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段伯宇 |
| 释义 | § 基本概述 段伯宇 段伯宇曾任蒋介石侍从室少将高参，1904年生，1938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调到重庆后，周恩来找他谈话，要他长期在国民党军队潜伏，并指示他与地下党的同志单线联系。后来段伯宇进入国民党陆军大学第七期特别班学习。毕业后经胞弟段仲宇推荐进入蒋介石侍从室工作。 他是中国共产党隐蔽战线上的杰出战士。1946年，他遵照周恩来的嘱托，打入蒋介石总统府军务局，先后担任侍从参谋和少将高参。此后，他用自己的特殊身份作掩护，积极争取国民党中的进步力量，组织了一条自芜湖到杭州沿江千余里的中共秘密策反战线，组织国民党军队起义，策应解放军渡江，为解放宁沪杭地区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前些年，中央电视台播出的8集大型文献纪录片《无名英雄》还专门介绍过他的事迹。他就是本文的主人公——段伯宇。 段伯宇在蒋介石侍从室（后改为总统府军务局）任少将高参后，在国民党军队内进行策反工作。解放战争后期，蒋介石为了保存他的最精锐的核心部队——现代化伞兵三团，打算把伞兵三团调到台湾担任自己的警卫部队。上海地下党得到这个情报后，责成段伯宇具体负责伞兵团的起义工作。经过段伯宇的周密策划，伞兵三团于1949年4月15日利用从海上撤退福建的机会，转舵北上，在海上起义，安全抵达连云港，受到了以新海连特委书记谷牧为首的解放区党政军民的热烈欢迎。新中国成立后，段伯宇曾任自然科学史研究室和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负责人。1998年9月23日在北京逝世。[1] § 出入革命 蒋介石亲自选他入总统府蒋介石 段伯宇，1904年出生于河北省蠡县的一个军人世家。其父段云峰早年追随孙中山，是同盟会会员，在保定姚村速成武备学堂时与蒋介石是同学。辛亥革命后，在“整军经武、救亡图存”的号召下，考入陆军大学第四期，与李济深、徐永昌是同学，毕业后在保定军官学校任教，因此在国民党军中，有不少人出其门下。少年时期的段伯宇受其父亲影响，思想激进，1919年，正在天津读中学的他参加了五四运动。1923年，他考入了保定的河北大学就读医科。但是，学医并不是他的心愿，他从小就立志要做一名军人。当他从报纸上得知黄埔军校第一期招生的消息后，立即跃跃欲试，要去报考，可身为军人的父亲却坚决反对，认为在这个动荡的年代去参军是条绝路，还不如学医来得实际些。在河北大学就读期间，他广泛阅读了《资本论》、《国家与革命》、《共产党宣言》等马列主义书籍，初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熏陶和启蒙，并因多次参加学生运动被学校开除。抗战爆发以后，他曾到太行山寻找八路军未果，后随国民党第三十二军南下。1938年春，他只身奔赴延安，参加抗大学习，面聆了毛泽东所作的《论持久战》的报告。8月初，他返回原部队，由中共秘密党员王兴纲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沙大火”后，他被八路军南昌办事处派往重庆，和周恩来的秘书周怡单线联系，并通过他父亲的关系，进入李济深领导的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战地党政委员会当了一名视察员。1939年，他在重庆受到周恩来的接见，周恩来要他做好长期在国民党军队中潜伏的思想准备，并指示他：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遇到的困难多，在困难的情况下，要争取有利的一面，并努力使之转变为现实。此后不久，由于周怡被敌人逮捕杀害，他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 为了更好地在国民党军队内开展工作，1943年10月，段伯宇考入陆军大学第七期特别班。当时陆军大学流行同学会、同乡会、联谊会、聚餐会等多种形式的活动，段伯宇利用这些活动结交了一批对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对官僚腐朽、贪污腐败现象不满的人，如贾亦斌、刘农畯、宋健人、宋光烈等。