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弗吉尼亚伍尔芙 |
| 释义 | § 主要作品介绍 弗吉尼亚伍尔芙 她的《达罗卫夫人》（Mrs. Dalloway）和《到灯塔去》（To the Lighthouse）等作品突破传统的时空观，将意识流手法运用得出神入化，还体现出女作家对于女性存在的历史及现状的独特反思。故事发生在伦敦1923年的一个夏天，也就是一战结束后的五年，时间一晃而过，仿佛回到了上个世纪末，Dalloway想起了1890年的一个夏天，当时她是如此年轻、漂亮，拥有许多的追求者。现在，三十年后，Dalloway非常兴奋的去参加最后一场Party，每个晚上，她都在自己幽雅的房间里排练，每件事情都安排的无懈可击！然而举行Party的那天，她的计划被一件突如其来的事情给打乱了。一个她30年前就拒绝的求婚者突然回来了，平静的生活被这个悲惨的青年人弄得一塌糊涂，她再也不想见到这个人。然而他的命运中有一种她无法抗拒的东西深深的打动了她，进入了她的灵魂。 《达罗威夫人》 1882年1月25日，弗吉尼亚·伍尔芙出生在英国伦敦海德公园门22号。其父是文学家兼评论家。自幼受其父影响很深，她的许多作品与早年经历有关。由于她的母亲生有3个孩子，继母生有4个孩子，这个9口之家、两群年龄与性格不合的子女经常发生一些矛盾与冲突。而伍尔芙同父异母的两位兄长对她倾注了太多的热情给她留下了永久的精神创伤。她一生中多次精神失常，母亲、父亲相继病逝，是她难以承受的打击。她的小说《达罗威夫人》中即充满了对病态幻觉的真实生动的描绘。她和伦纳德（一名政治家和经济学家）的结合，使她的婚姻生活与文学事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没有其夫的帮助与支持，她也许成不了伟大的作家之一。她少女时期遭受的精神创伤（其同父异母的兄长奸淫过她），她成人后非常厌恶甚至弃绝性生活，更不愿生儿育女。她的丈夫尊重她的意愿，和她保持着没有性爱的夫妻关系。她把艺术看得高于一切。不过，她每完成一部作品常会出现病兆。性格多变的她经常在脸上看出她内心的痛苦。好在，她患病期间，她的丈夫对她体贴入微，使她深受感动，“要不是为了她的缘故，我早开枪自杀了。”1941年3月28日，精神上再也无法承受巨大压力的她写了遗书后投河自杀. 《奥兰多》 １９２８年弗吉尼亚．伍尔芙 (Virginia Woolf)以女诗人维塔为原形，写出了喜剧性的幻想体传记小说《奥兰多》（Orlando），献给维塔。小说的主人公奥兰多及其化身跨越三个世纪，先为男性，后来逐渐转为女性。小说中的很多情节都是以维塔的经历为素材构筑的，被称为“文学史上最长最迷人的情书”。用传统叙述方式写就的《奥兰多》却令我真正感受到伍尔芙奇妙的文学想象力。奥兰多是一个跨越时间_跨越空间、甚至跨越性别的人物，天马行空地遨游于历史_文学_政治_爱情_男性世界以及女性世界里，用好奇的眼睛观看着世界天翻地覆的变化，以敏感的心灵感受着男女性别的差异。伍尔芙自己称之为“写作者的假日”和“一个大玩笑”，但我却对它产生了深深的共鸣。也许在我的心里，文学就应该是这样的，应该有奇妙的颜色，应该有飞翔和超越时空的翅膀.....主人公奥兰多出身英国贵族，是伊丽莎白一世时期的贵族美少年，做过女王的侍卫。年轻的他深受女皇伊丽莎白一世的宠幸而得到了一间宫殿般的大宅邸，并赐福“不凋谢，不老去”。奥兰多与一位俄国公主失败的恋爱使他大受打击，于是躲到文字的世界中去寻求解脱，遭到一位他所资助的诗人的戏弄，又被兔子模样的公爵夫人纠缠，为摆脱种种烦扰，他请命出使东方，在此期间，昏睡七天七夜，醒来后变为女人。 从1600年起的400年间，奥兰多便享有永久的青春。然而与此同时，在这数百年来，她不但在性别上经历了数次变化，也经历了人生的种种奇遇，从跨越了死亡与爱情的折磨，到在诗歌的殿堂里连连受挫，她最终选择了远走他乡，最后因战争的荒谬而从性别的错乱中觉醒过来，成了一个二十世纪的独立女性。