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成仿吾 |
| 释义 | § 个人经历 1940年华北联合学校校长成仿吾 成仿吾于1897年8月24日出生在湖南新化县。在祖父和父亲博览群书的好学家风影响下，他自小就养成了自觉学习的好习惯。他既聪明，又刻苦，学习成绩总是名列前茅。成仿吾13岁随大哥到日本读书。在同学们还在学日语时，他已完全掌握了日语，开始学习英语。在同学们学英语时，他又开始学德语了。经过一生艰苦努力，成仿吾精通了日、英、德、法、俄五种语言。[1] 在日本，随着年龄增长，成仿吾的学习目的更加明确了。为富国强兵，成仿吾考进东京帝国大学造兵科，攻读枪炮专业。他不仅学语言很有天份，数理化也非常好，在当时的留学生中是有名的天才。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暴行，北洋军阀屈膝投降的罪恶行径，使成仿吾认识到救国不能仅仅靠科学技术，更重要的是要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依靠人民大众起来改造旧中国。于是，他和郭沫若、郁达夫等人创办了“创造社”，出版刊物，发表唤起群众的革命文学作品，介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创造社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文学社团，成仿吾成为当时有影响的文学家之一。 1928年，成仿吾在法国巴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开始为党工作。1935年10月，经历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成仿吾到达陕北，在中央党校担任高级班教员、教务主任。抗日战争爆发后，大批革命青年从全国各地奔赴延安。成仿吾遵照党中央指示，筹备创办了新型革命大学——陕北公学，成仿吾任校长。陕北公学没有辜负党中央、毛主席的殷切期望，在短短两年内为抗战培养了6000多名干部，造就出一大批革命人才。成仿吾是颇有名望的文学家和革命家，但他十分平易近人，对待学生如同自己的子女一样。一位女同学送给成仿吾一张纸条，上写道：“你是我们的妈妈！”于是，成仿吾得了个“妈妈校长”的称号。 陕北公学和鲁迅艺术学院等学校合并为华北联合大学后，成仿吾任华北联合大学校长。为迎接全国解放，华北联大与晋冀鲁豫的北方大学合并，组成华北大学，成仿吾任副校长。建国后，以华北大学、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法干校为基础创建了中国人民大学，成仿吾先后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校长，他还曾担任东北师范大学、山东大学校长等职务。 1984年5月17日在北京逝世。 § 主要作品 著作书目 《守岁》(小说)1929，创造社 《使命》(评论)1927，创造社 《流浪》(小说、诗合集)1927，创造社 《仿吾文存》(论文)1928，创造杜 《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论文集)与郭沫若合集，1928，创造社 《文艺沦评》(论文集)与郁达夫合集，1928，创造社 《新兴文艺论集》(论文、游记合集)，1930，创造社 《长征回忆录》(回忆录)1977，人民 《战火中的大学》(回忆录)1982，人民教育出版社 《成仿吾文集》1985，山东大学 翻译书目： 《德国诗选》 德国歌德、海涅等合著，与郭沫若合译，1927，创造社 《共产党宣言》(理论)德国马克思、恩格斯合著，与徐冰合译，1938，香港中国出版社 § 革命轶事 张国焘 为告张国焘 成仿吾抱病千里行 1938年4月，张国焘叛变了革命。而在此之前，他就曾推行“左”、“右”倾机会主义，给革命事业造成了巨大损失。很多同志都对其进行了抵制和揭露，成仿吾就是其中的一个。 1931年7月，成仿吾从德国柏林秘密回到白色恐怖的上海。他曾是20年代创造社的重要成员，在上海颇有名气。成仿吾回来以后，为了他的安全，中共中央决定让他尽快离开上海。中央政治局常委张闻天问他愿去鄂豫皖根据地，还是去江苏省委。成仿吾表示愿意到鄂豫皖苏区。9月，成仿吾秘密来到崇山峻岭的鄂豫皖根据地，出任省委宣传部长、省苏维埃文委主席、省教委主任及红安中心县委书记。 鄂豫皖根据地是当时全国仅次于中央苏区的第二大根据地。拥有红军4万、人口数百万，纵横数百里，与一江之隔的中央苏区共同构成了对蒋介石老巢南京的钳形之势，成了蒋介石的两大心腹之患。