贾亦斌29岁即是少将军衔，虽不是黄埔嫡系，但在抗日战争初期担任团长，率部积极作战。刘农畯是杜聿明的部下，曾任远征军中校通讯营长，在缅甸作战过，因其善于研究缅甸地形、气候，而使部队减员很少，保证了远征军司令部作战的需要。他出身于国民党装甲汽车部队，熟悉战车、汽车、通讯等现代作战技术手段。他对国民党特别是四大家族瓜分和垄断国家经济很不满，民主观念很浓，抗日比较坚决。宋光烈在保定第二师范读书时就与共产党有联系，参加过冯玉祥在察北领导的抗日联军。宋健人少将对民族复兴、国家前途和命运也颇为关心。段伯宇经常与他们谈学习、谈政治，建立了感情，打下了以后策反工作的基础。 经过两年多的学习，到了1946年春天，段伯宇和特别班的学员就要正式毕业了。在这个何去何从的人生转折时期，他的二弟段仲宇的一个建议对他此后的人生道路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段仲宇比段伯宇小10岁，1930年11月入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九期学习，1934年毕业，1939年考入陆军大学第十七期，1942年毕业后留校任教官，1944年随远征军入印度，任驻印度总指挥部军务处科长、处长，同年回国，进入蒋介石的侍从室任上校参谋。 有一次，兄弟俩促膝相谈，段仲宇问大哥毕业后的去向，段伯宇提出想回河北老家，人地两熟，便于开展工作。段仲宇则建议他到总统府侍从室，因为那是国民党最高军事机关，有很多优越的条件，可以用其所长，开展工作。考虑到如果能争取到这个有利的岗位，可以更好地为党工作，段伯宇便同意了弟弟的建议。 1946年初，段仲宇利用他调任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军事参谋团中国代表团的机会，向侍卫长俞济时推荐，由段伯宇替补他离任后的遗缺。他说：“我大哥段伯宇适合这一工作，他是陆军大学特别班第七期学员，成绩在一百三十多名学员中名列第七，是上校军衔，即将毕业，又是一位老大学生，外语、汉语文字工作能力和组织才干都好。”当时俞济时正在陆军大学将官班学习，听段仲宇如此一说，对段伯宇的出身、学历、成绩等各方面都非常满意，于是把段伯宇的情况上报给了蒋介石。 当年3月10日，陆军大学特别班第七期在重庆举行毕业典礼，蒋介石以校长名义，带领国防部长何应钦、军令部长徐永昌及在重庆的高级将领亲临学校主持典礼。讲话之后，蒋介石一一检阅了特别班第七期的每个学员。当他走到段伯宇的跟前时，很仔细地打量了一番。典礼结束，立即有人传话，说校长蒋介石召见段伯宇。 蒋介石在自己的学生面前表现得一向很大度，很有长者的风范。他亲切有加，仔细询问了段伯宇的姓名、年龄、籍贯、学习情况，讲了一大堆勉励的话，强调要效忠党国，服从校长。他还特意问了一声“令尊早年何处求学”，当他听到“可能是保定姚村速成武备学堂”时，很高兴地站起来，以指扣额，说“好！好！好！你们父子三人同是陆大出身，难得，难得。” 受蒋介石召见不久，段伯宇就接到通知，到军事委员会侍从室报到。蒋介石怎么也没有想到，他亲自挑选的侍从参谋竟是共产党员。 § 掩护同志 利用职务之便掩护同志 1946年4月，段伯宇到侍从室的时候，侍从室正处于向军务局过渡时期。侍从室是蒋介石实行军事独裁的重要机构。抗战胜利后，全国呼吁民主的浪潮高涨，侍从室已成众矢之的。另外，美国也要求国民党改变军事指挥系统，取消侍从室。蒋介石无奈，只好改组军事委员会，撤销侍从室，另在国民政府内设军务局，把原来侍从室主管的军事部分划归军务局。军务局的特点是规模不大，人员精干，业务集中，它是凌驾于国民政府各部门之上的军事机要部门。 这年6月，段伯宇随军务局从重庆到了南京。他所在的科是第四科，由于主管情报，所以又称情报科，科长名叫张国疆，与段伯宇在战地党政委员会就认识，又是段仲宇在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的同班同学。这样一层关系，对段伯宇顺利开展工作很有利。 情报科掌管着全国各地的形势报告和国民党内部的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等方方面面的信息资料，而且每天都有大量的机密情报从各个系统报上来。