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通鉴纪事本末》 |
| 释义 | 《通鉴纪事本末》《通鉴纪事本末》是中国第一部纪事本末体的历史著作，为南宋史家袁枢所编著。宋以前，中国史籍不外编年和纪传二体，这两种体裁各有缺点，编年体以年为经，“或一事而隔越数卷，首尾难稽”；纪传体以人为主，“或一事而复见数篇，宾主莫辨”。有鉴于此，袁枢对《通鉴》进行改编，区别门目，综括1300多年史迹，分隶239目，始于三家分晋，终于周世宗征淮南，每事一篇，自为起迄，故名“纪事本末”。袁枢的著述，为历史编纂学开创了新途径。 § 简介 《通鉴纪事本末》中国第一部纪事本末体的历史著作。一百四十二卷。作者南宋袁枢(1131年～1205年)，字机仲，建州建安(今福建建瓯)人。袁枢精研《资治通鉴》，苦其浩博，难以寻究史事终始，于是根据《通鉴》旧文，区别门目，以类纂辑。每事各详起讫，自为标题；每篇各编年月，自为首尾。起自《三《通鉴纪事本末》书影家分晋》，终于《周世宗征淮南》，共一千三百六十二年史事，概括为二百三十九篇。另有六十六事，附于各篇之后，总计大小三百零五题。去取剪裁，颇为精密。但内容皆属政治﹑军事，经济方面很少。宋以前史书祗有编年﹑纪传两体，各有短长。编年体以年为经，“或一事而隔越数卷，首尾难稽”；纪传体以人为主，“或一事而复见数篇，宾主莫辨”。袁枢于两体外，创立纪事本末一体。这种体裁因事命篇，不拘常格，与现代史书的体裁颇为接近，是对历史编纂学的一个重要贡献。该书成于淳曀元年(1174)，三年，初刻于严州郡学。明末，张溥于袁书各篇之后加入自己的评论。流行版本有中华书局本。 § 作者小传 袁枢， 《通鉴纪事本末》中国南宋史学家。字机仲。建州建安（今福建建瓯）人。孝宗初中进士，初任温州判官、兴化军教授。乾道七年（1171），为礼部试官，出为严州教授。其后历任太府丞、兼国史院编修官、权工部郎官兼吏部郎官、吏部员外郎、大理少卿，出知常德府、江陵府等职。袁枢为人正直，颇有史德。在担任国史院编修时，故相章敦的后代曾以同乡关系，要求他美饰章敦的传记，被袁枢严词拒绝。他说：“吾为史官，书法不隐。宁负乡人，不可负天下后世公议。”袁枢喜读司马光的《通鉴》，但苦于篇幅浩博，要了解某一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很不方便，于是他便以事件为纲，集中抄录《通鉴》的有关原文，“每事各详起讫，自为标题；每篇各编年月，自为首尾”。最后，他把《通鉴》294卷的内容、1362年的编年史改编为239个以事件标目的专题，全书缩减为42卷。因各专题记一事之本末，故将这种史书体裁称为“纪事本末”。因其文总括为239事，独立成篇，起讫了然，为中国第一部纪事本末体史学著作。创造纪事本末这一新的写史体例，兼有纪传、编年二者优点，使“数千年事迹经纬明析”，对后世影响极大，明清两代多有仿作。 § 编纂过程 《通鉴纪事本末》是袁枢在严州任教授时所撰， 《通鉴纪事本末》这时由于职掌清闲，可以从容论著。袁枢与朱熹、吕祖谦和杨万里是同时代人，这时的社会经济和学术文化都有一定的发展，但是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却处于比较紧张的状态，这一现实，对于抱有“爱君忧国之心，愤世疾邪之志”的袁枢来说，只有像司马光那样，拿起史笔，来抒发自己的报国忧民之情。 袁枢为人正直，对政治腐败，朋党互争，压制人才等丑恶社会现象是很不满的。当他为国史院编修官，分配负责撰修《宋史》列传时，北宋哲宗时“奸相”章敦的子孙，以同乡关系请袁枢对章敦传加以“文饰”时，袁勃然大怒说：“子厚为相，负国欺君。