握开启通向神秘的种种可能和多姿多彩的历练本身之门”，“在路上”更像是一种自我标榜的仪式。 《在路上》是杰克·凯鲁亚克的第二部小说，在极度的时尚使人们的注意力变得支离破碎，敏感性变得迟钝薄弱的时代，如果说一件真正的艺术品的面世具有任何重大意义的话，该书的出版就是一个历史事件……“小说”写得十分出色，是多年前凯鲁亚克本人为主要代表，并称为“垮掉的”那一代最清晰、最重要的表述。他和他的朋友们是“叛逆的一伙”，他们“试图用能给世界一些新意的眼光来看世界。试图寻找令人信服的……价值”。他们认为这一切通过文学都可以实现，产生了要创造一种批判现有一切社会习俗的“新幻象”的念头。《在路上》里的人物实际上是在“寻求，他们寻求的特定目标是精神领域的，虽然他们一有借口就横越全国来回奔波，沿途寻找刺激，他们真正的旅途却在精神层面；如果说他们似乎逾越了大部分法律和道德的界限，他们的出发点也仅仅是希望在另一侧找到信仰”。 《在路上》一经发表，即刻吸引了当时美国成千上万的大学生和青少年，几乎人手一册，成了“垮掉的一代”青年的“生活教科书”。对于凯鲁亚克——这位生活放浪，行踪不定，最后走向毁灭的传奇式人物，批评界的褒贬不一。按照一位评论家的说法，他的一生本身就象一件艺术品，一幅动作画和一首爵士乐。凯鲁亚克的一生和“垮掉派”对性生活的体验，吸毒的试验，对精神秩序、社会秩序的惊人的蔑视以及对美国生活包括创作所提出的大胆而往往是幼稚的希望——很少得到批评家的一致看法。不论动机如何、出发点如何，凯鲁亚克及“垮掉派”的行为方式是一种颓废的表现，是消极的，因此也是不可取的。然而，作为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美国文化运动的中心人物凯鲁亚克在美国文学史或思想史上均具有相当的影响。 凯鲁亚克因为《在路上》成了美国名人，并且在电视谈话节目中露面。当他在1969年死去的时候，他的名字已经成为一种商标，被人用来贩卖无数的生活姿态和时尚。他不再仅仅是一个艺术家，人们把他当作一个政治人物，一个艾森豪威尔时代的前嬉皮士，使东方信仰为美国所接受的精神先导，和最早的公路狂欢的先驱。《在路上》可以同马克·吐温的《哈克贝里·芬历险记》和弗·斯科特·菲兹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并列为美国的经典作品，被现为探索个人自由的主题和拷问“美国梦”承诺的小说。 § 人物评价 杰克·凯鲁亚克纪念邮票 虽然凯鲁亚克是某种柏拉图主义者，能够把几乎所有他遇到的现象都转化为广泛而永恒的主题，比如：“没有人曾经认真地意识到美国周末的重要性，从自豪的星期六晚间无数胜利与幸福的前兆，到黑暗的星期日晚间那甜蜜而恐怖的孤独。”但是更大的地理学层面上的事实对他也有巨大的吸引力。在20世纪的美国作家中，将真实的地点、生活、场所的精神进行神圣化的才能，只有福克纳能与他相比。不同的是，凯鲁亚克漫游得更远、更广阔。 这里是他所描述的明尼苏达州的“双子城”：“比起明尼阿波利斯，圣保罗更小更古老也更为佝偻，那里有一种压抑阴沉的匹兹堡般的烟熏气氛……即使是在欢快的有雪的冬季。明尼阿波利斯是一个向四处蔓延的黑暗城市，白人聚居区在单调的公寓中间穿过。这里的唯一能够对美起到补偿作用的是密西西比河……”他是一位不知疲倦的地图绘制者，一个城市到另一个，一个州到另一个州，一条河到另一条河地描绘出一幅战后美国的精神地图。 那些希望把凯鲁亚克偶像化的特定文化团体忽略了他旅程的个人性，以及他无法忍受任何正统观念的本性，这其中就包括高级的波西米亚主义。他最希望的，正如这本日记所揭示的，是如同他的英雄马克·吐温和惠特曼那样，深入到美国的黑色土壤中，挖掘出他自己的真理。