成仿吾到达鄂豫皖根据地后，正赶上苏区的形势急转直下。这是因为张国焘利用王明授予他的特殊权力，以“肃反”为名，恣意杀害了周维炯、许继慎等数以千计的鄂豫皖根据地的红军创始人及骨干。同时，由于他推行错误的军事路线和实行军阀主义宗派主义的统治，导致鄂豫皖苏区被严重削弱和第四次反“围剿”的失败。张国焘还擅自将鄂豫皖苏区红军主力拉走，放弃了苏区军民用生命和鲜血创建的江北最大的一块革命根据地，使革命蒙受了巨大损失。 成仿吾虽幸免遇难，但他对张国焘推行的“左”倾肃反政策和“右”倾逃跑主义，极端憎恨。为了挽救鄂豫皖根据地，1933年9月，成仿吾和鄂豫皖省委书记沈泽民等决定到党中央所在地上海状告张国焘。经研究决定派成仿吾以特使身份赴沪。当时鄂豫皖苏区已大部丧失，四周敌军密布，寸步难行，成仿吾又患疟疾，走不动路。为了革命事业，成仿吾不顾个人安危，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一关系鄂豫皖根据地前途命运的特殊使命。 为了此行成功，沈泽民蘸着米汤用俄文在成仿吾的衣服上写了一行字:“派成仿吾到中央报告工作。”留守的红军师长徐海东见成仿吾走不动路，就送给他一头骡子。为了确保突破敌人封锁线，省委又派了一个由四百多人组成的红军独立团和由陈先瑞、韩先楚等人组成的40人便衣队进行保护。9月底(或10月初)成仿吾抱病，伏在骡背上，踏上了艰难的征途。他们昼伏夜行，边走边打游击。经过一个多月的艰难行进，快到目的地时，成仿吾一行在一天凌晨来到湖北省红安县深山的一座古庙。本来再熬过一个白天，到了晚上不出半夜就可安全抵达花园车站。可不巧下午3点，当疲惫的人们还在沉睡时，庙前的哨兵突然发现大批敌人端着枪、猫着腰、不声不响地行进在茂密的草丛中，离破庙不过300米了。哨兵及时报警，人们急忙将病重的成仿吾扶上骡子，在指战员们的保护下，冲向较高的山地。一时枪声大作。骑在骡背上的成仿吾，成了敌人射击的活靶，密集的子弹呼啸着从他的头顶掠过。成仿吾临阵不乱，大声命令:“卧倒，射击！”战士们进行还击，经过一场激烈战斗，打跑了敌人。一场惊险过后，天黑了下来。成仿吾在大家的护送下，又踏上了征途，当晚安全抵达目的地――红安县花园车站，并在附近一家农户隐蔽下来。此时负责护送的红军已经完成任务，踏上了归途。成仿吾 成仿吾隐蔽的这家农民，乃是护送他的一个姓王的战士的胞兄。但万万没有想到，那个姓王的战士是一个混进革命队伍中的敌人，他把成仿吾的下落密告给敌人。幸而成仿吾没有久留而被及时送到了花园车站，当敌人追到车站时，成仿吾乘坐的火车已向武汉方向开动了。 几经艰险，成仿吾终于到了上海。此时已届严冬，成仿吾找了一家小旅馆住下。因连日奔波加之身患疟疾还未好，成仿吾连上楼的力气都没有了。令他更加焦急的是，中共中央已撤至中央苏区，原来接头的秘密联络机关不能再使用了。在马路上偶尔遇到熟人，也不敢轻易交谈。成仿吾无奈只能等待时机。一天，他在一张报纸看到骂鲁迅是“准共产党”的消息。成仿吾心思一动，何不去求鲁迅，也许能找到党中央。但是，他也有些担心。早在20年代，成仿吾与郭沫若、郁达夫等人创办的“创造社”与鲁迅之间发生过不愉快。经过深思，他最后决定还是去见见鲁迅。于是，成仿吾来到内山书店，见到了内山先生。内山十分惊讶，说:“哎呀，你还活着？”因成仿吾进入鄂豫皖根据地后，国民党报纸几次造谣，说成仿吾死了。在内山的联络下，鲁迅得知成仿吾前来求见，他知成仿吾必有要事，遂慨然应允。第二天下午，成仿吾按照约定的时间走进一家咖啡馆，只见鲁迅已等候在那里。看见成仿吾进来，鲁迅急忙向前迎了两步，将成仿吾的双手紧紧地握住，久久不放。 “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鲁迅见成仿吾穿一件旧棉袍子，像个乡下小学教师，话中有话地问道:“从家里来的吧？”成仿吾会心地答道:“是啊，从湖南老家来的。”两人交谈了一会儿，成仿吾低声向鲁迅道明了来意:“我是来请你帮助寻找党的关系，你有办法吗？”鲁迅听后，答道:“可以。你来得正巧，再过几天，我就没有办法了。”原来瞿秋白在上海的处境特别困难，随时有被捕的危险。中央苏区的毛泽东建议张闻天将瞿秋白调到苏区出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教育部长。瞿秋白已接到电令，过几天就要起程了。瞿秋白是上海地下党惟一与鲁迅有联系的，一旦瞿秋白走了，再找地下党，鲁迅就爱莫能助了。鲁迅立即将情况告诉了瞿秋白。过了两天，成仿吾向党的上海分局作了汇报，上海分局向瑞金党中央作了报告。很快，瑞金回电，命成仿吾于1934年元月10日前赶到瑞金。上海分局即派人送成仿吾秘密离开上海。 1933年12月30日，成仿吾离开上海后，经过一个多星期的奔波，于1934年元月11日安全抵达瑞金。