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徐健生 |
| 释义 | 徐健生（右二） § 生平 １９３４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4年4月参加革命。历任地下党贵阳1中党支部书记，中共贵州省工委交通特派员。 1938年赴延安，先后入中央党校、马列学院学习。历任延安中央党校党总支委员、延安马列学院党总支常委、组织科副科长，抗日军政大学3分校直属2队(东北干部训练队)总分支支委、政治指导员，延安马列学院研究室研究员、党支部书记、中央研究院秘书长、院党委委员，中央党校3部秘书、2部党支部委员，延安解放日报社党总支书记、秘书长、社委会委员。 解放战争时期，历任河北省建屏县中央机关土改工作队队长、区委书记、县委委员，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中央党校秘书长，新华通讯总社秘书长，中央直属党委委员。建国后，历任中共贵州省委委员，省政府委员，省政府秘书长，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省人民委员会秘书长，省政府副省长，贵州省第1届政协主席，省委候补书记，省委书记处书记，省政府副省长兼省经委主任，省委宣传部部长，省财贸办主任、党组书记，省委秘书长，中共贵州省委副书记兼贵阳市委第1书记、贵阳市警备区政委，省委副书记，贵州省第5届人大常委会主任，中共贵州省顾问委员会委员、常委、主任。 第1、2、3、5、7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共12大代表。 1993年3月19日逝世。 § 人物故事 徐健生，本姓邱，名照，1912年4月出生于贵州毕节县哈郎冲一个农民家庭。自幼聪颖好学，勤于思索，喜爱运动。在家乡念完小学之后，以优异的成绩，考入贵阳第一中学读书。 当时，正值“九一八”事变，日本军国主义侵占我国东三省，全国掀起抗日救国运动高潮。省城贵阳各校师生怀着满腔爱国热情，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在这个民族危亡关头，追求进步的徐健生积极投入这一运动，参加救国团活动，并根据组织意图，利用开展一些文体活动的方式，吸引众多青年学生加入抗日救亡行列中。面对山河破碎，民不聊生，徐健生坚定了追求光明，寻找真理，投身革命的信念。 1933年冬，中共地下党员林青、缪正元在毕节开展革命活动，1934年1月吸收秦天真入党，建立贵州省第一个党支部——中共毕节支部。徐健生通过秦天真结识林青、缪正元，参加筹备并成为“草原艺术研究社”的第一批积极分子。在“草原艺术社”的活动中，徐健生接受党的教育和培养，初识了马克思主义，了解了俄国十月革命，为他走上革命道路并为之奋斗一生的宏伟理想打下了坚实基础。 毕节党支部所组织和领导的一系列活动，受到反动当局的密切注意和严密监视，在这种紧急形势下，决定隐蔽转移。 林青、秦天真等转移到贵阳后，健生还在贵阳一中读书，从事学生运动，健生将自己在忠烈街8号租用寄宿的一间房子提供给他们临时使用。同年8月，党组织根据健生的突出表现和对党的忠诚，批准其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是毕节党支部转移到贵阳后发展的第一个党员。此后，健生担任贵阳第一中学的党支部书记，步入了艰苦漫长和坚贞不渝的无产阶级革命生涯。 1934年1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遵义，召开举世瞩目的遵义会议。在此期间，林青向中央汇报了贵州地下党的组建和活动情况，中央承认贵州地下党组织，批准建立中共贵州省工作委员会，徐健生担任交通特派员。 同年寒假，健生回到毕节，根据省工委领导邓止戈的指示，召集党员邱在先、杨杰及草原社社员开会，研究如何迎接红军，特别是搞好宣传、动员工作，具体分工负责等，由于工作细致、扎实，1936年2月9日红军顺利入城。随后，根据红二、六军团领导王震、夏曦指示，成立贵州抗日救国军，邓止戈任参谋长。健生还在毕节配合部队，动员青年参加红军，响应者2000余人。同时组织和发动当地的缝纫工人、妇女，由“庆泰昌”等布店提供货源，为红军指战员做军服。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为适应斗争形势的变化，党中央派黄大陆到贵州工作，健生任省工委巡视员，肩负的担子更重。由于他在学生中有较高的威望，被推举为学生寒假农村工作团的主要负责人，为此，确定了工作团正确的工作方向，组织农村工作团团员深入乡村进行抗日救国的宣传，教唱抗日歌曲，表演话剧。