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张治中 |
| 释义 | § 个人概述 张治中 张治中（1890～1969），著名爱国将领，原名本尧，字文白。安徽巢县（今巢湖市）黄麓镇洪家疃人。黄埔系骨干将领，原国民党陆军二级上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领导人之一。 辛亥革命后，在上海参加学生军。1916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三期步兵科。1924年后，任黄埔军校学生总队长、军官团团长。1926年参加北伐，1928年后，任国民政府中央军校教育长、国民政府第五军军长、第四路军总指挥、第九集团军总司令，参加中日淞沪会战。1937年11月，任湖南省主席。1945年，调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兼三民主义青年团书记。 抗日战争胜利前后，任国民党西北行营主任兼新疆省主席，其间营救了被盛世才囚禁于新疆的一批共产党员回延安。1945年8月27日，张治中代表国民党当局去延安迎接毛泽东到重庆谈判，张治中作为国民党谈判首席代表，为《重庆谈判纪要》的签署作出了贡献。1949年4月，张作为国民政府谈判代表团首席代表，率国民政府代表团赴北京与周恩来为首的中央代表团谈判。当和平协定被国民党拒绝后，张治中留在北京。6月，张治中发表了《对时局的声明》，宣布脱离国民党阵营，投向人民阵营。9月，致电陶峙岳将军和新疆包尔汉主席，促成新疆和平解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会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副主席等职。1969年4月6日在北京病逝。张治中一生为和平而奔走，被誉为“和平将军”。[1] § 重要经历 张治中送董必武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时，在扬州参加反清起义。 1916年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第三期步兵科，次年到广东参加护法运动。历任驻粤滇军连长、营长、驻粤桂军总部参谋、师参谋长和桂军军校参谋长等职。 1924年6月任黄埔军校学生总队长、军团团长，同时兼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师参谋长，广州卫戍区司令部参谋长等职，与中国共产党人周恩来、恽代英密切合作，结成深厚友谊。 1926年7月参加北伐战争，先后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副官处处长、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教育长等职。 1928年7月后历任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训练部主任、教育长，同时兼任教导第二师师长，参加蒋介石对冯玉祥、阎锡山等的战争。 1932年1月兼任第五军军长，率部参加上海“一·二八”之役，曾予日军以沉重打击。 1936年，西安事变中主张和平解决。 抗日战争爆发后，张任第九集团军总司令兼左翼军总司令，参加上海”八·一三”抗战。 1940年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兼三民主义青年团书记长。 1945年5月在国民党六大上，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常务委员。 抗日战争胜利后，任国民党政府西北行营主任兼新疆省主席，曾营救过被盛世才囚禁于新疆的一批共产党员回延安。 1946年1月代表国民党参加军调处三人小组，主张和平解决国内问题。 1949年4月任国民党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首席代表，到北平同中国共产党代表谈判，双方议定了《国内和平协定》八条二十四款。