当日下午，成仿吾被领进六届五中全会会场，周恩来同他亲切握手，并向在座的人介绍:“鄂豫皖的代表成仿吾同志来了。”成仿吾激动得热泪盈眶，紧紧握住周恩来的手，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元月15日，成仿吾向大会汇报张国焘擅自带领主力部队和电台向西逃跑，丢弃鄂豫皖根据地的情况，要求中央速派重要军事干部前往处于困境中的鄂豫皖根据地。 成仿吾原以为他的汇报一定会得到人们的同情，可万万没想到，他刚讲了五分钟，就有人站起来，气冲冲地指着他嚷道:“你是‘右’倾机会主义者，你是‘右’倾机会主义！”会场上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主席台上坐着博古、张闻天、周恩来、刘少奇4个人。博古不予制止，刘少奇显得很难过，张闻天为成仿吾解了围。他摆摆手说，鄂豫皖的问题回头单独谈。 五中全会结束后，中共中央专门开了一次会，听取成仿吾的汇报。会上，成仿吾列举大量事实，揭露张国焘在鄂豫皖根据地一系列行径，在座的同志听了极为愤慨。为了使更多的中央负责人了解张国焘，除汇报之外，成仿吾还设法向正在瑞金的国际军事顾问李德作了揭露。成仿吾对李德说:“张国焘带着红军实行所谓‘游行示威’，从鄂北到河南，从关中，进陕南，他不知向谁示威？结果，把队伍拖得精疲力竭，使根据地和红四方面军都受到了很大的损失。”李德听了，也对张国焘的行为深表不满。成仿吾的艰苦努力终于获得了成功。1934年2月12日，中共中央发出了《给鄂豫皖省委的指示信》，信的一开头就写道:“中央听了成仿吾同志的报告后，对于鄂豫皖苏区这一时期的斗争的总结与你们今后的任务，作如下之指示。”《指示信》对张国焘做了批评，赞扬了坚守在鄂豫皖苏区的同志英勇顽强斗争，指出正是这些同志的英勇斗争，才使鄂豫皖苏区没有全部丧失，才使国民党反动派一举荡平鄂豫皖苏区的企图破产。《指示信》发出后，为了加强鄂豫皖地区的斗争，中央接受了成仿吾的建议，派程子华前往鄂豫皖。程子华到达鄂豫皖根据地后，被任命为红二十五军军长。 成仿吾历经两个多月，行程数千里，历尽艰难险阻，向党中央状告张国焘。此举使正处于困境的鄂豫皖苏区军民在精神上得到巨大鼓舞，在军事上得到巨大支持，促进了鄂豫皖苏区的巩固和发展。鲁迅 与鲁迅笔伐 成仿吾成“才子流氓” 在文坛中混的人，最厉害的就是那只笔，像一把匕首。鲁迅靠一只笔和不少人战斗过，其中有他的敌人，他的同行，甚至有他曾经的朋友。教育家、革命家成仿吾是同鲁迅笔伐过的人之一。那场看不见硝烟的笔伐之战，在彼此的记忆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 成仿吾攻击鲁迅：“中国的堂•吉诃德——堂鲁迅！” 那是1922年的时候，成仿吾与郭沫若和郁达夫在上海创办了文学团体“创造社”。当时郭沫若的诗歌、郁达夫的小说、成仿吾的评论是“创造社”的三大品牌。在鲁迅1923年8月出版了《呐喊》后，成仿吾于1924年2月对鲁迅“抡板斧”，成了率先向鲁迅攻击的急先锋。成仿吾在《创造季刊》第二卷第二期发表《〈呐喊〉的评论》一文。称“《阿Q正传》为浅薄的纪实的传记”，“描写虽佳，而结构极坏”；《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亦均是“浅薄”、“庸俗”的“自然主义”作品，只有《不周山》一篇，“虽然也还有不能令人满足的地方”，却是表示作者“要进而入纯文艺的宫廷”的“杰作”。 年轻气盛的成仿吾对《呐喊》的整体否定。对此，鲁迅当时并未给予批驳，只是在翌年5月撰写的《俄文译本（阿Ｑ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中说“我的小说出版之后，首先收到的是一个青年批评家的‘谴责’”，虽不独未予点名，但大家都明白了青年批评家就是成仿吾。 “一事能狂便少年”，当时正年轻着的成仿吾可能骨子里满上好斗的天性，郭沫若曾说他是一阵“黑旋风”。当时向鲁迅发起攻击的人其实不只成仿吾一个，只是其他人都不如成仿吾的批评来得刻薄，来得汹涌，他曾说：“这位胡子先生倒是我们中国的堂•吉诃德———堂鲁迅！”“我们中国的堂·吉诃德，不仅害了神经错乱与夸大妄想诸症，而且同时还在‘醉眼陶然’；不仅见了风车要疑为神鬼，而且同时自己跌坐在虚构的神殿之上，在装作鬼神而沉入了恍惚的境地。”甚至把整个绍兴都牵连进来了，称鲁迅“词锋诚然刁滑得很，因为这是他们师爷派的最后的武器”等等。 鲁迅回击：“中了才子 流氓的毒” 鲁迅后来以《“醉眼”中的朦胧》和《我的年纪气量和态度》等文章回应过成仿吾的批评，但几乎没有正面论战，只是揭露创造社“前年招股本，去年请律师，今年才揭起‘革命文学'的旗子”。