这一点，真让段伯宇大喜过望，他利用这个有利条件，做过很多有利于党的事情。 刚到军务局不久，段伯宇就接到一份国防部递上来的军事情报。这是有关将中共广东游击队东江支队转移到华北地区的报告，其中还为东江支队转移规定了具体路线，要他们经江西、浙江、江苏抵达山东解放区。他看完报告后，心头忽地一沉，长途迁移，还要走规定路线，这分明是一出阴谋，目的是在路途中截击消灭东江支队。为了掩护该支队，段伯宇在随后召开的专门研究东江支队转移一事的军务局内部会议上，提出将他们水运北上。理由是，这样做既可避免他们沿途与群众接触，又可便于监视。他的主张得到军务局内稳健派的支持和局长俞济时的同意，报蒋介石批准通过。这样就确保了东江支队的安全转移。东江支队于当年6月30日由广东乘船北上，7月5日安全到达了烟台解放区。 1947年3月中旬的一个星期六，眼看就要下班了，张国疆匆匆交给段伯宇一份秘件电报，说了一句“酌情处理”就先下班走了。段伯宇接过一看，原来电报是国民党三十二军军长打来的，上面写着：“三十二军参谋长王启明叛变，率部5000余人投靠共产党，已派兵追剿，兵力不足，请从速派兵增援。”看完电报后，他知道张国疆把这桩事情推给自己的真正用意了。原来，张国疆是王启明的陆大同学，又是交情甚笃的老朋友，他不情愿亲手签发追剿的命令。这种电报本应立即呈报，因为正好是在星期六下午，于是段伯宇便借机放在抽屉里。这就晚报了两天，这样既掩护了王启明安全到达解放区，自己也避免了麻烦。 1947年夏，段伯宇在陆军大学的一个叫万建藩的同学找到他，说其弟弟万鹏，苏北一个兵站的站长，因涉嫌给解放区供给物资被扣押，案情严重，并说万鹏的身份是共产党员。为了搭救同志，段伯宇决定冒险尽力营救。他借公务之便，弄清了这桩案子的状况，得知这桩案子的案情资料已经上报军务局军法科，只等调查取证核实后就签署处理意见。为此，他特意接近军法科主管军法的何专员。初次交谈，段伯宇抓住何专员喜欢谈古论今的特点，与他泛泛谈及历史上的“人治”与“法治”的问题，给他留下了好印象。此后，他们逐渐谈及国民党对待共产党嫌疑一类的案情问题。对此，何专员说了实情：有些是事实，但很多属于涉嫌，也有不少属于虚构，此类案件颇难处理。谈到投机处，何专员竟向段伯宇征求处理此类案件的意见，这正中段伯宇的下怀。他列举了历史上的一些案例请何专员参考，并乘机问到万鹏的案件，说万建藩是现任的南京警备司令部参谋长，其弟竟陷入“共嫌”案情，家有老母，万建藩的心情很沉重等等，还谈到了万建藩与他是陆大同学的关系。他请何慎重考虑，妥善处理。这次谈话之后，何专员对万鹏案件签署的处理意见为：“撤职考查，待另任用”。这样既保护了同志，又团结了万建藩。 类似上述情况在段伯宇经手的案件中还有不少。每次遇到这种事，段伯宇总是设法掩护，为之开脱。 § 策反内战 策反反对内战的国民党将领国民党伞兵团起义始末 段伯宇刚进军务局之时，正值国共两党为和平建国谈判、政治协商会议召开不久。但蒋介石置全国人民渴望和平的要求于不顾，悍然撕毁政协协议，挑起内战。而国民党内部相当一批有识之士却真诚希望和平建国，不愿再打内战。段伯宇利用自己在军务局的有利条件，和部分陆大同学多方联系，酝酿如何反对蒋介石的内战政策。当时南京警备司令部参谋长万建藩，蒋经国的副手、国防部预备干部局代局长贾亦斌，伞兵司令部参谋处主任刘农畯，以及宋光烈、宋健人等陆大同学经常聚集在贾亦斌的家中，聚餐座谈、漫谈形势，各述见闻。交谈之中，大家普遍对内战政策深感忧愤。段伯宇以同学、朋友的身份引导他们座谈、讨论，为日后组织武装反蒋奠定了思想基础。 在这些同学中，段伯宇与贾亦斌和刘农畯走得最近。有一次，三人聚会，在谈到时局时，贾亦斌说，当今国民党政府内部腐败，与之同流难于不合污，既然不能为国家、民族做出有益的贡献，不如脱离国民党，解甲归田，当老百姓，去过田园隐居生活好，以避开令人厌恶、污浊不堪的国民党官场生活。段伯宇不同意贾亦斌的看法，他说，为了个人打算，自然可以退出政治舞台以洁身自好，但这样做无补于国家民族，不是一个现代中国军人所应走之路。要保持忍耐，坚持干下去，要像青莲那样入污泥而不染。要有实力，要掌握武装。但光找杂牌部队不行，我们需要自己掌握武装。经过分析讨论，“自己掌握武装”成了他们的共识。于是他们当即拟订了一个自己抓武装的初步计划。 