吾为史官，书法不隐，宁负乡人，不可负后世天下公议！”（《宋史·袁枢传》）当时宰相赵雄“总史事”，听到后即称赞他“无愧古良史”（同上）。 当时现实政治的直接刺激，是袁枢编纂《通鉴纪事本末》的原因之一，给内外交困的赵宋封建政权提供安邦治国的药方。另一个原因，是为了解决读《资治通鉴》的困难。由于《通鉴》记述了1300多年的史实，取材宏富，但它只是每年记述，对于一件事情连续好几年的，它未能连贯记述，如果要了解其全貌，就要翻阅好几卷，读者很不方便。据说，《资治通鉴》修成后，司马光希望写作班子以外的有关人员再看一遍，但使他很失望，只有一个名叫王胜之的借去看了一遍，别的人面对这部巨著，有的只翻了几卷，有的只看了几页就不想再看了。由此可见，《通鉴》由于篇幅太大使人阅读困难。司马光本人也感觉到这一难处，他晚年时曾经想另写一部《资治通鉴举要历》，把《资治通鉴》简化一番，但他老了，已力不从心，结果没有完成。 袁枢根据《资治通鉴》记载的重要史实，以事件为中心，按照《通鉴》原来的年次，分类编辑，抄上原文，把司马光的史论也抄上，每事标以醒目的题目，而袁氏本人没有发表意见，也没有加上一句话。这样，共编集了239个事目，始于《三家分晋》，终于《世宗征淮南》，记述了1300多年的史事，共42卷。袁氏虽然只用了大约两年的时间编写《通鉴纪事本末》，但他熟读《通鉴》却花了不知多少年的时间。他不但要熟读《通鉴》，了解其全部内容，还要吃透司马光的史学见解。 《通鉴纪事本末》 袁枢跟司马光一样，始终恪守“专取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的原则。因此他在编立标题，抄录史料时，对于灾异、符瑞、图谶、占卜、鬼怪等绝少加以采用，即使稍有涉及，也是作为起警戒作用而引用的。这种反对天命论神学，而重视社会现实的史观，在当时无疑是进步的。对于统治者袁枢是提出警告的，如袁枢在《通鉴纪事本末》卷三《武帝惑神怪》中抄录了“臣光曰”，批评了汉武帝“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由此可见，袁枢是有自己的政治见解的，这正如朱熹所说的，袁枢“其部居门目，始终离合之间，又皆曲有微意。”（《朱子大全》卷81）所谓“微意”，就是指袁枢的政治观点。袁枢把有关封建政治的主要问题，如杨万里（与袁枢同为太学官）所举的内容，“曰诸侯，曰大盗，曰女主，曰外戚，曰宦官，曰权臣，曰夷狄，曰藩镇”（《通鉴纪事本末叙》）之类，都作为全书的基本内容，使它成为当时及后世君臣的鉴戒。袁枢还十分重视汉族政权的恢复事业，对于“祖逖北伐”、“宋明帝北伐”等，大书特书，而对于进据中原及举兵南犯的少数民族上层统治分子，则视为“石勒寇河朔”，“赵魏乱中原”。当参知政事龚茂良得到《通鉴纪事本末》一书时，立即推荐给宋孝宗。宋孝宗阅读时，赞叹地说：“治道尽在是矣。”（《宋史·袁枢传》）孝宗命令摹印十部，以赐太子和江上诸帅，命熟读之；还提升袁枢为大宗正簿。 § 成功原因 《通鉴纪事本末》的成书时间前后不足一年， 《通鉴纪事本末》梁启超将此誉为中国古代“善抄书者可以成创作”的典型范例之一。《通鉴纪事本末》的成书看似神奇，然而它的成功却并非偶然。首先，它的产生适应了时代发展的需要。上古时期，由于地理知识不广，社会关系不太复杂，所以史书中按时间顺序记述，体例较为单一的编年体最早产生；秦汉以后，统一皇朝出现，随着社会政治、经济发展，体例多样、记载全面的纪传体史书应运而生；唐宋时期，封建文化高度发展，随着历史著作积累日益丰富，大量史书因篇幅浩繁，使“诸生历年莫能尽其篇章，毕世不暇举其大略”，于是社会呼唤简明易读、又能具体反映史事的新史体产生，以解决人们求知和阅读的困难。