讽刺成仿吾“总算离开了‘艺术之宫'的职掌，要去‘获得大众'，并给革命文学‘保障最后的胜利'”，并批评成仿吾说“先生手抡板斧，从《创造》的大旗下，一跃而出”，表示对他的此种作风的“憎恶”。几年后，鲁迅提到成仿吾，还说：“好似革命一到，一切非革命者都得死，令人对革命只抱着恐怖。……这种令人‘知道点革命厉害'，只图自己说得畅快的态度，也还是中了才子加流氓的毒。” 对鲁迅“中了才子 流氓的毒”的批评，成仿吾50年后仍耿耿于怀，公然以“才子流氓”自傲于天下。在1979年所写的《徐冰同志追悼会车中口占》诗中，还写下：“可怜酒鬼多仙去，‘才子流氓’今独存。”1926年11月20日鲁迅在与许广平的私人通信中，也曾谈及“创造社量狭而多疑，一定要以为我在和他们捣乱，结果是成仿吾借别的事来骂一通。”但鲁迅对他和成仿吾之间的笔伐，最为有力的回击应该是在十年后。 十年后，也就是1935年，鲁迅的《故事新编》再版时，鲁迅删除了成仿吾认为不错的文章《不周山》，并在序中写道：“我们的批评家成仿吾先生在创造社门口的‘灵魂的冒险’的旗子底下抡板斧。他以‘庸俗’的罪名，几斧砍杀了《呐喊》，只推《不周山》为佳作——自然也仍有不好的地方。坦白的说罢，这就是使我不但不能心服，而轻视了这位勇士的原因。我是不薄‘庸俗’，也自甘‘庸俗’的；对于历史小说，则以为博考文献，言必有据者，纵使有人讥为‘教授小说’，其实是很难组织之作，至于只取一点因由，随意点染，铺成一篇，倒无需怎样的手腕；况且‘如鱼饮水，冷暖自知’，用庸俗的话来说，就是‘自家有病自家知’罢。《不周山》的后半是很草率的，决不能称为佳作。倘使读者相信了这冒险家的话，一定自误，而我也成了误人，于是当《呐喊》印行第二版时，即将这一篇删除；向这位‘魂灵’回敬了当头一棒——我的集子里，只剩着‘庸俗’在跋扈了”。 鲁迅曾说，他对青年人的攻击，往往是“给我十刀，我只还他一箭”。他十年后郑重地还给成仿吾的这一箭，力道太足。 成仿吾当年对鲁迅又多又毒的谩骂，以及成仿吾的名字，在鲁迅的文集中以白纸黑字的方式存在着，成了他与鲁迅的那场笔伐的证据。十年浩劫时，成仿吾任山东大学校长，被作为“反鲁迅、反动学术权威的走资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被打倒了。当然，这跟当年那场笔伐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当年那场笔伐，有着当时特定的社会因素，并非个人私仇。两人也并非永远交恶。1927年2月20日鲁迅日记有“得成仿吾信”的记载；同年4月初，成仿吾还曾与鲁迅等联名发表《中国文学家对于英国知识阶级及一般民众宣言》。成仿吾后来参加革命，困境中时，鲁迅还曾为成仿吾接上组织关系。 § 教育轶事 山东大学校门 成仿吾与山东大学的深情厚谊 成仿吾（1897－1984）是我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代表、党内著名的教育家和社会科学家。1958—1974年任山东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 成仿吾1897年8月24日生于湖南新化县。其祖父成明郁为光绪三年丁丑科进士，曾任武强和行唐的知县。成仿吾的父亲成达陶因病早逝。青少年时代，成仿吾得到长兄成劭吾（同盟会会员）的扶育。13岁时，他怀抱富国强兵的志向，随兄东渡日本求学。留学期间，他同郭沫若、郁达夫等一起组织了“创造社”。1921年，他与郭沫若一起回国。 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在白色恐怖中，成仿吾深感革命理论的不足，决定赴欧探索真理，于1928月5月到达巴黎。不久，在巴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并开始编辑由周恩来创办的中共柏林、巴黎支部机关刊物《赤光》。1929年春夏之际，成仿吾移居柏林，继续编辑出版《赤光》。他第一次翻译《共产党宣言》即在此时，可惜这份译稿丢失了。成仿吾第二次翻译《共产党宣言》，是1938年在延安与徐冰合作进行的。 成仿吾与学生一起交谈 1931年7月，成仿吾回国，组织上任命他为鄂豫皖省委宣传部长、省苏维埃文化委员会主任，并兼任红安县委书记。1934年10月，我党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成仿吾随部队长征北上陕北。1937年8月成仿吾调任陕北公学校长，开始了陕北公学的筹建工作。短短两年时间，这所学校便成为进步青年景仰的革命熔炉，名扬中外。 成仿吾一生热爱党的教育事业。