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夏衍 |
| 释义 | § 生平 夏衍小时家境贫困，1919年在家乡参加“五四”运动，与同学一道发起并创办了当时浙江第一个进步刊物《双十》(第2期改为《浙江新潮》)。1920年，他赴日本留学，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 1924年，他经孙中山先生介绍加入中国国民党，担任国民党驻日总支部常委兼组织部部长。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他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工人运动及翻译工作，译有高尔基的《母亲》等外国名著。1929年，他参加筹备左翼作家联盟，次年当选“左联”执行委员，并与郑伯奇、阿英、沈西苓等人创办在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第一个戏剧团体──上海艺术剧社，推动了革命戏剧运动的发展。1933年以后，他担任中共上海文委成员、电影组组长，成为中国进步电影的开拓者、领导者。 抗日战争爆发后，夏衍在上海、广州、桂林、香港主办《救亡日报》《华商报》，后辗转到重庆，任中共南方局文化组副组长，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主持大后方的文化运动，特别是戏剧运动，同时从事党的统一战线工作，曾任《新华日报》代总编辑。 抗战胜利后，他先后在上海、南京和香港等地领导党的文化工作。1949年5月随军进入上海，先后担任文教接管委员会副主任，上海市委常委兼宣传部长，上海文化局局长。 新中国成立后，他在上海领导文化事业，创办电影文学研究所。1954年被任命为文化部副部长。“文化大革命”中他受到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1965年被免职，到山西介休参加“四清”运动。“文革”中度过八年零七个月的“监护”生活，留下了无法治愈的残疾。1977年后，他先后担任对外友协副会长、中国文联副主席、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等职。1982年，他当选为中顾委委员、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席。 1994年10月，国务院授予他“国家有杰出贡献的电影艺术家”荣誉称号。1995年2月6日在北京逝世。 § 左翼电影之旅 左翼电影运动是在严峻的政治形势下产生的一场以从政治上变革中国电影为首要目的的电影运动。作为一种以爱国进步为宗旨的艺术统一战线，要争取最大量的艺术家参加，就不能只以共同的艺术旨趣、艺术追求或共同的电影观来划线。何况当时年轻的艺术家中谁也不具备足以在艺术上领导潮流的艺术经验和威望。这造成上世纪30年代影坛一种有趣的现象，左翼影人在政治上锋芒毕露、唇枪舌剑的同时，在艺术方面却对与自己不同的艺术旨趣和追求显示出了极宽容的胸怀。这样，从事左翼电影创作的艺术家们在以爱国主义为主要旗帜的进步艺术思想的前提下形成为一个创作群体，而在艺术上又有着各自不同的顽强追求，从而形成了一个艺术上真正百花齐放的局面。30年代电影的活跃局面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体现在创作思路的开阔上。电影叙事风格的探索也同样表现出了多样化的开阔思路。青年时期的夏衍在30年代活跃的电影剧作家里，夏衍的创作探索和尝试十分具有代表性。在这一时期，夏衍共创作了《狂流》、《前程》、《上海24小时》三部无声片，另外《春蚕》虽有背景音乐，但艺术表现上可说毫无推动作用，从剧作的角度看似乎也可类入此列。 