10月底，根据省工委的指派，健生赴黔西、大定(今大方县)、织金、毕节等地负责清理和发展党的组织，并成立由他担任主任，熊蕴竹、邱在先、邱在模、葛发声为成员的毕节县党组织清理委员会，开展对党组织的清理，发展经过斗争考验的积极分子宁起鲲、宁起枷、周晓山、宋达谦等人入党。在健生的具体指导下，中共毕节县工委正式建立。 1938年8月，按贵州省工委的计划安排，健生阔别工作和战斗过的家乡，途经武汉，辗转到达向往已久的革命圣地延安，开始了人生中新的重要的一页。中央组织部安排其到中央党校十九班学习，任党支部书记。在中央党校学习期间，健生表现突出，学习刻苦钻研，有独特见解，被评为“突出队员”。中央党校毕业后，任中央党校总支委员，二十六班班主任；1939年秋，组织决定派他到延安马列学院学习并担任第二班党支部组织委员、院党总支常委、组织科副科长、抗日军政大学三分校直属二队党总分支支委、政治指导员，马列学院研究室研究员。 毛泽东在延安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和《论实事求是》的重要报告，在党内引起巨大反响，中央作出《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决定成立中央研究院，健生调任中央研究院秘书长、宣传鼓动工作队队长、院党委委员，与中央高层领导人、院长张闻天(洛甫)，副院长范文澜和负责中央宣传工作的凯丰、李维汉及党内著名的理论家、哲学家张如心、艾思齐、马洪等一道工作，受益匪浅，进步极快，大大提高了理论功底和工作能力。 在延安学习和工作期间，健生亲身经历许多大的事件及运动，包括南泥湾的大生产运动、延安的整风运动以及如何将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理论探讨和研究，聆听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人的教诲，这些亲身经历和艰苦环境的磨炼，为他成为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者和领导者，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45年春，健生调延安解放日报社工作，任秘书长、社委委员兼党支部书记，与社长秦邦宪(博古)、总编辑陆定一一同工作。党中央为加强对新闻工作的领导，成立中央宣传工作委员会，毛泽东任书记。国际国内重大形势变化、重大政治军事问题的宣传都经中央宣传委员会讨论，报社编委会贯彻执行。健生在解放日报社工作期间，带头参加学习，经常和编辑、记者共同研究报道工作中的问题。他还特别注意干部的甄别工作，解决不少同志长期悬而未决的问题，使这部分同志放下政治包袱，身心愉快地投入工作。健生还十分重视改善机关干部的生活，想方设法办好报社的食堂。 抗日战争胜利后至新中国建立时期，健生调新华社任秘书长。中国革命形势发生急剧变化，迅猛发展。从1947年开始，整个新华社机关开始大转移，从延安至太行山，辗转到河北建平县西柏坡，最后进入北平。在整个转移过程中，健生和新华社同志呕心沥血，艰辛跋涉，克服重重困难，实现党中央提出的机关转移，广播不能中断的要求，及时、准确地传达党中央的声音，胜利地完成了艰巨而光荣的历史使命。解放战争时期，健生历任河北省建屏县中央机关土改工作队队长、区委书记、县委委员、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中央党校秘书长，新华通讯总社秘书长，中央直属党委委员。 1949年10月1日，健生带领新华社同志到北京天安门参加隆重的开国大典，之后，按中央指示健生调贵州任中共贵州省委委员，参与军事接管和新政权建设，历任贵州省政府委员、秘书长、副省长、政协贵州省第一届委员会主席、中共贵州省委副书记兼省委宣传部部长、省委秘书长、省委副书记、省第五届人大常委会主任、省顾问委员会委员、常委、主任、全国第一、二、三、五、七届人大代表、中共十二大代表。 贵州解放初期，百废待兴，国民党残渣余孽、土匪猖獗，社会治安混乱，新生的人民政权需要巩固和发展。健生到贵州担任领导职务后，立即参与军事和新政权建设，以及清匪、镇反、土地改革等。在担任省政府第一任秘书长的几年中，建立健全省政府办事机构，逐步完善运行机制和工作制度，加强公共设施建设，为省政府制定方针政策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1956年9月，在贵州省政协第一届二次会议上，健生当选主席，之后，兼任中共贵州省委统战部部长。在任期间，认真贯彻党的统战政策，团结、发挥民主党派参政、议政作用，特别是为省委、省政府在团结、任用一大批像周素园先生这样有威望、有影响的民主人士、统战人士方面，做了许多开拓性的深入细致的工作。 