1945年8月在延安，毛泽东曾亲自征询参加党的“七大”的成仿吾的意见：“仿吾同志，全国解放以后，你打算搞政权还是搞教育呀？”正在担任晋察冀边区参议长和华北联合大学校长的成仿吾，毫不犹豫地回答：“我还是搞教育。”1948年，已被任命为华东大学副校长的成仿吾和他整整20年没有见面的老朋友郭沫若在石家庄相逢时，郭沫若也关切地问他：“今后你打算干哪行？”成仿吾笑呵呵地说：“当然是教育啦！”新中国成立后，成仿吾还曾担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校长，东北师范大学校长，中央党校顾问、校党委常委等职。 1958年8月，教育部调成仿吾到山东工作，担任山东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成仿吾到任后，首先要做的工作是将学校由青岛向济南搬迁。当时国内正有一股“左”的思潮猛烈地冲击着教育战线，政治运动连续不断，生产劳动成了压倒一切的中心，学校的主要教学任务和科研工作受到严重干扰。面对这种情况，成仿吾果敢决断，以高度的原则性和坚强的毅力，采取得力的措施和妥善的步骤，迅速把学校工作纳入正确轨道，使学校在稳步前进中得到发展和提高。 成仿吾在山东大学16年，给学校留下了许多好的办学思想和工作作风。他全面正确地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强调德智体全面发展，三者不能偏废。他特别强调要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有远大的理想和共产主义道德。他提倡科学的领导方法，非常强调工作效率和质量，要求各级领导深入基层，掌握第一手材料。他根据学校迁济后的实际，重视开拓新领域，建立新学科，使学校形成自己的新特色。如马列主义理论、计算数学、电子计算机、无线电子学、晶体材料、微生物等学科，都是成仿吾在校时支持建立起来的，而今天都有了新的发展。 “文化大革命”中，年逾古稀的成仿吾受到严重迫害。他多次被抄家、批斗，关进“牛棚”和劳动改造达数年之久。尽管如此，他对党仍充满信心。当被解除劳改可以自由行动时，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他用写《长征回忆录》来抵制“四人帮”的倒行逆施。1974年8月，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批示，成仿吾离开山东大学，到中央党校专门从事马恩原著的翻译和校注工作。 1983年9月，成仿吾同志重返山东大学看望师生，并为学校题词：“继续前进，努力不懈。”他还以泰山打比方，鼓励大家：“泰山是高大的，我们的学校也要像泰山那样高大（质量高、成绩大）。希望山东大学的同志们向着这个大目标前进。” § 文学轶事 成仿吾与郁达夫、郭沫若合影 成仿吾与书评作者 成仿吾（1897—1984），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教育家，文学家，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代表。1921年与郭沫若等共同创建了革命文学团体“创造社”，还创办了多种文学刊物，创作和翻译了大量论文、小说、诗歌。1928年留学法国前，他是文坛极为活跃的人物，对推动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起了很大的作用。在他的文学生涯中，图书评论占有重要的位置，是20年代初期、中期的重要图书评论家。 五四运动后，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关于文艺的各派思想，意见纷呈。创造社是争论的主要方面，成仿吾作为创造社的主将之一，不断在《创造季刊》、《创造月刊》、《创造周刊》上发表文章，参与争论。他早期的文艺思想有为艺术而艺术的倾向，后来逐渐倾向革命，使文学深入人生，深入生活，成为反封反帝的革命文艺战士。1928年入党以后，他先后与鲁迅、胡适、茅盾、周作人、郑振铎、张东荪、陈西滢、杨邨人等有过论争，与文学研究会、语丝社、礼拜六派等进行过论战。既有文艺思想的争论，也有对作品的评论。在这些争论和评论中，成仿吾先后写了多篇理论文章，比较有代表性的有1923年写的《建设的批评论》、《批评与同情》、《作者与批评家》；1924年写的《批评与批评家》、《批评的建设》；1926年写的《文艺批评杂论》。其间还写了《诗之防御战》、《评》、《论译诗》、《打倒低级趣味》、《文艺战的认识》、《全部的批判之必要》等。