这一结局，被喻为影史上女权主义的最佳影像表达。女性主义运动被认为是历史上最漫长的革命。其中，对于女性气质的争议一直很激烈。 《到灯塔去》 在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代表作《到灯塔去》中，作者通过莉丽·布里斯科对女性气质从抛却到认可再到超越的心路历程，揭示了女艺术家在男性占主导的社会中为实现自己的理想所经历的艰难和困惑，以及女性主义的真谛。指出只有培养双性头脑才是妇女解放的真正出路。这是一部作者倾注心血的准自传体意识流小说。小说以到灯塔去为贯穿全书的中心线索，写了拉姆齐一家人和几位客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片段生活经历。拉姆齐先生的幼子詹姆斯想去灯塔，但却由于天气不好而未能如愿。后大战爆发，拉姆齐一家历经沧桑。战后，拉姆齐先生携带一双儿女乘舟出海，终于到达灯塔。而坐在岸边画画的莉丽·布里斯科也正好在拉姆齐一家到达灯塔的时候，在瞬间的感悟中，向画幅中央落下一笔，终于画出了多年萦回心头的幻象，从而超越自己，成为一名真正的艺术家。全书并无起伏跌宕的情节，内容分三个部分，依次为：窗；时光流逝；灯塔。最主要的人物拉姆齐夫人后来死去，其实际活动仅限于小说的前半部分。关于她的一系列描述，是以作者本人的母亲为生活原型的，而拉姆齐先生则有作者父亲的影子。此外，作者着墨最多的是莉丽·布里斯科。表面上看，莉丽语言寥寥，其主要行为主要是为拉姆齐夫人作画，但该人物的思想活动相当活跃，作者以自己为原型塑造了这个人物，并“为小说结构安排了潜在的双重线索和复合层次。……莉丽这个人物既在这部小说世界之中，又在它之外；拉姆齐一家的经历是第一层次的故事，莉丽所体现的‘艺术—生命’主要是第二层次的故事，是包裹在小说外面的又一部小说。”小说第一部分临近结尾处，拉姆齐夫人——到第二部她就死了——的一段内心独白，可能更其重要…… 伯·布莱克斯东在《弗吉尼亚·吴尔夫：一篇评论》中说：“阅读了《灯塔》之后再来阅读任何一本普通的小说，会使你觉得自己是离开了白天的光芒而投身到木偶和纸板做成的世界中去。”这代表了有关《到灯塔去》的一种看法；读过此书的读者，也许还有别的乃至完全相反的看法。可能会嫌情节成分太少，人物面貌不清。历来关于伍尔芙的批评，大多针对她的人物；人物性格通常借助情节展现，所以连带涉及情节；此外还责怪她视野太过狭隘。以上两种意见，姑且不置可否，有一点须得指出：批评者——不管是论家还是读者——所希望获得的，伍尔芙压根儿不打算供给，她另外奉献一些别的。布莱克斯东因此否定其他作品虽未必可取，但《到灯塔去》的确不是一本普通小说。那么也就不能用读普通小说的眼光来读它。这句话说来简单，实行并不容易。我们要想与伍尔芙一类作家达成共鸣，却又只能这样。就像她所说的：“不要对你的作家发号施令，要试图与他化为一体。你要做他创作活动中的伙伴与助手。”（《应该如何阅读一部作品》）每种创作方法都是独立的价值体系；不同的阅读方法，适用于不同的创作方法。画地为牢，乾脆不读算了。 对于上述批评意见，伍尔芙自己早有回答。好比讲到人物，她说：“我要弄清楚，当我们提起小说中的‘人物’时，我们是指什么而言。”（《贝内特先生与布朗夫人》）早在《到灯塔去》完成之前八年，也就是她即将转向意识流小说创作时，所说就很明白：“让我们考察一下一个普通人在普通的一天中的内心活动吧。心灵接纳了成千上万个印象——琐屑的、奇异的、倏忽即逝的或者用锋利的钢刀深深铭刻在心头的印象。它们来自四面八方，犹如不计其数的原子在不停地簇射；当这些原子坠落下来，构成了星期一或星期二的生活，其侧重点就和往昔有所不同；重要的瞬间不在于此而在于彼。