此后不久，“自己掌握武装”的计划初见成效。刘农畯调到伞兵三团任团长。这支部队是国民党军队之精粹，号称“国军之花”，是1944年从国民党远征军、青年军和中央军校精选组编，并由美军顾问团训练的一支现代化部队。与此同时，贾亦斌利用蒋介石在长江以南组建30个新军的图谋，毛遂自荐表示愿意负责动员召集和组织训练他手上的青年军，组织预备干部训练第一总队（简称“预干总队”），并迅速以预备干部局的名义草拟了一份计划，经国防部报到军务局。此时，已升为少将高参的段伯宇当即加注意见送给俞济时转报蒋介石，顺利地获得了批准。于是，贾亦斌顺理成章地兼任了总队长。 1948年12月初的一天，段伯宇正在总统府军务局料理公务，突然接到贾亦斌打来的电话，约他去家中一谈，并说刘农畯、宋健人等同学也在等他。 原来，正当贾亦斌按部就班地实施着掌握武装的计划，突然传来国民党政府准备从南京迁往广州的消息，贾亦斌觉得应该趁此举事。于是，他把好友紧急约到自己的家中商量对策。 等段伯宇下班后赶到贾亦斌家中时已是黄昏时分。他一进屋，同学们就说：“伯宇来了，亦斌，你就代表我们把刚才讨论的意见说说吧！” 随后，贾亦斌慷慨激昂地分析了当前形势、表达了尽快起义的希望。 贾亦斌说完后问段伯宇的意见。段伯宇听后感到很突然，又很高兴。于是他讲了几点意见，首先表示十分同情大家的义举，但我们能调动的部队有限，而南京有重兵驻守，戒备森严，我们的行动无异以卵击石，如暴露了自己，则非常不利。第二，我们要反蒋，是革命行动，但搞革命绝不能感情用事，绝不能盲动，更不能逞一时之快，现在时机还不成熟，应当有充分准备，有组织、有计划、有领导地搞。第三，我们要根据各自的条件，分头抓军队的策反工作，争取多掌握点武装，积蓄力量，待机行动。他讲完后，大家都表示同意。最后，他还提出，行动要严守机密，今后个别碰头联系，不搞碰头会。 这次会议后，段伯宇加强了对国民党阵营的分化工作。经过多方工作，到1948年冬，段伯宇手上所掌握的部队有：贾亦斌领导的国防部预备干部训练第一总队，刘农畯领导的伞兵三团，王海峤领导的国防部工兵第四团，齐国楮领导的江苏保安第九旅，段仲宇领导的上海港口司令部及其所属辎重汽车团两个团，贾亦斌老部下周敬亭领导的驻守江苏扬中县的四十一师，贾亦斌老同学方懋锴领导的驻守上海大场镇的青年军二○九师，驻守浦镇的九十六军，驻守芜湖的一○六军，以及国民党装甲兵一个营，大约有6至7万人之众。这些部队，西起芜湖，东至嘉兴、杭州，沿江千余里，形成了一条秘密战线。 § 策划起义 钱壮飞. 曾任国民党特务头子徐恩曾机要秘书 策划武装起义 以策应解放军渡江 1948年底，国共两党开始展开了战略决战。局势的发展朝着对我党我军更为有利的方向变化。蒋介石这时的如意算盘是借长江天险与共产党“隔江而治”，于是，将刘农竣的伞兵三团从南京调驻上海安亭，贾亦斌的预干总队调驻嘉兴。 为了加紧策反工作，段伯宇借病脱离了军务局，到上海集中全力搞军运工作，以便配合解放军渡江。 段伯宇到上海后，住在宝山路段仲宇家里。这是一幢两层小楼，装有电话，地点邻近火车站，交通联系方便，门口有卫兵，外人很难进入，这里很快成为他联系工作的据点。 正当策反工作进入关键时刻，段伯宇通过他在上海复旦大学读书的表弟温尚煜（新入党的秘密党员）的关系，与中共中央上海局策反委员会取得了联系。 1949年元旦，在上海市中心一家饭店楼上，策反委员会书记张执一会见了段伯宇。段伯宇即将他入党的情况，在重庆接受周恩来指示的情况，以及失掉与党组织联系后，独立开展工作，联系国民党内部爱国将领共同反蒋的情况，向张执一作了全面汇报。张执一听后非常高兴，认为段伯宇在失掉党组织关系后独立作了大量工作是难得的，并说段伯宇掌握的部队工作量很大，需要专人联系，决定将策反委员会成员李正文介绍给段伯宇。第二天，段伯宇见到了李正文，段伯宇把贾亦斌、刘农畯、段仲宇、宋健人、王海峤等人分别介绍给李正文，谈了他们的工作情况和部队的兵力、驻地情况。此后，李正文、段伯宇、贾亦斌、刘农畯等人便三天两头在段仲宇的家中聚会。 谋划中的起义，是一个规模颇大的联合行动。对此，上海局策反委员会十分重视，也十分慎重。经过缜密分析和商议，张执一认为，立即发动如此大规模联合起义的条件尚未成熟，眼下还是分头准备，各自见机行动为妥。但他对贾亦斌部的起义给予了特殊的关注，因为预干总队是蒋经国的嫡系部队，起义又选在宁沪杭中心地带，政治影响将是巨大的，即便不能在军事上给国民党以重创，也可使其新建30个军固守江南的计划受动摇，并与解放军渡江作战相呼应。 