这些文章虽论争的对象不同，倾向不一，甚至前后有别，但是对图书评论来说，都涉及书评理论的诸多问题，如书评的性质，书评的任务，书评的内容，书评的态度，书评的作用，书评的方法，书评者与编辑、作者的关系，书评者的条件等等。这些对后来书评理论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成仿吾认为，评论的本质是在用自己的生命全心全意地从事自己热爱的评论事业。真正意义在阐明真理。这种见解是有相当深度的。他说：一个文艺批评家作文艺批评的时候，是以批评的精神在做文艺活动；决不只是在鉴赏文艺，也决不是在冒险。他只是用全部的生命在从事自己的文艺活动。因为他是用全部的生命做文艺的活动，所以文艺以外的问题，他决不会想起。真正的文艺批评必须有批评家的人格在背后。批评家对他的批评对象，也像创作者对他创作的对象一样，很公允而沉着。他以自己的评论来建设自己，完成自己。除此而外，他没有别的目的。他将评论视为自己的生命。 他十分肯定评论的作用，客观地论述了评论和创作的关系。他说：批评与创作同样重要。创作时不可没有批评精神，批评时不可没有创作精神。批评是创作的指南针，它是判别善恶、美丑和真伪的努力。因此，批评是谋求文艺进步的必须工作。欲求文艺的进步，必须先建设文艺的批评。文艺是人类精神活动的一种，应先建设对它的批评，以推动整个文艺的进步。成仿吾十分重视评论对创作的作用，对作者的影响，这是很对的。不过，他忽视了评论的社会功能，以及对读者和出版者的影响，显然还不够全面。 成仿吾将评论分为几种类型，每种类型中又分成几类。他说：就评论而论至少有价值批评与审美批评两种。以文艺为对象的批评，专就方法分类，有判断的批评与归纳的批评两种；就态度分类，有主观的批评与客观的批评之别。其余有道德的批评，形式的批评。还有求疵与捧场两种似是而非的批评。这是20年代首次有人将评论这样分类，应属首创。可惜的是他只是提出了问题，没有进一步对不同类别的评论进行分析，各有何异同及特点。 成仿吾认为不管是哪类批评，批评者应该公正、严肃，他说：要维持批评的尊严，批评应该有人格做后盾。批评家应当摒绝不合理的独断与浅薄的印象，而追求更真实的基础以至于无穷。不要颠倒是非，冤屈作者。如果因为批评者自己知识浅陋，完全错误批评别人，这不一定对被冤屈的人有何影响，往往实际上是暴露了批评者自己的丑态。今日甲如此瞎评，明日乙又如彼瞎说；更有狐群狗党互相称誉，非我族类便任情暗刺明讥，毫不为公理顾惜，甚至为辩护自己的短处，为迎合群盲的心理，而倡欺人欺己的狂说。一方面有人否认批评，另一方面又有人滥用批评，胡说八道的文字，假冒批评的美名颠倒是非，惑人耳目。这是批评的妖气，要大家起来，将其扫除。因此，批评时要超越一切偏执的见解。心里不要有丝毫的云雾，捉住作品的实在与全体，给作品以合理的评价。他提倡严肃、公正、客观的评论，树立良好的评论风气。 当然，也要允许被批评者对批评者提出不同意见，允许反批评。他说：我还赞成作者之反抗。因为批评所以促作者的进步，而作者的反观亦足以促批评的进步。我愿我们的批评家与作者，能为炮火与铁甲一般的竞争。他说：作者反抗批评家，是不可避免的事，因为批评家的学识应比作者更广博，而实际上不尽如此。批评家也难免偏见，作者自不能不求自由。批评家是很重要的，然而假使他的批评错了，作者却也有出来反抗的正当的权利。批评家不能是独裁的君主。人纵不能扫尽批评家的地盘，而作者自有主张自己的权利。批评家之自作威仪，是与有产阶级之自称骄子，同样无一点根据的。他认为评论要在批评与反批评的论争中前进。 成仿吾认为评论文艺作品好坏的标准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他说：不主张文艺有一绝对的标准可以权衡一切，然而相对的好差，相对的美丑，是谁也不能不承认的。绝对的客观的标准我们当然无从得到，我们所能求到的只有相对的客观的标准；对于本来是相对的文艺，我们却也无须要求它的绝对性。他还说，标准有两种性质：1.超越的；2.建设的。对于一切既成的思想与见解要能超然脱出，至少我们当用批评的眼光在它们适用的范围内利用它们，而不为它们所迷惘，这便是我们所谓超越的；对我们确定的标准要加意拥护，我们的批评的工程，须是这种标准的永远的建设。我们做一次批评，须使我们的标准的建设工程进一步，批评愈盛，标准愈坚，文艺乃有所归趣，这便是我们的建设。超越的而兼建设的，这是我们应当建设的新的文艺批评的标准。 此外，成仿吾还首次提出了审美批评。他将美学融入在评论中，这在当时是十分难得的。他说：作为“批评家也是一个赏玩者。一件文艺作品，是作者将一个情况用最适当的方法表现出来的。作者的努力在由无创造出有，由混沌创造出形象，由部分的描写达到全部的表现。所以赏玩者的努力便是由部分的感触得到全部的暗示。这是随作者的指导、由部分的感触构成一个具体的整个工作。