夏衍的第一部电影剧作是以1931年波及长江流域16省的大水灾为背景，尖锐揭示农村阶级矛盾和斗争的电影剧本《狂流》。这是左翼电影运动的第一部影片。这部影片不仅以新的思想、题材和新的内容、形式反映了时代的真实，渗透着强烈的创作激情，在艺术上新颖的创作观念也颇具特色。作者将水灾现场的大量新闻片素材有机地穿插于电影叙事之中，使肆虐的洪水成了影片一个极富表现力的重要因素。虽然影片的核心故事相当明显地带有以往的情节剧色彩，并且也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为强调戏剧性冲突而影响了情节和人物的完整性的现象。但是在这部影片中，夏衍的电影剧作创作的那种质朴、严谨、简洁而视觉感鲜明，特别是对环境的视觉表现在剧作中地位的重视等特点已经开始显露出来。 在写了另一部带有较多旧式情节剧色彩的《前程》之后，夏衍在1933年根据茅盾的小说改编的《春蚕》，在电影剧作方面做出了突破性的探索尝试。这是中国的新文学作品第一次被改编为电影。而《春蚕》开始把一种新的文学因素带入了中国电影。夏衍选择了《春蚕》这部朴实、平实，没有任何尖锐的戏剧冲突的小说，开始了他的改变探索。 在改编时，他也没有采用既省力、又易于为当时的观众接受的改变方式，靠提高戏剧性来吸引观众，而是力求尽可能地忠实于原著的艺术风格，从生活的潜流中挖掘哲理，反映时代的波澜。影片成功地塑造了老通宝一家蚕农的人物形象。当时就有人称赞这部影片“不用标语口号，不用想象，不用戏剧的夸张来粗暴的但是空虚的发泄，而只是抓住了现实，细针密缕地描写出了在帝国主义者侵略之下中国农民的命运和 中国蚕业的命运”。 这一尝试的意义不仅在思想表达上，同时也是艺术观念上的。当时有的电影评论批评夏衍“成为小说之俘虏”，“过于忠于小说了”，认为影片“没有高潮，只有平平的进展。因此观众也同样注意影片的全部而没有特别注意影片的某一部分”。它们认为应当“抓紧”小说的中心材料，“加厚剧的成分”。在改编过程中就有人建议夏衍“应当加强悲剧的情调，如老通宝失败之后，桑叶借款，逼紧归还等”。但是夏衍没有按人们期望的那样做，而是在努力地严格遵循着原作提供的情节发展方向和人物的行为逻辑进行改编，使改编的创造和原著提供的素材融合成一个统一的整体。 § 主要影片及特点 革命家庭剧照 1、《狂流》、《春蚕》、《渔光曲》等影片首次在银幕上展示了三十年代中国农村和中国农民的悲苦人生。夏衍编剧的《狂流》以“九·一八”事变后长江流域发生的空前大水灾为背景，描写了汉口附近的傅庄农民，在小学教员刘铁生带领下，为筑堤防洪与贪污赈灾物资、欺压村民的地主傅柏仁做斗争的故事。这部反映农村生活的社会问题片在艺术上也具特色。《狂流》结构严谨，人物描写、细节刻划相当细致。特别是在表现水灾场面时，将1931年长江水灾的真实纪录片镜头与戏中场面相接，又采用特技拍摄江水泛滥的危险，大大增强了艺术效果。 2、《祝福》是夏衍根据鲁迅同名小说改编的。影片中的祥林嫂是一个受尽封建礼教压榨的穷苦农家妇女的典型。丈夫死后，狠心的婆婆要将她出卖。她被逼出逃，到鲁镇鲁四老爷家做佣工，受尽鄙视、岐视和虐待。很快她又被抢走，卖到贺家成亲。贺老六是个纯朴忠厚的农民，她“顺从”了，很快有了儿子阿毛。然而，命运多变。贺老六受地主的身心摧残饮恨死去，不久，阿毛又被狼吃掉。经受双重打击的祥林嫂，丧魂落魄，犹如白痴，可是人们还说她改嫁“有罪”，要她捐门槛“赎罪”。她千辛万苦积钱捐了门槛后，依然摆脱不了人们的歧视。最后，她沿街乞讨，在除夕的鞭炮声中，倒毙街头。影片在如泣如诉的血泪控诉中，对旧社会的劳动人民的苦难，特别是对封建礼教，给予了强烈的鞭挞。影片结构严谨，笔触深沉，既保持了鲁迅作品中的冷峻、凝重的艺术风格和悲剧气氛，又突出了许多电影特点。