因此，如果作家是个自由人而不是奴隶，如果他能随心所欲而不是墨守成规，如果他能够以个人的感受而不是以因袭的传统作为他作品的依据，那么就不会有约定俗成的那种情节、喜剧、悲剧、爱情的欢乐或灾难，而且也许不会有一粒钮扣是用庞德街的裁缝所惯用的那种方式钉上去的。”（《论现代小说》）这显然有别于前辈作家如威尔斯、贝内特和高尔斯华绥等对人物的理解，——同样也有别于至今仍囿于传统阅读习惯的读者的理解。问题不在名目，内容完全不同。而这么把握人物，情节也会另作安排。进一步讲，所关注的既非同一方向，又遑论视野宽窄。伍尔芙说，这是“精神主义者”与“物质主义者”的区别；简而言之，其一看“内”而其一看“外”。 无论作家写作，抑或我们阅读，这都是前提所在；所以非得饶舌一番，不然不得其门而入。上述特色，《到灯塔去》较之伍尔芙早先诸作都要来得充分。所写内容即如前引《论现代小说》所述，人物为拉姆齐夫人等一乾人，情节是“到灯塔去”，如此而已。剩下的问题只有一个，就是怎么写成这个样子。相对于伍尔芙来说，写法问题对此前的贝内特等几乎不存在，循规蹈矩就是了；然而在她却必须予以解决。否则所有追求——特别是人物方面的追求——都落空了。而这正是她所关注的：“我相信，所有的小说都得跟人物打交道，都要去表现人物性格——小说的形式之所以发展到如此笨重、累赘而缺乏戏剧性，如此丰富、灵活而充满生命力的地步，正是为了表现人物，而不是为了说教、讴歌或颂扬不列颠帝国。”（《贝内特先生与布朗夫人》）只是着眼点不同而已 。 这里有关人物的不同看法，亦即通常所谓人物真实与否的问题；伍尔芙一再论说，同样围绕此点进行。然而我读《到灯塔去》，以为若用“人物的存在”来代替“人物的真实”，恐怕也就不成问题了。不存在的，也就是不真实的；写法如何在所不论。林德尔·戈登在《弗吉尼亚·伍尔芙：一个作家的生命历程》中写道：“‘时过境迁’部分以非人化视角观看季节的循环，在令人震惊的随意性括号里抹掉了可爱的人物拉姆齐夫人、普鲁和安德鲁。这是造物者自身的角度。”读书至此，觉得空旷极了，寂寞极了。回想此前——也就是回到人的角度——切实感到所有的人曾经存在；他们的感觉，思想，言谈，举止，都是证明。即以拉姆齐夫人而言，她是那么具体地存在着，无拘生前死后。其他人物如拉姆齐先生、莉莉·布里斯科和詹姆斯等，也都存在。那么接续刚才的话说，存在的，也就是真实的；写法同样在所不论。 似乎与作家的看法相呼应，《到灯塔去》中拉姆齐夫人这样想：“我们的影像，你们藉以认识我们的东西，都是肤浅可笑的。在这些影像下面是一片黑暗，无边无际，深不可测；我们只不过偶尔浮到表面，你们就是依靠这个认识了我们。”所涉及的还是前述“内”与“外”的问题。但是伍尔芙的小说并没有完全放弃“外”，而是借助与“外”的联系来写“内”；也就是说，在现实环境与内心活动接合处，选取一个足以充分展现人物内心世界的视角。正如埃·奥尔巴赫所说，“在弗吉尼亚·伍尔芙手中，外部事件实际上已经丧失了它们统帅一切的地位，它们是用来释放并解释内部事件的。”（《摹仿——西方文学中所描绘的现实》）所以情节尽可能地被简化，因为复杂非徒无益，反而有碍，不过这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就总体而言仍然需要一个事件的框架，就局部而言则在细节选择上多所精心，人物所有的心理活动都被置诸这一框架之内，而为那些细节所触发，所联络，造成无数如她所强调的“重要的瞬间”，其间针线相当绵密。Н·П·米哈尔斯卡娅所言不差：“她的作品结构，总是给人某种理性主义的感觉，让人觉得里面有一番周密的苦心思考。这种苦心思考，使她的小说区别于许多现代主义作家那些结构混乱而故作松散的作品。”（《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英国小说的发展道路》） 笼统地讲“内”或“内部事件”，仍有可能忽略伍尔芙意识流小说的关键所在，——这里使用“意识流”一词，其实她写的并非纯粹的意识流；正如多·斯·富尔所说：“她决心让种种印象、个人分析，对外界的感受等等在作品中占支配地位；她决心运用观察角度、感觉以及回忆的技巧。”