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扬州学派 |
| 释义 | § 扬州学派 清代经学之一派。因起于扬州，故名。 活跃于扬州一带，以王懋竑、王念孙、王引之、汪中、焦循、阮元等为代表的学派。 § 风格特点 产生于皖派戴学基础之上，其中王念孙是戴震弟子，任大椿是戴氏同事，焦循一生推崇戴学。清代学术，吴派最专，皖派最精，扬州之学最通。扬州学派继承和发展戴震治学特点，首在能“创”，如焦循研究《易经》，黄承吉治文字学，均前无古人，自创新例；次在能“通”，王念孙研究训诂，阮元研究名物制度，汪中辨明学术源流，都能融会贯通。其治学规模、次第、方法，集吴、皖二派之长，又独具风格，非吴、皖所能及。如焦循在阐明性理、探究经学、教戒子弟等方面都强调“会通”，主张“日新”，反对“据守”和所谓“定论”。在求知领域上，扬州学派不仅研究经学，也研究史学、诸子、历算、词曲、戏剧、谣谚等。在自然科学、哲学、教育、训诂、校勘、编书、刻书等方面都有贡献。清刘毓崧谓“百年以来，扬郡名儒尤盛”（《通义堂文集·吴礼北竹西求友图序》）。清薛寿指出，扬州“素称沃壤。……江淮繁富，为天下冠。士有负宏才硕学者，不远千里百里，往来于其间。巨商大族，每以宾客争至为宠荣。兼有师儒之爱才，提倡风雅。以故人文汇萃，甲于他郡”（《学诂斋文集·读画舫录书后》）。 § 扬州学派演进的过程 扬州学派演进的过程，可以分为兴起、发展与守成三个阶段。 扬学兴起于乾隆中叶。 乾隆朝的扬州学派，是扬州一地以追随吴派惠栋、徽派戴震所开创的朴学风气而自然形成的一个学人群体。学人之间主要不是以师承关系为枢纽，而是以学友关系为纽带结合起来的。 中国具有悠久的师儒传统，因此往往以师承关系作为一个学派的重要特征。一学派中有始祖，有钜子，渊源派别，具有统系。这在侧重义理的佛学、理学中表现得尤其明显。较之佛学、理学，清代朴学的师承关系已有所削弱。乾嘉扬州学派是由扬郡学人相互砥砺、相互切磋而形成的学人群体。其成员皆以惠、戴所开之朴学为宗，提倡古学，贯通经术，此其尚同一面；汪中复强调“才力所诣、各成其学”、“所造不同”，阮元谓扬学诸人特色或“博闻强记”，或“公正通达”，或“洁净精核”，或“细密详赡”，各具千秋，此其相异一面。诸人学术造诣有别，说明扬州学派不像吴、皖二派一样有公认的学术领袖，此其独特之处。另外，扬学受吴、皖两派之学影响极大，其学派成员之学或近于吴、或近于皖，或者会通吴皖两派之长。如果坚执以师承关系与学派特色作为学派成立的标准，势必导致纠葛不明，乃至取消扬学独立成派的资格。如支伟成撰《朴学大师列传》，其体例是兼以地域与学派特色划分学派，将扬学成员散列于吴、皖之下，则是因强调学派的师承与学派特色，遂不将扬学视作独立的学派。 乾隆末年至嘉庆末年是扬州学派的发展时期，以创通大义为学术特征。 乾隆五十九年冬，汪中逝于杭州。此时扬州学派先进唯王念孙与刘台拱为硕果仅存，而王居京师，刘居镇江。而阮元、焦循等扬学后起之秀在学界又声名藉甚。与焦循、阮元同时而起的扬州学者王引之、顾凤毛、江藩、黄承吉、钟环、李钟泗、凌曙、徐复、汪喜孙、梅植之等人，亦渐次登上学术舞台。这些学者年次较晚，多数学术活动在嘉庆时期，他们相与为友，相互问学，关系非常密切，当时扬州学术界已有“江、黄、焦、李”之目，或曰“钟、黄、焦、李”。 江藩（号郑堂）又与焦循（号理堂）并称“二堂”，这说明当时扬州地区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学术圈。此期学人主要以学友形式为联系，互相砥砺学行，商榷疑义，形成扬州学术彬彬之盛的局面。 