此后，健生担任贵州省副省长、中共贵州省委副书记，并兼任省经济委员会、省财贸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在这段时期，贯彻中央“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建设方针，从贵州实际出发，大力扶持、发展工农业生产和农村副业、畜牧业。围绕发展农业生产，决策和指导在全省建设了一批中小型化肥厂，建设了一批大中型水库，如红枫湖、阿哈水库、松柏山水库，为实施粮、油、布等生活必需品的统购统销，健生常年奔波，不辞辛劳，以保证人民生活的基本需要。特别是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三年困难时期，健生在工作中坚持执行全国一盘棋的方针，从大局出发，积极认真做好全省的防灾救灾，千方百计支持国民经济的恢复发展工作。 “文化大革命”中，健生受到残酷迫害，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但他对党的信念及忠诚没有丝毫动摇，对“左”的错误和林彪、“四人帮”的倒行逆施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和斗争。 中央粉碎“四人帮”后，健生担任贵州省委副书记兼贵阳市委书记，面对错综复杂的形势，他贯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提出“凡搞错的，一定要平反”，领导贵阳市进行拨乱反正的工作，认真落实干部政策，平反了大量冤假错案，并以此为契机，抓好党的建设。同时，对城市的规划管理，住房、道路改造，市容市貌整顿和环境污染治理，投入大量心血。他亲自决策改造延安东路和一批道路建设，参与领导全省推行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党史的征集研究和编纂等一系列重大决策和重要工作，调动了广大干部、群众、知识分子和各族各界人士的积极性，极大地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健生扎扎实实地为人民群众办实事、好事，注重改善人民生活，狠抓社会治安和贵阳市的绿化，深得人民群众的赞扬。 健生担任省五届人大常委会主任、省顾问委员会主任期间，致力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履行人大职能，依法行使职权，制订相关法律法规，加强立法监督，推进民主法制建设。在任职顾委期间，积极支持省委的工作，制订省顾委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委员学习、民主生活制度，充分发挥全体委员作用，当好省委政治上的助手和参谋。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健生为贯彻改革开放的政策，主动向省委要求，承担了贵州旅游风景资源的开发、利用和保护工作，实地考察了全省60多个县市的140多处山系、河流、湖泊、水库和60余个溶洞，是贵州旅游业的开拓者和主要奠基人。1985年4月离休之后，更是以满腔热情，全力以赴地抓这项工作。在10余年间，他爬山涉水、走村访寨、穿山进洞，认真考察，虚心听取专家、群众的意见。健生说：“让贵州的奇山丽水为人们造福，使贵州人富起来。”正是由于健生及一批先驱者的艰苦努力和创造性工作，在短短几年中，贵州有黄果树、龙宫、织金洞、红枫湖、氵舞阳河等5个国家风景名胜区，还有百里杜鹃、九洞天、百花湖、马岭河峡谷等10多个省级风景名胜区。 健生对文物古迹、革命遗址、风情习俗等十分重视。对民族特色，如苗寨吊脚楼、花场，侗寨鼓楼和风雨桥等以及民族服饰，都很关切，认为是贵州的一大特色，应加倍珍视和保护。健生晚年将主要精力和大部分时间投入到贵州的富民兴黔和旅游业中，成绩斐然，1989年获全国“老有所为”精英奖，中国国家名胜协会授予荣誉证书。在病重期间，仍十分关心党和国家大事，关心党的事业，关心贵州的改革开放和建设事业。1993年3月19日在贵阳因病逝世。 徐健生是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贵州省优秀的领导干部，他以实际行动，实践了他对党的坚贞不渝，身体力行地实现了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誓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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