（《弗吉尼亚·伍尔芙》）人物既作为意识活动的主体存在，同时也在被观察分析之中；作家并未完全认同于某一人物的视点，自己作为观察者的视点仍然若隐若现，而这个观察者的视点与对人物的外在描述是一致的。这使得作家能够同时从内外两个方面去把握人物，自由进出于人物的内心世界。如果可以把人物的心理活动大致分为相对内向或独立的意识与相对外在或随机的感受的话，伍尔芙始终无所偏废，而是一概包容，各尽其极，并使之相互促成，层层递进，达到丰富饱满 程度，从而实现按一己标准“表现人物”的目的。值得一提的是，她有着非比寻常的体验和表达瞬间感受的能力；而“内”与“外”之间的关系，归根结底是以人物的感受为基础的。 以上系就某一人物而言；《到灯塔去》的特色，却在于对此有所超越。米哈尔斯卡娅说，作家“力图把几个主人公的‘意识流’融进同一道河床，再现出几个人的意识同时进行紧张活动的复杂画面”；就意识流小说而言，是为一层进境。这有赖于梅·弗里德曼所指出的：“在开始和结尾部分里占主导地位的情绪和回顾，是以真实的变化为背景而表现出来的，不像在《达洛威夫人》中，只以回忆中的变化为背景。”（《意识流：文学方法研究》）如果说《达洛维夫人》中所有人物的心理活动有一个指向既往的总的方向的话，这里拉姆齐夫人等则要自由得多，他们的心灵朝着四面八方展开。人物的心理活动更具即时性，也更其片段化。它们之汇聚一流，完成于“重要的瞬间”，——精心选择的一系列现实环境中的细节，既触发了不同人物的感受与意识活动，又促成了彼此间的相互联络转化。不同人物的“内”，“内”的不同层面，“内”与“外”，在作家笔下打成一片，简直天衣无缝；只有从这个意义上讲，我才赞同爱·摩·福斯特在《弗吉尼亚·伍尔芙》中所说：伍尔芙本质上“是位诗人”。 伍尔芙的诗人特色，大概还表现于作品的象征意义。论家对此众说纷纭，特别是关于灯塔的寓意，多有揭示。然而伍尔芙说：“我写《到灯塔去》并无特别的意义。一本小说非得要有一条主线贯串全书，才能使其构成一个整体。我觉得各种情感都会由此而增长，不过我不想仔细思考这些，相信人们会把它作为自我表现感情的寄存处——他们已经这样做了，有人认为它是这么一回事，而另外的人则认为又是那么一回事。除非运用这种模糊、笼统的方法，否则我是无法驾驭象征主义的。至于是对是错，我不清楚，但是直截了当地告诉我这事是指什么，那在我看来是一种讨厌的做法。”（1927年5月27日致罗杰·弗赖伊）前面提到现实环境对于人物心理活动所起作用，灯塔作为这一环境的成分之一，意义大概与其他成分并无二致，不过因为贯穿始终，作用显得大些罢了。其实《到灯塔去》写到的任何环境成分，无一不经过精心挑选。伍尔芙首先考虑的，可能还是小说写法问题。别的方面则早已被她所认识，所理解，就像《论现代小说》等文章中说过的那样。至于象征的问题尚在具体写作之外，有也罢，没有也罢；或者说，是小说造成了象征，不是象征造成了小说。 讲到寓意，小说第一部临近结尾处，拉姆齐夫人——到第二部她就死了——的一段内心独白，可能更其重要： 他们还会存在下去，而无论他们存在多久，她继续想到，都会回到这个夜晚，回到这轮明月，回到这海风，回到这幢房子——回到她的身旁。想到无论他们存在多久，她都将被牢牢牵记，萦绕在他们的内心深处，这令她沾沾自得，她对这样的奉承话很容易动心；她将被他们牵挂着，还有这个、这个、这个，她想着，拾级而上，满怀柔情地嘲笑楼梯平台上的沙发（她母亲留下的），那把摇椅（她父亲留下的），还有那张赫布里底群岛地图。所有这些都将在保罗和明塔的生命里复活；“雷勒夫妇”——她试着念了念这个新的称呼；当她把手放在育儿室的门上时，她感到了人与人之间的那种由感情而产生的交流，好像彼此间的隔膜已经薄如蝉翼，实际上（这是一种快慰和幸福的感觉）一切都已汇合成一股流水，那些椅子、桌子、地图，是她的，也是他们的，究竟是谁的已不再重要，即使她不在人世，保罗和明塔也会继续生活下去的。 