这种工作的结果，赏玩者可以由这具体的整个得到他所具有的美感，与它所带来的意义。”他认为作品是作者和评论者共同构建的一座美的建筑，要共同用美学思想来分析它，欣赏它，以显示出它的美的本质。 在成仿吾的评论生涯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对鲁迅作品的评论。他对鲁迅，先是对立，后成朋友，最后是崇敬。1924年2月他写了《的评论》发表在《创造季刊》上，否定多于肯定。鲁迅并不以为然。茅盾在回忆文章中说：鲁迅“劝我们不要写文章与之辩论，因为如果辩论，也不过是聋子对话”。当然，鲁迅在《三闲集》中，也还是进行了一些反批评。后来，成仿吾和鲁迅有过合作：1927年鲁迅、成仿吾等联名发表了《中国文学家对于英国知识阶级及一般民众宣言》，抗议英帝国主义在革命时期出兵侵犯我国领土。1933年成仿吾在上海时，鲁迅帮助他与地下党接上了关系。鲁迅逝世后，1936年成仿吾写了《纪念鲁迅》一文，称赞鲁迅是“爱国的、革命的作家”，他的功绩是“划时代”的。 成仿吾除阐述书评理论外，也写了许多对具体作品的评论。他对作品的评论，有与别人不同的风格和个性。评论中，以事实为依据，让作品说话，从小处着笔，由小到大，在大处定论。他笔调犀利、态度直率。对作品要求严格，看不足较多，看长处较少，对作品肯定得比较少，是一个比较严厉的评论家。 朱德与成仿吾的夕阳情 《共产党宣言》 1976年5月20日上午，室外艳阳高悬，鸟雀啁啾。朱德迈着沉稳的步子走进办公室，看到桌上端端正正地放着一本成仿吾校译的新版《共产党宣言》大字送审本。他放下手边的其它工作，认真仔细地读了起来，并不时做着眉批。他用为争取中国人民解放而奋斗了70年的深刻经历，用对共产主义事业的无限忠诚，更用他同中国革命的艰难历程和伟大胜利融合在一起的身心，再一次地读着这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之作。1923年5月，远涉重洋去寻找革命真理的朱德在德国首次读到《共产党宣言》。在以后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共产党宣言》所阐述的革命原理和精神成为他坚信不移的思想和行为准则。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问题，对毛泽东思想特别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积累了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沧海桑田，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已被推翻，革命已经成功，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中国已经屹立在东方，朱德本人也从一个旧式军人转变成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５３年以后，当他再一次捧读《共产党宣言》，读到那些熟悉的段落、语句和指导他奋斗了一生的科学真理时，仍是那么专注、认真，就像53年以前初次读到它时一样。 翌日中午小憩以后，朱德告诉秘书：“你准备一下，我要马上去看望成仿吾同志。”秘书听后感到为难，朱老总九十高龄，身体又不好，他能经受得住访友的劳累吗？于是立即挂电话给成仿吾。成仿吾得知这一消息，在电话中声音激动地嘱咐道：“请转告老总，让他不要来，我马上去看望他。”但朱德仍然坚持要亲自登门拜访。朱德的外孙刘健对秘书说：“姥爷与成仿吾有着几十年的深厚友谊，看来拦是拦不住了，我们准备一下，一起陪着他老人家去吧！”那时，受到全国人民衷心爱戴的周恩来总理逝世才四个月，毛泽东主席也处在重病之中，“四人帮”及其爪牙横行霸道。朱德对党和国家的前途忧心忡忡，使他更加重视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学习和宣传了。 时近三时，车子开到成仿吾居住的楼旁，笔者有幸看到了这样一幕场景：朱德在工作人员的搀扶下刚刚跨出车门，成仿吾便迎上前去紧紧握着朱德的手，许久没有松开，然后挽着朱德的胳膊一同缓缓地朝屋内走去。20年后，当成仿吾的夫人张林回忆起这一往事时，仍然激动得老泪纵横：“仿吾到车边去迎接朱老总，口中不住地说，老总，你好呀！然后，两位老人互相搀扶着往里走。我看着一位80岁的老人搀扶着一位90岁的老人，两位历经风雨和坎坷的革命老人互相搀扶着，想着他们为共产主义事业艰难奋斗的一生，真不容易啊！” 成仿吾是我国卓有成就的文学家、翻译家和教育家。