李正文根据这个意见，召集段伯宇、贾亦斌、刘农畯三人在宝山路联络站研究了预干第一总队起义的具体问题，并决定抓紧做好起义准备工作，待机行动。可是，当起义准备工作紧锣密鼓地进行的时候，3月初，接连发生了两个突发事件，一是蒋经国连续发来三封电报，命贾亦斌即刻去溪口见蒋介石。虽然贾亦斌安然无恙地回来了，但是他被撤销了所兼各职，只保留了一个国防部少将部员的虚职。二是蒋介石单独召见了刘农畯，说准备把伞兵三团水运到台湾，作为他将来退居台湾的卫队。 客观形势的逼迫，促使这两支部队的起义日程进入快车道。 贾亦斌从溪口回来后，段伯宇、李正文、贾亦斌、刘农畯、段仲宇等人迅速召开碰头会，商讨对策。在会上，段伯宇提出先讨论贾亦斌的问题，因为蒋介石已撤销他所兼各职，并准备调总队到福建进行整训。大家初步决定贾亦斌尽量拖延移交时间，加速准备起义，待机行动。在讨论伞兵三团问题时，李正文透露了一个消息，说上级党组织决定，保存伞兵三团的实力，作为人民伞兵的基础。根据国民党要把伞兵三团水运到台湾的企图，段伯宇建议：伞兵三团乘船出海后，转道北上开赴连云港登陆。他的方案得到了策反委员会的同意。 随后，贾亦斌和刘农畯分头做着起义的最后准备工作。 4月2日，李正文和段伯宇传达策反委员会的指示，决定预备干部总队于4月15日起义。可是，在布置起义任务的时候，消息泄露，决定提前发动起义。 4月7日凌晨，贾亦斌率领预备干部训练团第一总队4000余人在嘉兴起义，起义部队经莫干山向天目山解放区挺进，但因敌人重重包围而失散，贾亦斌只身到达解放区。4月15日，刘农畯的国民党伞兵三团在海上起义后开到了连云港解放区。预备干部训练团第一总队和伞兵三团都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前者被称为蒋介石和蒋经国的“子弟兵”、“太子军”，后者被称为“御林军”。这两支队伍“从蒋家的心窝里反出来”时，震撼了宁沪杭各方，国民党报纸评论“其行动在军事上远不及江宁事件之严重，只是在政治意识上，给政府、给人民以极大的刺激，因为这一批正是万人瞩目之‘国之瑰宝’的知识青年。”它们的起义，对于瓦解国民党军军心，配合解放军渡江，解放南京、上海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此后，其他部队也相继行动。王海峤根据党的指示故意把铁甲车弄坏，堵住浙赣铁路，使国民党军队无法顺利向台湾撤退，蒋介石为此大发雷霆，下令逮捕王海峤，王海峤只得随中共秘密联络员撤往香港后转解放区；齐国楮在解放军渡江后率领江苏省保安第九旅万余人在金坛、溧阳一带投向人民；段仲宇的辎重汽车部队两个团在解放上海的战役中于5月24日起义，迎接解放军顺利渡过苏州河，插入河北江湾地区，并且组成快速部队，追歼汤恩伯残部。有的部队虽未起义成功，但在解放军渡江后，均未进行什么抵抗而自行瓦解了。[2] § 开国后期 1949年10月1日，段伯宇和他的战友们登上了天安门前的观礼台，光荣地参加了新中国的开国大典。 新中国成立后，段伯宇参加中央军委武官班学习，1950年毕业后任外交部行政处长兼党支部书记，接管国际俱乐部，并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秘书长兼党支部书记；1956年入中央高级学校学习，毕业后任该校哲学教研室讲师；1960年任中国科学院亚非研究所党委书记，亚非学会副秘书长；1964年参与筹办亚非拉国际科学会议。同年，根据周恩来总理关于搞好中国自然科学的指示，任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负责人兼党委书记。1985年起，任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1986年被选为中国亚非学会理事、顾问。1987年离休。1998年9月23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4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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