这不禁使人联想到《达洛威夫人》中，克拉丽莎听到塞普蒂默斯的死讯，独自退入斗室的一番自省：“她为他的离去感到高兴，他抛弃了自己的生命，与此同时他们还在继续生活。”二者似乎不无相通之处。同样是生离死别，而某种精神得以延续下去，其主旨乃是对生命本身，对生命的存在状态和对生命的创造活动的珍重。《到灯塔去》动笔前，伍尔芙曾强调要写出“我通常写入书中的一切东西——生与死等等”（1925年5月14日日记）；是否可以认为，《到灯塔去》中其他最终活下来的人与拉姆齐夫人的关系，正对应着《达洛威夫人》中克拉丽莎与塞普蒂默斯的关系，不过更其充实，更其深远而已。 § 婚姻家庭 弗吉尼亚伍尔芙 伍尔芙的爱情生活十分坎坷，少女时代兄长的骚扰让她的心灵留下难以愈合的伤口，而她的第一个丈夫斯 弗吉尼亚·伍尔芙 特雷奇是一个同性恋，两个人结婚不久就宣布离婚，相互承诺作一生的朋友，事实上他们也是这样做的，斯特雷奇在离开伍尔芙以后，一直惦记她的状况，觉得她身边应该有一个可以照顾她一生的人。于是经过他的大力活动，介绍伍尔芙认识了另外一个男人，这个男人就是伦纳德。当时伦纳德在锡兰殖民地工作，也就是现在的斯里兰卡。为了伍尔芙，他辞去了在殖民地的工作，起身返回英国。 他给伍尔芙写了一封情书，堪称情书中的经典之作： “我自私，嫉妒，残酷，好色，爱说谎而且或许更为糟糕。因此，我曾告诫自己永远不要结婚。这主要是因为，我想，我觉得和一个不如我的女人在一起，我无法控制我的这些恶习，而且他的自卑和驯服会逐渐地使我更加变本加厉……正因为你不是那种女性，就把这种危险无限的减少了。也许你就象你自己说的那样，有虚荣心，以自我为中心，不忠实，然而，它们和你的其他品格相比，是微不足道的。你是多么聪明，及至，美丽，坦率。此外，我们毕竟都喜欢对方，我们喜欢同样的东西和同样的人物，我们都很有才气，最重要的还有我们所共同理解的那种真实，而这对于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 伍尔夫满怀欣喜的接受了他的求婚，两人在一九一二年结婚。这是一对天作之合，伦纳德先生在伍尔芙的一生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由于伍尔芙校时候受到的家庭性侵害，在她心中留下阴影，她厌恶性行为，不愿生育，不和丈夫同房，对于这一切，伦纳德都欣然接受。伍尔夫在写作的时候，不出房门，不让任何人看她的手稿，甚至写作的内容，包括伦纳德在内。但是伦纳德先生总是她小说写成以后的第一个读者，总是能客观，公正的提出自己的意见，这给了伍尔夫的写作，带来了极大的好处。因为伍尔夫对于别人对她作品的评价极为敏感，甚至到了神经质的状态，总是以为别人都在讥笑她，对自己的作品事实上并没有什么信心，但是伦纳德不会，这一点伍尔夫十分放心，他是唯一的可以评价其作品而不会引起她不安的人。 在生活上，伍尔芙也接受了伦纳德的安排，不会对什么问题提出异议。1913年夏天，伍尔夫精神崩溃，吞服安眠药自杀，是伦纳德的镇静和机智救了她一命，否则我们就不会看到这位意识流大师大部分的惊世之作了。伦纳德不嫌弃自己患病的妻子，而是一如既往地照顾她，爱护她。他本来可以公开宣布伍尔夫患上了精神病，但是他没有这样做，他知道，疯人院的生活对伍尔夫的病情不会有什么好处，他愿意自己来承担发生在妻子身上的一切。 对于自己的婚姻，弗吉尼亚·伍尔夫曾大犯踌躇。她就像自己的小说《到灯塔去》里的莉丽，尽管认为爱情宛如壮丽的火焰，但因为必须以焚弃个性的“珍宝”为代价，因此视婚姻为“丧失自我身份的灾难”。一个女人抱持这样悲观的看法，又是在三十岁的“高龄”上才开始构筑“二人空间”，其困难是可想而知的。然而事后证明，弗吉尼亚的忧虑纯属多余，倒是她的心理症结落下的性恐惧和性冷淡，使婚姻生活从一开始就走上了歧路。 