这一时期扬州学派的学术特点在于创通大义，扬学亦籍此区别于吴学、皖学，而独立成为一派。此期学者中，以阮元与焦循为学术领袖。阮元从事朴学研究在乾隆时期，其间撰《车制图解》，为纯粹的考据礼制名物之作，以专精为特征，近于徽学。 道光至清亡是扬学的守成时期，特征是恪守扬学统绪。 道咸以降，随着经世之学与今文经学的兴起以及宋学的复辟。朴学风气渐趋漓薄，此时的扬州学派能执守朴学，不易其帜，保持了扬州学派的传统。扬学后期主要以宝应与仪征二刘氏为主。刘宝楠、刘文淇虽在嘉庆后期已有学名，但其穷治专经，撰作新疏，则缘起于道光八年，故今以二刘氏为扬州学派后期的后表人物。宝应刘氏有悠久的家学传统，刘宝楠辑《清芬集》，蕞录宝应刘氏历代之学，自六世祖刘永澄而下，率以理学传家。其朴学之风则开自刘台拱。刘台拱精于礼学，同时学者皆以此推之。刘宝楠从台拱学，传其子恭冕，是为宝应刘氏之学。仪征刘氏则自刘文淇始。文淇受业于舅氏凌曙，但并未习染今文经学学风。以其学传于子毓崧、孙寿曾，至于师培，四世赓续一经，在扬州学派中家学最为绵长。 扬学后期的组织形态较前期为紧密，如果说前期学派主要是以学友的形式相联系，后期除学友形式外，家学与师承的特征有所强化。由于扬州二刘久困场屋，其居扬时间最久。以其学授于扬州，故师承渊源渐彰。如陈立、薛寿、田宝臣等人，皆受业于刘文淇。 后期扬学成就主要体现于撰写十三经新疏上 扬州学派的式微与清代嘉道而下政治、社会的全面衰败及由此导致的扬州地位的衰落有关。[1] § 代表人物 以王懋竑、王念孙、王引之、汪中、焦循、阮元等为代表的学派。 § 王懋竑简介 王懋竑 ［清］（公元一六六八年至一七四一年）字予中（一作与中），号白田，江苏宝应县人，王式丹之侄。生于清圣祖康熙七年，卒于高宗乾隆六年，年七十四岁。 少从叔父式丹学，刻厉笃志，耻为标榜声誉，精研朱子之学。尝谓友人道：“老屋三间，破书万卷，平生志愿足矣”！康熙五十七年（公元一七一八年）进士，年巳五十一岁。乞就教职，授安庆府教授。雍正元年，（公元一七二三年）与蔡世远同被召引见，授翰林院编修，命在三阿哥书房行走。二年，以母忧去官，谕即来京供职。素善病，居丧毁瘠。明年，入都谢恩毕，遂以老病辞归，杜门著书，不闻外事。 懋竑著有白田草堂存稿二十四卷，《四库总目》及朱子文集注、朱子语录注、读经记疑、读史记疑等，并传于世。[2] § 王念孙简介 王念孙王念孙 生平 （1744 ——1832），字怀祖，生而清羸，故自号石臞。江苏高邮人。王引之之父。自幼聪慧，八岁读完十三经，旁涉史鉴。乾隆四十年（1775）进士，历任翰林院庶吉士、工部主事、工部郎中、陕西道御史、吏科给事中、山东运河道、直隶永定河道。王念孙平生笃守经训，个性正直，好古精审，剖析入微，时与钱大昕、卢文弨、邵晋涵、刘台拱有“五君子”之称誉。 训诂 作为徽派朴学的嫡系真传大师，王念孙运用就古声以求古义、从假借字以求本字和以意参逆而不墨守的方法和态度，从事训诂，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由于中国古代文字学重形不重音，王念孙针对这一局限，用了十年的时间，采取为《广雅》作注的形式，援引经传，旁采众说，详加考证，就古声以求古义，改正原书错字、漏字、衍字等讹误甚多，遂写成《广雅疏证》，该书颇具创见，对中国古代训诂学的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其自言：“训诂之旨，本于声音，字之声同声近者，经传往往假借，学者以声求义，破其假借之字而读以本字，则涣然冰释。”其子王引之“大人之治经也，诸说并列，则求其是，字有假借，则改其读。