他最终相信的是他自己的能量，而这一能量是从最好的资源中所获得的：伟大的书籍、富于冒险精神的朋友、高尚的道德目的以及广泛的体验。“文字并不能说明什么”，他写道，“它展现出的急流才更为重要。” 霍尔姆斯在凯鲁亚克的葬礼上说：“要了解他并不是件容易的事。”的确如此。凯鲁亚克在世时，其作品大都受到贬抑，认为不合正统文学口味。马库斯·坎利夫的评论颇具代表性：“他只是陈述，而不是传达，是闲谈而非写作。一如过去像他们那样过流浪生活的人，他们在创作上的努力都消耗在努力冒充创作上。这就像烹调术一样，做出来的东西当天就吃掉了，剩下来的只是一股淡淡的香味。而且他们重视自然，流露出这种差不多毁掉惠特曼大部分诗作的风气，使严肃的创作难于有成。他们的文体可能有助于美国日常语言的发展，却不能对美国文学有所贡献。它既艰涩又不清楚——是一种个人的、散漫的、愤世嫉俗而感伤的文体。” 坎利夫这里所指出的是凯鲁亚克（也包括“垮掉的一代”作家）的创作“缺陷”，同时也是针对自发性写作而言的，但显然很不公允。首先，自发性写作本身就是一种二元对立的写作方法，并不是任何人都可以效仿的。其初衷是顺其自然，离不开意识的参与，可同时又是无意识的，意在冲破传统文学的语言规范，但又并不完全脱离。从凯鲁亚克作品中表露出的对经典作家的熟悉程度，正可表明这一点。再者，凯鲁亚克的自发性写作实际上是继承了美国超验主义作家尤其是爱默生的主张：“语言直接依赖自然的这种属性以及它把外部现象转化为人类生活中某一部分的能力，永远也不会失去它感染我们的力量……那种诗情画意的原始语言同时又有力地证明，它的使用者是一个与上帝相通的人。”在《论自然》中，爱默生还认为追求思想意识中的这种自然就叫做“真理”。可见，凯鲁亚克在一个半世纪后重新提出这些主张并加以实践，使之合法化，只不过是在追随先哲的教导罢了，实际上这已经在冲击美国文坛的正统文学语言观念并持续影响到二战之后至今的一些作家的创作。最后一点但并非不重要的是，凯鲁亚克的文学地位是同“垮掉的一代”相联系的。普遍认为，对“垮掉的一代”尤其是对凯鲁亚克的看法，从二战以来就一直是检验美国文学气氛或政治一社会话语的一块试金石，“只有‘麻木不仁’的50年代，由于信守繁文得节和政治上安于现状，才会视垮掉运动为一种全无社会或学术意义的道世文化”。的确如此。 《在路上》出版后，因其离经叛道的主题，也由于凯鲁亚克即兴式的自发性写作手法，招引了少数批评家的抨击。凯鲁亚克被指责为真正的神经错乱、综合性病症的牺牲者，鼓吹欺骗、犯罪，作品毫无意义，犹如垃圾，等等。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作为“垮掉的一代之王”的凯鲁亚克其人其作，特别是《在路上》，已愈来愈受到公正的评价。由于其自发性写作手法，批评家们习惯于把《在路上》归入现代主义作品。其实，一部文学作品到底属于什么主义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在文学发展史上的地位。最新出版的一部堪称权威的《哥伦比亚美国文学史》 ，在涉及美国50年代重要作家时，把凯鲁亚克列入其中（其他还有弗纳里·奥康纳、威廉·巴勒斯、约翰·巴恩、纳博柯夫、马拉默德，等等）。它这样写道：“（他们）惊世骇俗地反传统文化，针对当时的美国社会思潮，表达了一种同社会准则及社会情势相对立的疏远异化意识（个人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学的，等等），而正是这种情势削弱了语言的力量及其丰富性和感召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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