伦纳德毕业于剑桥大学，饶有文才，深具眼力，与其说他欣赏弗吉尼亚的娴雅风度，毋宁说他倾慕弗吉尼亚的超凡智慧。在他眼里，弗吉尼亚是只可远观不可亵玩的“智慧的童贞女”，在她身上完全不粘附世俗的肉欲色彩。应该说，起初，伦纳德心有不甘，他抱着幻想，认为自己能像王子唤醒睡美人那样唤醒弗吉尼亚体内的性意识。几经努力，徒劳无功之后，他创作小说《智慧的童贞女》 ，借用男主人公哈里·大卫的口吻谴责了冷血的女人，认为“那些长着白皮肤和金色头发的苍白的女人……是冰冷的，同时也使人冰冷”，他的这些心怀不忿的说辞（近乎指桑骂槐）无疑对弗吉尼亚的自尊构成了深深的伤害。弗吉尼亚婚后的“精神雪崩”给伦纳德适时地敲响了警钟，他决定从此认命，转而追求精神之爱这一更高远的境界。他这样做，仅需一条理由——“她是个天才”——就足够了。弗吉尼亚的感激之情也溢于言表，她明确地宣布伦纳德是自己生命中隐藏的核心，是她创造力的源泉。1930年，弗吉尼亚告诉一位朋友，没有伦纳德，她可能早就开枪自杀了。弗吉尼亚能以多病之身取得非凡的文学成就，伦纳德可谓居功至伟。 这一对夫妻共同生活了29年，期间没有发生过争吵，可以说是相敬如宾。在此期间伍尔芙写出了自己的代表作，等，可以说这一段时期是他创作上的丰收时节。但是这并没有减轻伍尔芙的病情，他的精神分裂症状越来越严重，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空军轰炸英国的那一段时间。伍尔芙一手创建的印刷厂被炸毁，紧接着自己在伦敦所住的别墅也被炸毁。这两次事件在伍尔夫的心上留下了不可排解的阴影，缩短了她拥抱死亡的路程。1941年3月28日，伍尔芙来到乌斯河畔，在衣服口袋里面放满了石块，一步一步向河中心走去，结束了自己短暂的一生，给我们留下了一大批美轮美奂的艺术作品。伍尔夫留下了两封遗书，一封是给丈夫的，一封是给她姐姐的。她在遗书中说道，预感又要发病，而且这一次不会再度痊愈，只好自己走向生命的终点。 § 影响评价 弗吉尼亚伍尔芙 伍尔芙提倡女权主义，强调现代小说要着力描写人的内心世界，而不要机械地描写现实的生活，这一点和维多利亚时代以来在英国文坛盛行的现实主义风格大大的背道而驰，他把高尔斯华绥，威尔斯等这一类当时的一流小说家称做，物质主义者，认为他们虽然写得很好，但是没有触及人物的内心世界，另一方面，她比较推崇哈代，康拉德等作家，认为他们的作品更加接近于人的内心世界，我们都知道，哈代的作品是自然主义和宿命论的混合。她最推崇的作家当然是詹姆斯，乔伊斯，伍尔芙把乔伊斯的创作称为"精神主义"，事实上，伍尔夫的创作，就是在乔伊斯的影响下完成的。 学界关于伍尔芙的研究大多关注于三个方向：女权主义、同性恋倾向及抑郁症病史。这方面的一个例子是 弗吉尼亚·伍尔芙 1997年Eileen Barrett和Patricia Cramer所著的一系列文学批评：《Virginia Woolf: Lesbian Readings》。 1966年伊丽莎白·泰勒曾主演的电影《灵欲春宵》 （Who's afraid of Virginia Woolf？），但这部影片的名字，却和Virginia Woolf没有丝毫关系，而是套用了一曲英国童谣，名为“Who's afraid of the big，bad wolf？” 在2002年，出现了一部以伍尔芙在写《达洛维夫人》期间故事为题材的电影《时时刻刻》 （The Hours）。这部电影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影片奖的提名，但是没有获奖。但是影片的主角妮可·基德曼（Nicole Kidman）获得了最佳女演员奖。这部电影取材于普利策奖得主麦克尔·坎宁安（Michael Cunningham）1998年的同名小说。其中“The Hours”是伍尔芙在创作期间为《达洛维夫人》所起的名字。不过从事伍尔芙研究的学者对影片所描绘的伍尔芙的形象非常不满。 