他怀着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曾几度将德文版《共产党宣言》翻译成中文。1929年初，中国革命正处在低潮时期，为了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更广泛地传播和提高中国共产党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积聚革命力量，迎接中国革命高潮的再次到来，蔡和森从莫斯科给在柏林的成仿吾写信，让他把《共产党宣言》译成中文。译文脱稿后几番辗转，委托一位将去莫斯科的德国共产党党员带给蔡和森。但当这位德共党员到达莫斯科时，蔡和森已经离苏回国，不久就壮烈牺牲了。这部珍贵的译稿，用成仿吾自己的话说，也“随之石沉大海，杳无音信”了。 成仿吾第二次翻译《共产党宣言》是在抗日战争爆发后的1938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成仿吾和徐冰在延安拾到了一本德文版《共产党宣言》。为了革命的需要 ，为了完成蔡和森的遗托，他和徐冰商量决定，将这本德文版《共产党宣言》以最好的质量和最快的速度译成中文。在当年的８月，译稿作为《马克思恩格斯丛书》第四集交付延安解放社出版发行。大约在1939年秋天，成仿吾在前方看到了《共产党宣言》的这个延安版，发现有人根据俄文作了大量的修改，他很不满意，但是已经无法补救了。 “文化大革命”中，成仿吾受到冲击，被停止了正常的工作，但他一贯“所发必正言，所履必正道，所居必正位，所迎必正人”。作为一名老共产党员，他对党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始终怀着拳拳赤子之心。他看到建国以后编译出版的马恩列斯经典著作都是从俄文版转译为中文的，其中不乏不够准确，甚至谬误之处，更令他心中不安的是，中文版中的某些观点和史实偏离了作者的原文原义。于是，他立志在有生之年，把马克思、恩格斯的几部最重要的经典著作由德文直接译成中文。为此，他专门上书毛泽东主席，说出了自己的看法和志向。毛泽东在成仿吾的信上批示：请在中央党校或社会科学院给成仿吾同志安排一个位置，专门从事马恩著作的校译工作。 1974年，中央党校成立了“成仿吾小组”，以此作为成仿吾的工作班子。北京外国语学院德语教授李逵六担任组长。他们着手翻译的第一部经典著作就是《共产党宣言》。从拉开翻译工作序幕到印制出《共产党宣言》大字送审本，历时整整两年。出乎成仿吾意料之外的是，送审本报送朱德仅仅三天，这位年高九秩的革命家就坐在了《共产党宣言》译者的对面促膝而谈。 朱德欣慰地对成仿吾说：“你们重新校译的《共产党宣言》，我昨天一口气看完了，很好懂，主要问题都抓住了。看完后，不用讨论就明白了。阶级斗争问题、民族问题、家庭问题、妇女问题都讲了，讲得很清楚。” 朱德询问成仿吾：“你们这个班子有多少人？花了多长时间？”成仿吾一一作答。 朱德嘱咐成仿吾：“还应该多培养几个接班人。马克思主义弄通了，很重要。” 朱德鼓励成仿吾：“弄通马克思主义很重要，为了弄通，要有好译本。你们的新译本很好，没有倒装句，好懂。你这个工作是根本工作。现在有些问题讨论来讨论去，总是要请教马克思、恩格斯，总得看《宣言》是如何讲的。你们的工作做好了，对世界都有影响，有世界意义。我要把你这里当个点，时常来。” 朱德关照成仿吾：“你要很好地保重。党内像你这样的老同志不多了。” 最后，朱德告诉成仿吾：“中央对我管得很严。我的身体还好，现在一天吃三两粮食，吃多了不消化。游泳要坚持，不要停下来。我现在还常用游泳圈在水里泡一泡。” 谈话持续了一个多小时，朱德起身告辞。两位老人又互相搀扶着走到汽车旁。望着渐渐远去的汽车，成仿吾深情地对夫人说：“他还是那么谦逊，还是那么真诚！” 45天之后，朱德逝世，中国人民再一次沉浸在悲痛中。成仿吾闻知噩耗，泪水涟涟，久坐不语。突然，他叫服务员：“拿黑纱来！”他颤巍巍地把黑纱套在左臂上，站起身来，对夫人和儿女们激动地说：“你们知道吗？如果没有朱老总，就没有井冈山会师。1927年10月，朱老总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面对强大的敌人和内部的失败情绪，有顷刻瓦解之势。在危难关头，朱老总登高一呼：‘谁愿意革命就跟我走！’”成仿吾边说边学着想象中朱德的姿态，左手叉腰，右手用力一挥。在成仿吾生命历程的最后八年中，他曾无数次在夫人和儿女们面前演示这个动作，喊出这句话。这一做一喊成为成仿吾悼念朱德的特有方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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