此协定遭国民党政府拒绝后，他毅然留在北平，并发表《对时局的声明》。 1949年9月，应邀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并促成了新疆和平解放。新中国成立后，历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副主席等职，对促进民族团结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贡献。 1969年4月6日在北京逝世。著有《张治中回忆录》等。 § 重要事件 唯一敢对毛泽东蒋介石都多次直谏的人 张治中将军是国民党政坛上一位独树一帜的人物，他在国民党内长期身居高位担任过多个要职，但一直信守不对共产党放一枪一弹的承诺，张治中(左一)与毛泽东主席等在一起 毛泽东称赞其“专做好事，做了许多好事”。张治中是三民主义的真诚拥护者，又是一位敢于犯颜直谏的人。他曾多次以口头或书面意见的形式，对蒋介石作逆耳之言。但尽管如此，直到1949年，蒋对他一直是厚爱有加。新中国成立后，他又先后四次向毛泽东直谏，成为唯一敢对毛泽东与蒋介石均多次直谏的人物。 在和蒋相处的25年中，张治中对国民党内“群僚百工,中于明哲保身之毒,只求禄位之保持,不图事业之推展”的现象深恶痛绝,曾多次就政治、军事、经济等各种问题，当面向蒋提出意见，甚至发生争论，可谓蒋氏诤臣。张治中还多次上书蒋介石，陈述意见，其中有三次长达万言。 一次是1941年3月2日，张治中就“皖南事变”的影响，向蒋介石上万言书，痛陈对中共问题处理的失当，力主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第二次是1945年11月，鉴于蒋介石积极准备发动内战，张治中自新疆给蒋介石再次上万言书，主张用政治方式解决中共问题，反对重新挑起内战。第三次是1948年夏天，解放战争战略决战前夕，张治中已看到蒋家王朝必然失败，但出于对蒋的忠心，明知其不可为，仍然作最后的进言，又一次向蒋呈上了一封《对当前国是之检讨与建议》的万言书。 在《对当前国是之检讨与建议》的万言书中，张治中不惜冒丢乌纱帽甚至掉头颅的风险,对国民党执政以来的各项保守政策予以严厉批评,并将之归咎于“领袖"本身的领导失当、独断专行,指出若干年来“总裁”对国民对干部所发表的文告与训示，“多偏重于抽象之说教，绝少关于具体之现实政策”，甚至在文中有蒋“为世界各国领袖中脾气最坏之一人”等语。 蒋介石在大陆执掌政权期间，大权独揽，小权亦很看重。蒋介石兼职范围之广，令人瞠目结舌。最高峰时蒋介石身兼27个要职！除陆海空三军统帅职务他始终牢牢抓住、非己莫属外，中央农民银行理事长他要兼，新生活运动委员会董事长他要兼，连童子军总司令他也要兼……对此，蒋麾下文武几乎均熟视无睹，甚至有些趋炎附势者，竟拍手叫好。刘继兴研究中发现：惟有一人，坚决反对蒋介石兼职过多，此人就是张治中。 抗战初期，张治中改任蒋的侍从室第一处主任。他想方设法促使蒋减少兼职，以提高工作效率。张治中到任未几，原四川省政府主席王缵绪因诸多劣迹遭地方实力派驱逐而下台，蒋介石乘机要自己填补真空，张联合多人表示异议，力陈兼职之弊。蒋不听，并大言不惭地表示：“没有人能任。”张笑道：“您手下不乏将相之才、封疆大吏，何愁没人？”蒋固执己见，但到成都（省政府所在地）两次，就领教了地方势力的手段，他们一致排外，很难对付，张治中将军故居 蒋介石遂辞去四川省主席兼职，交其重要谋士张群继任。 滇缅公路打通后，需要在国民政府军委会下设置交通运输管制局来管理，在组设机构 [2]的签呈上请示局长人选时，蒋介石又批了“自兼”二字。张治中则认为，最高统帅兼交通运输管制局局长太不成体统，遂签署意见：“请以参谋总长何应钦兼任。”张治中对何直言：“您如不愿兼，委员长就要自兼，这不成体制，请您勉为其难，为领袖分劳分忧。”何应钦无言以对，被迫答允。这样，蒋介石总算又少了一个兼职。 1949年4月，张治中任国民党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首席代表，到北平同中国共产党代表谈判，双方议定了《国内和平协定》八条二十四款。此协定遭国民党政府拒绝后，张治中弃暗投明，毅然留在北平，并发表《对时局的声明》。