二十世纪世界公认的意识流创作大师弗吉尼亚，伍尔芙是英国文坛的前卫开拓者之一，她和当时的詹姆斯.乔伊斯，还有法国的普鲁斯特等创作意识流文学作品的作家一起，把意识流小说推向世界，极大地影响了世界范围内传统的写作手法，他们的出现，成为了传统文学和现代文学的一个分水岭。 她被誉为“20世纪最佳女作家”。 § 著作 弗吉尼亚伍尔芙 1915年，她的第一部小说《远航》出版，其后的作品都深受评论界和读者喜爱。大部分作品都是由自己成立的“贺加斯岀版”推岀。 伍尔芙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现代主义文学潮流的先锋；不过她本人并不喜欢某些现代主义作者，如乔伊斯。她对英语语言革新良多，在小说中尝试意识流的写作方法，试图去描绘在人们心底的潜意识。爱德华·摩根·福斯特称她将英语“朝着光明的方向推进了一小步”。她在文学上的成就和创新性至今仍然产生著影响。二战后她的声望有所下降，但随著70年代女权主义的兴起，她又成为文学界关注的对象。 伍尔芙患有严重的抑郁症，她曾在1936年写给朋友的信中提及: "....never trust a letter of mine not to exaggerate that's written after a night lying awake looking at a bottle of chloral and saying, No, no no, you shall not take it. It's odd how sleeplessness, even of a modified kind, has the power to frighten me. It's connected I think with these awful times when I couldn't control myself." 写作于一九四二年的《幕间》，是弗吉尼亚·伍尔夫辞世之前的最后一部作品。当这部小说进展到约前五分之一的部分时，作家在让波因茨宅一个干粗活的女仆到清凉的睡莲池旁喘息片刻时顺便交待，十年前曾经有一位贵妇人在该处投水溺亡。那是一片浓绿的水，其间有无数鱼儿“遨游在以自我为中心的世界里，闪着亮光。” 这真是一个不祥之兆：仅在小说完成又过了一个月之后，也就是1941年3月28日，举世无双的伍尔夫在自己的口袋里装满了石头，投入了位于罗德麦尔（Rodmell）她家附近的欧塞河（River Ouse）自尽。 她在给丈夫的遗书中写道： 最亲爱的： 我感到我一定又要发狂了。我觉得我们无法再一次经受那种可怕的时刻。而且这一次我也不会再痊愈。我开始听见种种幻声，我的心神无法集中。因此我就要采取那种看来算是最恰当的行动。你已给予我最大可能的幸福。你在每一个方面都做到了任何人所能做到的一切。我相信，在这种可怕的疾病来临之前，没有哪两个人能像我们这样幸福。我无力再奋斗下去了。我知道我是在糟蹋你的生命；没有我，你才能工作。我知道，事情就是如此。你看，我连这张字条也写不好。我也不能看书。我要说的是：我生活中的全部幸福都归功于你。你对我一直十分耐心，你是难以置信地善良。这一点，我要说----人人也都知道。假如还有任何人能挽救我，那也只有你了。现在，一切都离我而去，剩下的只有确信你的善良。我不能再继续糟蹋你的生命。 我相信，再没有哪两个人像我们在一起时这样幸福。 （据昆丁·贝尔（Quentin Bell：伍尔夫的侄子）所写的传记中原文译出） § 现代研究 最近关于伍尔芙的研究大多关注于三个方向：女权主义、同性恋倾向及抑郁症病史。这方面的一个例 弗吉尼亚·伍尔芙作品 子是1997年Eileen Barrett和Patricia Cramer所著的一系列文学批评：《Virginia Woolf: Lesbian Readings》。 