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戴季陶 |
| 释义 | § 个人资料 戴季陶，原名良弼，字选堂，笔名天仇，后改名传贤、字季陶；晚号孝园；信佛后有法号“不空”。原籍浙江吴兴（今浙江湖州市）。中国政治家、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国民党的理论家、中国国民党元老之一，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最早的研究者之一。 § 生平简历 1891年，出生于四川广汉县。 1902年，入成都留日预备学校，受老师徐炯影响，倾向反满。 1905年，赴日本入读师范学校，1907年入日本大学法科。 1909年回国，投奔江苏巡抚瑞澄，被任命为江苏地方自治研究所主任教官。瑞澄奉旨调升湖广总督后，戴季陶没了靠山，辞官另找出路，逐步投向革命派。 1910年，到上海当《中外日报》记者，继而转入《天锋报》，写出大量的反清文章。几个月后，19岁的他，成为《天锋报》总编辑。清政府下令拘捕他，他亡命日本，后转赴南洋槟榔屿（今属马来西亚），任《光华报》编辑，加入中国同盟会。回上海后，又在《民权报》上写下大量反袁世凯的文章，被袁世凯下令“提究”，关入牢狱。此时，他方才觉悟：“百万锦绣文章，终不如一枝毛瑟（枪）。”被营救出狱后，便直接投身反袁斗争，协助黄兴起义。[1] 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1912年担任孙中山的贴身秘书。陈炯明叛变时，戴季陶劝蒋介石立即回广州，保卫孙中山。 1913年逃亡日本、与当时同样留学日本的蒋介石为同室好友，关系密切，据说戴、蒋两人，曾同时与一名美貌护士重松金子过从甚密，戴与重松生下一子，并过继给蒋介石为养子，即蒋纬国。 [2] 1916年始返中国，在上海创办《星期评论》周刊。 五四运动期间，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1919年继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之后，戴季陶尝试用马克思主义说明中国伦理问题，称赞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天才”，称马克思是“近代经济学的大家”、“近代社会运动的先觉”。但后来因世界观的不同，戴季陶渐渐与马克思主义分道而驰。戴季陶 1924年，孙中山逝世后反对国共合作，从事反共著述，鼓吹所谓“戴季陶主义”，直接充当蒋介石的“文胆”和幕后参谋。 1924年1月出席中国国民党一大，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常务委员，任中央宣传部部长。同年5月黄埔军校成立，任政治部主任（副主任为周恩来）。 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后改名“传贤”，字“季陶”。11月，参加反共的“西山会议”。 1926年9月至1927年6月任国立中山大学委员长。1927年6月至1930年9月任国立中山大学校长。 [3] 1927年，积极参与策划“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1928年2月，又被提升为国民党宣传部长，10月，当上国府委员和中华民国考试院长（1928年10月─1948年6月）。1931年任“特种外交委员会”委员长。此外还经营童子军，在中国发展了50万成员，写下《伟大精神》、《同舟共济歌》、《日行一善歌》等歌曲，在当时非常流行。中华民国国旗歌的歌词作者。 1928年，著《日本论》。 1932年12月，任“建设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筹建委员会”常务委员，并具体主持了校址选择和筹建事务。所著的《关于西北农林教育之所见》，针对西北教育工作阐述了较为系统的办学思想，对学校的创建具有指导意义。 1936年，代表中国政府率领中国奥运代表团到德国参赛。西安事变后，他认为对张学良、杨虎城，应对何应钦的讨伐派坚决开战，从而保证蒋介石的安全。但宋美龄和孔祥熙主和，力陈利弊，戴季陶最终也改变主意。 1940年，他奉命代表国民党出访印度，见到了尼赫鲁、泰戈尔、甘地等名流。抗日战结束后，戴季陶曾劝蒋介石不要急忙派兵到东北。 1948年7月10日，戴季陶辞去做20年的考试院长的职务，改任国史馆馆长。 1949年2月11日于广东省政府广州东园招待所，服安眠药自杀，自杀原因大都推测与国共内战局势，国民党迅速崩溃瓦解而绝望有关。 其子戴安国扶柩回川，葬于成都西门外枣子巷墓地。 § 婚姻家庭 妻子钮有恒、赵文淑，妾赵令仪。 戴季陶有一女二子——戴家祥、戴安国与蒋纬国。戴留学日本时，交一护士重松金子为女友，育有一子，但是重松与蒋介石亦有感情，戴因而将此子过继予蒋介石，即为蒋纬国；此经蒋纬国于晚年著书证实。 [2] § 政治生涯 追随孙中山 1920年5月，戴季陶、沈玄庐、邵力子参加了由李大钊等倡导成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是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基础上成立的，其成员后来多数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骨干。但戴季陶表示要忠于孙中山先生，不能背叛孙中山而加入其他党派。 1922年，戴季陶的股票投机生意遭遇惨败，在回四川的船上，跳江自杀，幸好被船员救了起来。戴季陶只好再赴广州投奔孙中山，孙中山重新把他招为自己的贴身秘书。1923年，孙中山提出改组国民党的主张，戴季陶却成了坚决的反共派。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召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开始。戴季陶在大会上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并兼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1941年2月的戴季陶 辅佐蒋介石 1925年3月，孙中山病逝后，国民党左、右两派斗争日益尖锐。戴季陶以孙中山思想正宗传人自居，提出了要清除共产主义思想的所谓的“纯正的三民主义”。他看中蒋介石的政治才干，为蒋出谋献策，立下了许多汗马功劳。抛出“整理党务案”，捏造“中山舰事件”，发动“四一二”政变，为蒋介石制定了《离俄清党谋略纲要》。1927年，蒋介石南京政府成立后，戴季陶任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国府委员及考试院院长。 逐渐失宠 1935年，因汉字简化事宜与蒋介石产生隔阂。蒋介石虽做解释，但戴季陶不听劝，拒不参加国民党的会议，也很少过问公事。西安事变爆发后，戴季陶支持何应钦等讨伐派，力主派大军平定张杨，与宋美龄发生激烈争吵。宋美龄陪蒋介石返回南京后，发表了回忆录，不点名地批评了戴季陶。回忆录是以宋美龄的名义发表，但代表了蒋介石的想法。此后，蒋介石不再事事问计于他，也不像以前那样无话不谈。 政治生涯晚期 戴季陶逐渐失宠于蒋介石后，身体也每况日下，患上了神经衰弱症。抗日战争胜利后，戴季陶郁郁寡欢。他认为共产党的势力发展壮大，会取而代之国民党。为此他曾向蒋介石进言。全面内战爆发后，国民党军败绩接踵，戴季陶忧心如焚，身在广州，心系时局。期盼局势好转，但事与愿违。身病加心病的戴季陶，既不愿随蒋介石残喘台湾，又怕成为共产党的俘虏。1949年2月11日，戴季陶吞服安眠药自杀。 § 个人影响 戴季陶书法 戴季陶酷爱读书，积累了深厚的文化理论功底。他早年的理论活动多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方面书籍的翻译、评述，他将考茨基的《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由日文译成中文，为国内读者了解和学习马克思的《资本论》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书。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他的思想曾一度有很大的转变。他还代为起草了最初的《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 戴季陶在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发表了《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1945年版易名为《三民主义之哲学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两本小册子，系统提出了“戴季陶主义”，成为中国国民党官方学说的主要理论依据。 戴季陶认为，三民主义就是“民生哲学”，“民生为宇宙大德之表现。仁爱即民生哲学之基础”；断言孙中山的思想“完全是中国的正统思想，就是继承尧舜以至孔孟而中绝的仁义道德的思想”。孙中山“实在是孔子之后中国道德文化上继往开来的大圣”。戴季陶从与孙中山“互助论”相矛盾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生存竞争”论出发，认为人类生存的欲望“都有独占性和排他性，同时也具有统一性和支配性”(《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以此反对唯物史观、社会革命论的阶级斗争学说。 § 代表著作 《孙文主义哲学的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青年之路》；《学礼录》；《日本论》；《东方民族与东方文化》、《中国文化在世界之地位及其价值》等。 § 纪念 台北市国立政治大学校本部内有季陶楼。 台北市东吴大学校本部（外双溪）有传贤堂。 四川成都昭觉寺内有戴季陶墓。[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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