同年9月，应邀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并促成了新疆和平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历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副主席等职。 “一·二八”首战淞沪：决心战死沙场 张治中1890生于安徽巢县洪家疃。16岁那年，他满怀梦想，怀揣着母亲七拼八凑筹来的24块银元，独自踏上了外出闯荡的路。 离家远行前，母亲要张治中咬口生姜喝口醋。这句在安徽洪家疃村流传着的古训，寓意在人生的岁月里，只有承受所有的苦辣辛酸，历尽艰苦，才能成人立业。张治中传 迈出了人生第一步的张治中并没能如愿在安庆考上陆军小学，迫不得已在安徽当了预备警察，后在扬州进入警察教练所。 辛亥革命爆发后，一心救国的张治中投身学生军。1912年，他进入陆军第二预备学堂，1916年，他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三期步兵科，次年到广东参加护法运动。1924年，时任黄埔军校校长的蒋介石听说张治中是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的优等生，便邀请他到黄埔出任第三期入伍生总队代理总队长，授衔上校，自此， 张治中传张治中逐渐步入国民党高级军官行列。 1932年 1月28日深夜，驻沪日军借口一名日军士兵失踪，向上海第十九路军发起猛攻。以蒋光鼐为总指挥、蔡廷锴为军长的十九路军主动回击，“一·二八”淞沪抗日的战幕惨烈揭开。 此时，身在南京，时任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育长的张治中心急如焚，他认为：“中央部队散在各地，而因蒋下野，群龙无首，一时未易集中。”同时，他对十九路军的处境十分清醒：十九路军单独在沪作战，孤军决不能久持，应该予以增援。 2月初，蒋介石在浦口会晤张治中。张治中向蒋介石请战：“我们中央的部队必须参加淞沪战斗才好，如果现在没有别的人可以去，我愿意去。” 蒋介石马上让何应钦调动散驻在京沪杭的第87师、88师、中央教导团，合编为第5军，任命张治中为第5军军长兼第87师师长，率部开沪参战。 2月16日，在淞沪抗战第19天后，张治中奔赴战场。在出发前的15日深夜，他起身开窗户、面向故乡写下一封遗书：“正是国家民族存亡之秋，治中身为军人，理应身赴疆场荷戈奋战，保卫我神圣领土，但求马革裹尸，不愿忍辱偷生，如不幸牺牲，望能以热血头颅唤起全民抗战，前赴后继，坚持战斗，抗击强权，卫我国土……” 现年95岁的张素我回忆说：“父亲是决心战死沙场，以誓死的决心走上抗日前线。”第二天出发前，张治中把这封遗书交给了挚友陆福廷。 张治中在回忆录中对写下遗书解释得更为深入，他说：“我知道，一个革命军人首先要具有牺牲精神，而牺牲精神又必须首先从高级将领做起。” 自2月18日率第5军进驻刘行镇，接替十九路军部分防地开始，直至5月5日上海停战协定签订，张治中率军经历了数十次大小战斗。庙行一役将日军第九师团和久留米混成旅团的精锐歼灭殆尽，庙行、江湾间，敌尸堆积如山，达三四千具之多。中外报纸也一致认为，此役是沪战中中国军队战绩的最高峰。 多年以后，张治中回忆起这次生平参加的第一次反抗外敌之战时说：“这一役牺牲是应该的，生还算是意外的了。” 1937年再战淞沪：急召女儿归国救亡 1935年， 20岁的张素我独自登上了一艘轮船赴英国留学。此前，她是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学生，还没有毕业就离开了这所声名赫赫的学校。没想到的是，两年后她再度肄业，回到了战火中的祖国。 1937年，“我还没有毕业，父亲就发了多封电报要我回国。”张治中告诉女儿，此时的中国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你要迅速回国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当中去。 张素我回忆起当时的感受说：“我想怎么也得读完我的学士学位再回来。可是我父亲一定让我中断学业，回来参加抗战。” 