比如，注重运用人物的形体动作和表情刻画人物；以视觉形象为主简洁明了地揭示人物性格；增加的祥林嫂砍门槛等戏具有再创作的意义。这部影片在1957年荣获第10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特别奖，1958年又在墨西哥国际电影节获银帽奖。 3、在描绘旧社会苦难人生时，相当一部分作品突出了人民的斗争与反抗。夏衍编剧、水华导演的《革命家庭》，在悲愤地控诉旧社会的同时，着力表现了人民在黑夜中的奋起。《革命家庭》描写大革命年代，一位普通的家庭妇女周莲，丈夫为革命英勇牺牲，儿子也献身革命，自己逐渐成长为坚强的共产党员的过程，整部影片充满激昂、悲怆的情感力量。 § 电影文学奖 夏衍电影文学奖是中宣部批准设立的国家一级奖，是中国电影文学的最高奖，由国家广电总局主办，电影局、中国夏衍电影学会和国家广电总局电影剧本规划策划中心承办。1996年，中宣部提出“要下大气力抓好剧本的创作”，建立电影剧本规划策划中心、设立夏衍电影文学奖是两个主要措施。夏衍电影文学奖每年评选一次，首届评选结果于1997年5月揭晓。从第六届夏衍电影文学奖开始，除继续设立优秀剧本奖外，还增设了“青年优秀剧本奖”和“少年儿童题材优秀剧本奖”。 § 集邮家 夏衍和巴金在杭州 夏衍1915年开始集邮，留学日本后，集邮兴趣更浓，致力于收集日本邮票及实寄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夏衍将集邮的重点放在收集红印花加盖邮票及大龙、小龙邮票上。 50年代，夏衍曾和著名集邮家姜治方等人有过密切交往。1957年曾动员姜治方将收藏的外国在华邮局邮票、明信片等捐 献给中国历史博物馆。 1980年，在《集邮》杂志复刊第1期上发表文章，呼吁建立全国性集邮组织，以增进中国集邮界与世界各国集邮界的相互 了解与友谊。1982年8月25日，在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致辞祝贺：“这次大会的召开，必将对我国集邮事业 的健康发展起到巨大的影响。可以预期，我国的集邮活动，即将迎来一个蓬勃而又健康的发展。” 1983年11月，夏衍将他珍藏的红印花加盖邮票、大龙邮票和日本实寄封片邮集在全国邮展上展出，获荣誉奖。1988年8 月，在大龙邮票发行110周年纪念活动期间，他的邮集作为特邀展品再次展出，受到国内外集邮界的好评。在担任中日友好协 会负责人期间，曾多次与日本集邮家中岛健藏、水原明窗等人会晤、交流，宣传中国的集邮活动。 1981年4月，为在日本举办中华人民共和国邮票展览会题写了“一衣带水情谊厚，邮票繁开友好花”的题词。 1991年1月23日，将其毕业收集的全部珍贵邮品捐赠给上海博物馆，其中包括红印花小4分四方连、大1元直方连、大1分 和大2分全格、大4分和小2分大方连等146枚；大龙邮票厚纸、阔边全套新薄纸四方连及小龙邮票方连、大方连等186枚；日本 早期实寄封片百余件。 § “三多” 夏衍为什么在文化界享有那样崇高的威望？简单地说，他资格老(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入党，解放后应是兵团级)，阅历广(长期做地下工作，还蹲过“四人帮”的八年零八个月的监狱)。没有一点大领导的架子。平易近人，是一种无形的力量。具体概括一下，夏衍的独特之处在于：“三多”。一是夏衍的朋友多。党内外，海内外，文化界内外，同辈与隔代，上级与下级(他1924年曾受到孙中山在日本热情的接见；他与周总理、陈毅等皆有深厚的友谊；在他手下工作过的人绝无鼠猫关系的恐惧感，心情舒畅)，所见略同和意见不同的同志……各式各样各行各业的朋友，据估算，大约有上千人。每当文艺界有联欢、座谈之类的聚会，夏衍就像吸铁石一样，吸引着老中青朋友们，以聆听他老人家侃侃而谈为乐事。