盖熟于汉学之门户而不囿于汉学之藩篱者也。” 王念孙除精通训诂外，对于校勘，最擅专门，对文字谬讹、句读错乱、音训异同一一加以考辨，用力甚勤，且多创见。对《淮南子. 内篇》订正字句错误九百余条，用归纳法从这些误例中得出古书“致误之由”，凡得六十二例。这六十二例，总结出古书误例的规律性，是王念孙校勘古书字句错误的经验总结，被后人用作校勘其他古书的通例，具有广泛意义和深远影响。其子引之“述所闻于父”而撰成的《经义述闻》一书，也有不少校勘内容，书末卷三十一、三十二所载“通说”五十三条，更为精粹所在。又有《经传释词》一书，专为解释经传中的语词而作，自九经、三传以及周秦两汉之书，凡有虚词的文句，都一一搜讨，诠释虚词凡一百六十个。做到“揆之本文而协，验之他卷而通”，为后来研究虚词开辟了一条门径，影响极大。在校勘方面，他还提出三个勇改和三个不改的主张，非常精当，为古籍校勘提供了良好的范例。 水利 于经史之外，王念孙还精熟水利，曾在工部为官期间著《导河议》上下篇及奉圣旨纂《河源纪略》，“议者或误指河源所出，念孙力辨其讹，议乃定，《纪略》中《辨讹》一门，念孙所撰也。”（《清史稿》）罢官之后，每日以著述自娱，著有《读书杂志》，对于古义晦涩、腾抄误写及后人点校妄自更改之处，皆一一更正。其中一字之考证，博及万卷之书，其精于校雠由此可见一斑。《清史稿》称颂高邮王氏一门：“清经术独绝千古，高邮王氏一家之学，三世相承，与长洲惠氏相埒云。” 清史记载其事迹 王念孙，字怀祖，高邮州人。父安国，官吏部尚书，谥文肃，自有传。八岁读十三经毕，旁涉史鉴。高宗南巡，以大臣子迎銮，献文册，赐举人。乾隆四十年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改工部主事。升郎中，擢陕西道御史，转吏科给事中。嘉庆四年，仁宗亲政，时川、楚教匪猖獗，念孙陈剿贼六事，首劾大学士和珅，疏语援据经义，大契圣心。是年授直隶永定河道。六年，以河堤漫口罢，特旨留督办河工。工竣，赏主事衔。河南衡家楼河决，命往查勘，又命驰赴台庄治河务。寻授山东运河道，在任六年，调永定河道。会东河总督与山东巡抚以引黄利运异议，召入都决其是非。念孙奏引黄入湖，不能不少淤，然暂行无害，诏许之。已而永定河水复异涨，如六年之隘，念孙自引罪，得旨休致。道光五年，重宴鹿鸣，卒，年八十有九。 念孙故精熟水利书，官工部，著导河议上下篇。及奉旨纂河源纪略，议者或误指河源所出，念孙力辨其譌，议乃定，纪略中辨譌一门，念孙所撰也。既罢官，日以著述自娱，著读书杂志，分逸周书、战国策、管子、荀子、晏子春秋、墨子、淮南子、史记、汉书、汉隶拾遗，都八十二卷。於古义之晦，於钞之误写，校之妄改，皆一一正之。一字之证，博及万卷，其精於校雠如此。 初从休宁戴震受声音文字训诂，其於经，熟於汉学之门户，手编诗三百篇、九经、楚辞之韵，分古音为二十一部。於支、脂、之三部之分，段玉裁六书音均表亦见及此，其分至、祭、盍、辑为四部，则段书所未及也。念孙以段书先出，遂辍作。 又以邵晋涵先为尔雅正义，乃撰广雅疏证。日三字为程，阅十年而书成，凡三十二卷。其书就古音以求古义，引伸触类，扩充於尔雅、说文，无所不达。然声音文字部分之严，一丝不乱。盖藉张揖之书以纳诸说，而实多揖所未知，及同时惠栋、戴震所未及。 尝语子引之曰：“诂训之旨，存乎声音，字之声同、声近者，经传往往假借。学者以声求义，破其假借之字而读本字，则涣然冰释。如因假借之字强为之解，则结夋不通矣。毛公诗传多易假借之字而训以本字，已开改读之先。至康成笺诗注礼，屡云某读为某，假借之例大明。后人或病康成破字者，不知古字之多假借也。”又曰：“说经者，期得经意而已，不必墨守一家。”