1937年的8月，张素我中断学业回到中国，迎接她的不是父亲慈祥的笑脸，而是空前惨烈的淞沪会战。 “来接我的人说，你爸爸现在在苏州那里准备战斗了，要到前线去了，你赶快到苏州去看一眼你爸爸。”8月11日，张素我在苏州见到阔别两年的父亲。“父亲叮嘱我速回南京帮助母亲，照顾好弟弟妹妹。当天晚上他便率部赴沪作战。”次日，张素我到了南京，家里也知道父亲要上战场，“但没想到第二天，上海就变成了战场。我在南京待了两个多星期，母亲决定和我带着弟妹们一起迁往安徽老家”。 从1937年8月13日到9月23日，张治中不分昼夜指挥大战，以致体力疲惫至极，加上因战局不利遭到蒋介石的指责而精神苦闷。张治中决心致函蒋介石辞职，含泪告别将士离开了战场。 张素我对父亲的苦闷记忆犹新，她说：“父亲辞职以后也回到了安徽老家。他很苦闷，每天都很晚睡觉，把喜欢看的古书拿了出来看。” 反内战：向蒋介石四上万言书 “父亲曾经说过，在蒋介石面前肯说话和敢说话的人很少，而在军人当中，父亲算是最肯也是最敢说话的一个了。”现年81岁的张一纯对本刊记者说。 张治中从1924年开始追随蒋介石，在长达25年的时间里，他除了在经济、军事等方面多次提出意见，更是为国共关系问题与蒋介石有过争论，还曾四次向蒋介石上万言书。 第一次上万言书是“皖南事变”爆发后的1941年3月2日。张治中向蒋介石痛陈对国共问题处理的失策，“父亲认为这是招致两党破裂的开始，关系甚大。”张治中在万言书中建议：“为保持抗战之有利形势，应派定人员与共党会谈，以让步求得解决”，“若犹是听其拖延，其结果将对我无利而有害。”对此，张一纯说：“可惜，蒋介石并没有接受父亲的建议。” 第二次是1945年11月，国民党当局正在为发动内战做准备。张治中再写万言书，托人带给蒋介石，力言对国共问题采取政治方式解决是独一无二的途径，反对重起内战。他在万言书中说：“我国经八年之长期抗战……民穷财尽，无日不在水深火热之中。……倘战争再度爆发，必益增人民之痛苦，违反人民之愿望。” 第三次是在1948年5月5日，此前的5月1日蒋介石和李宗仁分别当选为总统、副总统。张治中给蒋介石写了一封长信，在信中指出大局已经到了最严重的阶段，提出补正之道是：执行亲苏政策、和共政策、农民政策、改革土地制度。蒋介石对这封信很重视。5月 12日，张治中就收到了蒋介石的回电。蒋在电文中说：“来函与意见书今始详阅，应再加研究后另行电告。”但是，此后再无下文。 第四次是在1949年。张一纯说：“1949年参与北平和平谈判时，父亲还给蒋介石写过长篇改革建议。”此前，张治中在溪口劝蒋出国未成，在北平更是感到蒋介石留在国内是对和平的最大障碍，所以在万言书里痛陈利害。张治中后来回忆起这最后一封万言书时说：“不知蒋介石看后反应如何，但事实已经说明他是不会接受的。” 张治中为彭德怀申冤信被周恩来扣住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张治中的家也受到了冲击。在张治中家最艰难的时候，周恩来出面保护了他们一家，“1966年，周总理把我父亲送到解放军总医院，改名叫林友文，不让我们家属去也不让通电话。据说借此机会同时保护了不少国民党高级将领。”张一纯印象中的父亲从此很沉默，也不说话，但是他的健康却被这种郁闷的情绪所吞噬。 在生命的最后三年，张治中每天晚上问儿子张一纯“文革”的情况，“问我谁被打倒了，谁被抄家了”。 听说彭德怀被打倒，张治中写信给毛泽东，听说刘少奇被打倒，张治中也写信给毛泽东。“彭德怀被打倒后父亲写的这封信，我印象很深。他写了1万多字的信为彭德怀讲话。他在信里讲彭德怀的生活非常简朴，对自己非常的严，洗脸水都不倒掉，留着接着洗脚。彭德怀非常艰苦朴素，他绝对不会反对您老人家。” 然而，张治中写的这两封信都被周总理压了下来。“信寄到了周总理手里，周总理就派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高登榜来广东找我父亲。高登榜看到我父亲就说，周总理让我转告你：‘你写的信主席收到了，你现在的任务就是好好休息，剩下的事我来办’。这个事是周总理压下来了，实质上是保护了我父亲。”张一纯回忆。 除了写信，张治中还曾经面谏毛泽东。“十大元帅要是都没了，主席身边怎么办？”张治中曾在一次与毛泽东的会面时说了这句意味深长的话。 张一纯在场亲历了整个过程，“那时我父亲身体已经很不好了。”张一纯是推着坐在轮椅上的父亲在天安门城楼上见到毛主席。 “父亲见到毛泽东说：‘毛主席啊，您老人家走得太快了，我跟不上……我党内的好多老朋友，那些元帅都被打倒了，您老人家怎么办呐？’” 张一纯说，讲到这时，原本是坐着的毛泽东站了起来，“他说，文白兄啊，你放心吧，我们可以甄别嘛。” 张一纯对谈话过程印象深刻，“我父亲也站起来了。”但是站起来的张治中并没有说话，“我看着他很沉闷，闷闷不乐。” 在“文革”中，张治中的身体条件愈发不佳。“他主要是长期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他没有什么很严重的病，只是长期不愉快，一直不舒服。”张一纯说。 1969年4月，一生没有参与过任何派系之争的张治中溘然长逝。 § 受蒋信任 感恩知遇 感恩知遇的旧伦理观，使张对蒋竭智尽忠，让蒋欢心。张治中年轻时留影 在张治中与蒋介石相处的岁月里，张治中对蒋感恩戴德、忠心耿耿的史实不胜枚举。正是由于张治中一贯把“士为知己者死”的儒家思想奉为最高信条，即便明知蒋的错误和终必失败，宁可上万言书，竭尽忠言，喋喋不休，也不愿背离蒋。所以，蒋不仅对张的联俄联共主张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容忍，而且能一贯赏识他、重用他。 不依恋兵权 不搞小派系，不留恋兵权，毫无野心，让蒋放心。 在蒋手下，肝脑涂地愿意为蒋尽其忠的不乏其人，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能象张治中那样一贯得到蒋的赏识、提拔和重用。张治中对蒋忠心不二只是蒋介石重用他的先决和必要条件，而张治中从不搞小派系，不留恋兵权，毫无野心，则是蒋重用他的另一重要原因。 在蒋介石需要时，张治中一次次挺身而出，为蒋弛聘疆场。完成任务后，又能一次次主动交出兵权。一方面表明了他对蒋要求军人的“顺逆之分”、“公私之辨”是体会于心，身体力行的；另一方面也显示了他并不留意兵权，政治上毫无野心。对于这样一位没有丝毫个人野心的“忠臣”，蒋介石自然非常满意。 国共和谈的重要棋子 在国共和谈中，蒋介石不得不倚重张治中 蒋介石在国共关系问题上从来就有自己的一定之规，即通过武力“剿灭”中共。但在战争未准备好之前，往往采用反革命两手中“和”的一手，与中共进行和谈，以争取时间。而这种与中共周旋的重任，在1941年以后，每每落在了张治中的肩上。 就整个国民党上层集团来看，张治中确实是一位比较合适的人选。早在黄埔军校时期，张治中就“与周恩来、恽代英、熊雄等同志时相过从，曾为维护国共两党团结而努力。”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为了躲避参与对中共的军事“围剿”，在国民党中央军校教育长任上一呆就是十年，是“一位没有同共产党打过仗的国民党军人”， 并且与中共及其领袖人物维护着良好关系。在历次和谈中，张治中虽然出于维护国共合作和国内和平的良好愿望，但终究无法摆脱国民党右派路线的桎梏，不论蒋介石每次重开和谈的目的是什么，他都一概离不开为国民党着想，为维护蒋介石的反对统治着想，竭尽全力，以达到蒋介石的愿望。在北平和谈中，为把“战犯”一条从和平协定中删去，而不遗余力，就是为蒋介石打算的突出例证。因此，张的和谈活动，在客观上为蒋介石的反动政策出了力，帮了忙，成为蒋介石和的一手的重要工具。[2] § 与共产党关系 他和中国共产党一直保持着友好的关系。早在大革命时期，他就同周恩来、恽代英等共产党人建立了友谊。在黄埔军校左右两派学生的斗争中，他是同情共产党的，也曾经因此受到国民党右派的攻击。此后，即使在国民党反共高潮中，他也没有随波逐流，改变自己的态度。抗战时期，在重庆，他同周恩来等时相过从，对共产党的了解也进一步加深。抗战胜利后，他力主和平建国，并积极促成国共两党的重庆谈判。1945年，张治中受周恩来委托，到新疆成功的解救了被盛世才监禁多年的100多名共产党干部，使他们安全地回到延安，为共产党保存了一批重要的骨干力量。1949年，张治中作为国民党政府代表团团长，到北平同共产党代表进行和平谈判，当双方达成的协定被国民党当局拒绝以后，他对国民党完全失望了，接受了周恩来的恳劝留在北平，声明同国民党顽固派划清界限，从此开始了新的生活。 § 文革风波 重庆谈判后张治中送毛泽东 “文化大革命”发动时，张治中正在北戴河疗养。