仅举一小例，夏衍九十华诞时，钱锺书、杨绛(他们是抗战胜利后，夏衍到上海通过李健吾认识的，从此成为至交)登门拜寿，是绝无仅有的(钱杨二位学者从来不去任何领导干部的家)，前年向钱先生遗体告别，二三亲友中，就有夏衍的女公子沈宁。这个“多”，叫以德服人。一个人的德与才是相通的。德高可以使自己成为有容乃大的智者，有利于克服自己的片面、狭隘和孤陋。夏衍的力作《法西期细菌》中的俞实夫，就是由协和与香港的两位医生朋友为之提供了原型和录感而塑造的。 二是夏衍产量多。根据党的需要，他成了中国最早的先进电影和话剧的开拓者，创作了话剧剧本12部，电影剧本12部(含改编)，《上海屋檐下》、《法西斯细菌》、《戏剧春秋》、《芳草天涯》、《复活》、《风云儿女》、《祝福》、《林家铺子》、《革命家庭》、《烈火中永生》……精口迭出，有的已经成为艺术经典；他写的杂文、随笔、补白约6百万定，《夏衍杂文随笔集》(三联版、50万字)，不过是十分之一；还有他为报纸写的通讯、政论、时评，也有上百万字，人民日报出版社1988年出版的《时评与通讯》(约32万字)，仅占三分之一。夏衍写作时没有电脑，每天平均手工书写两三千字。夏衍坚韧不拔地苦干了大半生。不仅多产，而且因其艺术质量之高，对革命产生过积极作用。在产量多的基础上，才有望精品多。斯汤达尔产量少，留下的传世之作，仅《红与黑》而已；但看看巴尔扎克，译成中文的就有一千多万字，传世经典有几十部。 三是夏衍涉及的领域多。他在电影、戏剧、小说、翻译、新闻、杂文诸多样式以及外交、统战、秘密工作和文化领导工作诸多领域，都是干一行，精一行。他身先士卒，从不当只说不干的文艺官或新闻官。不论是长篇小说《春寒》，还是百把字的《野草》，不论使用什么艺术样式，你总能感到时代的脚步声和人民脉搏的跳动。夏衍还是一位办报纸副刊的“大王”。他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写的犀利的杂感，使人永世难望。他曾经对李健吾说：“戏剧电影对我是业余创作，我的主业是记者。”到晚年，他把珍藏了大半生的宝贵文物全部捐给了国家(其中有多幅齐白石的画)。 § 夏衍故居 夏衍故居位于杭州江干区严家弄50号。故居原名八咏堂，为五开间七进深院落，为夏衍诞生至青少年时代的活动地，现经扩建，占地一千两百平方米，建筑面积为六百平方米，采用院落式和江南名居式样。陈列室展示了夏衍一生从事电影活动的生平事迹，以及夏衍生前用过眼镜、衣物，还有名家字画等。 § 代表作 夏衍故居 创作有电影剧本《狂流》、《春蚕》，话剧《秋瑾传》、《上海屋檐下》及报告文学《包身工》，对30年代进步文艺产生巨大影响。 抗战爆发后，在上海、广州、桂林、香港主办《救亡日报》《华商报》，后辗转到重庆，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主持大后方的文化运动，曾任《新华日报》代总编。撰写大量杂文、政论文章，同时继续从事话剧、电影创作。 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文化部副部长、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席等职。改编创作《烈火中永生》、《祝福》、《林家铺子》等电影剧本，著有《写电影剧本的几个理论问题》等理论专著。 所著话剧剧本有《心防》、《法西斯细菌》、《复活》、《戏剧春秋》、《方草天涯》等。著述甚丰，有《夏衍剧作选》、《夏衍选集》、《夏衍剧作集》、《夏衍电影剧本集》、《夏衍杂文随笔集》、《夏衍论创作》等。1994年10月，国务院授予“有杰出贡献的电影艺术家”荣誉称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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