引之因推广庭训，成经义述闻十五卷，经传释辞十卷，周秦古字解诂，字典考证。论者谓有清经术独绝千古，高邮王氏一家之学，三世相承，与长洲惠氏相埒云。 引之，字伯申。嘉庆四年一甲进士，授编修。大考一等，擢侍讲。历官至工部尚书。福建署龙溪令朱履中诬布政使李赓芸受赇，总督汪志伊、巡抚王绍兰劾之。对簿无佐证，而持之愈急。赓芸不堪，遂自经。命引之谳之，平反其狱，罢督抚官。为礼部侍郎时，有议为生祖母承重丁忧三年者，引之力持不可。会奉使去，持议者遽奏行之。引之还，疏陈庶祖母非祖敌体，不得以承重论。缘情，即终身持服不足以报罔极；制礼，则承重之义，不能加於支庶。请复治丧一年旧例，遂更正。道光十四年，卒，谥文简。 主要著作 王念孙生平主要著述有《读书杂志》、《 广雅疏证 》、《道河议》、《河源纪略》等。[3] § 王引之简介 清代著名学者王引之 王引之（1766～1834） 清代汉学家。字伯申，号曼卿。江苏高邮人。父念孙、祖安国，皆以治名物训诂称著。早年，承其家学，究心《尔雅》、《说文》、《音学五书》等，以求文字、音韵、训诂之学。 嘉庆四年（1799）为进士，以优异成绩径授翰林院编修，后擢升至礼部左侍郎。参与纂修《词林典故》，任实录馆、国史馆副总裁。道光七年（1827），晋工部尚书。曾奉旨勘订《康熙字典》讹误，辑为《考证》十二册。逝世后，谥号文简。其学力主通核，不尚墨守，以文字训诂最为专精，与其父王念孙齐名，并称“高邮二王”。乾嘉之世，汉学中以惠栋为代表的吴派，以戴震为代表的皖派与高邮二王鼎足而立，同为汉学旗帜。所撰《经义述闻》三十二卷，本其父说，主张以古音求古义的训诂学见解，为其代表作。该书旁征曲喻，博稽载籍，订正历代学者误说，在训诂学上做出了卓越贡献。不仅得到当时汉学诸家交口赞誉，许为千古“绝学”、“海内无匹”，而且抨击汉学的理学家也认为“汉唐以来，未有其比”。其另一代表之作《经传释词》十卷，专以古文虚词为考论对象，训释经传所见虚词凡一百六十个。博搜例证，考其源流演变，尤其是对诸词特殊用法的训释，多具卓见，取得了超越前人的成就。 虽间有武断之处，但可补《尔雅》、《说文》、《方言》诸书之缺，亦不失为一部足资参考的文字训诂学著述。王引之一生为学朴实无华，不尚虚文，其书札短篇，后人辑为《王文简公文集》刊行。[4] § 汪中简介 汪中 汪中出身孤苦，七岁丧父，家贫，无力求学，由寡母邹氏启蒙。十四岁入书店当学徒，才有博览经史百家书籍的机会，故扬州民间云“无书不读是汪中”。工骈文，27岁时作《哀盐船文》，为杭世骏所叹汪中墓赏，评为“惊心动魄，一字千金”。 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以《射雁赋》应试，列扬州府第一名，补诸生。乾隆三十三年（1768），乡试落第，遂不复应试，专心治学。汪中早年家贫，营养失调，又过于劳心劳力，以致于闻更鼓鸡犬声，心跳加速，夜不成寐。乾隆四十二年（1777），举为拔贡生，历为太平知府沈业富、宁绍台道冯廷丞、安徽学政朱筠管书记。乾隆四十八年（1783），在南京协助编纂《南巡盛典》。乾隆五十五年（1790），应聘至镇江文宗阁检校《四库全书》，乾隆五十九年（1794），扶病前往杭州文澜阁检校《四库全书》；是年冬，积劳成疾，卒于西湖葛岭园僧舍。 著有《述学》 6卷。《广陵通典》10卷，《容甫遗诗》 6卷。近人古直选其若干骈文作注，名《汪容甫文笺》，有人民文学出版社本。[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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