1966年8月28日，张治中坐专车回京。可万万没料到，回到家才两小时，就接到组织上电话，说红卫兵要上门破四旧，这显然是“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的。 十年内乱中，张治中是始终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周密保护的，他是重点保护人物之一。他的住宅附近还有几位保护对象，所以北京卫戍区特别在张治中住宅附近派一个营部、一个连，派在张治中家里一个班长、一个副班长、一位战士。 张治中是经得起考验的。他虽然受到冲击、迫害，但对党的忠诚始终不变。1966年国庆节在天安门城楼，毛泽东笑问张治中：“红卫兵到你家没有？”张说：“去了。”毛说：“啊！你既不是当权派，更不是党内当权派，他们到你家干什么？”张治中回家后一再津津乐道，表示对党中央毛泽东无限感激之情。由于“文革”的冲击和迫害，张治中的身体很快垮下来。张治中临终前半年，就是1968年10月17日预立遗嘱。当时他的病已渐入膏肓，不能坐起执笔，于是在床上口授由秘书笔录签字。 § 个人评价 张治中是中央军将领中和共产党交情最深的人。周恩来曾评价说：“这个人很复杂，又很简单；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是一个爱国主义者。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在为《张治中回忆录》所作的《序》中说：“文白先生是同我党有长期历史关系的亲密朋友，”“是国民党方面始终坚持国共合作的代表人物。”“他为中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所作出的重要贡献，将世世代代为中国人民所纪念。” 张治中有着高度的爱国热情和对国家民族的强烈的责任感。同许多爱国志士一样，他早年也是抱着救国救民的宗旨投笔从戎的。他一向认为，守土为国是军人的天职。每当国家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他总是挺身而出，担负起自己的责任。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他当时任第五军军长，不顾国民党统治集团的阻挠，毅然开赴前线，同十九路军并肩作战，并留下遗书，决心以身许国。８年抗战期间 ，他始终坚持抗战到底，直到最后胜利。尤其可贵的是，张治中从未参加国民党统治集团发动的历次反共内战，是一位从来没有同共产党打过仗的国民党高级将领。 张治中是一位有远见的政治家，他能顺应历史潮流，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3] § 个人影响 1949年4月1日赴北平，与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拟定的《国共和平协定草案》为基础进行谈判。草案被国民党政府拒绝后，他接受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真诚劝导，留在北平，并于6月26日发表对时局的声明，投向光明。9月，他参与策动西北国民党军队起义，促成新疆和平解放。他热爱祖国,追求进步，反对内战，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为民族的解放和人民解放事业作出了贡献。 张治中参加了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开国大典，亲眼见到了他所向往已久的新中国的诞生。建国以后，他担任重要的领导职务，积极参与国家政治生活，他时刻以祖国统一大业为重，亲自主持民革中央促进祖国统一的工作，为使台湾回归祖国，他尽心尽力，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3] § 著作 《张治中回忆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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