另外，从史学本身来看，自先秦以降，综合记述历史的史书主要是编年、纪传二体，二体虽各有所长，但在叙事方面却存在一些不可弥补的缺陷，编年体以年为经，则“事以年隔，年以事析”（杨万里《通鉴纪事本末序》）；纪传体以人为纲，则“同为一事，分在数篇，断续相离，前后屡出”（刘知几《史通·二体》）。因此史家希望克服二体的不足，在史书体裁上有所突破。袁枢正是顺应了时代和史学发展的要求，以他个人深谙二体和熟读《通鉴》的史学功力，完成了历史编纂学的创新。史书专篇记事或详一事之本末，可偶见于早期史籍《尚书》、《左传》，而作为全书体例则是从袁枢开始的，因此清代史学家章学诚盛赞这一变化是“臭腐复化为神奇”的创举。臭腐者，二体之不足也；神奇者，纪事本末之新意也。 § 史学价值 袁枢最大的贡献， 《通鉴纪事本末》是开创了以纪事为主的本末体，实现了史书编纂体的突破，从而出现了编年、纪传、纪事本末三足鼎立的体例。以“时”为中心的编年体和以“人”为中心的纪传体各有千秋，而检索不便则是它们的共同缺点。而袁枢创立的以“事”为中心的纪事本末体裁，却弥补了编年与纪传体的不足，因而丰富了史学内容，正如清代著名历史学家章学诚所评论的那样：“因事命篇，不为常格，……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决断去取，体圆用神，……故曰：‘神奇化臭腐，而臭腐复化为神奇’。”（《文史通义·书教下》）章氏的评论是正确的，袁氏创立的纪事本末新体裁，的确是对中国历史编纂学的一大贡献。 《通鉴纪事本末》的史学价值在于创立了“以事为纲”的纪事本末体裁。在史书中，时间、人物、事件本来同为历史记载的要素，其中集时、地、人为一体的“事”，更是令人瞩目。然而在纪事本末之前已流行多年的编年、纪传二体，因受自身体裁的局限，却未能很好承担起叙事的责任。纪事本末体史书弥补了这一缺陷，它以事件为中心，按时间的先后集中史料加以叙述，使人们便于了解每一事件的起因、经过和结果。以三国分立的历史为例，相关史事在编年体的《通鉴》中占了近50年、长达十几卷的内容，在纪传体的《三国志》中则分散于大量人物纪传，历史事件的记载头绪纷繁、脉络不清。《通鉴纪事本末》用《曹操篡权》、《孙氏据江东》、《刘备据蜀》3个专题分述三国建立的过程，又以《宦官亡汉》至《晋灭吴》等16个专题，交代三国时期的其他史事。读者通过阅读这些有机联系的专题后，自然会对三国这一历史阶段的重要事件留下深刻印象。《通鉴纪事本末》的问世，丰富、完善了古代史书体裁，从此纪事本末与编年、纪传一起，形成中国古代史体的三大支柱，对后世影响极大。继《通鉴纪事本末》之后，又有十几种纪事本末体史书产生，它们前后连贯，也如“二十四史”一样形成了一套通史体系。梁启超说：“研究历史，必把一件件史迹看作集团，才有下手的地方，把史迹看作集团研究，这就是纪事本末体。”他还认为纪事本末与近代史籍的章节体最为接近，“抑亦旧史界进化之极轨也”。这些评论充分肯定了纪事本末体产生在中国史学史上的重要意义。 《通鉴纪事本末》概括了《通鉴》的全部史事，篇幅却不及原书的一半，因此它又有简明概括、便于普及历史知识的显著优点。袁枢改造《通鉴》，并非简单抄录或随意组合，他在剪裁联缀史料时，能照顾到各历史事件间的相互联系和制约，通过谋篇立目和事件的先后安排，贯穿史学通识，反映历史发展的线索。《通鉴纪事本末》不仅以“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的记述效果，向人们展示全史的轮廓，而且以类似章回小说的专题叙事，让人感受到历史的生动性。这就是该书一经问世，便受到普遍欢迎的原因。时至今日，对于初读旧史书的人来说，《通鉴纪事本末》仍是首选的入门书。 § 版本情况 虽然《通鉴纪事本末》原抄《资治通鉴》，但对《通鉴》的校勘却起了一定的作用。由于《通鉴》流传已久，传抄刻印，难免会有错误。所以读书时，可以把两书互相校勘。 《通鉴纪事本末》 清代的张敦仁曾经用《通鉴纪事本末》大字本（即湖州版本；严州版本字小，又叫小字本），和明代万历年间杭州所刻《资治通鉴》元注本互校，校出异文3000多条，写成《资治通鉴刊本识误》3卷，后来章钰撰写《胡刻通鉴正文校宋记》时，把张敦仁校勘《资治通鉴》的异文而无别本资印证处，列为附录。1957年由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标点本《资治通鉴》，除了章钰书中重要校勘都收入本书做注文外，还选录了张敦仁书中的一些校勘做为注文。这就使标点本《资治通鉴》成为现有较好的一种版本。 现代版本： 1、“四部备要”影印本。 2、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四部备要”本，16开精装1册。 3、商务印书馆“国学基本丛书”本。 4、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本，平装28册。 5、中华书局排印本，平装大32开。 6、中华书局“历代纪事本末”16开精装缩印本。 （节选本，“文白对照本”，“全译本”不计入） § 后人评价 此书一经问世， 《通鉴纪事本末》即为世人所重，当时的著名学者杨万里、吕祖谦、朱熹先后为此书作序作跋，倍加赞赏。《通鉴纪事本末》也有它的缺点。首先表现在取材上，因《资治通鉴》本来就是一部政治史，关于经济、文化方面的记载比较少。袁枢所取资料，不过是有关诸侯、“大盗”、女主、外戚、宦官、权臣、“夷狄”、藩镇之类，其他史事，多略而不书。这不能不是一个欠缺。另外，它囿于《资治通鉴》范围，多属照抄，没有自取的第一手材料。总之，《通鉴》有的，它不一定都有，《通鉴》没有的，它也没有。其次，《通鉴纪事本末》记述的事与事之间没有联系，对于整个历史不能勾画出一个发展的线索，因此，它只能记述了“治乱兴衰”的现象。 《通鉴纪事本末》具有明显的敌视农民起义的思想。例如，对于农民起义，多称为某某之乱（如“黄巾之乱”）；汉族统治者和叛乱少数民族之间的战争，往往用“讨”、“平”一类的字样。《通鉴纪事本末》，宋本共42卷，明末张溥（字天如，江苏太仓人，复社领袖）曾就《通鉴纪事本末》各篇，写成史论若干篇，附在各篇之后。这两种版本，一种有论，一种无论，还是容易区分的。在袁枢的影响下，明、清两代许多学者仿照他的体例编纂了不少纪事本末体史书。例如：《绎史》、《左传纪事本末》、《宋史纪事本末》、《元史纪事本末》、《明史纪事本末》，等等。 § 相关词条 《传习录》《旧五代史》《九章算术》《春秋公羊传》《元和郡县图志》 《后汉书》《四书集注》《天工开物》《春秋左氏传》《通鉴纪事本末》 《南齐书》《白虎通义》《五经正义》《明夷待访录》《四库全书提要》 《北齐书》《船山遗书》《新五代史》《伤寒杂病论》《读史方舆纪要》 § 参考资料 1、《中国大百科全书》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中国古代典籍一百种简介》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3、http://www.xiaoshuo.com/readbook/00110904_15850_3.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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