1966年伊丽莎白·泰勒曾主演的电影《灵欲春宵》（Who's afraid of Virginia Woolf？），但这部影片的名字，却和Virginia Woolf没有丝毫关系，而是套用了一曲英国童谣，名为“Who's afraid of the big，bad wolf？” 在2002年，出现了一部以伍尔芙在写《达洛维夫人》期间故事为题材的电影《时时刻刻》（The Hours）。这部电影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影片奖的提名，但是没有获奖。但是影片的主角妮可·基德曼（Nicole Kidman）获得了最佳女演员奖。这部电影取材于普利策奖得主麦克尔·坎宁安（Michael Cunningham）1998年的同名小说。其中“The Hours”是伍尔芙在创作期间为《达洛维夫人》所起的名字。不过从事伍尔芙研究的学者对影片所描绘的伍尔芙的形象非常不满。 § 其它 1992年9月16日在加拿大多伦多电影节，一部以基于Virginia Woolf的小说《Orlando》的同名电影上映。 因为亲密的女朋友离家出走而备感思念，为了表达思念之情，伍尔芙便以她为原型，创作了被称为“世界上最长，最动人的情书”的传奇小说《奥兰多》。 有评论家把伍尔芙的小说分为戏剧小说和实验小说两类，认为戏剧小说是其社会评论的戏剧化移植，使她能通过作品中的人物曲折地表达自己对社会问题的种种看法。《奥兰多》当在此列。小说突破年龄，性别的限制，追随主人公三百年间的传奇经历，在轻松幽默的表面情节下，以滑稽模仿的方式重审英国文学史，提出了将在同期出版的评论《一间自己的屋子》里将正式讨论的男女性差，妇女与文学等严肃问题。因此，这部关于同性恋，换装癖和双性同体的小说对女性主义批评含义无穷。而后殖民主义则十分关注奥兰多出使东方的经历。小说出版的年代，同性恋、种族等问题正一起困扰英国，成为公众热点话题。由此看来小说又不乏讽世之社会意义。 在女性主义尚未兴起之前，《奥兰多》一度被忽略。伍尔芙自己也戏称其为一个“玩笑”。近年来，随着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的深入发展和后现代主义重读现代主义话题的提及，《奥兰多》愈来愈受到评论关注，成为女性主义批评的典范作家的精华作品。 § 作品 小说 出航（The Voyage Out，1915年）夜与日（Night and Day，1919年）雅各的房间（Jacob's Room，1920年）达洛维夫人（Mrs. Dalloway，1925年）到灯塔去（To the Lighthouse，1927年）奥兰多（Orlando: a Biography，1928年）海浪（The Waves，1931年）岁月（The Years，1937年）幕间（Between the Acts，1941年）鬼屋及其他（The Haunted House and Others，短篇小说集） 随笔 自己的房间（A Room of One's Own，1929年）普通读者I（The Common Reader，1925年）普通读者II（The Second Common Reader，1933年）三个畿尼（Three Guineas，1938年）罗杰·弗莱传记（Roger Fry: A Biography，1940年）飞蛾之死及其它（The Death of the Moth and Other Essays，1942年）瞬间及其它随笔（The Moment and Other Essays，1948年）存在的瞬间（Moments of Being）现代小说（Modern Fiction，1919年）[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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